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个孩子——婚姻与家庭

保罗必须将精子射在一个小容器里。医生同意让他在家里进行,但之后必须尽快将精液送到医院,而且还要在体温状态下保存。保罗将那个小小的塑料容器揣在怀中,就像怀抱一只早产的小猫。交给医生时,他有点尴尬。在透明的容器里,精子看起来只有那么一小点。也许别的男人射得更多。但保罗的尴尬纯属自找,他们只是例行公事将其收下,没有人无聊得将精子拿到光线底下,不怀好意地嘲笑一番。结果很快出来了。游动精子的数量很足,质量和活力也没有任何异常。保罗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我咬了咬牙。对女人可没这么简单。导致不孕的原因简直无穷无尽,而且不是每种都有迹可循。 首先我要接受生殖器检查。这个一点问题没有,我查过很多次了。我的子宫相当好使,摸起来也很正常。妇科大夫相当肯定地对我说,这让我好受了点。想象一下,假设他说:“女士,你的子宫似乎有点问题!”虚荣心根深蒂固,没有人愿意听到这样的话。 然后是“精子存活率检查”。我们必须在医生指定的时间内行房,一天之后医生要检查精子是否还在我子宫内活着。有些女人的问题在于,伴侣的精子一进入她们体内,马上就会被消灭殆尽。我当然不想这样。担心销毁“证据”,那天早上我不敢冲洗。当我对医生张开双腿,我们交合的私密味道扶摇直上,冲向医生的鼻孔。这个气味会让他兴奋吗?还是难受?或者作为妇科医生,他们早已对各种体味习以为常?反正我的医生一点反应也没有。谢天谢地!精子完全能在我体内存活,我和保罗的“化学反应”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是最后也是最不舒服的一项检查:在我的子宫和输卵管注入一种显影剂,根据屏幕上的成像,判断输卵管是否有阻塞。我事先就得到警告,由于液体对输卵管施加的压力,这项检查可能有点疼痛。他们并非夸大其词,那感觉就像我体内有颗气球要爆炸一般。我竭力忍受,直到我说真的要炸了。还好只要一停止注入液体,那种疼痛感就消失了。我目不转睛盯着屏幕,但那些图像的意思我一点不懂。随后我开始头晕难受。保罗当场就拿到了结果:左侧的输卵管完全畅通,右侧则有点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让怀孕的几率降低了一半。所以,我久久不能怀孕,真是其来有自。但反过来说,三年前我的那次怀孕——虽然结局悲惨,证明我并非没有生育能力。说了一堆车轱辘话,医生的意思是让我千万别丧失信心,反倒要更耐心才是。根据医生的说法,女人在接受过这种“润滑”检查后,通常三个月内就会怀孕。 我们像三十多岁的人一样行事。前途难以琢磨令人忧心,但又充满新鲜和刺激。我们也准备买房子结婚。以前我还认为,这样的事只有守旧古板的中产阶级才会去做,现在我觉得与头脑简单和守旧古板完全没有关系。大千世界凡夫俗子莫不如此,那些自我标榜另类的潮人也概莫能外。以前我认为婚姻是一种压迫性的枷锁,发明出来就是为了限制个人自由。本质上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但同居和结婚几乎没有区别,而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多年了。你总要生活在某处,不管租房还是按揭。 与保罗同居多年的经历,让我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看待自由和独立。绝对的自由毫无价值,那与冷漠没有区别。我还是这么认为:保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我最想与之共度此生的一个。我们既然在一起那么多年了,那为何不结婚呢?婚姻是爱情的公开表达,说明你想和那个人共度一生。也是盛大欢庆的一种借口。我们好多年没办过派对了。掐指一算,我们在一起都有十年了,是该好好庆祝一番了。再说正是因为没有人预料到我们会这么做,结婚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更别提有好多人都是结了婚才怀孕的。 结婚的日子还未敲定,可怀孕试纸明白无误告诉我是阳性反应。我飞奔去找保罗,好让他亲眼看见。一个小蓝点说明你没有怀孕,两个表示有了——我兴奋地向他解释。他一开始还不信,直到读了说明书,才承认说根据这种检测方法,我确实怀孕了。但他还是不为所动:等着瞧,看事情怎么发展。 我得意洋洋。最重要的门槛已经跨过:怀孕已成事实。我们努力了那么久,终于有了结果。至于事情如何发展,到时便会知道。现在我可不想杞人忧天,自找霉头。即便不能无忧无虑,至少也能高兴一下我终于又怀孕了。这回我可不买小孩衣服了,也不费力去想名字,更不去想他长什么样、抱在手里是何感觉。我期待但又无所期待。一个不可能的悖论。 我们看中的房子在哈勒姆。在阿姆斯特丹买一套带花园的房子,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范围。而且从长远看,临近大海和沙丘的哈勒姆,对小孩子更有好处。那套房子很大气,有自己的花园,装有法式落地窗的大阳台、十九世纪晚期的风格,镶有铅框的玻璃窗,天花板上还有大量独特的木雕和装饰。整体气氛和我们在派普区的房子很像,但一切更宽敞、明亮和精美。我闻到了木头和幸福的味道。 我们最担心的是,房子会不会太大了。但大家都说,房子大可不是问题。我们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想象将来怎么安排才合适。我情不自禁对保罗说:“这里做婴儿房不错。”马上又自我修正:“做书房也很好。”保罗笑了笑,一只手轻轻从我肚子上滑过。 安娜和她小女儿上我家吃晚饭。通常她每次都会带瓶好酒,这回却带了株植物。我正要放下,她突然说:“他们管它叫‘早生贵子树’。”听到这名字,我就小心留意这树。它细小而娇嫩,毫无异常之处。正常情况下,如果像以前那么粗心大意的照料,我敢保证它活不过两礼拜。现在我将在家里给它一席之地,好好善待它。我将之视为对我能力的一种考验。如果它能活下来,我肚里的孩子也没问题。 鉴于我的“怀孕史”,医生同意让我六周后就去做超声波检查。似乎这么早期,他们就能侦测到我子宫里的心跳活动了。我神经兮兮地去医院,做了这么多次检查,我已是这里的常客。我一到妇产科,他们就让我直接进超声波检查室。我躺在那张再熟悉不过的床上,张开双腿,突然好奇地想知道:他们怎么称呼那些负责做超声波检查的工作人员。一定不会是“超声波师”。那是什么?我没有勇气开口问。现在我最想做的是让那位“超声波师”——或者叫别的什么——分心。她正辛勤地在我子宫里搜寻一个胚胎。时间也太长了吧!难道她是刚出道的新手?换作我,在小小的子宫里也不会迷路。“超声波师”——要是名片上这么印——会不会太奇怪了?或者这么做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女子医院的超声波师。”她还是一言不发。难道又出什么错了?“你真的确定自己怀孕了吗?”终于开口说话了。 “怀孕试纸显示是阳性。”我说,“那种检测应该是可靠的吧?” 她点点头,又一次左右来回移动手中的器械。那东西真像自慰器,但绝对不会引发任何情欲遐想。 “嗯,子宫内膜比平常要厚。”超声波师说。“那显示有怀孕迹象。但我找不到胚胎。那可能是因为怀孕时间比你预估的要晚,所以现在还看不到胚胎。”简直难以想象，这怎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都算准了时间,不敢草率从事。 她给了我一个文件袋,里面有她的笔记,让我稍后交给我预约了要看门诊的妇产科大夫。在候诊室里,我看了她的笔记。自己的病历有什么不能看的,但我还是心有不安。我的眼睛停留在“extrauterine gravidity”这个词组上,后面还打了一个大问号。我在学校学过拉丁文,心一下子碎了:她怀疑我是子宫外孕。 大夫看了照片,让我再做一次生殖器检查。但结果一如既往的正常和完好。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问——部分是为了掩饰我看过笔记的行径,部分是因为紧张。他让我再去检测室抽些血样。 第二天我打电话询问检查结果,医生连珠炮似的吐出一番独 白。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但看起来我们好像在处理一次将无法正常发展下去的妊娠。胚胎好像卡在我右侧的输卵管里——正是我部分堵塞的那一侧。问题在于,超声波很少能确切检查出是否子宫外孕,他们不想做不必要的手术。往好的方面想就是,胚胎有可能被身体自行排出或分解。所以现在只能等上一两个星期,看看情况如何。最好胚胎能自行排出,那样就不用做手术了。如果这段时间我有严重的腹痛或流血现象,必须立刻跟医院联系。 大夫挂了电话,还不忘祝我度过快乐的一天。他究竟说了什么?我真的是子宫外孕吗?“现在下判断还为时过早”,我决定只把这句话当回事,继续埋头工作,别的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我好得很,绝不会让它把我击垮。 只是晚上回家后,我不得不再对保罗重复一遍,愁云才笼罩了我。怀孕的事还是尽早忘掉的好,不用做手术对我已是万幸。我甚至开始想,上辈子我一定是一个婴儿杀手。 这种经历太似曾相识了——等等等,再等一个礼拜,即便我们知道事态的发展已偏离了轨道。世上最可怕的莫过于等待,特别是当你知道糟糕透顶已成定局。但这次,我打死也不想住进医院,只希望不用动手术。 谢天谢地,我的工作忙得要命,我也总能设法让自己想点别的什么。几天后我感到腹痛,在医院的候诊室,我碰上了大肚子的玛丽亚。在我们交往之初,保罗和她上过几次床。那时,对于出墙、偷腥之类的艳遇,我跟保罗还未发展出一套行为准则。在和保罗好之前,我有过一把男朋友,对一夫一妻的建制嗤之以鼻。我只想尽情享受人生,保罗却恪守一次只能有一个女人的古板规矩,绝对不脚踩两只船。有一天他跑来找我,仿佛罪恶满腔,痛苦地跪在我面前坦白说:“我出墙了。” 我自己从未听过或说过这样的话。我以为这是老夫老妻才享有的专用术语,听保罗这么说,我乐坏了。与此同时,我内心也泛起了一股尖锐的醋意。我从未这么深爱过一个人,而且还假定对方也会如此对我。保罗还傻兮兮问我,是否还愿意和他交往。就算在当时,这也称得上是陈腐的老式做派了。一开始我还想,保罗是不是在装傻讽刺我,当我意识到并非如此时,我内心莫名其妙被感动了。为了我,保罗不惜斩断前缘;我对他,却不是毫无保留一心一意。这让我心生愧疚。现在他征服了我,爱情的光芒也褪去了。我认为我们不该只是这样,可能我错了。或许我也即将被牺牲掉,就像玛丽亚一样。 “你爱她吗?”我忙不迭问。不,我不爱她,我只爱你。我松了口气,但又觉得自己的骄傲受到了伤害。在男女情事中,我一向以轻佻善变自居。这么轻易转变实非我愿。但我当然不会承认,只是就事论事说:“我不介意你和别人上床,如果你也不反对我这么做。”听了这话,他浑身发抖,用发自内心的呐喊说:“不要,千万别这样!”他言语中的绝望让我好笑。我们真是天生的一对。 一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妒火中烧,简直到了极点。玛丽亚认为自己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就是保罗。真是这样,她想把孩子生下来,因为她一直想要个孩子,有个伴侣一起抚养最好,没有也没关系。保罗手足无措。他比我大四岁,也想要个小孩,虽然不一定非要在那时候。我才二十二岁,完全没有生小孩的心理准备。但如果玛丽亚真生下了他的孩子,那我一定会失去保罗。孩子将在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一种纽带,完全与我无关。一想到这,我就肚子疼。让玛丽亚大失所望也让我如释重负的是,她根本没有怀孕。这之后,保罗和我承诺对彼此忠诚,以免猜忌和不幸。 转眼十年过去了,玛丽亚得偿所愿,怀上了一对双胞胎。然而,产前检查发现了问题。孩子的成长和发育可能有些迟缓,但也可能什么问题都没有。这种不确定性让玛丽亚难以应对。不仅如此,让她怀孕的男人临阵脱逃,她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忧愁、难受、不安困扰着玛丽亚,她连工作都放弃了。现在,她靠救济金住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小阁楼里。我最初见到她大腹便便的嫉妒心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我向她述说我的遭遇:双胞胎流产,现在又是子宫外孕。幸运的是,我还和保罗在一起,工作还过得去,新买了漂亮房子。我们用几分钟时间,就打消了多年未见面的生疏。像一对老朋友,仅凭只言片语就洞悉过去。医生叫到我的名字,我们互相拥抱,彼此祝福。同病相怜下的心心相印,真是怪异!我们享有过同一个男人,曾势如水火,现在却都为我们体内发生的一切揪心。 从生理上说,男人也会受生育问题的困扰,但他们的烦恼存在于另一个不那么内在的层面。他们的生理参与就是射精,射完也就完了。他们的情绪不会受到生育期间荷尔蒙变化的影响。他们不用承受经痛、怀孕的不适,更没有生产的痛楚。对此,他们能置之度外,把所有时间和精力导向外在的东西。只有生病了,他们才会感觉到身体的存在。 女人生病的几率丝毫不比男人低。不仅如此,她们还有别的麻烦。每月五天、一年六十天,都要来月经。而这至少要持续三十年,也就是一千八百天,总共是五年!如果你生两到三个小孩,怀孕的诸多不适还会困扰你至少两年。就这样,因为生理上的原因,女人的一生白白被抹掉了七年的光阴。这还是不出大岔子的理想状况,如果上天保佑的话。“这就是做女人的报应。”熟知内情的人说。 妇科大夫认为,我腹部的疼痛可能是由于荷尔蒙的分泌造成的。因为疼痛是在左侧,而我的胚胎在右侧,所以不用太担心。 几天后,在我骑自行车去车站的路上,腹部左下侧一阵突如其来的刺痛让我几乎晕厥过去。我拖着身子尽快骑回家,给医院打电话。他们让我马上去,片刻不要耽搁。我打电话叫的士,但是至少半个时辰内都没有空车。正常情况下,从我家到医院,骑车五分钟就够了。但是这回骑了多长时间,我一点也没有印象。我还不能骑在坐垫上,只好撅着屁股、身体前倾踩脚踏板。好不容易到了医院,因为状况很糟,我在最短的时间内被送到了病床上。也可能只是我的感觉,那时我被疼痛折磨得半死,对时间完全没有了概念。有一阵子头脑还清醒,知道自己在哪,有人还问我通知哪些亲属。我只记得保罗一个,跟他们说他在海牙上班。电话打过去了,谢天谢地,保罗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马上就会赶过来。但是至少要过一个半小时,他才能赶到这里。 他们让我吃止痛药,但一点也不管用。我用尽全身的气力忍受疼痛,但不管怎么躺都不舒服,哪个姿势都不行。还要多久啊?为什么没人做点什么? 不知道什么时候保罗来了。坐在我床边,握着我的手,这下我不孤单了。又一阵剧痛袭来,我周边的一切瞬间消失。我看见医生,听见有人喊“快不行了”,然后立刻被送进手术室。手术台上有别人躺着,也马上被移走,医生决定优先给我做手术。判了死刑的人有时会在行刑前被送回牢房。死了一千次。子弹。我体内的炸弹爆炸了吗?子宫外孕可能导致输卵管爆裂,你会流血至死…… 再次睁开眼时,我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病房里,周围全是各种各样刚做完手术的人。这一定就是术后恢复室了——听到这个名词,你可能会想象这里应该是让人比较舒服的地方,虽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呻吟声、哭泣声、抱怨声,声声入耳。两名护士大着嗓门讨论一个让她们讨厌的病人。我的感官好像突然灵敏了许多。任何声音都在大力敲打我,光线、噪音,还有其他病人的样子,都让我受不了。 他们究竟把我肚子怎么着了?它像气球一样鼓胀。我希望他们都能安静下来。我想叫护士,我要止痛药,但我的喉咙又哑又痛,叫不出声来。只有做噩梦我才有这样的经历,你大声呼救,但没人听得到。为什么没人过来查看我?保罗又在哪里? 保罗回来时,我已经回到普通病房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原来护士让他先回家,因为我要在恢复室观察一阵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让你的爱人走开,当你最需要他在身边握着你的手时。而那个没用的家伙居然就这样让自己被打发走了。他们给我打了止痛针。医生说手术很成功,我的输卵管逃过一劫,他们用腹腔镜把胚胎从我的输卵管中移走。“我们开了个口子,好把胚胎拿出来。”好像这是个大好消息,他们把我的孩子生下来了。我错失什么了吗?我该不会是昏迷不醒了好几个月,然后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婴儿吧?我让医生再解释一遍,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没有切除我的输卵管,只是在腹部开了几个小口子。几天后我的肚子就会变小,现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里面灌满了气体,好让医生看得更清楚,空间更大也更好操作。过不了多久,肚子上的疤痕也会几乎看不见。 让他们吃惊的是:胚胎不是在右侧的输卵管,如他们所预料的,而是在左侧。我一点也不奇怪,我只感觉左侧痛。但这还是让我吓了一跳。我只有左侧的输卵管是好的,这回一折腾,谁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听我这么问,医生神情变得严肃。好消息之后总是坏消息:“你这辈子恐怕再也不能怀孕了。右侧输卵管本来就不通。这次手术留下的疤痕组织,也会让左侧的输卵管不像以前那么畅通。如果你再次怀孕,子宫外孕的可能性将大大提高。” 回家后我看到了那棵“早生贵子树”。它站在那里熠熠生辉,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我想放声大哭,但连这样都不可以,任何动作都会伤到肚子。我只能默默流泪,无从缓解伤悲。乔伊斯过来看我,坐在床边的椅子里。因为我还不能起身,我的视线直接落在了她高高耸起的肚子上。要是她能选择,这种场合下,她一定不愿意挺着个大肚子过来。这很像是一部平庸无趣的二流电影里的搞笑场景,但我既不能笑,也哭不出来。 我们的新房子要重新装修。一个月后,我将和保罗结婚,婚礼晚宴和乔迁庆祝将一并举行。我还在想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些——结婚、搬家,搬到哈勒姆那个又空又大的家里。我只想把自己埋在被窝里,长眠不醒。小腹里的空虚似乎完全控制了我的身躯——我什么都不能想、什么都不想要、什么都没感觉。 只有每天清晨,当我醒来,白昼还未包裹我的灵魂时,我才感觉赤裸而通透,甚至连呼吸都是痛苦的。我对自己说:赶紧起床,洗漱一番,穿好衣服,行动起来。其实这时我还应该注意休息,更不要干力气活,可一旦我自己脱离了冷漠麻木的状态,就没有什么能拖我后腿。我忙着更换窗帘和地毯,刮掉油漆,拔出钉子,洗这洗那,重新上漆,或找朋友帮忙、为他们准备吃的喝的,找水电工,将房子彻底洗刷一遍,打包,找搬家公司。所有这些我们只能在晚上或周末做,白天还要正常上班。 同时还要准备婚礼。我们和伊莎贝尔、娜塔莎商量,她俩是我们婚礼尽职的司仪,包揽了诸如承办酒席、组织乐队、寄发邀请之类的活。我的肚子时不时还感觉剧痛,提醒我不久前刚动过手术,但我宁愿想都不去想。作为“工具”,我的身体真不灵光——只知破坏不懂建设。我决定弃之不顾,重新白手起家。机械而空虚地做任何事。有时我悲从心起,忍不住放声大哭:“我太累了,实在撑不下去了。”我跟保罗抱怨。但装修的事让他忙得够呛,再说婚礼前还有一大堆事要做。我们只能继续埋头苦干,别无选择。 娜塔莎和她的男朋友也刚在哈勒姆买了房子。有一天我们正忙着粉刷房子,他们过来了,刚签下他们房子的产权。娜塔莎把我拉到一边。我有事告诉你,她轻声对我说,像在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她神经兮兮地说,她只相信我一人。原来,她疯狂喜欢上了另一个男人,就在她和男朋友刚买了房子的当口。就像一匹喷着鼻息的野马,她即将脱缰而逃。她一点也不想住在哈勒姆,更不想嫁给她现在的男朋友。一想到和他在那个房子里过二人生活,她就觉得要窒息而亡。她不想把自己活埋,辞职闪人、断绝关系、移情别恋、移居海外,这才是她想要做的。 “那你为啥还和他一起买房子?”我问。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刚在产权合同上写下我的名字,我就后悔了。我确切地知道,我根本不该签名,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得告诉他,我反悔了,我们结束了。” 几天后她跑来告诉我,她把事情都搞定了。他们马上要把房子卖掉,她也辞职了,很快就要移民。她好像变了个人,浑身洋溢着激情和活力。我看着她,心里又钦佩又嫉妒。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像娜塔莎那样,短短几天就把束缚自己的一切枷锁打碎。我也希望能把一切都置之脑后,尤其是我的腹痛、我对人生的厌倦和我无力享受生活的缺陷。我也想那样容光焕发,谈情说爱,挣脱枷锁,自由生活。但我并不急着要另一位男友、另一项工作、另一套房子、另一个国家。我还是不能摆脱枷锁,因为那是我自己的身体,而这是它第二次如此冷酷对我。敌人就在我体内,由内往外,破坏我的人生幸福。 “你没事吧?”娜塔莎问我。看到我面无表情,她突然有点担心。 “我还是要结婚,把自己埋在这个乡下小镇。” 我们的婚礼见证人之一把他的角色看得很重。他很高兴能成为我们的见证人,但他想确定我们关系良好。他知道我们不能怀孕的问题,知道我在流产后对保罗心生怨恨。他认为我看上去很不高兴,保罗又不够支持、照顾我,像他本分该做的那样。在他看来,我们应该一起去看心理医生。不能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让我们的关系限于停顿状态,这丝毫无助于我们解决这种戏剧化的事件。 而这正是我现在确切想要的状态。我不想无休止地应对我将越来越难以正常怀孕的事实。这让我无比难受,我现在还没有能力面对它。先让我熬过腹痛期,让我们把房子装修好,把婚结了。我实在没有心情谈论我和保罗的关系问题,对我来说,还能站立已是万幸。朋友们和我们在一起,在装修房子、组织婚礼上,为我们提供实际、有用的帮助。保罗心灵手巧,自己就能铺好漂亮的木地板,给墙壁上泥。那位见证人觉得难以置信。 我们关系良好,我一再向那位见证人保证,但说实话没有太大的说服力。是的,我们在一起十年了,大部分时间开开心心的,偶尔有点小矛盾,就像现在这样。但这是我们不能结婚的理由吗?那位见证人更困惑了。我也不觉得这听上去特别的浪漫。 自从上次闹翻了后,我们都学会了一些事情。保罗现在明白,只要他不在我危机的时刻流连酒吧,就能少听我许多抱怨。我也知道在紧急情况下,不能指望保罗对我想要的心领神会。对这点我自己一定要心里有数。上次手术完回家后,我特意交代保罗,前几天他一定要待在家里照顾我。我让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跑过来看看我,握握我的手,跟我说些好的。有时他来得不够勤,我就在床头装了个闹铃,好使唤他。这样一来我们都很高兴:我得到了想要的照顾,保罗不用看我脸色听我抱怨。 保罗能自己想到这些当然更好。当你感觉虚弱,却还要一人操持全局时,这当然很难,但也别无他法。不过保罗身上有一些优点,可以弥补不足。他的幽默感和高瞻远瞩的能力,即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完好无损。我能用这些优点帮助自己。一个人不仅需要支持,还需要分散注意力。保罗不会给我机会,让我消沉抑郁下去。没事刷刷屋子也有极佳的治疗效果。那位见证人还是不怎么信服,但他愿意姑且相信我们。 婚礼那天我光芒四射。我穿了一件大红的露肩礼服,上身是紧身马甲的设计,下身是前短后长的蓬松裙子。这件礼服让我改了两回:头一回是预备怀孕时穿的,改回来后,这几个月我却因为压力大增身体不断消瘦,体重完全降到了正常水平之下,不得已又送去改了一回。但结婚那天当我醒来时,我完全不觉得疼痛,不感到疲倦,也没有流泪。就像一个过生日的小孩,我热切期盼着这一天可能带来的一切。 伊莎贝尔和娜塔莎像两只母蜂,在我身边嗡嗡乱叫、窜来窜去。她们帮我穿上那件贴身礼服,又在最后时刻,用沾湿的手将我脸上化开的妆抹掉。我母亲紧张地摆弄花童和伴娘头上的花饰,她们穿着洁白的礼服,可爱得难以置信。 “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裕或贫穷,健康或疾病,快乐或忧愁,我们都将互为彼此的一部分,一起面对人生的一切……”突然之间,这些老掉牙的陈词滥调深深打动了我。保罗没有说习见的“我愿意”,而是强调说:“我绝对愿意。”我瞥了他一眼,看他是不是在作秀取乐,但他认真极了。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从未想过,我们会把这个仪式看得如此之重。当保罗将戒指套上我的手指时,我的手禁不住在颤抖:那是一个漂亮的三色金戒指,中间镶着一颗小小的钻石。 当我们走出礼堂,阵雨般的大米从天而降。我尽可能让掉落到头发和衣服里的米粒久久停留,好让它们神奇的魔力传遍我的身心。 母亲在家里搞了一个招待会。我的舅公是位退休的糕点师傅,为我们做了一个漂亮的结婚蛋糕。开香槟前,父亲说了一通感人的话。我的父母虽已离异多年,也未曾正式复婚,但他们紧紧站在一起,深深被感动了。 晚宴时,因为承办酒席的人来得太晚,当我们开始用餐时,每个人都有了几分醉意。表演节目时,保罗家人联手唱了一首可爱又狂野的歌曲。他的弟弟笨拙地拨弄吉他琴弦。迪克老爹在舞台上大踏步踉跄,一边大声嚷叫,一边挥舞双手。他慢吞吞的脚步是惟一能看出他中过风的迹象,这时看起来却像是有意为之。龇牙咧嘴的艾琳娜和她看起来像蒙古人的未婚夫摇着手鼓,用文明但不甚合拍的叮当声应和着狂乱的乐声。当过老师的基尔蒂,试图用能让人听懂的方式朗诵歌词,但徒劳无功。伊莎贝尔忙着照顾仍然不时到来的宾客和礼物,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仿佛这是她自己的婚礼。 更晚的时候,一支很棒的摇滚乐队开始表演。我看见娜塔莎百无禁忌甚至不顾廉耻地和乐队主唱调情,把我乐坏了。这才是我真正期盼的:不是一个充满口头愉悦、奇闻轶事的夜晚,而是一个由音乐、舞蹈和调情组成的真正派对。一整个晚上我都在跳舞,一点不觉得累。保罗怜爱地看着我。海豚也在我裸露的肩膀上和我们一起欢舞。 让我们一起去摘星吧! 精彩选载结束，欲看全本，请购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