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年底的最后一天，我醒得特别早，以至于以为自己还在做梦。我记得我房间里有妈妈的味道，记得她穿的睡衣就放在我的床尾。她在那里做过什么呢？ 然后便是窗台前的雪，整栋房子里的灯光，拖着地走的脚步声，以及那个受伤的生灵的呜咽。 “不！！！” 我穿上拖鞋，虽然穿反了，但也来不及调换过来。我双手推动着，门吱嘎作响，直到我在走廊中间看到他，在圣诞树旁边。 那是我爸爸。 他是我童年的橡树＊ ，却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给压得像柳树一样弯着身子，还得靠两个陌生人夹着他的胳肢窝才能站稳。 他当时穿着妈妈送给他的那件绛红色的居家服。在腰带的位置上拴着一条帐篷绳。他一跳一跳地移动着，弯曲着身体，踢着步子。 他一发现我，就低声对那两个人说：“这是我儿子……请你们把他带到邻居家里去。” 他的头向后耷拉着，身子撞到了圣诞树。一个带着玻璃翅膀的天使失去了平衡，摔到在地毯上。 ❤ ❤ ❤ ❤ ❤ ❤ 陌生人沉默无语，但是很客气，他们把我安置在楼梯平台的另一边，一对退休夫妇的家里。 他们是提里奥和帕米拉。 提里奥穿着他那件条纹睡衣，在它一成不变的罩护之下面对生活，享受着年久不愈的耳聋带来的宽慰。他只能通过写字与人交流，但那天早晨他却拒绝回答我在报纸边上空白处用印刷体潦草写下的问题。 妈妈 去哪儿了？ 他们 抢 走了 爸爸吗？ 那些强盗应该是在夜间进到了家里……也许就是架着他的这两个人？ 帕米拉出现了，提着购物袋。 “爸爸有一点头疼，孩子。但是现在好了。那些先生是来给他看病的医生。” “他们为什么没穿白大褂呢？” “他们只在医院里穿。” “那为什么是两个人呢？” “急诊的医生总是两个人的。” “啊，对呀。这样，如果一个突然生病了，另一个可以治好他。妈妈去哪儿了？” “爸爸陪她去办点事了。”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很快的，等着瞧吧。你想来一杯热巧克力吗？” 妈妈不在，我就只好满足于巧克力了。 ❤ ❤ ❤ ❤ ❤ ❤ 几个小时之后，父母最好的朋友把我带去照看了。 他们是乔治和吉奈塔。 我从来都不能把他们分开来考虑。妈妈和爸爸是在他们的婚礼上认识的，这情景一直促使我的小脑袋不停地运转。 “妈妈，你听我说：如果乔治和吉奈塔那天忘记带你去派对了，还能是你做我亲爱的妈妈吗？那天被邀请的人会不会变成另一个人呢？” 我有说不完的话，尽管这些话就像手工匠的围裙一样，满是破口和补丁。 “您儿子能用这种工具说话，真是个奇迹。”儿科医生向妈妈解释道。 “医生，说到奇迹，现在需要的是另外一个：能够让他时不时地安静下来。”她回答道，“看他这么能说，早晚会变成律师的。” 我并不认同。我想不再说话，开始写作。每当我认为某些成年人对我评价不公时，我会在他的下巴下面挥舞着圆珠笔说：“长大后，我要把这一切写进一本叫作《我是孩子》的书里。” 书名可以改得更好，但这书将会是一颗炸弹。 事实是我本想成为一名画家。六岁的时候，我已经画出了我的最后一部杰作：《妈妈吃葡萄》。那串葡萄比妈妈高一倍，每粒葡萄就像是圣诞树上挂的彩球，妈妈的脸跟葡萄粒一模一样。 她把这幅杰作挂在了厨房里。每当有亲戚来访，她就骄傲地向他们展示这幅画。从他们困惑的表情里，我得到了第一个真实的答案：我从来就没有绘画的天赋。对于我内心的世界，我应该试着用言语去描绘。 ❤ ❤ ❤ ❤ ❤ ❤ 在乔治和吉奈塔的家里，我们共进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顿晚餐。尽管我试图活跃谈话气氛，但在吃完奶油面条和小牛排之后，刚到晚上九点，我和他们十三岁的儿子就被打发到了上下铺的床上。 没有人说要给一块圣诞蛋糕，也没有人给个合理的解释。妈妈和爸爸他们去办事了，像今天早晨那次一样，或者也许跟另一次办事一样，反正同样都很神秘。而我们就该立即上床睡觉。 我记得我上铺同伴均匀的呼吸声。午夜的火光，透过没有完全拉下的金属遮光卷帘，星星点点地照亮这间黑暗的幽禁之地。 被轰进被窝之后，我睁着眼睛，脑子像着了魔的旋转木马一样转个不停，不断地问着自己：我在圣诞节期间究竟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竟然受到了这样的处罚。 我撒过两次谎，有一次没有好好回答妈妈的问题，还有一次踢了里卡尔多的屁股一脚。他住在三层，是一个尤文图斯队的球迷。 我并不因此而感到特别内疚，尤其是对后面那件事情。 ＿＿＿＿＿＿＿＿＿＿＿＿＿＿＿＿＿＿ ＊意大利人这样比喻能为子女遮风挡雨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