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科学

1944年11月17日，美国总统F.D. 罗斯福给战时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万尼瓦尔·布什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就如何能把从战时的经验中已取得的教训运用于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问题提出意见。这份建议，就是1945年7月公布的《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万尼瓦尔·布什向美国总统H.S. 杜鲁门提交的一份科学报告——这份报告建议政府承担起促进科学和工程中新知识的交流和科学人才的培养的责任，同时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诞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从战前的世界工业第一强国到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科学与技术的第一强国的转变。
复习历史可以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并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但却并非科学强国。当时世界的科学技术中心仍在欧洲，美国注重实用的技术，但却对基础科学和纯科学研究相当的忽视。美国人关注的是实用的东西，在他们看来，理论科学与基础科学似乎离实用的技术还很远。需要清楚的是，基础科学是应用技术的基础，没有夯实的科学研究根基，技术的大厦是不可能稳固的。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发明了原子弹，并且直接促成了日本的投降，但作为原子弹的科学基础，却与美国人没什么关系，那些璀璨的名字——爱因斯坦、波尔、海森堡等——都是在欧洲这篇科学的土壤上培育起来的。
好在美国人是知道反思的。在那个弥漫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美国社会里，仍然有一群有理想的人在为国家思考着。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这份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明确的指出，美国必须优先发展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将导致出新的知识。它提供科学上的资本。它创造了这样一种储备，而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今天，基础研究已成为技术进步的带路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了。……一个在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竞争中所处的地位将是虚弱的，而不管它的机械技术如何。”布什的这段话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应非常简明的阐述得非常清楚，60多年前的这句话也已经被这60多年来实际科技和经济的格局变化所证实。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新的世界工厂，但每当我听到说中国是世界工厂的时候，我并不感到自豪，取而代之的是更深的忧虑，因为这正应了布什的那句话，在科学技术上依靠别国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竞争中只能处于弱势。朱镕基前总理那句让人振聋发聩的话时时在我的耳边回响，我们卖一亿件衬衣才能换来一架波音飞机。我们是世界的工厂，但我们却处于世界工业产业链的最末端，赚取的是通过高能耗高人力取得的低附加值产品。就拿现在最火的苹果公司的iPhone4手机来说，有报道指出 ，一部售价600美元的iPhone4，所需材料成本约为187.51美元。其中，约80美元的材料是韩国的产品，美国、德国和日本一些公司则提供另一些材料。将这些元件进行组装的富士康等中国组装企业，则只得到每台6.54美元的酬劳。而拥有技术专利的美国苹果公司在每台iPhone4上的获利高达360美元。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被历史所证明，而我们又应该做一些什么呢？布什在1945年所关注的事情在今天仍然是科学界所关注的主题。政府内部的科学研究、工业研究、医学研究、军事研究、人才的培养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这仍是当今世界各国科学研究的焦点。但在这里，布什所强调的重点是基础科学的研究，或者说是纯科学的研究。应用研究常常能够被很好的激励，因为应用研究与产品有着最直接的联系，而产品就意味着市场，就意味着利润。因此，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无论是组织与个人，在应用研究方面常常是不惜余力的。但基础科学或纯科学研究则不同，“不考虑使用目的”的纯科学研究往往研究周期较长，并且没有与利润直接挂钩，所以“在要求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必然会排斥纯科学研究”。因此布什在报告中通过详实的调查与分析，向世界证明并让美国政府相信，基础研究在与疾病的斗争中、在对国家安全的保障中、在对公共福利的促进上都有着及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提醒政府应该承担鼓励科学知识的涌现和青年人的科学才能培育的新责任。他告诉我们，“如果没有科学的进步，那么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不能保证我们作为现代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兴旺、繁荣和安全”。
在这份报告提交的5年后，美国杜鲁门总统终于签署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基金会开始对生物学和医学、数学、物理学和工程科学等基础科学进行支持。但事实上，基金会对基础科学的支持并没有排斥社会科学，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就已经在有限的基础上对社会科学进行资助，包括了人体人类学、功能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心理语言学、人类生态学、人口统计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和社会地理学、经济学、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其中，也包括了我现在所学习和研究的专业，社会心理学，但从我现在所了解的国内心理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并没有被了解，因此心理学研究所受的重视程度仍旧很低。
心理学研究对于科学和社会的意义很多人并不了解，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我向别人介绍我是一名研究心理学的研究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并不是关注我研究的具体内容，也不是问我我的研究有何意义，而是问我一个看似很正常却又非常无厘头的问题，“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要知道，真正的心理学研究，并不关心一个人在某个时候具体在想什么，那是江湖郎中算命先生关心的问题，而心理学研究在病理机制、大脑神经、感知认知、教育发展、社会管理的众多意义与重要性被忽视了。而大部分学术基金对于心理学研究的支持，看重的是我们在得到资助的一年或两年之后，能不能发表出有影响的科学论文。我想，将发表有影响的科学论文作为评判我们研究的标准，相对来说还算一个比较有科学的指标，总比只关注论文的数量而不关注质量和影响要好。但问题在于，大多数真正有影响有价值的研究，都是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和研究得到的，希望立竿见影快产高产这本身就与高质量研究相矛盾。要知道一个人的心理发展和性格养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的研究，常常也需要与之相对应的长时间的随访。我们能看到在当今的心理学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很多都是基于上万的样本量，对被试进行了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跟踪，这样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非常可靠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这是仅凭在大学里找一两百个大学生填几张问卷就得到的研究结论所无法企及的。但在目前国内对心理学研究的资助体制下，很难有学者能够潜心十年来做这样的研究，因为过了一两年还没有论文发表，资助早就取消了。
国内心理学的研究状况不容乐观，那其他的学科呢？没有经过严谨的调查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一个现象是大学里都能看到的，那些与“挣钱”紧密联系的学科得到的各类资助是最多的，拥有最多最新的办公楼，最豪华的办公室，各方面最受重视，而与“挣钱”联系不这么紧密的学科，科研条件和办公条件都相对落后，受重视的程度也较低，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的大学里面，最豪华的办公楼总是经济、法律、工商管理相关的。见到这样的现象，总是想问一下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很多，但从布什向美国总统提交的报告的思路来看，目前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着与上个世纪初美国相同的问题，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盛行。当今的中国，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经济效益，能不能挣钱变成了经济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普遍关注的焦点。所以很多高中生在填大学专业志愿的时候，不是关注自己喜欢什么、感兴趣什么，什么专业毕业后能更挣钱变成了主要的衡量标准；很多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不是关注自己的好奇心在哪里，而是将能够申请到经费基金作为主要标准；很多教员在工作的时候，不是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授课，而是将出门走穴赚钱作为主要的工作重心。这正应了布什在书中所说的，“在要求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果的压力下，应用研究必然会排斥纯科学研究”，而我们的状况更加严重，别说纯科学研究，就连应用研究都那么脆弱，看看风靡全国的各类山寨产品就知道。
因此，21世纪的今天，重读布什在半个世纪前所撰写的报告，仍然感触深刻。美国已经从二战前“重应用轻基础”的道路上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科学的中心，而我们正受转型之扰，在基础科学研究的道路上艰难前行。但只要不放弃，就还有希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明白，“没有科学的进步，国家的繁荣将衰落；没有科学的进步，我们不能指望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或者给我们的公民以日益增加的工作机会；没有科学的进步，我们将不能保持我们反对专制政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