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个孩子——话说从头

我们尚未接过吻,自行车把手却纠缠在一起。酒吧打烊了,我们被劝出门外,笨手笨脚分开自己的车子。“我能有一个非分之请吗?”他说。“ 你愿不愿意再到我那喝上一杯啤酒?” 我刚认识保罗不久,便觉得他有趣、抓人,富有创见又倔强固执。所有陈思旧想对他毫无用处,满脑子狂放不羁。跳起舞来也是那么无拘无束,扭来摆去孩子气十足。看到他跳舞的样子,我就爱上他了。 他住的地方以前像是仓库,就一个大房间。屋里冷得像冰库。我心里最想做的,就是直接和他一起跳上那张大床,但我没那么豪放。我只是将鞋子脱下来——好歹做点表示。 保罗将房子中间烧木头的炉子点上火。我从未用过那玩意,不免有点手足无措。也许我真不该来这儿。我们原先在温暖酒吧里那份自然的亲密感,现在荡然无存了。他的举动看不出有何“非分”之处,只是给了我一杯啤酒。家里就这点了,他说。他的声音有点懊恼,但也可能在暗示我将就一下。喝完杯中酒,我急急忙忙开始穿鞋。“我还是走吧。” 但接下来,我们站在那里亲吻。这个周末剩下的时间我们都赖在那张大床上。除非去拿吃的喝的,或者往炉子里添柴火才会起身。拉上窗帘,拔掉电话线。我们做爱的气息,尤其是合起来的味道美极了——我知道我们彼此相属。不是我相信真爱。但从那一刻起,没有他的每个夜晚,我都感觉失落。 ********* 我们手挽手走在新奥尔良街头,驻足聆听每位街头乐手的表演。“我能有一个非分之请吗?”我说。“我们生个孩子好吗?”我真想听到这个问题从我舌尖蹦出是什么感觉。不算太疯狂,我想。没准还是个好主意。生儿育女,人之常情。你时常听人说他们喜欢孩子,喜欢动物。那种“拥抱一切”的爱对我而言很陌生。我爱我前男友的狗,时常带它到林间或海边漫步。我爱我哥哥的孩子,他们也很享受和我们一起小住。无疑,我也会爱我们的孩子。如果我想和谁生孩子,那人一定是保罗。牧歌般的场景从我的脑海中浮现,夹杂了情色的遐想:我们的宝宝伏在我的胸脯上,保罗正温柔地跟我做爱。 热情、扭动的新奥尔良让我浪漫泛滥、精神错乱。像我这样的女人,为什么也想要孩子呢?我喜欢长途旅行、四处交友、彻夜狂欢、跳舞调情。也想学好小提琴,如果可能的话,还有萨克风。恨不得读遍天下书,成为一名出版人、作家,或是记者、摇滚歌手什么的。我从未养过宠物,由于生性容易倦怠,盆栽也鲜能存活。姑妈的角色无疑更适合我——那种最受欢迎的姑妈,总是从遥远的国度带给你各种异国情调的小玩意,在你足够大之前引诱你和她一起上酒吧。 实际上我就有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姑妈。她烟酒无度,始终单身,没有孩子。她告诉我她和一些已婚男人的复杂关系,虽然总是让你头大,我却觉得比我父母的婚姻生活有趣刺激得多。我也想这样。 如果你有了孩子,你自动升级为一名母亲,一个配偶。这一恐怖景象突然让我对自己刚才就要脱口而出的提议却步不前。这时我和保罗在一起有好些年了,住在一个房子里,但枯燥乏味的日常琐碎尚未成为例行公事。我有一位老同学,父母结婚二十年了,却还表现得像是热恋中人。他们玩游戏,不停地为对方取各种小名,以示亲昵。至于我的父母,和他们朋友圈子里的大多数夫妻一样,离的离、散的散。我认为这才是生活的常态:一段时间后,人和人之间就会兴味索然。相反,我朋友父母的那种腻味行径简直让我作呕。休想骗我,我想——但最后我发现他们确实 是真心的。虽说一切皆有可能,但确实少见。 是有男人比保罗更浪漫,更好交流。我也能想象自己和其他男人发生任何关系,但若说到共度此生,除了保罗,没有别人了。在一次前往印度尼西亚——保罗的父亲在那里出生——的美妙长旅后,我和保罗同居了。我们从印尼买回一座漂亮的黑色木雕,上面人形交错、蔚为一家。不久,我们就开始粉刷我们租来的房子了——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德派普区。 跟保罗在一起,我不再将共同生活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一种剥夺。他身上有些东西让我难以割舍。不墨守陈规,思维之跳跃、玩笑之戏谑让我惊喜连连。他从不自认为拥有我,或强迫我扮演某种特定角色。说不定我跟他真的能做到:既是配偶又是情人,还是——为什么不呢——母亲。 我确信保罗会是一个很棒的父亲。有的人只是拥有孩子,有的人却是“享有”孩子。保罗属于第二类。他一向也知道自己想要孩子。对我而言,生孩子曾是“以后”的事。而现在就是“以后”了。我们散步回到住处,像初夜般做爱,温柔又充满激情。没有爱,就没有孩子——我迷信这点。我敢保证,那个晚上我怀上了。 ********* 我们接到了一个从法国打来的电话:保罗的父亲在那儿度假时中风。迪克老爹现在半身不遂,躺在法国的一间医院里。不能说话,也没有知觉。这是认识保罗以来第一次,我看到他眼里充满了泪水。我们立即动身赶往法国，担心迪克马上就要撒手人寰,或者更糟,就这么半死不活下去。一大家子在窄小的度假房里会合,恐惧、忧虑和偶尔欢快的情绪起伏反复。对一个没有强烈亲情传统的家庭而言,这是一种文化上的震撼。保罗的母亲早早便去世,留下了三个小孩给迪克。迪克伤心欲裂,又不知如何抚慰孩子们的痛苦。他照料孩子们长大,但从此闭口不谈任何关于他们母亲的话题。孩子们长大独立后,迪克娶了她现在的妻子基尔蒂。 基尔蒂的过去也颇为不幸,但与迪克不同,她凡事都敞开了说,对重揭过去的伤疤毫不忌讳。事实上要感谢她,因为她各种家庭关系才得以维持发展。而现在,由于中风,迪克组织起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大团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和保罗边谈边哭边笑,仿佛这才是我们生活之所系。对我而言,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家庭亲密成员的即将死亡。保罗跟我彻底忘记了,不久前,我们还在探讨生儿育女的可能性。我们做爱,试图驱赶死亡的幽灵。这还真管点用。 迪克又能开口说话了,尽管是各种不着边际的呓语:“从该机构中的哪一官方授权,你获知了这一消息?”“这房间里的空气流通真是让人舒服。”话里还夹杂着大量马来语单词。迪克生命中的头二十年是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的。他母亲是印尼人,父亲是荷兰人。 保罗很像他父亲。令人着迷的苗条身材、富有创造力又独立的思想、无穷尽的好奇心,简直像极了。迪克呢,虽然还在病床上躺着,嘴角歪斜如大力水手,却把随身听开着,津津有味地听着他的最新发现:汤姆·维茨(Tom Waits)的音乐——保罗的弟弟带给他的。脑溢血如此严重,我们都很清楚,很多事情他再也做不了了。以前他常打网球,甚至决心工作到死。现在,他只能可怜地收起这些念头,抛之脑后。 看到他哆哆嗦嗦戴手表时,我的手不由得一阵痒痒。要不要上去帮忙?但经过一段冗长艰难的摸索后,他自己戴上了。他的耐心和毅力让我印象深刻。他怎么做到的?慢慢地，他又能说话、走路和动手了,当然受到了一些限制。双脚有慢性疼痛,身体很容易疲倦,精神也不能长时间集中。但他依旧享受生活,一如既往。我希望保罗变老时也是这样,当然,中风就免了。 过了一年多,我终于怀孕了。我觉得自己无比的性感迷人，像焕然一新的新妈咪四处走动。如同强迫别人欣赏她孩子的照片一样,我昂首阔步,炫耀自己的乳房。短短几个月内,它们膨胀坚挺得令人吃惊,而且极其敏感。我好像获得了第六感,犹如被万蜂服侍的蜂后般炙手可热。 满脑子都是自己怀孕了的想法,我向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倾诉。这一过程反过来,又让我怀孕了的事实更加真实。我的朋友伊莎贝尔、丽莎、娜塔莎给了我一本书——《妊娠和分娩》，里面写满了种种用心良苦的说教,诸如将来一定要找保姆，孩子和保姆一起长大其实蛮好玩的种种。她们都说我疯了,自告奋勇生孩子找罪受,尤其是我还没到三十岁。但她们也觉得有趣:我是这群闺密中最早怀孕的一个。作为对她们赠书的回报,我让她们看我裸露的胸部。她们无一不充满了羡慕之情。 我的朋友安娜已经有了孩子。在生孩子的节点,她生命中没有一个男人,就让我在她临产时陪伴她。她坐在床边的一张产凳上,我在她后面。在分娩的阵痛中,她倒在我怀里,我用手将她脸上被汗水吸住的头发拂开。当她双脚用力蹬踏时,我用双臂从背后环抱住她,活像一把人形扶手椅。她死命掐我的双腿,我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当疼痛肆虐她身体时,我尽力忍受,试图将它们转移到我身上。我还在她脚底下放了一面镜子,这样她能亲眼目睹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后安娜几乎不省人事,我看到小脑袋露了出来,小身子也从她体内横空出世。一切就像激流一样涌出——血、羊水和泪水。他们让我为孩子剪脐带。安娜的女儿以我为名。小朱迪丝四岁了,长大后也想嫁给保罗。 母亲和“婆婆”也对我怀孕惊喜交加。实际上我母亲已经有三个孙子了,都是我大哥生的,但她不介意再来几个。对她来说,家族里每个新添的小生命,都是一次对纳粹德国迟来的胜利——纳粹杀害了她的母亲、姨妈姑妈、侄女侄子。孙子孙女对她是一种补偿,也是一次胜利——你们不可能轻易除掉我们! 我“婆婆”基尔蒂,第一次婚姻为她留下了两个女儿,但至今还没抱上外孙。她的一个女儿露丝,其实很想要孩子,可惜她丈夫二十刚出头时,就为自己做了结扎手术。西蒙——她丈夫——年纪轻轻,就确认自己一辈子不要孩子,还说服大夫为他做了手术。所以有时候说服别人比说服自己容易得多。但西蒙后来反悔,又跑去做了一次“反结扎”手术。不幸的是,精子被截断这么多年后,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容易恢复元气。基尔蒂的另一个女儿伊莲娜,患有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不敢生孩子,也做了结扎手术。这种状况就不存在谁说服谁的必要了。 保罗自己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但两人似乎也不大可能生儿育女。妹妹是同性恋,弟弟不管跟哪个女人都处不长。保罗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家族的姓氏将经由他传承下去,但我怀疑迪克老爹似乎不是很在意。只要我们自己高兴就好了。西蒙和露丝对我的怀孕漠然视之,明显在嫉妒。我的弟弟则莫名惊诧——你?这么快?随之开始嘲弄我:一个充满肮脏尿布和嚎啕大哭的未来正向你招手!更过分的是,这家伙竟然说两年后才会再来看望我——那时我的孩子应该挣脱了尿布,开始学说话了。我的父亲则大受刺激,他还当我是他的小公主,不能脱离他的怀抱——看来他还要适应一段时间。我的大哥——三个孩子的父亲,严肃地用他的经验教导我,孩子将丰富一个人的生活。他和我嫂子对即将拥有一个侄子或侄女万分激动,我妹妹也是。 只有在工作时,我才不谈论这个话题。我和一家出版社有一个临时合同,在那做特约编辑。他们正在考虑给我一分正式工作,如果知道我怀孕待产,说不定就会改变主意。 怀孕十二周了。我尽可能地阅读关于怀孕的书籍。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开始留意婴儿穿的衣服。我买了件小小的棉外套,有一个可爱的花边领子,小心翼翼放在衣柜里。还为自己买了大号内裤,因为身体发胖的速度确实可观。保罗常将手放在我日益隆起的小腹上,一副小心戒备的样子。偶尔我会忘记自己怀孕了,但保罗的目光一下子提醒了我。他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比以前更热烈,但也有几分好奇和惊讶。 我们开始想名字。出乎我自己意料之外,我决定为孩子取一个犹太名字。我过去从未想过用这种方式延续家族的传承,也不认为自己在乎什么传统和谱系。但现在我怀孕了,感觉自己是一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将一个新生命带入人世,我将把过去和未来维系在一起。母亲有一本记载她母系那一方的族谱。在一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面上,所有名字的死亡地点和死亡时间令人惊栗地一致——奥斯维辛,1943。我想为这些名字赋予新生。保罗同意了。 看着自己和保罗孩童时的照片,我想勾勒出我们的孩子会长成啥样。在我们家族,母系那一方的遗传基因往往更为强势。我们经常开玩笑:不用细看,光从圆脸、大眼和浓眉,大老远你就能认出谁是我们家的孩子。每次谁添了新丁,都有一致满意的宣告——小家伙也盖上了“戳”。惟独我例外,只从母亲家族遗传了一部分粗犷的黑色之美。至于我那沉静的淡褐色眼睛,却是从我父亲那来的。大家经常争辩我更像父亲一些、还是像母亲多一些。但其实都一样:他们都很漂亮。尽管他父亲有印尼血统，但保罗有一双宝蓝色的眼睛,从小就有了一头金发,基因特质有时隔代遗传，没准我们的孩子会长成印尼人的样子。说到眼睛,我更希望它是黑色的,而不是金色或蓝色。我也希望他(她)既有我们家的戳,又融和了保罗他们家俊美的脸部轮廓。甜美、活泼、聪明。当然,还要健康。 去医院检查后,护士说一切完好。只有一点,她听不到胎儿心音。不过这不意味着什么,她说,这种现象时常出现。可能是孩子在我肚子里躺得太深了,超出了听诊器的接收范围。但我一直期盼看到生命的第一个迹象。在我的强求下,两周后我将接受一次超声波检查。 但就在预约的前一天,我的肚子开始不舒服。那天我最喜欢的一位西班牙作家在“破冰船”酒吧有一场电视专访,我为之做了大部分准备工作,所以得过去。为此保罗还丢下了自己的活陪我去,真难为他了。刚到酒吧门口,我突然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随时可能晕倒。那种感觉很像我第一次来月经。我得回家,在床上躺下。“事情有点不对头。”我对保罗说。他带我回家,又气又急,随后就去阿尔伯特市场买东西。 我躺在床上,下身开始出血。打电话给护士。“偶然出血完全正常,”她说。“这很常见,别担心。” 我努力让自己放松。保罗几个世纪前就该回来了。疼痛越来越难以忍受。我将自己拖到洗手间,然后一直坐在马桶上,因为我实在无力再回到床上了。突然,我能觉察流出的不只是血。我的身下“扑通”响了一声。肚子开始不那么痛了。我知道我流产了,但对刚发生的一切我还不能完全领会。我只感觉到一种肉体上的解脱。我起身察看,但在一摊血斑中我辨认不出哪是胚胎。虽然我知道它一定在里面。 我从未听过或读过,其他人在这种状况下是怎么处理的。我该拿些什么工具,将胎膜移开,看看能否找到胚胎?一根小棍子?一把小刀或叉子?或者立刻将它掩埋在花园里,这样更好?法律不允许一个人在花园里随随便便掩埋尸体,这里面有种种规定。但胚胎是死尸吗?或许我该等保罗回来,再一起将事情搞定。但我又很生气他将我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简单冲洗打扫下就好?或者干脆将它拎出来,扔到垃圾箱里?这样保罗一回家,我就能吓吓他:“你的孩子在垃圾箱里。” 留下,我决定;没准要检查呢。我从厨房取了支汤匙,将那团晃来晃去的东西从马桶里捞出,放在一个塑料容器里。也许我该让它冷却一下,我想。一边在冰箱里两大包东西之间腾地方:一包是从阿尔伯特市场买的乌贼,一包是真空包装的冻鸡——它们头朝上背朝下直挺挺躺着,两条腿难看地伸向空中。然后我小心翼翼冲洗了勺子,又将它放回抽屉。直到这时,我才留意到我的两腿抖得厉害。我必须回到床上去。保罗还没回家。我给伊莎贝尔打了电话,但她不在家。娜塔莎倒是在家。她立马赶来了,紧紧抱着我。现在,我终于能放声大哭、开怀畅饮了。 原来,保罗在超市遇到一位朋友,然后结伴去了酒吧。事后回想,将怀孕了的老婆一人丢在家里那么长时间,确实不是个好主意。但他不能未卜先知,不是吗?我习惯于为他人的言行举止寻找心理学上的解释。对我来说,保罗从家里逃逸的倾向——其来有自——从他小时候父亲怎么处理母亲辞世的方式就可见一斑。痛苦如果不能被分担,你只有尽快将其遗忘。如果你假装它不在了,它自己就会很快消失。这就是他长大的环境,对此他无能为力。 这时才想到怎么回事,显然于事无补。我开始考虑,和一个经常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男人共度一生,究竟是不是个好主意。人生的路上有那么多灾难不幸等着你。年纪越大,你的麻烦可能越多。在这之前我们确实处得很好,但没有任何挑战性,因为万事皆顺。但有一天我们终将要有孩子。一旦他们中有人得了重病或不幸早夭,那可怎么办? 第二天,母亲陪我到王子运河医院接受超声波检查。我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去,哪怕确认一下也好。我不能相信,好不容易才怀上了,却一下子说没就没了。检查前我按要求喝了一肚子水,以致在候诊室的时候,膀胱涨得几近爆裂。当我终于躺上检查台,膀胱的压力也暂时消失了。在监视器上,我确信自己看见了一个胚胎:初具人形,有头、身躯,还有小手和小脚。还好!我流掉的只是血液和黏膜!孩子还怀着呢!我的心跳急剧加速,但医生下了判断:“已经没有任何心跳活动了。这是一个大约十二周大的胚胎,妊娠一两周前就已停止。可能是一对异卵双胞胎,你昨天流掉了一个胚胎组织。” “胚胎组织”四个字让我震惊。隐约中我听到自己礼貌地向医生致谢,然后一手抓起衣服,向洗手间飞奔而去。先是小便,接着呕吐,最后放声大哭。 母亲搂着我一起走出医院。她宽慰我说:“说实话,双胞胎其实挺麻烦的。你会忙得焦头烂额,束手无策。我也不想帮你照顾双胞胎的,你知道。”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她安慰我的另一次情景。那时我轰轰烈烈的初恋刚无疾而终。我对那个男人极度迷恋,即便在公众场合,我们的手也无法离开对方身体半步。这一度让周围的人厌烦不已,但我们完全被对方吸引住了。长辈认为他粗鲁,但我觉得他独立、真诚、特立独行。原则上他从不和人握手,认为那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社交礼节。曾经我也希望自己跟他一样“左”,但终究难以为继。他跑去尼加拉瓜,说是为了支持那里的革命。我则周游世界,艳遇连绵不断。在信里我事无巨细向他汇报,彼此心胸坦荡,从不互相嫉妒——那是布尔乔亚的玩意。但是当我回国后,他却和别人搞上了。忠与不忠这么急速转变,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泪如雨下,淅淅沥沥落在匹萨上。母亲只是咬了一口自己的匹萨,不咸不淡地说:“嗯,这样最好。我早知道他不适应这个社会。” 安慰人堪称一门艺术,只有极少数人技艺娴熟,这和良好用心完全是两码事。不幸的是,人们通常认为,安慰一个人这么说说就够了:“别垂头丧气的,事情还不算太糟”,“很快你就会忘了这事”,或者“其实这样也不错”。但对寻求慰藉的人,这些是他们最不愿听到的。在他们心里,事情已经糟糕透顶,坏到不能再坏了。 我弟弟中学毕业时,一度陷入某种人生危机。他不知道如何指引自己人生的方向,对未来心怀恐惧。无论现实还是比喻,他深陷泥淖,不能动弹。有一段时间,他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都无法表达自己了。我父母当时正在闹离婚,也不知道怎么帮他。父亲不停跟他唠叨些“睿智的规劝”,但这对他毫无用处,反而让情势更为恶化。有一天晚上,在一阵长篇累牍、用心良苦的“独白”后,父亲终于忍无可忍,眼泪夺眶而出。“我是真想帮你,孩子。”他抽泣着，“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很内疚。” 听到这话,我弟弟也泪流满面。所以说,我弟弟的无力感不是好言好语能劝走的,但能被分担。两个平素绝不在人前掉一滴眼泪的大老爷们,现在却差点相拥而泣,也开启了我弟弟复原的第一步。 医生说,我应该等待另一个“胚胎组织”从我体内自行脱落。“人体有排除坏死组织的自然倾向。”他还说,女人第一次流产一般不用做检查,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所以,我保存在冰箱里的那个“东西”,可以扔掉了。 “胚胎组织”、“东西”——这些字眼离我那么远,似乎从未与我发生过任何关系。既然这样,好吧!我就把“东西”扔进垃圾箱,连同那件太可爱的婴儿棉外套。当初就不应该买它。一开始就这么期待,真是愚不可及! 为了去掉另一个“胚胎组织”,我用热水和冷水交替洗澡,骑自行车也专拣坑坑洼洼的地方去。我让保罗狠狠地做,深深地插入。我想用这种方式惩罚我的身体,好好吓吓它。可怕的是,我的肚子依旧平静。对所谓人体的“自然倾向”,我也丧失了信心。那个胚胎就是不愿自己从我体内脱落。我不断意识到,自己肚子里躺了一个死掉的生命。我记得从书上看到过,一个老女人死后验尸,医生在她子宫内找到了一个已成化石的胚胎。这位老女人就这样带着它走来走去,走了半个多世纪,自己浑然不知。我想都不敢想了,坚持要求做手术将另一个胚胎拿掉,但医院碰巧没有病床。我们联系了一位妇产科医生朋友,他说可以在一星期后安排一次紧急子宫刮除术。也就是十三号星期五。管它呢?错不了就行。 总算熬过了这个礼拜。我住进了医学院医疗中心。母亲在病房里陪我玩拼字游戏,好打发时间。我们谁都不爱玩游戏,但它能转移注意力。此前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住院的经历,大概是在我三岁的时候,现在什么都记不得了。但我长这么大,还都没做过一次手术。“这不是手术,只是一个小程序。”护士安慰我说。我不得不换上一次性内裤,穿上一件很硬的棉布病服,还要戴上一顶干净的浴帽。“只是卫生起见。”护士解释。我还要把戒指、项链和手表脱下来。没有一件私人物品可以跟着我进入手术室。看起来像是麻醉前的预演:他们想让我的一部分先消失。所以虽然我完全可以走着进去,他们非得用病床把我推进手术室。麻醉师和我握握手,做了自我介绍。在冰冷荒凉的手术室里还有这么人性的表示,我对他心怀感激。 几个人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穿着一模一样的绿色手术衣,就像电视中那些你不经意间被吸引过去的血淋淋的医学节目。我瞥见一个摆满了手术器械的小桌子。他们会用长柄叉子取出我的胚胎吗?还是那个小小的真空吸尘器?我想转换思路,但满脑子还是那些冰冷器械。 这时,他们开始准备点滴,一会麻醉师将从这里打麻药。我从小就不怕打针。上学时,我参加过一个研究项目,就是看吃过药片后,血液会发生什么变化。你要喝糖水,大量血液会被抽走,但是参与的酬劳挺高的。如果能放轻松,你会觉得什么都没发生。我就很善于此道。 但对麻药,我却心有不安。我曾听说有人麻醉后就醒不过来了。 在病房里,保罗神情紧张地盯着点滴。看到他在乎我,我心里就好受多了。凭我感觉,流产的事似乎对他触动不是很大,当然我也不能确定。他那么自我封闭,我经常开玩笑说他冷血。刮宫前母亲还跟我说,他脸色苍白,好像被这一切搞糊涂了。我什么都没注意。或许我被体内发生的事大大分心了,没有察觉到这对他的影响。我觉得体内受了创伤,好像有人在大力踢我的胃,还向医生要了止痛片。当疼痛开始平息时,我有一股原始冲动,想瞅一眼到底从我肚子里拿出了什么。医生说那不可能。“‘东西’已经被破坏了。”啥都没了。我体内一片空虚。 保罗提出了一套混账理论,这事和他前女友有关。她曾堕过胎,事后感觉非常不舒服。“堕胎可比流产难受多了。”他说。“堕 胎你失去的是一个健康小孩。流产则不然,你流掉的是一个永远无法健康发育的小孩。” 保罗的话让我震惊。我反驳说:堕胎通常是自愿的,流产却没得选择。你有机会为堕胎进行一定程度的准备,流产则突如其来无从逃遁。怀孕初期你有权利选择堕胎,但是我们流产的人却艰难度过了那关键的前三个月。实际上,我根本不想再谈这件事,更别说是以这种方式了。于是我又埋头痛哭。 我希望保罗也能放开,或者至少告诉我他也很难过。否则我们如何一起分担痛苦和失落?他对流产一定也很失望,你不知道他之前有多高兴。否则,他不会在每天我们入睡前,总是那么充满爱意地亲亲我那隆起的小腹。“嘿,你好!在吗?你在干什么?你在那里舒服吗?现在我们要睡觉了,你也快去睡。这样你才会长大强壮。” 那天我从医院回家后,因为受麻药和种种情绪的影响,整个人还不太稳定。保罗倒好,下班后又和朋友去酒吧鬼混。当他终于带着满身酒气和烟味回家后,我火山爆发了。真是过分!如果他不知悔改,索性搬到酒吧去住得了。在我最需要他时,他却离我而去——我绝不想和这种失意者共度此生。而这种状况对我来说并不多见,我就这么一次两次需要他的支持和鼓励,他却跑去饮酒作乐!换作他躺在家里流血,我却和朋友一起去找乐子,他会觉得正常吗?这不是像医生说的“程序”问题,那可是他的孩子!实际上,这是我们一周内失去的第二个孩子了。而这也是他一星期内第二次,以这种彻头彻尾的混账方式让我灰心失望。生小孩是两个人的事,失去孩子也是。如果他竟怯弱得无法面对此事,就让他在地狱里腐烂发霉好了。 说实话,无论我身体发生了什么都无所谓。他可以照常去上班,留下我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几近虚脱。他甚至不用去请一天假,虽然换作是我,我会那么做。对他来说,下班后直接回家没那么难吧?他也可以在家里找瓶酒,打开了我们一起喝。我现在甚至连开酒瓶的力气都没有,但我真的很想喝酒。难道他没有想过,可能我也很想喝一杯,特别是和他一起?只要这样我就会感动得要死。 对他的怯弱行径必须拨乱反正,否则我们的关系就完了。我让他在一周内预约去看心理医生。这事要搁以前,你想都别想保罗会去做:如果说世上有一样东西是他最痛恨的,就是有人爬到他的内心世界兴风作浪。但在我的威逼下,他还是屈服了。 第一次预约后,他趾高气扬,得胜回家。他跟医生说,他是被女朋友威逼到这里来的。那位心理医生竟然回答说:“那你没问题,你女人有问题。叫她来见我。”我无话可说。我对抗不了这么多误解。如果连心理医生都疯了,这世界还有得救吗?保罗是彻底无可救药了,但我也举双手投降。这么斗争下去,我不但身心俱疲,而且颗粒无收。如果我们现在就分手,漫漫长夜我能依偎谁呢?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电视上看了一部还算不错的美国电影。那片子浪漫得恐怖,惹人烦,又尚能入口。我躺在沙发上,头枕着他的大腿,他用手轻抚我的头发。这样我就觉得很舒服。即便要分手也不用着急,等我感觉好点了再说。 我的肚子持续顽固地鼓胀,尽管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从妊娠中恢复过来,”医生说。“再过几个星期,等你体内的荷尔蒙回复到正常水平。” 保罗将我间歇性发作的哭泣和生气,归结为荷尔蒙分泌紊乱。这让我很不高兴,仿佛这只是单纯生理上的事,好像我不该为我们失去期待已久的孩子、为在我腹中死去的双胞胎难过似的。 不只保罗让我不爽,任何想将我流产的事化小化了的人都让我出离愤怒。 在我心中,我的亲友圈可以壁垒分明地化成两个阵营:在意你的,不在意你的。我的母亲虽然不善表达,但她对我的关心和投入,很快让她在第一阵营里拔得头筹。她几乎每天时不时来看看我,要是人没到,也会打电话让我知道她在关心我。住在远处的基尔蒂,送来了美丽的鲜花和贴心的卡片,她也能列入第一阵营。至于伊莎贝尔、娜塔莎、丽莎和安娜,她们会不时到家里陪我,带些小甜点、书本啥的,让我排遣愁肠。 当然也有第二阵营的人,他们像一阵风突然消失了,音讯全无。我特别不能容忍我大哥和他老婆,想当初他们对我怀孕那么热心。为此我甚至开始做噩梦,不得不打电话质问他们。与其遮遮掩掩,不如把事情挑明了,否则他们会更难受。结果是,他们似乎太害怕了,不敢打电话给我。毕竟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生下了三个孩子。他们以为不打扰我比较好。 我有位朋友,对这种“好心没好报”的反常现象有一套理论。用她的话说,大部分误解都源于臆想。人们假设得太多,问得太少,虽然发问是了解其他人需求的最佳方式。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我,说为我感到难过。他们可以问我,是否不愿被打扰。然后我就会说“不”,向他们讲述我的经历,因为那正是我想做的——向他们倾诉一切,这样我心里会更好受。 流产后我第一次去酒吧。一整个晚上,我们安排聚会的朋友绝口不提“流产”二字。与其这样孤零零坐在朋友中间,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呆在家里。无疑,他们也是预先假设我不想谈论此事。如果愿意,我会自己先开口。 这种面对别人伤痛时的不自然我并不陌生。我也知道在丧事后表达同情殊为不易:你该挑选什么用词?又该采用什么语调?但至少在那种状况下,有一句片语你可以随手拈来:“节哀顺变”。对于流产可没有这样的标准用语,所以他们觉得困难也很自然。但话说回来,我还是很失望。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希望他们至少稍微克服一下内心的彷徨和不安,对我表示些许兴趣和同情,而不是让我自己开口要求。 还有一些人是会说点什么,但他们的话全然不着边际。“这种事多了去,每四次怀孕就会有一次流产。”还有一个人跟我说:“祝你下次好运!”那口气好像我刚输掉了一次大富翁游戏。 保罗却认为我神经过敏。“他们什么都不说,你心里不好受。他们说了,你也不开心。”或许真是这样。或许我是对流产这件事感到愤怒,再将怒火转移到周边人身上,因为他们无力安慰我。但是……他们要做的只是问一声:“你还好吗?”然后安心等待答案,而不是急匆匆神经质地转移话题。 女人通常要等怀孕三个月后,才会将消息告知亲友,因为在怀孕前三个月,流产的几率最大。如果这时出了什么差错,没人需要知道你怀孕的事。这样做就好像你的生活没有发生过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怀孕,接着流产。好像你该以此为耻。好像你的人生失败了。但我不只是一个子宫啊,妈的! 似乎只有亲身经历过类似遭遇的人才能理解,就像伊莎贝尔的哥哥。他是个心理学家,现在有两个健康的小孩。他的妻子在怀孕很后期时才流产。“那是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可怕的事,”他诚挚地对我说:“孩子曾经如此充满了我们的生活——在她的肚子里,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涉及到我们的未来大计。过了很长时间我们才调整过来。直到我们有了另一个孩子,才算走完了这段伤痛之旅。”“伤痛之旅”这四个庄严的大字我特别有感觉。那是对我遭遇的一种承认。 当有人过世,葬礼就是“伤痛”的一种表现形式,让亲朋好友得以分担彼此的哀伤。大家一起向遗体告别,然后分享对死者的记忆。可是没有人记得我们的孩子。对别人而言他甚至没有存在过,除了在我的肚子和脑海里。 流产,没有仪式,也没有葬礼。流产,什么也没有,完全没有,除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你只能默默忍受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