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七章 “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

　　富有开拓精神的西方学者，在巴斯的阿德拉、比萨的斯蒂芬和阿拉伯学问界其他先驱等榜样的激励下，不久便纷纷走出西班牙、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和所谓的拉丁人的东方这些穆斯林先前所辖的领地，去寻找最新的哲学著作，并寻求书中所包含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基督徒的征服行为，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贸易的开展，开始将阿拉伯人浩如烟海的图书馆展现在了西方人的眼前，尤其是在穆斯林曾经统治过的西班牙领土上，情况更是如此。大量求知若渴的读者奔向这些知识的宝库。在这个地区最终被阿拉伯人占据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格拉纳达（Granada）王国于1492年被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的军队攻陷，当时拉丁人正忙于钻研穆斯林被迫从伊比利亚（Iberian）半岛撤离时留下的极为宝贵的书籍。在那段等同于知识领域的淘金热里，许多年轻的学者匆匆来到未知的阿拉伯世界，去寻找阿拉伯语书籍，然后赶在别人捷足先登之前，抢先将它们翻译成拉丁语。 　　从1126年起，一些西方学者在那些既能找到充足的阿拉伯语书籍，又能找到有影响力的赞助人的地方开办了书店。在西班牙，因其临近阿拉伯地区，又拥有大量的文化财富，所以成为最受欢迎的目的地，许多译者组成团队，相互合作。他们还雇佣当地的犹太知识分子，或者既精通阿拉伯语又会讲当地语言的基督徒为其服务，这些人在阿拉伯文本和拉丁文本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还有一些精通阿拉伯语，甚至希伯来语的人，也决心从安达卢斯地区丰富的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汲取精华；在安达卢斯，犹太人的学问和阿拉伯人的学问一同进步，共同繁荣。 　　从本质上说，这种自发的翻译活动意味着，翻译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误解和张冠李戴的现象。在选择文本时，文本的获得和获得的快慢往往比内容更为重。因此，一些二流书籍得以广泛流传，而重要的书籍却被忽略了。劣质译本通过阿拉伯占星术的引介慢慢传开，也许早期的基督教学者很可能在研读这些劣质译本时，常常以为自己是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些被误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即所谓的“伪亚里士多德文本”，也就流传开来。于是，大量的译文为人所知，而其阿拉伯语或希腊语原作却无人知晓。一些拉丁学者他们在翻译时就很可能将自己的非正统观点隐含在了译文之中。 　　广大译者的一腔热情和干劲，不仅仅弥补了翻译中这样那样的不足，而且将阿拉伯语书籍越来越快地译成了拉丁语。早期译者对占星术书籍的兴趣促使他们去了解几何学、数学和天文学——这三门学科对于从事天体占卜都十分必要。那些代表不同学科门类的比较有影响力的阿拉伯语书籍，激发了译者在更广阔的领域从事翻译的兴趣，诸如医学、药理学、光学、炼金术以及星盘和积尺信德天文表的应用等。到12世纪后半叶，日益盛行的阿拉伯哲学家的学说促使更多重要科学著作的译本问世。 　　西方旅行者发现，那些等待他们的宝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穆斯林统治西班牙时期的首位伟大领袖阿布德·拉赫曼所建立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方面的传统。阿布德是倭马亚哈里发（Umayyad caliph）十世流亡在外的皇孙，他从阿拔斯王朝革命中逃离出来，逃亡到了北非，得到其母亲家族的柏柏尔人的庇护。在那里，他把目光盯在海峡彼岸西班牙附近传说中著名的财富之上。随后的几年里，他将柏柏尔人、亲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斗士和另外一些有反叛之心的群体联合起来，并于公元755年秋天率领他们攻入欧洲大陆。 　　自从塔里克将军带领七千多名来自北非的柏柏尔士兵击败信奉基督教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之后，阿拉伯人统治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领土已有四十余年了。公元711年春天，塔里克将军率领入侵军队登陆，在大举向北进发并杀掉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Roderic）之前，在一座岩石山上修筑了堡垒，这座山便以将军的名字命名，至今仍叫做塔里克山，或者直布罗陀山。但从这个新领地开辟之初，其内部就一直存在着意见分歧。公元756年夏天，阿布德·拉赫曼利用这些弱点，乘其不备占领了首府科尔多瓦（Cordoba），并自封为穆斯林西班牙之主。 　　这位新任统治者念念不忘后方家乡还有阿拔斯王朝这一强大的对手，因此他十分谨慎，没有用“哈里发”这个伊斯兰领袖和宗教权威所拥有的头衔，而是满足于“埃米尔”或军事指挥官这种不引人注目的称号——但在大约两百年后，他的一个继承人却刻意使用了这一头衔。在长达三十多年的统治期内，他把一直变化不定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地理版图扩张到可以和东方阿拉伯帝国之荣耀相匹敌的地步。在随后的八百多年里，穆斯林仍将雄踞于西班牙这一国度。 　　 西哥特人统治下的信奉基督教的死气沉沉的西班牙，能够转变为欧洲无可争议的文化超级强国，大多要归功于阿拉伯核心地带这一渊源。埃米尔阿布德在科尔多瓦城外修建了一座名为曼亚·鲁沙法（Munya al-Rusafa）的乡村别墅，与他的祖父建在叙利亚的庄园同名，当年这位王子就是从那里被迫逃生的。来自中东的异域物产，诸如石榴、桃子等水果，很快便为这座人造的沙漠绿洲增添了魅力。西班牙的第一棵海枣树也来自中东，它那孤单凄凉的样子触动了阿布德的心，他随即写下一首怀旧诗，将海枣树的命运比作自己流亡他乡的命运。“我对它说：‘你我多么相像，流亡在外，长年与亲友天各一方。你从陌生的土壤中萌芽，而我也和你一样，背井离乡。’” 　　然而，阿布德借物移情，忧郁伤感，绝非精神异常的表现。中世纪阿拉伯人的天赋，在于他们的非凡接受能力，即接受新思想的能力；他们能够从外国文化——先是波斯和印度文化，后是希腊文化——里识别并吸纳所需要的东西，然后修改、提升这些观念，使其适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实际需求和思想需求，尤其是宗教方面的需求。伊本·赫勒敦这位权威的社会观察家，其家族在基督徒征服中被逐出了安达卢斯；他曾谈到，他的阿拉伯同胞简直不能静止不动地待在一个地方：“阿拉伯人所有的习惯性活动导致了旅游和迁徙。”而随着人的旅游和迁徙，艺术、科技、甚至植物也便在大家所知的广袤的伊斯兰世界传播开来，从而带来了令人惊叹的结果。 　　即便是伊斯兰世界内部出现了深度的政治分裂，也不能打破由共同的信仰、语言、法典和其他文化价值观所形成的根本联系，不论这种分裂是8世纪时安达卢斯的兴盛，以及后来阿拔斯帝国的瓦解，还是11世纪穆斯林西班牙最终分化为几个相互对抗的小国，情况都是如此。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在三大洲同时出现，影响力非同一般。它能够发现并同化一大批传统和文化，若非有了伊斯兰教，这些传统和文化也许会天各一方，孤立地存在。直到欧洲的“发现时代”来临之前，阿拉伯学者一直在世界上遥远的另一方独享着无与伦比的知识。在这样的环境里，拉齐这位在西方被称为雷扎斯（Rhazes）的著名医生和科学家，早在10世纪初期就能敏锐地指出生长在西班牙和印度两国不同品种的猪毛菜属植物在医学上的特性，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百多年来，源自印度、波斯和伊拉克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创造源源不断地向西方传播，通过埃及传给了马格里布的穆斯林——这片区域基本上涵盖了今天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西非以及与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大陆毗邻的安达卢斯等地。举例来说，一些来自也门的阿拉伯人在北非和西班牙定居，他们带去了早已形成的灌溉法则和管理程序，还带去了新作物、新技术和新体系，以改进土地的使用方法，提高产量。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种交往就不会是单向的交往了，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安达卢斯和西方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产生于东方的创造发明和科学技术最主要的受益者。 　　让我们以普通的茄子为例。茄子起源于印度；穆斯林征服时期，它在波斯得到普及。之后不久，阿拉伯烹饪书籍和农业指南中详细探讨了它的用途，人们甚至写诗赞颂它。随后有人将它带到了埃及，途经马格利布，进入安达卢斯。一篇写于中世纪的文章，记述了当时西班牙的四种已知的茄子品种：即“当地”品种、科尔多瓦品种、叙利亚品种和埃及品种。做意大利面食必不可少的西瓜、菠菜、高筋度硬小麦，以及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那些常见的食品，都是以类似的方式从东方传到西方的。在此过程中，这些引进来的作物必须适应新的气候和环境，而且常常需要辅以综合的栽培和灌溉方法。许多重要的安达卢斯作物，如水稻、甘蔗、桔子和其他柑橘类植物，在其原产地不会遭受夏季的干旱，而夏季干旱则正是典型的地中海地区的气候。因此，建立在先进的工程技术基础上的灌溉体系，并通过复杂精细的法律和行政方式，来使用、分享并维护这些体系，对长期的农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穆斯林西班牙的农民精于农业用水的改道、收集和分配，现代西班牙语中遗留下来的大量阿拉伯语痕迹可以印证这一点——防洪闸 (azuda)、灌溉渠 (acequia)、水车 (noria)、水磨(aceňa)以及相关的水利术语，都源自阿拉伯语。类似的由东方到西方的进程和选择性适应过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从音乐、服饰、嗜好的最新潮流，到天文、数学、医学、哲学领域的尖端研究，可谓不胜枚举。 　　设在科尔多瓦的阿拉伯宫廷自建立之初就开始引进图书，广纳学者，力图与阿拔斯王朝一争高下。花拉子密所著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就是其中的一本，此书在巴格达完成不久便被引介到科尔多瓦。9世纪初，马蒙和他的兄弟为争夺阿拔斯王朝的王位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致使朝廷内的许多学者、医生和诗人一度失去了靠山和大好前程；他们中的一些人十分乐意到安达卢斯去碰碰运气，另谋出路。而在当时巴格达、开罗和大马士革的文人圈内，大家都认为西班牙仍是一个缺乏文化气息的偏狭之地。因此，要说服这些迟疑不决的学者动身前往西班牙绝非易事，除非东方出现了政局或社会的动荡，或者有人承诺给他们提供丰厚的报酬。 　　倒也有一人去了西班牙，那便是著名的音乐家齐亚卜。他从巴格达而来，详细情况神秘而不可知。当时的记载模糊地暗示，他去西班牙是由于一场皇室密谋，以及一位音乐才能远较为逊色的竞争对手对他的恶意嫉妒。齐亚卜带去了数以千计的歌曲；他的才华和声望很快使他成为科尔多瓦行为举止、品味、通俗文化等方面首屈一指的权威人士。人们普遍认为，他把生活中的雅致细节引介给了当地人，比如牙膏、除腋臭剂、就餐分道上菜、烹饪精致菜肴等等。当时引人瞩目的名人之中，还有一位叫做阿巴斯·伊本·菲尔纳斯的发明家，此人行为古怪，曾尝试给自己插上双翼，从埃米尔的宫殿顶上展翅飞行，却命运不济，严重受伤，但他并不气馁，仍继续努力，改进了切割水晶技术，修建了一座室内天文馆，还设计出一个结构复杂的水时计，又称为“水钟”；该装置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每天五次祷告的时间。 　　穆斯林的征服把阿拉伯语带到了欧洲大陆的最西边，阿拉伯语很快成为公认的传递高雅文化的媒介，同时也是安达卢斯的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团体日常交流的工具。早在9世纪，科尔多瓦的基督教主教就曾哀叹，阿拉伯语正在威胁天主教教会的语言——拉丁语的生存。令他震惊的是，广大基督徒正在如饥似渴地阅读阿拉伯语书籍，并且“斥巨资扩充他们自己的藏书室⋯⋯人们几乎无法用拉丁语给朋友写出一封说得过去的信，但却有不计其数的人可以用阿拉伯语表达思想，用阿拉伯语创作诗歌，其手法技能连阿拉伯人都难以企及。” 　　一小撮反阿拉伯的保守主义分子发动了一场运动，煽动基督徒公开诋毁先知穆罕默德；他们希望这些激进分子受到严厉处置后会引发叛乱。事实上，穆斯林和基督教领袖试图以和平方式解除危机，但没有成功；之后，只有少数所谓的科尔多瓦烈士被处以极刑。这场运动并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不同信仰之间的良好关系得到了恢复。不过，那位基督教主教的深切不安并非空穴来风：阿拉伯语的广泛使用的确帮助打破了拉丁语对欧洲文学和学术演讲的束缚，为欧洲国家语言的兴起和“民族”作家创作伟大的作品铺平了道路。这批“民族”作家包括塞万提斯、但丁、莎士比亚等人。塞万提斯运用已故的阿拉伯“原创”作家西迪·本·哈马德（Sidi ben Hamed）的写作方式，创作了《堂吉诃德》；但丁对天堂和地狱的描述，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当时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伊斯兰文化中的原型。 　　安达卢斯人对阿拉伯爱情诗歌进行了创新，这些情诗通过外交手段、异族通婚、战争以及不同教派之间的接触，传到了信奉基督教的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在安达卢斯的朝廷里，有一种叫做“琦颜（qiyan）”的歌女，类似于日本的艺妓，她们吟唱传统的阿拉伯抒情诗歌。这些奴隶般的歌女在其主人面前表现出一种受宠的样子，任性多变，又常常不易让人上手，淋漓尽致地显现了当时的情色意识。9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谈到“琦颜”时不禁叹道：“无论是经过训练还是出于本能，她的天性就是要诱惑和捕捉她身边的男人。” 　　这些琦颜有时被当作外交礼物或陪嫁之物送给基督教国家的王子，有时还在战场上被虏获。1064年，诺曼人和来自法国南部的骑士攻占穆斯林统治的巴瓦斯特罗城(Barbastro)时，就俘获了数百名训练有素的琦颜，她们中的许多人最终成为法国南部皇室的表演艺人和嫔妃。阿基坦年轻的威廉九世（William IX）则是一位受益者——他是在这些阿拉伯诗歌声中成长起来的，通常人们称他为“现代”欧洲语言的第一位行吟诗人或抒情诗人。行吟诗的主题往往在诗中反复出现，读者很容易读懂，而琦颜表演的传统曲目也常常贯穿着这样的主题——恋爱中的男子完全拜倒在他心爱女子的石榴裙下，他用暗号和中间人传情，内心饱受煎熬却又欣喜若狂。 　　公元948年，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游览了科尔多瓦，他说：“从人口数量、城市范围、市场规模、街道卫生、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澡堂和商队旅馆的数量来看，在马格利布，甚至埃及、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这座皇家都城都是无与伦比的。”尽管人口方面的数字出入较大，但据估计，科尔多瓦城的人口也有10万以上，几乎和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数量相当，居于当时基督教统治的欧洲各国之上。 　　同时代的其他记载称，科尔多瓦的哈里发拥有一座图书馆，仅其书目就多达44大卷。该图书馆的藏书量如此之大——一般认为有40万册——在皇家一次定期移居较大的行宫时，仅搬运诗集就用了五天时间。记载中还写道，街道上装有路灯，城市的车道铺有路面，其他市政设施一应俱全，比伦敦引以为豪的公共照明系统还早了700年。此外，城里的外科医生可以在清真寺里用削尖的鱼骨制成的工具，成功地为病人实施白内障手术。 * * * 　　安达卢斯的科学家至少在两个领域里比博学的东方科学家更胜一筹。第一个领域是务实的农艺学及其相关的植物学、药理学、占星术和气象学等学科。第二个领域是高雅层面的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包括宇宙论、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基本原理。 　　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在多重因素的驱使下发动了一场“绿色革命”，表面上是由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引发的，实质上还是与阿拉伯人的本性和经历息息相关。首先，西班牙国内适时出现的几部重要的科学著作使农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0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国王把希腊的狄奥斯科利迪斯所著的医学杰作当作外交礼物送给西班牙，这份不期而至的礼物激起了西班牙人学习植物学和药理学的兴趣。《科尔多瓦历法》同样颇具影响力，它是安达卢斯人编著的一本独一无二的历法，不仅包含了阿拉伯人长期以来从事天文研究并且通过精细计算所积累的宝贵财富，而且记载了农业信息、天气预报，以及西班牙讲阿拉伯语、信奉基督教的一大群体，即穆扎拉比人（Mozarabs）所使用的宗教历法的重要法则。而“穆扎拉比”一词就出自阿拉伯语，意为“依照阿拉伯人的方式行事之人”。安达卢斯的穆斯林统治者对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臣民相当宽容，这是他们多重忏悔的宗教本质的体现，用标准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写成的《科尔多瓦历法》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历法中有关三月的条目记载了春分、复活节的到来、《信德及印度天文表》中所预测的天文事件，以及当月晚些时候将要到来的一场暴风雨的警报：“猛烈的大风将带来危害，摧毁无花果和其他果实。” 　　其次，安达卢斯人十分渴望拥有穆斯林核心地带所具有的那种荣耀，甚至希望超越他们。以高超的烹饪艺术为例，安达卢斯人至少像传统的阿拉伯人那样，学会了用各种水果、蔬菜和香草烹制菜肴。他们需要花大力气收集、引进并成功养育西班牙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农作物。自从第一位埃米尔修建了曼亚·鲁沙法乡村庄园之后，富人和权贵纷纷效仿，兴起了园艺试验和美化花园之风，有关作物种植的大量基础性研究从中受益匪浅。在这种环境下，农业专家通过嫁接或其他技术手段，使引进的植物适应当地的情况，并对现有的品种进行改良。 　　11世纪之初，中央集权制的哈里发王朝土崩瓦解，分裂成了数十个小小的王国，遍布于安达卢斯各地，“皇家”花园的数量也随之激增。从此，科尔多瓦这座原先的皇城，再也没有从阿拉伯人所说的“菲特纳（fitna）”，即“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恢复过来。史学家伊本·伊达里哀叹道：“我们为科尔多瓦昔日的辉煌而哭泣。财富使她成为债主，并且要求清偿债务。”然而大国支离为小国，这种权力的分散却为各类文人创造了机会，因为新一代的小国统治者和君主都试图仿效过去的哈里发；与此同时，他们彼此之间也在相互竞争。这些所谓的党派王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操控余地常常受到自身弱点的限制，也会受到王国之间、王国与北面的基督徒之间签订的契约责任的制约，他们只能在文化的竞技场上一争高下。因此，在安达卢斯地区的社会动荡中，唯一直接受益的就是那些农艺学家、诗人、哲学家和供职于宫廷的文人墨客。 　　在持续不断的基督教扩张主义的压力之下，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的版图逐渐缩小，这倒给皇室的资助策略带来了一点点变化。 例如，基督徒占领托莱多后，一些文人和城邦中的穆斯林学术精英被迫流落他乡，塞维利亚的统治者便抢先得到了安达卢斯一位顶尖农艺学家伊本·巴萨尔，并任命他为“苏丹花园”的主管。由于伊本·巴萨尔及其同事做了大量工作，塞维利亚很快成为农业科学的中心。 　　安达卢斯的农艺学专著都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专著的前几章介绍不同种类的土壤、水质和肥料，后几章探讨兽医学、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许多专著都列出了农事活动的时间表或日历，并且载有重要的气象信息、观测天象的技巧、民间传统，甚至还有巫术。写于12世纪的《匿名植物学家》也许是塞维利亚现存的最有价值的专著，这部著作依据现代所识别的植物品系对植物界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比凯撒皮纳斯（Cesalpinus）和林奈乌斯的专著早了几百年。 　　阿拉伯世界具有求知的好奇心和文化接受能力，与基督教统治的西方形成了反差；西方世界对这场“绿色革命”显然不感兴趣。在11和12世纪，西方在三大地区——即西班牙、西西里和十字军所建政体的近东地区——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战胜了穆斯林。而在欧洲统治者管辖这些地区后，原先阿拉伯人推行的农业革新和作物引进活动大体上已销声匿迹了。迁移到这片新近征服的领土上的基督徒农夫，尚未掌握种植这些特殊作物所需要的技能。在欧洲大陆极为盛行的死板僵硬的封建土地制度，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了。而随着阿拉伯人的撤离，至关重要的灌溉技术知识也已失传。此外，大量穆斯林难民的离去使得当地人口下降，直接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农业的发展动力。 　　而基督徒想要依靠老的耕种办法，种植一些他们熟悉但却价值不是很大的作物，主要是些谷类和藤本植物。后来有人也曾尝试效仿阿拉伯人的耕作方式，但是由于缺乏相关技能，疏于组织管理，往往一无所获，要不就是生长出的作物质量低劣，达不到标准。13世纪初期，西西里国王腓特烈二世不得不到中东去聘请专家，帮助他振兴甘蔗种植业。 在他的祖先把大批穆斯林驱逐出境之前，该产业一度十分繁荣。欧洲人用了几百年时间才真正接受那些新的作物；起初他们只是把新作物当作新奇的装饰品，后来才逐渐把它们当作食品和工业原料。直到文艺复兴后期，也就是最后一批穆斯林被迫皈依基督教或被彻底驱逐出境很久以后，西班牙当局为了在原来安达卢斯的土地上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不得不将阿拉伯人使用的农业手册翻译过来。 　　在西班牙，一道道屏障阻碍了人们有效地采纳阿拉伯人的革新发明，这些屏障被无法克服的意识形态的隔阂进一步加深——基督徒认为自己肩负着驱逐穆斯林，根除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从外国入侵者手中解放被占领土的神圣使命。在他们看来，这不是征服，而是“夺回”，是一场庄严的恢复自然秩序的运动，因为西班牙原本就是一个恪守天主教教义的国家，百姓拥有纯净的血统和心灵。历史上通常把这场运动称为“十字军东征”，但是西班牙人更喜欢称其为“收复失地运动（Reconquista）”。 　　收复失地运动是旷日持久的，但却是一股无法阻碍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数百年间，它持续不断地将穆斯林击退。然而在西方几个主要国家之中，唯独西班牙没有从阿拉伯人留在家门口的宝贵科学财富中直接获益。当塞维利亚在1248年沦陷时，“收复失地”的基督徒军队竟然没有意识到，城邦里大清真寺的尖塔也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一座天文台，那是在数学家贾比尔·伊本·阿菲阿的监督下修建而成的。征服者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座尖塔，于是将它变成了一座钟楼。 * * * 　　在基督教会和国家高层的支持下，翻译活动开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了，穆斯林已无法阻止他人将他们的知识和文化遗产据为己有。这在某些阶层里还导致了沮丧情绪。一位来自安达卢斯的穆斯林传教士，对于穆斯林信徒非法倒卖阿拉伯图书的行径怒不可遏。在学术性引用以及其他类似的规范还闻所未闻的时代，阿拉伯人的思想观念轻易就被当成了西方人开创的东西。伊本·阿卜顿（Ibn Abdun）警告道：“你们绝不能把科学书籍卖给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会把这些书翻译过去，并把这些书归到他们自己及其主教的名下，而实际上这些都是穆斯林的作品。” 　　英国克顿的罗伯特和卡林西亚的斯拉夫·赫尔曼(Slav Hermann of Carinthia)是早期最著名的两位翻译家，他们在西班牙一起研读阿拉伯书籍，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完全掌握复杂精深的《天文学大成》。在此期间，赫尔曼翻译了阿尔布马札（Albumazar）所著的被阿德拉所漠视的全本《占星术入门》，阿德拉则偏爱比较基础的简写本。与此同时，罗伯特向西方人介绍了花拉子密创立的代数学，并且最先把阿拉伯炼金术翻译成了拉丁语。他们二人经常把自己的译著送给法国的同行，这些译著丰富了古老的大教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显而易见，他们不辞辛苦地钻研博大精深的阿拉伯学问时，也感到自己一直在取得进步。赫尔曼曾经写道：“漫长而又虔诚的守夜祈祷、孜孜不倦的努力，使我们从阿拉伯学问的宝库深处收益良多。”罗伯特也在别处建议，他们接下来要学习一本“关于比率的书，那样一来，也许就会为我们开辟一条更加明确的通往《天文学大成》的道路，因为我们学习的主要目标便是这部著作”。 　　但是在1142年，尊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从法国来到西班牙，他的突然到来打乱了两位翻译家田园诗般的生活。彼得是克鲁尼（Cluny）的修道院院长，在鼎盛时期，克鲁尼曾拥有六百多座修道院，僧侣近万人。彼得交给他们二人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务——翻译出第一部拉丁语《古兰经》以及其他一些有关穆斯林信仰和惯例的书籍。当时罗伯特和赫尔曼居住在埃布罗河附近的某个地方，两人对宗教问题丝毫不感兴趣，而是更愿意向穆斯林科学家和哲学家学习；他们想脱离十字军东征，无论是军事东征还是文化东征，还是让别人去进行吧。 　　院长彼得不得不用重金犒赏这两位翻译家，诱惑他们放弃深爱的科学研究，承担起这项宗教使命。但是彼得似乎不能完全相信他组建的翻译团队能够胜任这项工作。他在写给教会同僚的一封信中提到：“我看到他们在西班牙的埃布罗河一带研究占星术，于是就用丰厚的酬金聘请他们来做这件事。为了保证译文忠实，没有任何删减错译，我让一名伊斯兰教徒加入了这两位基督徒组成的翻译团队。” 　　彼得的翻译计划出现在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出十字军东征的号召50年之后，它与基督教会致力于圣战的坚定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彼得不明白，教会为什么一心只想杀戮穆斯林，而不愿让他们皈依基督教以拯救他们的灵魂呢？但是如果要那样做，西方世界就应该首先解决其可悲的对信仰的无知这一问题。“在我沉思冥想时，内心的一团火苗被点燃。我为拉丁人不了解这种毁灭的原由而感到愤怒，而由于这种无知无法被消除，因此也就无从加以抵制；没有人能够对此做出回应，因为没有人了解这一切。” 　　彼得对基督教会一意孤行的做法进行的控诉，也是对拉丁学问悲哀现状的控诉，因为他曾指责西方无视外语和外来事物这一普遍现象。他还表示，穆斯林是“聪明而又博学的人”，他们所拥有的人文书籍以及他们对自然的研究，将信奉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家吸引到了西班牙。基督徒若不增进对穆斯林的了解，而要在智力和思想上征服他们，那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彼得斥巨资开展的翻译计划这一做法是否得当，至今仍无定论。他想更加准确地描绘伊斯兰教，以便使穆斯林皈依他的宗教信仰，但他也和许多缺乏他那种资源的后来的基督教评论家一样，落入了同样的陷阱之中。 　　例如，彼得看到有关穆斯林一夫多妻的做法的报告后认为，那不过是为了吸引男性信徒，在宗教的伪装下，满足穆罕默德自己肉欲的一种手段而已。伊斯兰教准许夫妻之间积极活跃的性生活，这令他感到反感；他认为这是在公然引诱人们进行“非自然”的活动。到头来他无法判定穆斯林究竟是异端分子还是异教徒。令他尤为不安的是，穆斯林像异端分子那样承认耶稣是先知，然而他们又像异教徒那样排斥基督教的圣礼。最终他得出结论，穆斯林可能是异端分子，不过他对此并非深信不疑。但他深信不疑的是，基督教界不仅仅要拿起枪杆子，它也必须拿起笔杆子。“无论人们将穆斯林误解为不可饶恕的异端邪说，还是冠之以异教的恶名，我们都必须与之对抗，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奋笔直书。” 　　罗伯特在翻译《古兰经》的工作中起了主导作用，但他本人对整个翻译计划并非充满热情。他在序言中写道，他愿意“暂时忘却我着重研究的天文学和几何学”，去参与一些翻译工作，但是决心马上回到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研究中去，回到那项“涉及所有的天体轨道、天体数量、秩序、常规，尤其是恒星运动的所有方式、影响以及本质”的工作中去。同样，赫尔曼完成翻译后也马上恢复了原先那种世俗学者的生活。尽管如此，翻译《古兰经》所获得的金钱、资助和声望以及强大的克鲁尼修道院的支持，仍有助于使阿拉伯书籍的翻译工作成为一项值得基督教会资助的事业。这种资助通常是为了把阿拉伯人的科学和哲学著作翻译成拉丁语，献给当时主要的神职人员。 　　罗伯特和赫尔曼最初以为，他们所做的翻译工作是研究《天文学大成》的敲门砖。这充分证明这部尚未被完全理解的著作对中世纪西方人的思想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曾有传闻说，西班牙的一些图书馆里收藏有《天文学大成》的阿拉伯文副本，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便急忙前去阅览，足见该部著作所具有的吸引力。杰拉尔德是12世纪后半叶译著等身的一位翻译家，他一直住在西班牙，将七十多部阿拉伯语书籍译成了拉丁语。在他的译著中，最能体现其最初渴求知识愿望的是翻译《天文学大成》。事实证明，该部译著在中世纪学者中是最受欢迎的一个版本，它于1515年在威尼斯问世，也是首部印刷出版的译著。 　　弟子们为杰拉尔德写了颂词，充分反映出托勒密的伟大著作《天文学大成》对他们这位老师的影响：“他自幼在哲学研究的中心学习，懂得了拉丁人所知的一切哲学知识；他十分热爱《天文学大成》，但是却很难在拉丁人当中找到这部著作，于是他便去了西班牙的托莱多。他在那里看到了大量的阿拉伯语书籍，涉及各门学科，不由地为拉丁人在这些方面的匮乏感到遗憾。为了能够翻译这些书籍，他学习了阿拉伯语。他把语言和科学结合在一起⋯⋯以智者的方式，在一片绿地上徜徉，采撷了各种各样最漂亮的花朵，将它们扎成花冠；他以同样的方式使阿拉伯文献在拉丁人中流传。他在晚年仍尽其所能继续准确而明晰地向拉丁世界（仿佛是向他心爱的子孙）传播他所读到的阿拉伯书籍中的一切。” 　　杰拉尔德及其团队翻译的大量译本包括医学教科书和外科手术手册，例如阿维森纳的《医典》和《科尔多瓦历法》，以及关于炼金术、化学、占星术、天文学、数学、光学、计量学的各种专著。他们这些译者不再像那些最早开展翻译活动的老式法国大教堂学校那样只关注技术性书籍，而是开始更广泛地引入希腊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书籍，以及阿拉伯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从而拓宽西方人的学术视野。 　　大教堂学校开设的课程以七门人文学科为基础，没有给学习自然世界留下多少空间；如果说这些人文课程代表了古老的教学方法，那么受阿拉伯人启发的学问就为基督教的思想家开辟了探索周围世界的全新道路。犹太学者兼翻译家阿文多思翻译了阿维森纳的哲学著作《论灵魂》，标志着一场根本的思想转变的开端：“广大拉丁读者将确切知道一些他们至今仍不清楚的东西，即灵魂是否存在，从本质上和行为上来说灵魂的特征是什么，这将被推理所证实⋯⋯这是一本译自阿拉伯语的书，你一定要知道，书的作者收集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有关灵魂、感觉与感知、思维与理解等方面的所有观点。” 　　尽管12世纪中期安达卢斯地区的思想萌动吸引了来自基督教世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士，诸如杰拉尔德、罗伯特、赫尔曼、尊者彼得等人，但是伊比利亚半岛对巴斯的阿德拉似乎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在现存的他的著作中只字未提西班牙，因此后人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为何没有从法国的拉昂直奔安达卢斯，而是选择了更为艰辛险峻的旅程，前往东南方向的西西里，然后又继续走向十字军的领地安提阿。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的故乡巴斯和西西里两地颇有声望的本笃会团体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而他又在西西里当地本笃会主教那里以及安提阿较大的比萨人居住区里受到了款待。 　　与阿德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莱的丹尼尔，这位年轻的学者多年后回归故乡时，回忆起当年自己因厌恶巴黎的老师学识浅薄而放弃在那里的学习，随后前往西班牙求学的经历，他的见解似乎代表了新一代学者的心声。他在1175年后的某个时候写道：“以前我为了进行学术研究离开了英格兰，在巴黎呆了一段时间；我在那里看到令人厌恶的老师，正襟危坐在椅子上，摆出一副严肃的学者派头⋯⋯这些老师相当无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仿佛一尊尊雕像，默不作声，佯装出一种智慧的模样。但当我听说阿拉伯人的学说⋯⋯那时在托莱多十分盛行，我就尽快赶往那里，以便能够聆听到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声音。” 　　丹尼尔和克雷莫纳的杰拉尔德以及其他人一起学习之后，带着“大量宝贵的”阿拉伯语书籍返回英国，继续发扬由巴斯的阿德拉所开创的传统。诺里奇的主教约翰也是一位研究天文学的学者，丹尼尔四处游历回国之后，约翰请他写一篇文章，评价一下修订版的《积尺信德天文表》，即人们所知的《托莱多星表》；丹尼尔并未就天文学的最新思想发表议论，而是系统地探讨了宇宙论，这是西方第一篇被公认为深受“阿拉伯人学说”影响的文章，尤其是受到占星家阿尔布马札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影响。文中至少有12处引用了阿尔布马札《占星术入门》一书的话，内容涉及天体的结构、标准的圆周运动、色彩的来源等。其他的引文出自阿拉伯人论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观点的各种著作，以及他仔细研读的阿德拉所写的《论星盘之用途》的文章。 　　自9世纪初，智慧宫的阿拉伯学者便兢兢业业地钻研希腊的哲学和科学典籍，系统地为他们自己的独创性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00年后，西方世界仍然没有这样优越的研究条件，因此许多翻译家便引入了大量的古籍、阿拉伯人的最新评注以及他们的科学发明和哲学方面取得的进展。此种异教徒的哲学披着阿拉伯人那光艳迷人的外衣，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它的到来令西方学者感到震撼，也使他们从狭隘的世界观中解脱出来，促使他们去面对诸如宇宙的本质、知识的定义、甚至神的存在等令人困惑的问题。阿拉伯思想家很快便在拉丁学问界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基督教的学术权威，诸如奥古斯丁和比德等人，常常被抛到了一边。阿拉伯词语、术语和用语，例如恒星的名字以及许多技术术语，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西方的学术文献中。 　　对于西方新兴的学者阶层以及像丹尼尔这样四处游历的文人来说，这种现象倒也是合乎情理的：“在神的帮助和掌控下，让我们借用他们一些东西，让我们从异教徒哲学家那里攫取其智慧和雄辩之术。让我们从那些不信宗教者的身上夺取东西，以这些战利品切实地丰富我们自己吧。”然而此种智力上的窃取行径并非没有遇到实际问题。例如，早期的译者发现，拉丁语中缺少与阿拉伯人的哲学和科技用语相对应的词汇。 　　巴斯的阿德拉早已坦率地承认阿拉伯人是他的老师，他的追随者也延续了这一传统。不久，曾与罗伯特和赫尔曼一起工作的翻译家桑塔拉的休，就力劝其同事在天文学领域要以穆斯林为榜样：“效仿阿拉伯人于我们来说尤其合适，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是我们的老师和先驱。”另一位学者也认为，只有阿拉伯人才真正理解几何学。这就是12世纪时穆斯林在英格兰所处的地位。英国的亨利二世曾是阿德拉的学生，他的党羽一度威胁教皇说，为了除掉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这位“爱管闲事的神父”，君主亨利将要皈依伊斯兰教。最终，贝克特果然被谋杀。 * * * 　　巴斯的阿德拉在学术探索中大体上忽略了哲学和理论方面的书籍。他翻译阿尔布马札的著作时就选择了一个简写本，其中没有包括哲学的核心思想。阿德拉比较倾向于翻译有关阿拉伯天文学和占星术之类的科技书籍，这为西班牙国内第一次拉丁语翻译浪潮指明了方向。到13世纪时，西方学者争相翻译天文学书籍，布列塔尼的奥利弗（Oliver of Brittany）不禁抱怨道：“说起不计其数的天文学书籍和作者来，一天也说不完。” 　　但是西方学者与日俱增的练达意味着，他们敢于钻研有一定难度的天文学和占星学，探索阿拉伯人非常危险的学问以及希腊人的宇宙论和形而上学，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而他们的这种探索将对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观念构成潜在的威胁。有一位杰出的人物连接起了这两者之间的通道，此公便是迈克尔·斯科特。他在13纪前半叶为哲学、数学和科学的发展制定了方针，这是其他任何一位西方学者都难以企及的。如果说一百年前巴斯的阿德拉啃到了阿拉伯学问的边缘，那么迈克尔则吞下了穆斯林的全部学问——他先是到了托莱多，随后又前往西西里，在神圣的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宫廷供职。 　　迈克尔的早期生活鲜为人知。12世纪晚期他出生于苏格兰的某个地方，在中世纪的一些手稿中他以“迈克尔·斯科特老师”的署名出现，这表明他获得过某种学位，并且可能从事过教学工作。从他的著作和译作中流露出的温和的训导口吻也可以证明这一看法。他曾向其皇室的资助人许下诺言，他将“以通俗的文法学校的风格”写一本占星术入门的书籍，而他写的有关文学、科学和《圣经》的参考书，都与当时大学教科书的惯例相一致。他的医学知识相当渊博，曾写过天空对人体健康影响的专著，他很可能接受过正规的医疗培训。16世纪的名医名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姓—迈克尔，职业—医生，国籍—苏格兰人。”一份拉丁文炼丹配方中写道，这些配方出自“腓特烈大帝的医生迈克尔·斯科特之手”。 　　数百年来，许多人给迈克尔那模糊不清的神秘生平添加了不少虚构和传奇的故事。例如，有人说他能用占星术预测自己的死因——他将被一小块石头击中头部。于是他便戴着自己设计的金属头盔来预防不可避免的祸事。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天他摘掉头盔做弥撒，恰巧从教堂的拱形天花板上落下一块小石头，从他的头上擦过；迈克尔检查了那块石头和头上的擦伤，其伤势看上去似乎并不严重，他便马上回家料理自己的事情，几天后就去世了。早些时候，因他是皇帝的占星师兼医生，他也曾提醒腓特烈皇帝陛下，理发时不要被御用理发师的剃刀划伤，虽然当时这种小伤很容易处理。可皇帝没有理会他的建议，却差点因意外感染而丧命。 　　据说迈克尔也曾相当精确地预测到腓特烈发动的军事冒险的结果。阿弗朗什的亨利（Henry of Avranches）是一位诗人，不久前来到西西里的朝廷供职；据他的回忆，腓特烈计划在1236年进攻伦巴第人的城邦，在战役开始之前，迈克尔已经预言腓特烈将在那场战争中获胜。当时，这位诗人也奉献出了他的有关迈克尔之死的版本： 　　他正想再说几句话时， 　　却沉默不语了， 　　也不许人们将他的秘密公诸于世， 　　他要让他的气息在稀薄的空气中耗尽， 　　这位命运的审判官， 　　就这样听从了命运的摆布。 　　但丁在其所著的《地狱》中，将迈克尔·斯科特置于地狱的深处，让其与巫师为伍，说他“深谙各种魔法的诀窍”；而莎士比亚创作戏剧《暴风雨》时，很可能用迈克尔作为其剧中人物普洛斯彼罗(Prospero)的原型。两百年后，吟游诗人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在其所写的史诗《最后一个吟游诗人之歌》中，依然在颂扬他的这位著名同胞的永恒传说： 　　这样一位令人畏惧的术士， 　　在萨拉曼卡的洞穴里， 　　挥动着他的魔杖， 　　钟声将在巴黎圣母院响起！ 　　迈克尔的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他是西方首位真正意义上精通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专家；他是翻译家，翻译了具有重大影响的阿拉伯天文学和形而上学方面的书籍；他是导师，曾指导过西方一位了不起的数学天才人物；他也是一位作家，撰写了有关占星术、人体解剖学、生理学、人相学等原创性专著。在那个大多数人都是文盲的时代，他书中所包含的深奥学问以及这些学问与阿拉伯学问之间的内在联系，足以证明他是一位稀世奇才。 　　然而迈克尔·斯科特最终并未落得一个好名声，尽管如此，他的一生却折射出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大约自10世纪以来，随着货币经济的出现和城镇的兴起，社会和经济的变革逐渐在整个西方世界发生。中世纪的欧洲对穆斯林伟大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诸如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科尔多瓦等——一无所知。事实证明，阿拉伯人是伟大的城市建造者，这些城市中心是穆斯林进取心的中枢。它们是交流思想的场所，是书籍的宝库，是学者的住所；那里有宏伟的清真寺，学者可以在里面演讲或者传授知识。城里也聚集了许多有知识的工匠和商人，诸如抄写员、造纸工、图书管理员和书商等。城里的店主和商人创造了财富，也营造出了悠闲的时间，而这是学者生活得以进行的首要条件。劳动分工是阿拉伯城市生活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思想家、教师和作家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 　　而中世纪的欧洲城市，绝大多数是由军事营地或教会中心发展而成，或者是由分布在传统的商队路线上的集镇逐渐凝聚而成。一些城市则是从殖民地发展而来，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但是后来乡村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农民纷纷离开束缚他们的土地，到逐渐发展的中心城市谋求出路，原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随着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和城市生活的出现，欧洲各国的经济普遍好转，来到城市的农民开始经商，充分利用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这些城市新居民很快组织起来，与贵族、王权和教会进行抗争，以捍卫其自身的利益。工匠和其他一些自由职业者建立起行会和社团，对全体会员进行管理，以便减少竞争，维护自己的生计。这便是“大学(university)”这一现代术语的起源，最初该词是指一个行会或者职业中的全体成员。后来城镇里的老师和学生非正式会面时也采用了城内行会的制度。久而久之，“大学”一词的起源变得模糊起来，今天仅保留了唯一的意义，即高等学校。 　　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独具特色，一是因为他们生在城市，二是因为他们四处游学，具有很高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从那些在西班牙积极开展翻译活动的主要翻译家的诸多国籍中可见一斑，他们当中有德国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法国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民族的人。然而他们却具有许多重要的共同特点：他们将自己视为开拓者，无暇关注传统习俗；他们愿意四处游学，以便拜访最好的老师，寻找最新的书籍，或者参与当时最激烈的辩论。不少宗教机构的人士对这些“职业学生”不屑一顾。一位12世纪的僧人悲叹道：“他们总想周游世界，遍访天下所有城市，直到学得太多而使头脑发狂；他们在巴黎学习人文，在奥尔良学习典籍，在萨莱诺学医，在托莱多又学魔法，但却无处学习行为规范和道德。” 　　一些知识分子靠行乞或依附于家境富裕的同行勉强维持生计，另一些则靠歌唱混口饭吃。在一篇罕见的很可能是自传体的未发表的手稿中，迈克尔·斯科特高度评价了音乐技能对于贫穷但受过教育的游学者所具有的价值。他写道：“从任何一个挨家挨户弹琴的人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没有哪种乐器比里拉琴更为有用，弹奏者走到哪里就能弹到哪里，如果弹得好，他们就能在基督教世界维持生计。” 　　那场令迈克尔·斯科特成为当时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的翻译运动，其实就是由受过教育且思想独立、擅长研究的“知识工作者”所运作的一项出口产业。他们为了寻求“阿拉伯学问”，从外国来到西班牙。以翻译、注释和原创作品为形式的成品很少有藏而不露的情况，它们往往一经完成便被指定投放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这些外国市场上，因为到13世纪初期时，那里已成为一群群学者和学生的家园，他们聚集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创立了西方最早的大学。来自以前安达卢斯地区的阿拉伯语新书既学问精深，又条理清晰，写有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引语和穆斯林的先进科学成果。这些书不会再遭到那种讽喻式解读的影响，而以往拉丁世界就曾用此法，来歪曲或削弱对其有威胁的非基督教的思想观念。 　　这些书在巴黎大学的影响最为深远，因为巴黎大学当时已是基督教神学最主要的研究中心。学校里的学生和年轻教师仿佛在说：在这里我们终于能够直接接触到哲学学说，而不再受到以前教会那种正统思想的妨碍，也不再受到那些愚昧的拉丁学问的妨碍。由阿德拉调动起来，并由迈克尔·斯科特这样的人发展壮大的一股新的势不可挡的科学力量，此刻正朝着基督教教义这个岿然不动的目标进发。某些东西终将会让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