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下全舆总图》的质疑

　　《古代地图密码》这本书基本和孟席斯的《1412中国发现世界》一样，对其中的内容无法提供历史和文献方面的考证，因此不能算作自然地理著作。
　　这本书的全部观点都建立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由一位叫莫易仝的制图者绘制的《天下全舆总图》之上，这张地图据说是永乐十六年（1418年）《天下诸番识贡图》的复制品。
　　我是一位研究明代早期历史的业余人士，所以对于明朝1368（洪武元年）年到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的历史有一定了解。又由于有写作计划，所以对这段时间内除明朝以外国际上的其他大国历史也有一定了解。
　　我看了《天下全舆总图》后，觉得伪作嫌疑很严重。主要体现在这几点：
　　一.关于“大清海”和“女真”的疑问
　　首先这张地图在北京和南京都保留了”北直隶“和”南直隶“的字样，这是明朝永乐迁都之后的称呼。地图连清朝满人的发源地”女真“的字样都保留了。要知道，满族人在建立后金之后就不再称呼自己为女真人，因为女真有很多部落，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不一而足。在后金建立之前女真人内部厮杀不断，仇怨似海。清统治者因此需要弱化八旗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治，所以改称自己为满族，所居地叫满洲。因此这张地图在中国陆地上的观点可以概括为明朝统治者的观点。但在海上，出现了“大清海”，这又是清朝统治者的观点。这不能不让我产生疑问：清朝统治者是不是认为海洋比自己祖宗的发源地更重要？不纠结于“女真”与“满洲”、“建州”的区别，非要去在意那片他们对内部百姓封锁了几百年的海洋？
　　
　　2.关于“湖南”和“湖北”的疑问
　　既然上文提到，这张地图在陆地上是明朝统治者的观点，那就不能不提湖南、湖北与湖广的区别。
　　《明史》中说：“湖广《禹贡》荆、扬、梁、豫四州之域。元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治武昌路，又分置湖道宣慰司治天临路属焉。又以襄阳等三路属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又分置荆湖北道宣慰司治中兴路并属焉。太祖甲辰年二月平陈理，置湖广等处行中书省。洪武三年十二月置武昌都卫。与行中书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卫为湖广都指挥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领府十五，直隶州二，属州十七，县一百有八，宣慰司二，宣抚司四，安抚司五，长官司二十一，蛮夷长官司五。为里三千四百八十有奇。北至均州，与河南、陕西界。南至九疑，与广东、广西界。东至蕲州，与江南、江西界。西至施州，与四川、贵州界。距南京一千七百一十五里，京师五千一百七十里。洪武二十六年编户七十七万五千八百五十一，口四百七十万二千六百六十。弘治四年，户五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口三百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历六年，户五十四万一千三百一十，口四百三十九万八千七百八十五。”
　　《清史》中又说：“湖北：禹贡荆州之域。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旋设湖广巡抚及总督。清康熙三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府八：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湖南：禹贡荆州之域。明属湖广布政使司，置偏沅巡抚。清初因之。康熙三年，析置湖南布政使司，为湖南省，移偏沅巡抚驻长沙。”
　　因此，湖北、湖北单独为一省是在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也就是说湖南和湖北在明一代根本没有分开过，一直保持到清朝顺治年间，它一直就是一个湖广布政使司（或者说湖广省）。既然陆地采用明朝统治者的观点，又何来两湖分家之说？
　　
　　3.关于“高丽”的疑问
　　明永乐16年朝鲜半岛为朝鲜李朝第二任国王李芳远统治，朝鲜李朝创立于其父李成桂之手。李成桂在之前的高丽一朝担任双城总管府一职，后来统一朝鲜半岛，遣使来明朝进贡，请朱元璋封他为王。却被朱元璋指责说他是篡位。李成桂上表，取了两个名字作为新建国家的候选名称，请朱元璋裁定：“朝鲜”（古朝鲜国名，取朝日鲜明之意）、“和宁”（李成桂之父李子春就仕之地，取和睦安宁之意）。
　　朱元璋选取了前者“朝鲜”，但没有给李成桂册封。明朝正式册封李氏子弟为朝鲜国王是之后李芳远时代的事情。
　　在这张图里，明朝皇帝亲自给李朝选定的“朝鲜”变成了前朝的“高丽”实在是奇怪。举个例子，后世乾隆把西川看做了四川，把浒墅关读成了许墅关，臣子们尚且不敢该一字，只得将错就错。请问这张图在明朝的原作者敢不敢使用“高丽”这两个字？朱棣是不是比乾隆仁慈很多？犯上不用杀头吗？即使在清朝，直到近代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李朝也是一直使用“朝鲜”二字作为国名，没有改回去叫“高丽”的记载。
　　
　　4.关于一些地名不符合事实的疑问
　　天竺，“天竺”是中国古代唐朝之前对印度半岛诸国的称呼，唐代高僧玄奘西行之后在其著作中始称印度，这一称谓沿用至今。可见这张古地图的作者根本不知道名称在历史上的革沿这种事情。包括《昆仑》的作者凤歌都在以宋末元初为背景的作品中把印度称为“身毒”。要知道这些印度的旧称在唐代之后早就不用了，我们的这些学者、作家真是何其荒唐！
　　
　　琉球，“琉球”在元代指今日的台湾，到了明代台湾先后有“东番”、“北港”、“鸡笼山”的称呼，但就是不叫琉球。据苏继庼先生的《岛夷志略校释》（1981年中华书局版）记载：“台湾《元史》作琉求，似皆由其南部有区域名浪峤而得音。入明代，琉球为冲绳岛之专称。清代因之。”这张古地图很可笑的把台湾标注为琉球，是因为历史知识的缺乏吗？
　　
　　婆罗山，史籍中没有婆罗山，只有婆罗国、婆利国和勃泥国的记载，即今日的加里曼丹岛。此岛在元人所著的《岛夷志略》和清人的《明史》中称呼为渤泥，民间亦有婆利、婆罗洲之称，但就是没有婆罗山这个称呼。
　　
　　日本，图中称为“倭奴”，这是日本的旧称。宋、元、明、清四部史籍都称呼日本国为日本。元征日本而不得，尚没有贬称日本，明朝永乐地图为何要贬称日本？
　　
　　5.一些贡国和重要地名的缺失（由东向西排列）
　　贡国的缺失对于明朝的百姓和我们来说，都不是重要的问题。但对于朱棣来说就是大问题了！他为什么要派郑和下西洋？真是为了“怀德化而柔远人”吗？恐怕耀武扬威，制造万国来朝的天朝盛世以满足他个人的虚荣心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贡国的缺失就是要杀头的罪行了。
　　吕宋，今菲律宾北部，明朝重要的进贡国。地图所示区域为空白，完全可以标记。
　　苏禄，今菲律宾南部，明朝重要的进贡国。地图所示区域为空白，完全可以标记。
　　爪哇，今爪哇岛，明朝进贡次数第三的国家。地图有此岛，但未标记。
　　暹罗，今泰国，明朝进贡次数第二的国家。在真腊以西，地图区域完全可以标记。
　　旧港，今苏门答腊岛南部地区，明朝永乐年间为“旧港宣慰使司”，地位和中国内地的土司一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图中凭空消失，留下大片空白。
　　满剌加，今满剌加海峡一带，明朝时期是重要的商业中转港，香料贸易的中心，大中华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汇地。郑和下西洋的仓库和兵营均设在此处。地图中凭空消失，留下大片空白。
　　锡兰山，今锡兰，地图上没有标记。印度以南的一岛疑似为之。但郑和明朝永乐年间的绘图技术既然能够确定台湾、海南和大陆的距离，难道会对锡兰和印度的相对位置如此模糊？
　　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一带，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与达伽马共同在此去世。永乐时期明朝船队在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中转站，郑和舰队去红海、非洲的补给站。
　　
　　以上是我一家之言，关于《天下全舆总图》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在文字学、社会学方面提出了林林总总的质疑，收藏者一概不能回答。既然如此多的质疑排除不了，那《天下全舆总图》难免有伪作的嫌疑。因此以此图为基础写作的《古代地图密码》又有几分可信性？我看姑且只能当一部架空小说看一看。
　　其实我国在古代的地理著作浩如星汉，比如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就是一部可以和《马可波罗游记》相提并论的地理巨著。其中提到了渤泥以西的致物国（今苏拉威西岛）、地问岛（今帝汶岛）等等，甚至当时不为西方世界所知的澳洲也有提及。当时中国水手到达今澳洲的达尔文港后，为这个小小的地方取地名为麻那里，后来沿澳洲北部航行后，发现这里地域很大，于是将整个岛屿取名为罗娑斯。又认为这是一片地球最南的土地，可以一直通向南极，所以又叫“绝岛”。汪大渊此人对待著作极为认真，书中曾自述：“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为它作序的泉地方官、著名文人张翥说： “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慢信乎其可征也。”另一作序者，泉州方志主修吴鉴说：“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即《泉州路清源志》）之后。”后来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说：“随其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学者在自然地理著作中治学严谨，丝毫不下于今日的自然地理学者。因此我们要考证中国古人的航海辉煌，也要在正统历史文献和经得住考证的资料上进行。一旦考证成功，我们便可以推翻西方主导古代大航海的历史，全世界华人也会为之骄傲。反之，如果心术不正，弄出些似是而非，甚至是偷梁换柱的东西来，西方社会也会为之耻笑，尤其当作者是中国人的时候。
　　今年是汪大渊先生逝世700周年，想到他两入西洋，“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的言行，当今社会的某些人与之相较，实在是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