文/严杰夫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自请离京，退居西安和洛阳编撰《通鉴》。由于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后世把这套书称为《资治通鉴》。事实上，以史为鉴，始终都是中国知识分子执守的一个重要传统。这种传统近可追溯到司马光，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孔子编修《春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记录，在文字的“微言大义”中，给统治者执政给予批评和建议，始终都是传统知识分子最为看重的价值。
在“清议”变成大家眼中的“空谈”，甚至会遭人白眼的今天，要在知识分子中，再去寻见这样的传统，似乎有点困难。不过，仍然还是会有一些人，偏偏就是怀抱一腔“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感，要去质疑当下的问题。在他们身上，我们似乎还能依稀看到士大夫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影子。朱幼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翻开朱幼棣《后望书》的第一页，我们似乎就能闻到他身上那种书卷气的“味道”。在第一章，他的笔锋直接指向了中华文化的心脏地带——河南三门峡。三门峡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三门峡大坝而得名，作者的眼光自然是落在这个“黄河第一坝”上。然而，由于三门峡地区是夏商两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可谓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之一，在这个历史沉积丰富的地区，建造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究竟是“把黄河的事情办好了”，还是只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却使得大片的历史遗迹被遗憾的抹去，才是作者想提出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寻古和“后望”中，作者表达着自己的忧虑。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知识分子式的忧虑贯穿了整本《后望书》。这种“忧虑”，是与中国传统历史中的士大夫精神相通的。封建时代，在帝王面前敢于表达自己的忧虑自然需要勇气，因为这往往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在当下，在众人面前表达忧虑仍然需要勇气，面对盲目的大众去发出不同的声音，召来的却常常是不满和愤恨。所以，正是传统遗传下的责任感，给了朱幼棣这种勇气。
朱幼棣继承的这种传统，不仅仅体现在对历史事件的忧虑中，还体现在对人文的关怀，对民生的叩问中。在《后望书》的十章中，每一个质疑的最终落脚处，似乎都在于人文和民生。无论是在新旧之间的挣扎北京城，还是西北水危机背后凸显的社会对于生态的无知，及至于对南水北调、三峡移民这种战略工程的质疑，作者最为关心的始终是，在国家急速发展中，在现代化的“大跃进”中，中华民族的根基是不是还依旧扎实，国人生存的环境是不是在得到改善。这样来看，朱幼棣的这种忧虑，体现的不仅是现代与古代的碰撞，更是理性和启蒙，与盲目和愚昧之间的角逐。
自然，也应看到作者与封建知识分子间的区别。作者关注的早已不是儒家士大夫研究的“帝王之学”，而是现代社会发展中真正的民生和谐。所以，这本《后望书》，不再只是如司马光那样，刻意去为帝王编写的教材；也不是学孔子在字里行间“微言大义”地去借古喻今。所以，他能够在纸张间大声地抛出自己的质问，正如他直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样。
作为一个曾经的矿山技术员，作为一个曾经的国家通讯社的记者，也作为一个曾经的高层官方智库中的一员，朱幼棣的身上重合着传统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两种品质。无论是“清议”也好，亦或是“针砭时弊”，朱幼棣所作的这种“后望”，想必是为完成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诚然，如朋友吴晓波所说的，他“自也逃不过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但这个时代里有了他的声音，就有着必要的价值。
《后望书》：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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