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八章 世界永恒说

　　迈克尔·斯科特因与危险的阿拉伯学问有关联，故其名声不免令人生疑；又因他侍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就又给他的名声笼罩了一层阴影。腓特烈二世统治的区域横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那是一片动荡不安的地区。他是罗杰二世的皇孙，罗杰二世是最早“受过洗礼的苏丹”，曾资助伊德里西绘制出了世界地图。腓特烈曾因违抗教皇而两次被逐出教会，也因喜爱穆斯林的学问，内心对基督教的圣战充满矛盾，举棋不定，又过于博学，在西方受到广泛的质疑。腓特烈会讲六种语言，曾遵循其御用阿拉伯医生开列的一种沐浴加节食的养生之法，颇受人们的非议。他还和自己的“辨证学家”一起旅行，而那人居然是一位穆斯林，这样就可以方便他在旅行途中学习阿拉伯哲学。 　　腓特烈和教皇之间持续不断的口水仗有时转化为武装冲突，导致教会一方发起了散布流言的活动，声称腓特烈实际上是反基督分子。此种流言倒也不是空穴来风，这跟他的身世有关。其母乃罗杰二世的遗腹女，据说从小就被藏匿在一个女修道院里，并且有人预言她将来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她30岁时嫁给一个比自己年轻10岁的男子，即腓特烈的父亲。夫妻二人几乎过了10年，她才意外地有了身孕。当时流行一种迷信的说法，说是反基督分子将会由一位修女生出，于是众人很快便把矛头指向了腓特烈。 　　这一散布谣言的活动也因腓特烈皇帝和伊斯兰世界之间众所周知的密切关系而引起，基督教会和腓特烈的基督徒臣民对此感到困惑和尴尬。当时一位心生反感的欧洲人曾这样写道：“当正午祈祷的时间到来时，宣礼员高声召唤，腓特烈所有的少年男侍、贴身男仆以及他的导师都站立起来，按照教规进行祈祷，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而他的导师是西西里人，正跟他一起通读亚里士多德的全本《逻辑学》。”腓特烈宫廷里一位著名的阿拉伯使者，对这一状况非常欣赏，他认为：“他（腓特烈）在所有的法兰克君王之中是最超凡脱俗的，因为他有天赋，并且喜欢哲学、逻辑学和医学；由于他在西西里长大，而那里的绝大多数居民都信仰伊斯兰教，所以他很欣赏穆斯林。”然而腓特烈本人却其貌不扬，身材不高，脸庞发红，秃头而且视力不佳，因此一些阿拉伯论客对他感到厌恶。有位评论家不无讥讽地说道：“假如他是个奴隶，没有人愿出200个德拉克马来买他。” 　　尽管如此，腓特烈二世依然令多数人感到敬畏。一些人称他为“人间奇迹（stupor mundi）”。1231年腓特烈有过一次著名的出访活动，他访问了意大利的拉文纳城。当时他带去了自己饲养的一群奇异野兽，在城内的大街上行进，其中一些动物当地人从来没有见过，诸如大象、骆驼、豹子、白猎鹰以及欧洲的第一头长颈鹿（埃及苏丹卡米勒赠送的礼物）。 　　1229年冬天，特立独行的腓特烈皇帝成功占领了以前十字军屡战屡败的地方。他重新恢复了对耶路撒冷的控制，40多年前，该城被著名的穆斯林斗士萨拉丁（Saladin）从基督徒手中夺回。8个月前，腓特烈到达了拉丁东方，尽管路上走走停停，历经了无数次的延误，他却没有用早年十字军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事实上，他没有诉诸武力，没有发生流血冲突，而是和当时统治着圣地的苏丹卡米勒展开了艰苦的谈判，以和平方式将耶路撒冷及其周边地域进行移交。 　　有报道称，双方的秘密会谈持续了很长时间，不断经受着谣言的冲击。心怀嫉妒的教会官员担心，腓特烈不想继续进行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因而散布了大量谣言。耶路撒冷的大主教是腓特烈皇帝的夙敌，一次他在罗马的教皇法庭上不无悲伤地对其盟友说道：“我们带着最大的耻辱向你们通报，据说苏丹卡米勒听说腓特烈皇帝喜欢撒拉逊人的生活方式，就送给他歌女和杂耍艺人，那样的人甚至不能仅仅用令人不齿来形容。”一位和腓特烈皇帝一起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德国诗人，把卡米勒和腓特烈比作一对固执的吝啬鬼，说他们无法就如何分配三块黄金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不愿东征的腓特烈宣告胜利。协议商定，基督徒正式接管耶路撒冷，包括有历史记载的耶稣的葬身地，同时穆斯林有权进入一些伊斯兰圣地。协议约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双方在今后的十年间停止敌对行为，罗马教皇的好战分子对此非常失望，他们不想和异教徒开展任何外交活动。 　　站在罗马教廷的狭隘观点之外来看，腓特烈的成就是一场伟大的胜利——这倒不是基督教徒的军事胜利，而是建立政治、外交新规范，与阿拉伯世界进行思想交往的胜利。事实上，腓特烈皇帝从来都不曾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用武力占领耶路撒冷。此外，阿拉伯人已经平息了最近出现的内部争端，此时已完全可以跟十字军相抗衡。尽管如此，腓特烈仍迫切希望赢得一场胜利。他和教皇之间的斗争以及意大利国内的政治压力，令他不得不凯旋而归。他手中只有一张底牌可出，那就是要不断地提醒卡米勒，他率军来到耶路撒冷，是为了帮助他对抗大马士革的另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腓特烈曾经表示，也许是卡米勒的对手意外死亡，才消除了两位苏丹之间的争端，但是他自己已经表示出和谈的诚意，他不能无功而返。中世纪的埃及史学家马克里兹这样写道：“如果他（腓特烈）不怕损害自己的荣誉，就不会让苏丹（卡米勒）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起初，卡米勒苏丹并未被腓特烈的甜言蜜语所打动。他不需要皇帝的这种援助，而且将穆斯林拥有的领土拱手交出，必定会令他的臣民失望，还会激怒神职人员。但是腓特烈机智地利用文化攻势，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外交斡旋，逐渐瓦解了他的意志。腓特烈和卡米勒的特使秘密会谈时，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海阔天空地谈论科学、哲学和宗教方面的问题。他还给开罗的苏丹朝廷出一些数学难题和富有哲理的谜语，让那里的阿拉伯学者一起探讨答案。腓特烈的执着、他所掌握的阿拉伯学问以及他对穆斯林信仰的尊重，显然感动了卡米勒，这位苏丹的态度最终变得温和起来。在这当中，腓特烈和罗马教皇之间众所周知的斗争或许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支持腓特烈，阿拉伯人就能间接地给“基督教的哈里发”沉重的一击，因为这些哈里发是反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的主要支持者。 　　自从125年之前隐士彼得的时代和十字军首次东征以来，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穆斯林不再是基督教不为人知的敌人，他们的学问已经开始深深地侵入欧洲人的思想意识。大权在握的修道院院长尊者彼得曾做出翻译《古兰经》的指示，以为那可以更好地打击伊斯兰教这样的“异教”，他也已经公开承认阿拉伯人特别擅长科学和哲学。欧洲民众参加十字军东征的积极性逐渐减弱。过去热衷于东征的英法两国现在正在彼此交战。近来在教皇的一再坚持下，一位没有任何军事或政治经验的主教率军远征穆斯林，却以惨败而告终。行吟诗人吟唱的批判性诗句嘲笑了这场战役，这也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整个冒险行动的支持。面对教皇不断施加的压力，腓特烈只能坚持下去，他很想避免自己与教皇间的关系最终走向不可挽回的破裂地步。 　　到如今，日渐密切的商贸、政治以及思想文化方面的联系，已慢慢把东方和西方结合在一起。被阿拉伯人称为“安博罗（al-Emberor）”的腓特烈二世是新形成的欧洲所缔造的人物——他与更广阔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思想与文化相啮合。他仿效其祖父和和当时的阿拉伯统治者去构建自己的宫廷，出重金招募出类拔萃的睿智天才，还资助穆斯林和欧洲的学者，并与整个北非、安达卢斯和其他阿拉伯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学之士及君主保持书信往来。他的资助对象不仅限于基督徒和穆斯林。得到资助的雅各布·阿纳托利是著名的犹太翻译家，翻译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著作，他刚从普罗旺斯来到腓特烈王朝，就盛赞君主是“智慧及智者的朋友”。另一位名叫犹大·本·所罗门·哈-科恩（Judah ben Solomon ha-Cohen）的犹太人，居住在安达卢斯，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他一直和腓特烈的宫廷有书信往来，还专程到意大利北部拜访了腓特烈皇帝。 　　腓特烈傲慢的性格和专断的行事风格使他对任何一所不在自己完全掌控之中的机构都心有疑虑。因此，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大学发展得相当缓慢，从未真正与巴黎和牛津两地早期著名的学术中心进行过竞争。腓特烈只把那不勒斯的大学和萨莱诺著名的医学院看作是培养行政管理人员和朝廷大臣的可靠源头，而不把它们视为独立的学术机构。尽管如此，腓特烈二世的宫廷依然是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孵化器，在把“阿拉伯学问”传播到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224年，腓特烈创建了那不勒斯大学，伟大的天主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便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大学执教生涯，后来他移居到了巴黎，那里当时是欧洲神学和哲学思潮的中心。而他肯定是在那不勒斯最初接触到了阿拉伯的哲学传统。 　　1229年3月18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象征性地进入了耶路撒冷，他在那里仅仅度过了一个夜晚。后来他说，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当地的穆斯林官员出于对他这位基督教君主的尊敬，暂停了祈祷的召唤，而他却渴望听到黎明前宣礼员在整个古城高声召唤穆斯林信徒去做祷告的声音。当地的法兰克人并不尊重他，在他登船回国时，阿克城的居民一起向他投掷垃圾。腓特烈回到意大利后，仍和苏丹卡米勒保持联系，两位君主一直互通书信，互赠礼物，苏丹甚至把他的一个朋友，一位最博学的哲学家送往意大利，进一步教导那里的基督教徒。 　　13世纪20年代中期，在西班牙声名显赫的迈克尔·斯科特加入了这座阿拉伯化的宫廷。他在1217年前后到达托莱多，着手翻译一部关于天体的阿拉伯语专著以及三部阿拉伯语版的亚里士多德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即《论动物》、《论天体》和《论灵魂》。作为腓特烈的科学顾问和宫廷占星师，迈克尔后来翻译出版了阿维森纳的一部动物学论著，并撰写了大量关于占星术、气象学、相面术的著作，还他把自己所有的译著和著作都献给了腓特烈皇帝。这些著作表明迈克尔非常了解医学、音乐、炼金术和亚里士多德的总体哲学。教皇洪诺留三世称他是“学者中格外擅长科学”之人；另一位教皇也证实他谙熟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 迈克尔不但是游学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吟游诗人，罗马教廷专门从教会的财产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资金以薪俸的形式资助他。据说他还掌握了大量的阿拉伯天文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知识，对自己的精细计算引以为豪。 　　迈克尔和腓特烈的关系使他成为新欧洲思想界和文化界的核心人物，他曾是一个贫穷的学者和年轻的教师，在经历过诸多困难之后，他决心竭尽全力走出困境。他在一篇富有启发性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要想赢得世人的尊重，你要么得到神的眷顾，被推选为主教、修道院院长、族长，要么运用自己的天赋或技术完美地工作，成为某个学科公认的大师。”显然，迈克尔已经决定放弃弹奏鲁特琴的技艺，转而希望通过文字获得经久不衰的声望。 　　迈克尔利用宫廷为他提供的平台倡导激进的思想观点、新学问和新颖的技术。在他的门生当中，有一人是比萨的列奥纳多（Leonardo of Pisa），又名斐波纳契，今天人们认为他是从古至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同迈克尔和他的君主腓特烈一样，列奥纳多也是更加世俗化的欧洲的产物。他的父亲是一位比萨商人，居住在比萨城邦的北非飞地，即今天的阿尔及利亚。他把年幼的儿子送到当地的穆斯林商人那里学习最新的算数和记账方法，其中包括意大利的复式记账法。后来列奥纳多游历了西西里、埃及、法国南部和君士坦丁堡，然后回到故乡意大利。1202年，他撰写了《算盘书》——这是基督教欧洲第一本关于代数和几何的综合性著作。该书还用最详尽的拉丁语解释了如何使用由花拉子密最先提出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列奥纳多在书中写道：“此乃开篇第一章也。九个印度数字为：9、8、7、6、5、4、3、2、1。有此九个数字和0（阿拉伯人称其为“zephyr ”），即可写出任何数字。” 　　列奥纳多的《算盘书》引起了迈克尔的关注，迈克尔给他寄去了一份详细的书评，其中包括他提出的一些改进和修正的意见。迈克尔还担保，这位意大利学者将会得到腓特烈皇帝的支持，因为他能解答那些连经常和腓特烈通信的阿拉伯专家都无从解决的数学难题，腓特烈对列奥纳多的才华甚为欣赏。后来在修订版的《算盘书》中，列奥纳多以两个缘由对迈克尔表示感谢，他写道：“我的恩师迈克尔·斯科特，您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前段时间写了一本关于数字的书，并送给您一份手抄稿，您就此致函我的君主（腓特烈二世）。依照您的批评意见，以及您那细致入微的剖析，我得以有效地修改了此书，谨向您和许多其他人表示敬意⋯⋯另外，如若发现此书仍有不足或仍存缺陷，请您匡正。” 　　列奥纳多写出了关于几何学、二次方程方面的专著，并写出了满足日趋壮大的国际商人阶层实际需求的专著——多种货币的兑换、商业合作中的股份分配、各种度量单位的使用等——他还预料到十进制分数即将为人们所使用。列奥纳多打破了当时的常规，没有参考神秘的数字命理学，倒是乐意承认阿拉伯人对其技艺所做出的贡献。他写道：“在解决问题时有一种阿拉伯人使用的‘直截了当’的方法。这种方法值得称道，很有价值，因为用它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列奥纳多所写的其他一些著作，详细阐明了腓特烈和参加宫廷主办的数学竞赛的选手向他提出的难题，但是没有哪一部著作比由此衍生出的《算盘书》更有声望。 　　列奥纳多在解答关于饲养兔子的难题的基础上，研究出了斐波那契数列。《算盘书》里提出了如下一道难题：“某人在围栏里养了一对兔子。按照自然规律，一个月后这对兔子将长成大兔子并生下一对小兔子，第二个月，生下的小兔子便可长成大兔子，并且也会生下一对小兔子。人们想知道，自他最初饲养的那对兔子始，一年之中总共能生出多少只兔子。”列奥纳多解答这一问题所得出的数字模型能够处理一系列科学和数学方面的问题。如今，这一著名数列的运用已成为《斐波纳契季刊》这份学术刊物的主题，该数列也被从事股票、债券和其他票据交易的技术型市场分析家使用数十年了。 　　腓特烈于1198年四岁时加冕登基，1250年驾崩；其统治时期是西方世界逐步走向17世纪科技大发展时代漫长征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腓特烈是第二位“受过洗礼的苏丹”，他与同时代的欧洲君主相比也许显得特立独行，以理性作为其世界观的基础，而理性则是即将出现的科学方法的标志，是腓特烈皇帝决心废除神明裁判的核心。神明裁判是一种司法制度，叙利亚的评论家乌萨马·伊本·蒙基德评论早期的十字军骑士时曾经嘲笑过这种制度。腓特烈断定，神裁这一方法不能裁决出真理，也不能被推理所证实。 　　腓特烈在一篇独创的关于猎鹰训练术的专论里，将他从阿拉伯原始材料中收集到的资料和迈克尔·斯科特新近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有关动物学的专著中的内容结合起来，其成就远远超过了100年前巴斯的阿德拉对此所做的粗略研究。例如，腓特烈在专论中向西方人介绍了阿拉伯人给猎鹰戴头罩的做法，他还亲自向埃及专家求教，试图用太阳的热量孵化鸵鸟蛋。腓特烈也像阿德拉那样，将自己从权威的“缰绳”下解放出来；每当他亲眼观察到的结果或者训练猎鹰得来的丰富经验和权威人士的说法不相符时，他就会纠正权威的错误，即便是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腓特烈以一个知识人的自信写道：“我们所做的就是要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 　　跟他同时代的人很少对他的科学爱好以及对理性的依赖表示认同。总和腓特烈争夺权力与影响力的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严厉地谴责他无视教会的教义和教皇的权威，只承认由理性思维证实的东西。在民众中流传着腓特烈过分信赖科学的传闻——其中一些是由他的敌人捏造的，比如对他深恶痛绝的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塞利姆本。一则传闻说，腓特烈为了知道人是否生来就会讲希伯来语，而下令必须在完全寂静的环境中养育婴儿，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希伯来语是人类 “天生的”语言。另一则传闻说，腓特烈命人把死囚置于一间密闭的房间，使其窒息而死，然后小心地打开房门，看他的灵魂是否在他死后离开他的躯体。 　　腓特烈如饥似渴地读书，想从各类学者那里学到他需要的东西，而不论他们是穆斯林、犹太人，还是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腓特烈开阔的胸襟显然让罗马那些刻板的教会人士感到震惊。几百年来，中世纪信奉基督教的文人对变革的恐惧使其思想处于瘫痪状态，而腓特烈却生性不怕变革。他说自己从孩提时就渴望学习知识，“不知疲倦地汲取知识的芳香”。腓特烈热情开朗，思维活跃，爱追根究底，他向交往圈子中的众多阿拉伯学者提出了所谓的“西西里人的问题”，即一系列有关哲学、形而上学和科学方面的问题。例如他问道：“告诉我们⋯⋯地狱、炼狱、天堂在哪里？是在地下、地上、还是在空中？”其他的问题涉及光学，例如为什么一个物体局部浸没在水里的时候看上去是弯曲的？还有一些问题则涉及宇宙的大小和结构。 　　回答其问题的一些阿拉伯学者怀疑腓特烈皇帝对哲学问题的理解深度，而事实却是，他是西方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尤其是因为他所表现出的探究精神和文化上的接受能力，打破了几百年来西方人那种自己强加的思想孤立主义。他提出的“西西里人的问题”将成为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家和新一代西方哲学家之间展开斗争的一个主要战场，而阿拉伯知名思想家的著作在这一战场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智者亚里士多德在他所有的论著中清楚地表明世界是永恒存在的。假如他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如果不能证明，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推理的本质又是什么？” 　　以前腓特烈二世也向高深莫测的科学顾问迈克尔·斯科特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满意迈克尔给出的答案，但是毫无疑问，他对这一题目的强烈好奇心，是因阿拉伯的哲学思想最近传到了他的宫廷而激发起来的。当然，迈克尔的协助也很重要，他擅长巫术的名声，与他翻译中世纪阿拉伯最伟大的哲学家阿布-瓦里德·伊本·拉斯德（Abul-Walid Ibn Rushd）的著作所引起的意义深远、经久不息的冲击波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伊本·拉斯德在拉丁人当中则以阿威罗伊这个名字而为人所知，但他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所做的阐释，对于西方理解科学、自然和形而上学至关重要，因此他通常被人称作“评注家”。 　　阿威罗伊出生在安达卢斯的首都科尔多瓦一个著名的穆斯林法学世家，从小受到一流的阿拉伯式教育——他学习了医学、宗教法律、神学，甚至对天文学还有所涉猎——并且具有政治敏锐性，这源于家族成员长期处于国家行政和宗教领域的高位所积累的经验。尽管当地绝大多数神职人员对哲学持怀疑态度，但是哲学这门学科已经从东方的穆斯林国家悄悄地传到安达卢斯，阿威罗伊显然从中获益良多。他延续了家族的传统，从1169年至1172年担任塞维利亚的宗教法官（qadi），这期间他还被任命为科尔多瓦的首席法官。 　　尽管无法向非基督徒打开天堂之门，然而但丁却对阿威罗伊表示赞扬，并把阿威罗伊置于地狱的边缘地带，与亚里士多德及其“哲学家族”的成员并列一处。这位意大利诗人和哲学家还充满赞许地将阿威罗伊称作“写出伟大评论的人”。拉斐尔创作的壁画杰作《雅典学派》则把阿威罗伊的形象永远留在了梵蒂冈的教皇宫中。而正是迈克尔·斯科特在腓特烈皇帝的资助下翻译了阿威罗伊的著作，并遵照皇帝的旨意将译文抄写并送往各个大学，才引起了拉丁语世界对阿威罗伊卓有见地的哲学观点，尤其是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见解的直接关注。 　　阿威罗伊的西方读者往往从他那时常是微妙莫测的观点中得出最极端的结论；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译著就是一种启示。阿威罗伊最具煽动性的哲学学说坚信世界是永恒存在的，这与传统的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的观点相矛盾。他们认为神在自己选定的时间创造了宇宙，并且掌控着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毕竟《创世纪》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基督教世界通常都宇宙有一个明确的起点，是“从虚无之中”创造的。阿威罗伊则不同意这一说法，而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时间和物质都是永恒的，造物主仅仅是让整个过程运动起来——来进行反驳。 　　阿拉伯的哲学传统中隐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神并不费心去管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处于极乐世界，对中世纪神学家所说的世间的“具体细节”一无所知。同样，神也就被有效地免除了——甚至被阻碍了对宇宙的日常管理。取而代之的是，他依赖于大自然永恒而普遍的法则，而这些法则又是从他自身的尽善尽美中衍生而来。在许多批评家看来，阿拉伯人的这种观念违背了《圣经》中最后审判日的预示——最后审判日那天，神将亲自评判每个人坚持《启示录》中讲明的道德准则的情况。阿拉伯人的观念还对《圣经》中有关奇迹的描述表示怀疑，但是它们开辟了一条必要的通道，让人们去追求并揭示存在之规律，即人们所知的自然科学。 　　几个世纪以前，圣奥古斯丁曾风趣地说，地狱里有个地方专门留给任何一个胆敢问神在创世之前在做什么的人。但是西方越来越多的阿威罗伊的追随者，是无法轻易打发得了的。巴斯的阿德拉已经使基督徒探索宇宙成为可能。现在，在迈克尔·斯科特的帮助下，阿威罗伊则打开了一扇通往伟大新世界的大门。和其前辈亚里士多德一样，阿威罗伊这位阿拉伯思想家认为，神创造了宇宙，但之后却把它留给人类，由人类在宇宙中成就伟业。 * * * 　　世界永恒这一学说在基督教里由来已久，它产生于深受希腊哲学影响的社会，并且在希腊文化领域最先得到认可。因此，尽力采纳并保护这一内容丰富的古典遗产，对于早期的基督教会来说非常重要，它可被用来支持教会的主张，宣扬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然而由于希腊权威学者的阐释复杂难懂，这个令人困惑的学说曾一度沉寂了几个世纪。每当有人研究这一学说时，教会的神父以及后来的一些神学家就会协力断言，《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矛盾，尽管证据并不充足。 　　只有当这个假想的学说得以澄清，它才可能与自然世界结合起来，但首先是基督教徒必须沿着早期的阿拉伯思想家指引的道路前行，因为阿拉伯思想家试图使哲学需求和宗教信仰的需求和谐共存。9世纪的哲学家肯迪在他的字里行间就曾感激过希腊人。但他也清晰地表明，阿拉伯思想家是想把希腊人的聪明才智发扬光大，使其适应穆斯林文化的需要。“继续坚信我们在所有论著中一直遵循的原则是合适的，这就是说，首先要完整地将古人所说的一切有关这一话题的言辞记录下来，其次要根据阿拉伯语的用法、我们这个时代的习俗和我们自身的能力，把古人没有完全表述的观点补充完整。” 　　肯迪进一步指出，“调查研究、逻辑推理、基础科学和长期的教育”是普通人——就是那些没有被神赐予先知能力的人——获得知识的唯一途经。此观点对中世纪后期的拉丁学者具有极其宝贵的价值，因为后来将巴黎、牛津和其他一些传播教会教义的中心搅得天翻地覆的辩论，已经在此时被充分地预演过了。拉丁学者要做的就是掌握阿拉伯典籍中的内容，然后照着去行事罢了。 　　有关宇宙起源的希腊学说常常通过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其中不乏含糊不清之处。然而，在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中，有一些篇章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例如，他在《形而上学》中写道：“有些东西总是在不停地运动；但这是圆周运动。而且这种运动不但可以通过推理证明，也可通过事物本身来证明。因此，最初的天体是永恒的。所以，其中就有某种运动的物体。但是既然有被推动的物体，有自己运动的物体，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起媒介作用的物体，那么就有不被推动而能运动的物体，这便是永恒不灭的，是本体和能量。”这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中著名的“不动的推动者（Unmoved Mover）”概念，它的含义——假如当时人们能够完全理解——要么没有真正渗透到早期的基督教徒的意识之中，要么是被随意地忽略了。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世界永恒这个问题同他对无限和时间这两个概念的认识紧密相连，他把时间定义为衡量运动物体的尺度。奥古斯丁和一些随后的基督教思想家认为，他们能够宽恕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与《创世纪》中所言相矛盾的话。他们认为宇宙不是被“适时”创造出来的，而是“和时间一起”被创造出来的。在创世之前，没有任何物体能证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时间概念所涉及的变化和运动是存在的。然而随着必要的物体被一一创造出来，才可以说时间是存在的，这为《创世纪》描述的“创世”提供了依据。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写道：“如果在创造天、地之前不存在时间，‘你（神）那时在干什么？’这个问题就显得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没有时间，就没有那时。”奥古斯丁可能曲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但是他的确令西方人800年来都不再思考世界永恒这个问题。 　　波斯的博学者阿维森纳是一位多产作家，从13世纪起，他很受西方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欢迎，他的作品最先打破了基督徒的自满心理。从他的综合性论著《灵魂治疗大全》中摘录的有关形而上学和灵魂的观点特别引人关注。在托莱多，这些摘录首先被翻译成拉丁语，但是和绝大多数主要的阿拉伯原著的译本一样，经过很长时间它们的影响力才显现出来。尽管阿维森纳已经成名近一百年，但他的100多部哲学作品现存的拉丁语手稿，却在1250年以后才被抄写复制——其流通量相当于之前的三倍。 　　阿维森纳的学说颇受基督教思想家的赞许。分析亚里士多德哲学方面的作品，尤其是那本晦涩难懂的《形而上学》，是一项令人生畏的任务；面对这项任务，阿维森纳用人们熟悉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复杂的问题。他说自己把《形而上学》读了40遍，足以将它背诵下来，但是直到在书市偶然发现前辈阿布·纳斯尔·法拉比就此书写的简短的导读之后，才开始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真正意图。“我回到家赶紧阅读，那本书的写作目的立刻呈现在我眼前，因为我已经把书熟记于心了。我对此非常高兴，为了感谢崇高的神，第二天我施舍给穷人很多东西。” 　　阿维森纳把形而上学的“全部成果”定义为，它确定了神的存在和属性；这一观点得到了他新近的基督徒读者的热心支持。身为穆斯林——因而也是一位忠诚不二的一神论者，阿维森纳自然要比亚里士多德这位异教徒更想把形而上学和研究神联系起来。但他有幸得到了法拉比的导读的帮助，从而拓展了形而上学这一概念，不仅包含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传统观点，而且涵盖了伊斯兰教的神学理论。自始至终，阿维森纳都在努力将哲学和自己的基本宗教信仰融合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与中世纪基督教界的许多关切是相吻合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创世的综合描述。在他看来，创世就是为了保留永恒、简约而完美的神与短暂而不完美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差别。事实上，他的这种努力最终在东方和西方都遭到了人们的反对，但是此番努力的内在价值，或者说它对整个中世纪后期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无法抹灭的。 　　阿维森纳对医学和生物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他提出的有关灵魂和普通心理学方面的学说也进入了西方的传统。迈克尔·斯科特结合自身所从事的内科医生的工作，翻译了阿维森纳的《动物论》，从而吸收了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他欣然采纳了阿维森纳关于感官能力、感觉和运动的差异、人的行动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差异等问题的看法。与此同时，阿维森纳的综合性医学名著《医典》，涵盖了重要的科学方法，其中包括对各种疾病进行的敏锐临床观察。《医典》还揭示了一个世界，人们在那里可以理解自然规律，甚至可以利用自然规律来为自己谋求利益，而这正是西方科学新世界的主要特征。神学家阿布·哈米德·加扎利撰写的《哲学家的矛盾》一书，也许是中世纪穆斯林神学界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加扎利在书中最先对阿维森纳的观点进行了抨击，然而阿维森纳的影响十分深远，以至于在西方该书通常被误认为是证明阿维森纳哲学观点的一部著作。 　　在阿维森纳看来，神是宇宙中唯一没有起因的事物；他独一无二，必不可少，其他事物都依他而定。神自身的必要性体现在，通过一系列有智慧的媒介使一连串复杂的事件运动起来，而这些有智慧的媒介反过来又以唯一的最好方式创造出天体和陆地世界。从公元3世纪已故的希腊评注家到阿维森纳的阿拉伯前辈，此种观念一直为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提供了某种暗示：它将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归于一个源头，并为创世说提供了某种合理的理论框架。但是阿维森纳还认为，如果神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世界，那么他就不是神了；对《圣经》的普通解读似乎表明，创世并非神意志的行为，因为创世的想法和过程是分别发生的。这便产生了一个永恒的宇宙，但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它依赖第一起因，而这里第一起因就等同于神。 　　加扎利生于1058年，也就是阿维森纳去世21年之后，他在成名作《哲学家的矛盾》中抱怨道，阿维森纳有关世界永恒以及相关事物的学说，将神置于几乎无事可做的地步。一旦种种事件被运动起来，神在其后开展的造物过程中就无法插手了；因为他不了解世人日常生活的脉动，也就是所谓的日常细节。创造宇宙的决定源于神的本性，完全不是出自神之手。加扎利是一位杰出的辩论家，在穆斯林神学家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为他愿意按照哲学家自己的主张接受他们。他尖锐地质问，阿维森纳所说的神是否就是通常意义的神。 　　加扎利把阿维森纳的世界永恒论视为约束神神圣的行动自由的不虔诚表现，他对该学说的尖锐批评是在主张神拥有无限的能力。此时，传统的神学家必定感到，他们拥有与《圣经》有关的牢固的立足点，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对《圣经》的字面解读，来支撑他们的如下论点：神洞悉一切事物。《古兰经》（34：3）里讲到：“我的主是全知幽玄的，天地间微尘重的重物，不能远离他。”在加扎利看来，神对事物的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能力意味着，世界一直处于不断被他重新创造的过程之中，构成宇宙的微尘瞬间被真神之手一次又一次地重新组合。本体实际上就是持续不断的一系列“新的”本体，每个本体都是由神刻意创造的，但都不受必然力的支配。加扎利指出，假如一个棉花球被扔进火里燃烧起来，仅仅是因为那一刻神想要让它燃烧，而不是因为引入了火焰必然产生的结果。他说，我们的因果观念是一种错误观念。 　　加扎利在其针对哲学家缺乏宗教信仰的三大断言中的一个断言里，包含了世界永恒这一学说，这间接地表明，150多年后，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将会以异端邪说为由对这一观念进行全面的抨击。加扎利出生在他的头号对手阿维森纳之后，也许既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又是一种极大的不幸，而出生在他的第二个对手——理性主义者阿威罗伊之前也是如此。然而从很大程度上说，加扎利在《哲学家的矛盾》一书中提到的许多论点，日后将会成为阿威罗伊著作中的主要关注对象，尤其是他直接回应加扎利的那部被他辛辣地命名为《矛盾的矛盾》的著作。 * * * 　　腓特烈二世并不是中世纪唯一一位对世界永恒论感兴趣的统治者，因为50年前，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大师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从而引起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而这些评论总有一天将会动摇基督教界的思想根基。大约在1168年，有人把阿威罗伊引见给苏丹阿布·雅各布·优素福。阿威罗伊惊讶地发现，苏丹要与他探讨创世的问题。阿布·雅各布早年统治塞维利亚时曾经沉浸在那里的图书馆中，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身边还有不少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于1163年即苏丹之位，如今则对较为大众化的时尚产生了兴趣。阿威罗伊后来回忆道：“苏丹问完我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和我的家系之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对天体有什么看法’——他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哲学家——‘天体是永恒存在的还是被创造出来的？’” 　　这是一个危险的领域。哲学，甚至其对手神学，在安达卢斯人的精神生活中从来都是无足轻重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长期以来深受保守的马立克宗教法学学派的影响，该学派的创始人曾宣称，人类智慧无法超越《古兰经》的经文和伊斯兰教规的圣训，无法超越先知穆罕默德和他早期的同伴所树立的典范。马力克说：“知识由三部分组成：尊贵的《圣经》，过去的传统，以及‘我所不知的东西’”。因此，安达卢斯的学者通常都行事谨慎，或者受到当地统治者的直接庇护，使其免受教会权威的责难。这些保守的马立克学派的法理学家认为神学没有必要，哲学就更没有必要了。即便是加扎利的著作——尽管今日被视为主要的反阿拉伯和希腊哲学家、捍卫穆斯林正统神学的著述——也都按照保守的法理学家的主张被焚毁了。安达卢斯首位真正的哲学家，在拉丁语里被称作阿维帕斯，曾把自己比作孤独的野草——多余无用，孤单寂寞，不被赏识。 　　直到1146年，情况开始有所好转。这一年，北非柏柏尔阿尔摩哈德王朝的奠基人伊本·图马特，悄然无声地放松了对神学和哲学的限制。伊本·图马特相信严格按照字面意思解读的《古兰经》，无暇关注马立克等法学学派按照解经法程式化地解释出的《古兰经》。在他看来，人生来就具有理性，能够理解宗教的教义。和其他具有同样看法的穆斯林思想家一样，他认为理性和天启（神的启示）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绝不是彼此对立的。推理能力为人相信天启奠定了基础。因此，推理能够证明神的存在。然而，伊本·图马特及其继承者却在公开场合谨言慎行，以免激怒那些有权势的宗教法学家。 　　难怪当苏丹阿布·雅各布第一次提及世界永恒论这个禁忌话题之时，阿威罗伊感到惊恐不已了。“我既困惑又恐惧，于是开始表示歉意，说自己从来都不关注哲学研究。”然而，阿威罗伊是由他的朋友兼导师伊本·图斐利（Ibn Tufayl）引荐的，图斐利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苏丹的御医，而当时苏丹发起了一场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并在讨论中展示出了这方面渊博的学识。阿威罗伊叙述道：“这样一来，他便不断地安慰我，让我不要紧张，尽管直说，这样他才了解到我在这一话题上的见解。在我告退时，他赐予我了一笔钱，一件华丽的象征荣誉的长袍和一匹骏马。” 　　阿威罗伊面见苏丹之前已经撰写了有关宗教法律和哲学的论著，还写了一部重要的医学教科书，该书在今后几个世纪里颇受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医生的欢迎。多年之后，他将会被苏丹召入朝廷，接替他年迈的朋友伊本·图斐利，担当其苏丹的私人医生职位。但一开始，苏丹阿布·雅各布却赋予他一项重要的使命，命他作一位译员。后来，阿威罗伊向他的一个弟子回忆说：“一天，伊本·图斐利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我听到苏丹阿布·雅各布抱怨亚里士多德以及他的那些翻译家晦涩难懂的表达方式，苏丹还提到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目的不明，他说如果有人能够翻译那些著作，将它们加以概括，并解释出其中的目的，彻底弄明白之后，才比较容易让民众领会掌握。’” 伊本·图斐利立刻向苏丹举荐阿威罗伊，将这项任务交由他来完成，阿威罗伊欣然接受此项皇命，从此他可以在苏丹的资助下进行他的哲学研究工作。“这使我得以概括总结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尽管阿威罗伊作为一位法理学家要承担各种各样的职责，但是他仍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研究这项任务之中。有了苏丹所给予的政治和财政上的支持，他为穆斯林读者写出了三类作品，对特定的文本做了详细地阐释。这三类作品分别是：摘要，概括亚里士多德的中心论点；所谓的“中型”评注，对资料加以说明和解释；“大型”评注，对原作进行逐行逐句的分析研究，旁征博引大量的阿拉伯和希腊的哲学著述，并且加入他自己的解释。目前存世的共有38部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评注，涵盖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作品。这些评注体现了阿威罗伊所付出的非凡努力，向人们揭示了一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评注里不像后来的希腊评论家那样添枝加叶，也没有阿维森纳那种高深莫测的倾向，而是与穆斯林的东方针锋相对，始终坚持安达卢斯的哲学传统。这正符合他本人的意向，也符合阿尔摩哈德苏丹这位理性主义者的意向，他们决心建立一个理性与天启共存的地方。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所做的大型评注处于核心地位。在阿威罗伊看来，《形而上学》这部著作是对“存在”科学所做的详尽而全面的研究，对理解神和自然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威罗伊在有关创世的著述里，弘扬了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学说，同时断言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神学家所认可的观点——即世界是从虚无中被适时创造出来的——纯属无稽之谈。他反对按照字面的意思解读《圣经》，指出那样就限制了神的能力，有损神的完美，是不可接受的。他向读者发问，神创造宇宙之前在干什么，无所事事地坐着吗？为什么神选择一个特定的时间，而不是在其他时间创造世界呢？这间接地表明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情况——尽善尽美的神要么犯了一个错误，要么改变了主意。 　　阿威罗伊的大型评注还确认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即通过理解因果关系来获取基础知识。阿威罗伊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相信哲学家的因果方法，而不直接求助于神，是人类了解自身周围事物的唯一基础。“否认原因意味着否认知识，否认知识就意味着人们无法真正认识这个世界。” 　　这便跟神学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了。神学家们声称，哲学家对创世以及因果的看法将神置于毫无能力的地位。阿威罗伊回应说，神无须改变他那完美无缺的知识状况，就能了解我们这个下界的繁衍生息和堕落腐化。这使他洞悉一切细节。神学家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们将人和神混为一谈，把神看作一种超人。阿威罗伊在《矛盾的矛盾》这部直接回答加扎利的书中写道：“相信此种观点的人将神变成一个永生之人，把人当作有寿命的神。“很明显，他们（神学家）只是使神成为一个长生不老的人，因为他们将这个世界与艺术产品进行比较，而那些艺术产品又是由人的意志、知识和能力创造出来的。然而这种理论只不过是一个隐喻，一个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而已。” 　　阿威罗伊为神洞悉一切细节进行辩护，这保持了他的世界永恒的观点，而并不诋毁穆斯林有关最后审判日及其相关问题所持的信仰。正是在创世问题上持续不断的争论才使阿威罗伊和加扎利进行了大量的“思想交流”。正如他们在“细节“问题上的斗争一样，他们对世界永恒论的斗争归根结蒂就是一个神的神圣属性（即神的知识、能力和意志）的问题。神学家拼命坚持神具有最高、最大、最强的属性，然而以阿威罗伊为代表的哲学家则试图为理性、为永恒的自然法则主宰下的自然世界创建一个形而上学的空间——而理性与自然世界都是纯粹科学的基本要素。 　　在12世纪后期的伊斯兰世界，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打破了思想界的平衡，天平不再偏向阿威罗伊，而是转向神学家一边。当时安达卢斯的柏柏尔苏丹面临着来自西班牙北部的基督教军队的致命威胁，朝廷试图通过公开展示其正统的宗教热诚，与保守的穆斯林教士和全体百姓结为联盟。1195年，阿威罗伊的学说遭到否定，他被驱逐到科尔多瓦以外的犹太人聚居地卢塞纳镇。他的哲学著作被焚烧，以前和他共事的宗教法官组成了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禁止学习他的学说。 　　阿威罗伊的流亡生活仅仅持续了两年，随后他便被召回到设在马拉喀什的阿尔摩哈德朝廷。不久之后，即1198年12月9日，他溘然长逝。14年后，强大的基督教联盟军在托洛萨的纳瓦斯（Las Navas de Tolosa）战役中完胜西班牙的伊斯兰军。穆斯林统治下的安达卢斯再没有真正恢复元气，但阿威罗伊的名声却并非如此。在他去世50多年后，他无可争议地成了巴黎稻草街（Street of Straw）上演的思想剧中的明星；稻草街是一条充满传奇的学者之巷，它横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中心巴黎。 　　阿威罗伊倾尽全力完成的苏丹阿布·雅各布·优素福交给的使命，为欧洲留下了一种学习哲学所需的完全理性主义的方法，从而永远改变了西方思想的景象。笛卡尔因他的数学理性主义而成为西方现代哲学之父的传统人选，可阿维罗伊获得类似的崇高声望要比笛卡尔早了几乎五个世纪。几百年前，圣奥古斯丁曾使哲学从属于神学而处于次要地位。但自从阿威罗伊的著作传到西方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阿威罗伊以如下主张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一门完全实证主义的科学，能够从颠扑不破的第一性原理中获取绝对真理。在他看来，哲学和天启都是可靠的真理之源，两者从来不会真正地相互对立。在必要的时候，依照哲学上的证据，对《圣经》加以寓意性解读能够揭示其中的内在意义。神学和哲学两者都把人类引向同一真理。 　　阿威罗伊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他引起了中世纪西方人的注意。这位虔诚的穆斯林思想家几乎完全错过了早期的拉丁语翻译高潮，但却写出了引人注目的宗教法律论著和其他一些详细而明确的专著，探讨了哲学的地位，哲学和主要的一神论信仰（诸如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当时有关亚里士多德学说的评注在基督教世界受到热捧，那里的人们觉得阿威罗伊所写的明显带有伊斯兰教义的作品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因此，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它们才被翻译成拉丁语，尽管中世纪的犹太思想家，包括大师级人物摩西·迈蒙尼德对他的作品都颇为认可。在他那些“不为人知”的作品中，《论宗教与哲学的和谐》一书维护了哲学在宗教环境中享有的合法地位，具有划时代意义。他在介绍这部书时说到：“写这部专著的目的是从研究（神圣）法律的角度审视一下哲学和逻辑学研究是否得到法律的许可或者被禁止，或者受到推崇——要么通过推荐的方式，要么通过强制措施。” 　　阿威罗伊得出结论，哲学和天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得到相同的答案。他仔细研读了伊斯兰教的经文，从中找到充足的运用人的理性的证据，并且把运用理性看作少数能够真正进行哲学探讨者应担当的宗教义务。“既然这种宗教信仰是正确的，它召唤人们去追求真理，我们穆斯林团体明确地知道，实证性研究（即哲学）得出的结论不会和《圣经》教给我们的东西相冲突，因为真理不会对抗真理，它只会印证真理。”阿威罗伊进一步表明，称职合格的哲学家所掌握的实证性知识，远远优于神学家所掌握的辨证的知识，也优于虔诚信徒所学到的具有说服作用的知识。 　　阿威罗伊——这位神的真诚信徒，穆斯林信仰的辩护者——在13世纪西方那些渴望新的方式审视世界的思想家当中几乎无人知晓。相反，在拉丁人的脑海中，阿威罗伊这个名字就如同迈克尔·斯科特和腓特烈二世此等贤达以及他自己的著述一样，如雷贯耳。迈克尔翻译了阿威罗伊的四本评注，其中包括影响重大的《形而上学》和《论灵魂》这两部书的评注，他还翻译了两本“大型”评注和一本摘要。腓特烈特意关照要把这些译著和其他译作送往意大利的高等学府，不久它们又从那里被人传到了巴黎。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藏有一部1243年的手稿，里面记载了中世纪的西方所知的几乎所有出自阿威罗伊手笔的著作。 腓特烈在写给博洛尼亚的饱学之士的一封举荐信中宣称，他希望和世人分享阿威罗伊留下的无价资料。“我们不能把那些辛苦积攒的成果隐藏起来，也不能把它们占为己有，只有当我们与别人分享这些优秀成果时，我们才能感到满足⋯⋯因此，呈请接受这些书籍，权且将它们作为一位朋友，即皇帝，赠于你们的礼物，并且按你们这位朋友的要求，把你们的读书心得和研究成果善意地告诉你们这位朋友。” 　　起初，博洛尼亚的学者对腓特烈赠送的礼物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阿威罗伊的著作似乎自然而然地陷入基督教徒有关世界永恒和大体接受亚里士多德学说这些问题的争论之中。一些教会人员则欣然接受阿威罗伊，认为这位评注家能够启发人们了解复杂难懂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王国。然而这种四平八稳的局面注定是要终结的。欧洲的大学虽然在创立之初是半自制的机构，但它们在本质上仍然是宗教机构，必须听命于教会的最高权威。不受宗教约束的教师，主要是在巴黎大学任教的哲学家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可以利用阿威罗伊的学说与神学家抗衡，因为他曾宣称真正的哲学优于神学，哲学和神学都提供了获取同样永恒真理的合法途经；他的断言注定奥古斯丁提出的哲学家不过是神学家的女仆这一观念将会寿终正寝。不久之后，信仰和理性这两股力量便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斗争，而这种情况正需要一位哲人圣贤来埋头钻研阿威罗伊及其学派学说，耐心地在两方之间斡旋出一份“休战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