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六章 关于天球的说法

　　安提阿地震爆发的22年前，一个暗淡的黎明时分，在离阿德拉之西方国家的故乡不远的地方，有位学识渊博的修道士，不声不响地干出了一件影响科学史进程的大事。1092年10月18日，大莫尔文修道院的副院长瓦尔歇，将一个星盘——当时在欧洲使用的星盘为数极少——对准了月蚀，进行了人们所知的西方第一次实验，以便对天文预测加以改进。一年之前，这位教士在意大利旅行时，观察到了一次月蚀，却发现他无法记录天空中发生的事件，只能估计出大概的发生时间。而另一位修道士则说，他在英国西部也目睹了此次天象，但他给出的估测时间却大不相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瓦尔歇或者他的同事出了差错，因为两个地方的时差虽然可以感觉得到，但却是微乎其微的。这一现象与早期阿拔斯王朝的天文学家曾经探索过的完全一样，不同的是，他们由此确定了城市和其他重要地点的地理坐标。 　　这种差错和混乱促使瓦尔歇采取行动：“我仍不能确定月蚀发生的时间，对此我感到苦恼，因为我正计划编制一个太阴表，却不知从何处开始。”他发誓绝不再无备行事了。一年后，瓦尔歇等来了机会，月蚀再次暗淡了夜晚的天空。“我立刻抓起了星盘。”他用这个装置记录下了月蚀发生的地点和当天的时间。 　　罗泰凌吉亚孕育了11世纪英国许多最博学的朝臣和教士。瓦尔歇本人生于罗泰凌吉亚，又受当地学术思想的滋养，是当地教士小圈子中的一位主要人物。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提供世俗的教育；随着1066年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这种情况开始有了改变，起初变化来得比较缓慢，后来就如火如荼了。入侵者第一次把欧洲大陆的书籍和教育大师带到了英国，但是直到1130年左右，才在牛津建立起了严肃的学校教育团体。之后的巴斯和韦尔斯两地的主教吉索一直是这个宽松的知识运动中的一员。此公的继任人便是阿德拉的导师约翰·德·维卢拉。另一位重要成员是赫里福德主教罗伯特， 他和瓦尔歇一样，也来自罗泰凌吉亚，是一位敏锐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曾有一次，罗伯特在为动身去参加的林肯大教堂供奉典礼做准备；行前他参考了星象，正确地预测出典礼将不可能按计划进行，从而避免了一次艰难而又不必要的旅行。 　　副院长瓦尔歇曾一度跟一名皈依基督教的西班牙犹太人密切共过事，那位犹太人名叫彼得吕斯·阿方西（Petrus Alfonsi），他带着阿拉伯天文学和数学的基本知识，来到了英国中部的米德兰地区。这两个人试图协力将花拉子密的“积尺”介绍给西方读者，但以失败告终，而阿德拉却成功地将其译了出来。彼得吕斯出生于阿拉伯的安达卢斯文化中心，并在那里接受了教育，是个强有力的雄辩家。他既抨击先前信奉同一宗教的犹太教徒，又嘲讽穆斯林，博得了不少当权者的欢心。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彼得吕斯其人也是《教士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这部书对西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因为它向欧洲读者介绍了阿拉伯文学设定的故事结构，即故事中套着故事，后来《一千零一夜》的译本进一步普及了这种结构。乔叟在他自己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采用了彼得吕斯这一新颖的叙述手法，薄伽丘在《十日谈》里也采用了此法。彼得吕斯描述了穆罕默德信徒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如下欺骗性的断言：麦加城天房里的偶像崇拜一直公然违反了穆罕默德提出的绝对一神论的要求，这催生了基督教徒中最早的反穆斯林态度。 　　许多西方国家的修道士内心深处都是学者，对新知识充满了热情，这让他们坦率地接受了星盘、算盘和基本的阿拉伯数字体系此类新事物。瓦尔歇决心要确定他所观察到的月蚀发生的正确时间，便是一种新思想的典型；这种理性的、精确的、以实验为基础的思想，慢慢开始伴随着新事物涌现出来。有一部关于星盘的基础著作，其部分内容取自西班牙一本很早的花拉子密著作的拉丁语译本；人们已试探性地将这部书归到了瓦尔歇或他那个圈子内的成员的名下。瓦尔歇于1125年辞世。这位集数学家与和神父，作为 “哲学家、天文学家、几何学家、使用算盘者”而为人们所铭记。 　　瓦尔歇没有考虑其前辈们全神贯注的传统宗教问题（诸如每年复活节日期的确定），而是利用自己的观测数据，创建了两个新的太阴表。他的新方法有悖于教会神父的教诲和可敬的比德的权威。瓦尔歇还采纳了阿拉伯人已确立的新体系，用度、分和秒来记录天文数据，取代了当时在整个欧洲通用的笨拙而又不大精确的罗马分数。瓦尔歇的太阴表远比之前那些表精确，因为之前的表不是以直接观测为基础，而是基于传统的中世纪的计算。尽管如此，新的太阴表也很不完善。例如，瓦尔歇很快发现，他所预测的1107年除夕那天的满月，比实际时间差了16个小时之多。 　　尽管瓦尔歇的新式太阴表是以观测为基础，但仍然没有摆脱中世纪习惯做法的羁绊，即给12个月的每一个月都分配相同的天数。这种做法虽有利于整齐划一的计算，但却少算了一年的天数。几乎就在同一时期，由博学之士欧玛尔·海亚姆修改的波斯历计算出了阳历年的长度，其精确度达到了小数点后十一位。在东方，欧玛尔·海亚姆并非因为他的诗歌《鲁拜集》，而是因为他那极高的数学才能而闻名于世。但由于对行星的运行缺乏理论上的了解，所以他和他的同事无法在科学测量中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计算精度。他们需要阿拉伯天文学家的帮助。 　　阿德拉翻译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为这个难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让西方第一次真正看到了阿拉伯人的数理天文学蕴含的内在运作方式。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提供了另一个答案，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天体测量中所涉及的巨大量值，用“角距离”这一说法来表述所测天体相对于地球的距离或者天体相互间的距离。它也可让人们准确计算并绘制出地球和天体的位置，无论是在一个球体上，还是“投射”在一个二维地图或图表上，或者是在星盘的面板上均可进行。大概在1149年或1150年前后，阿德拉发表了他的专论《论星盘之用途》，进一步彻底改变了西方人对周围世界的理解方式。他还清晰地将这项新技术与其背后的包罗万象的阿拉伯科学大厦联系在一起。有了这一切，从计时到导航，就可以对自然界的秘密进行充分探索了。 　　对阿德拉而言，星盘不仅仅是用于瞄准太阳或一颗显眼的星星，然后测量其大小或者报时的仪器；它是一个精致的青铜质地的象征，代表一种崭新的思考世界的方法，而这种方法是由古典哲学和智慧宫中阿拉伯学者的创新提供的。有了星盘这种仪器，人类可以测量并开始解读恒星和行星规则的运动，还可以探索大自然的规律，获得有关事物运作方式的新见解。宇宙不再是不可言喻的神造的杰作，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就像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成为一个被研究和分析的对象。时间和距离这样的属性，不再是模糊的抽象概念，它们具备了实际数值，这为经验科学的兴起、有组织的现代社会的创建敞开了大门。 　　《论星盘之用途》第一次给拉丁世界展现了条理清晰而又全面的宇宙论。阿德拉终结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主教关于地球是扁的、“形状像个轮子”的错误观点，也终结了其他一些西方宗教地理学的说法。新世界观的核心是把地球看作一个球体，而且其二维图像是一个圆。阿德拉对未来的国王亨利二世说：“关于宇宙⋯⋯和宇宙中的不同部分，我将用拉丁文写出我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的知识。你可以想当然的认为宇宙不是方的，也不是长方形的，而是一个球体。对球体的一切描述都适用于宇宙。”阿德拉将这部作品献给了亨利，他可能在早些时候做过亨利的私人导师。 　　花拉子密和其他阿拉伯学者经常响应朋友、学生或赞助人的请求，将其科学著作介绍给他们，与他们分享知识。阿德拉沿袭了这一传统，也响应同样的诉求，公开了自己关于星盘的作品。他告诉我们，王子亨利向他求助，想要了解“阿拉伯人关于球体、圆和星体运动的看法”。此时，作为一名备受尊重的学者和英国第一流的阿拉伯问题专家，阿德拉将其穆斯林导师那种礼仪上的谦卑弃之一旁，给十几岁的亨利讲述了科学理解自然界的极大重要性。“无论是谁，如果住在一所房子里，却不知道房子的材料和结构、大小和质量、位置和特点，那他就不配受到房子的庇护。因此，如果一个人在世界这座殿堂里出生并成长，等长到有决断能力的年龄后，尚不知道世界如此美丽而又奇妙的原因，那他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把他逐出这个世界。” 　　阿德拉首先介绍了球面天文学和理论天文学的基本原则和概念，以及地理学的一些重点。在引介星盘的计算功能（即本书其余部分的主题）之前，他用一个球状物作为模型来描述地球。虽然现有的拉丁文原始资料里也有同样的材料，但至少两位阿拉伯学者的巨大影响却特别突出。第一位当然是花拉子密，阿德拉在此前已翻译了他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这位《论星盘之用途》的作者以为，读者已经熟悉“积尺”和他翻译的欧几里得作品的拉丁文版本，他们也熟悉他的专著离不开阿拉伯人的星表，因为他要用星表进行补充计算。阿德拉还对他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译本中的一些技术数据进行了重大修改，将科尔多瓦的子午线改成了巴斯的子午线。 　　像在他翻译的欧几里得作品中的做法那样，阿德拉给出了星盘各个部分的阿拉伯语名称和拉丁文的对应语。他还将星盘的操作和花拉子密的“积尺”手册结合在一起，并经常参考星表中的数据，从而使得星盘的使用者能充分利用这项技术。另一个重要的阿拉伯学者是马斯拉马·迈里提，他第一个调换了《信德及印度天文表》中科尔多瓦的子午线，并用伊斯兰日历取代了其中的波斯日历。 　　在展示“阿拉伯人的观点”的时候，阿德拉用了大量篇幅，讲述了利用圆来测量或描绘整个宇宙领域的运动，这表明，对于受到良好教育的西方读者来说，这也许仍然是一种新颖的观点。这种观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圆和球体是天体研究的基础。此时，《论星盘之用途》一书开始盛行起来，它介绍并解释了感知天体运动背后常用的模型，其中包括重要的同心宇宙概念，以及自古以来就被人识别出的几颗行星的偏心轨道；这里所谓的几颗行星，指的是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和土星。阿德拉解释说，每个行星都分配有自己的运行天球，所有天球都围绕着处在中心的地球运行，但在这个天球内，它们各自的圆形轨道会在一个高点和一个低点之间变动，因而在规则运动中刻画出一条偏心的轨道。此外，还有更多的天球，包括恒星的天球以及其他精细的天球，它们就像钟表的法条装置一样，使整个机制得以运行。所以，《论星盘之用途》与其说是一部关于如何使用星盘的书，不如说是一部开拓性介绍天文学的书。 * * * 　　这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天文学家和哲学家数百年来为恪守柏拉图“拯救现象”的格言而付出的无畏努力。所谓“拯救现象”，指的是在不违反希腊人制定的、似乎已被常识证明了的严格的指导方针的前提下，对科学家们日益精确的观察进行解释说明。公元前四世纪时，柏拉图的创世神话《蒂迈欧篇》阐明了一些最重要的条件：造物主创造的世界必定是一个完美的整体；这个世界一定是独一无二的，不允许再有任何其他的创造物；它也一定是不会衰退或腐败的。“因此，造物主把世界造成了球体，像用车床加工过的那么圆，从中心到各个方向的尽头的距离都相等，是最完美的形状，也是所有形状中最像其自身的形状；因为他认为，相同要比不同公平合理得多。”在希腊哲学家看来，天体世界的完美也应该在行星运行轨迹中反映出来，每一颗行星都在天空中沿着永恒而又完美的圆周运行。 　　关于地球的球形形状也引发了类似的辩论。常识和日常经验似乎支持这一观点：月蚀时投射在月亮上的影像是圆的；当船驶离岸边时，观察到的落到地平线以下的船桅是圆的；甚或是人在地球上向北或向南移动时，星座的出现或消失也呈现出圆的形状。下落的物体，比如树上落下的苹果，看起来是向着地球的中心垂直落下的；这一事实表明，地球也一定代表着宇宙的中心。当时还没有万有引力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此外，人居住在神造物的中心这一观念，从宗教和心理上来说显然具有长久的吸引力。慈爱的万能的神，一定不会把他最重要的创造物，即人类，放逐到宇宙某个偏僻的角落里。 　　将地球置于众多恒星和行星的中心，并没有给科学的进步造成任何实际的难题。如果看到太阳围绕着静止不动的地球，并与赤道呈微小的角度，一年一次沿着其轨道逆向运行，并且看到 “恒星的天球”在略少于24小时内旋转，那么人们观察到的天体的运动一般都能加以解释。因此，编写准确的日历、历书和计时都是有可能的。即使在今天，如果基于地球为宇宙中心这一模型，那么导航和定位的基本原理也都能完全行得通。 　　但是自古就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人们所知的“行星问题”，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对数理天文学的发展极为重要。“行星”一词来自希腊语，意为“流浪者”。人类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行星似乎周期性地偏离它们的正常轨道，暂停运行，然后倒转方向，最后回归到人们预期的向东的路线。水星每116天发生一次这样的逆行，而火星则是每780天发生一次。它们还会在恒星之间略微地向南、北偏离一点轨道，但通常仍处在黄道十二宫图的范围之内。当然，这是因为每个行星和地球都在不停地运动——尽管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及中世纪，几乎没有人愿意考虑地球根本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神整个宏伟造物计划的中心。与此同时，月亮也引发了独特的问题，它围绕地球的不规则轨道，与平均状态相差七个小时之多；这长期以来使天文学家大伤脑筋，因为他们试图依靠这个非常明显的天体，设计一种简单易行的计时方式。 　　柏拉图再一次定下了早期的研究基调，他要求找出行星的“相同而有规则的运动”，那样就可以“拯救现象”。不久人们就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其中包括相互连接的天球，这些天球围绕处于中心的地球，并在不同的中轴上旋转。这个模型用科学的话来说，其寿命相对较短。大约过了一个世纪，数理天文学就超越了它。但是这一模型却促使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的形成，这也是历史上最持久且最有影响的宇宙观。简单地说就是：行星镶嵌在一系列围绕地球旋转的球壳上，形成了一个宇宙体系。这一观念相对完整地作为公认的宇宙论体系一直发挥作用，直到17世纪初叶。就哲学家而言，宇宙可以用三个普遍原则来定义：宇宙是由一系列以地球为中心的旋转球壳组成的；宇宙的形状像是一个完美的球体；宇宙中的天体绕着完美的圆周运行。然而，关于亚里士多德宇宙论的另一原则，即“世界是永恒的”原则，多少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这在后来将会困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中那些秉持一神论的伟大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没有解决“行星问题”；它只是简单地将该问题从哲学和宇宙学的领域转移到了一个范围较小、比较专一的数理天文学领域。这就像一场智力上的军备竞赛，天文学家设计出越来越精密复杂的行星运动的数学模型进行研究，随着人们对天体进行了新的、更好的观察和测量，又有新的问题冒了出来。在早期的研究中引进了两种新式武器：本轮和均轮。均轮被定义为以地球为中心旋转的圆；而本轮则携带着行星，是围绕均轮的圆周上的一个点旋转。经过适当调整后，这两个运动的结合就可以估算出每颗行星定期的逆行，即从地球上观察到的运行方向暂时的颠倒。 　　这些技术无法解释的一些微小偏差，有时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来解决：就是把均轮的中心稍微偏离地球一点。这便创造出了所谓的偏心轨道，这个方法对于解释太阳那看起来不规则的运动特别有用。例如，稍微移动一下均圆的中心，天文学家们就可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太阳在春分和秋分之间比在秋分和春分之间，要多运行6天左右。偏心等距点理论这一最终的创新，完善了这个复杂的数学大厦。根据这一理论，柏拉图及其追随者所要求的“行星等速运动”并非总是围绕均轮的中心，而是稍偏的另一个位置。从地球上观察，行星的轨迹显得不大稳定，或者摇摆不定；但如果从偏离中心的偏心等距点观察，行星则正如哲学家们所要求的那样，将保持均匀的速度和相等的距离。 　　亚历山大的数学家托勒密承担了天体运行机制的汇编与收尾工作。他也是偏心等距点理论（the equant theory）的创建者。他在《天文学大成》中概述的这一体系，如此成功地解释并预言了从地球上所观察的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的运动，以至于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就不再参考之前的著作，从而使得许多著作消失不见了。渐渐地，阿拉伯天文学家和哲学家开始对偏心等距点理论表示不安，对其违反行星围绕地球这个唯一中心而进行完美的圆周运动的原则表示不安。许多学者做了认真的尝试，试图彻底修改托勒密的模型，但这些尝试主要是在理论基础上进行，而非在实践基础上。 　　《论星盘之用途》与之前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引起了西方对天文学的关注，并为后来接受以及最终消化托勒密的体系开辟了道路。虽说《天文学大成》于1160年前后就在西西里岛由希腊语原作翻译成了拉丁语，但只是在1175年由阿拉伯语版本翻译过来后，才为西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知晓。阿德拉原创的专题论著也助了一臂之力，使得青铜星盘在欧洲风行开来，直到17世纪还被人们普遍使用。星盘具有很大的功用，可以用来预测星象，进行其他占星活动，也很适合用做教具；因而这项新技术得到了相对迅速的普及。彼得·阿贝拉尔和埃洛伊兹这一对中世纪最著名的命途多舛的情侣，也是最有造诣的学者，把他们的爱子命名为“Astrolabe”（即“星盘”）。每位富有自尊心的学者迟早都会写出关于星盘的文章；乔叟就留下了一部尚未完成的关于星盘的著述，献给了他的侄子。 　　但是《论星盘之用途》也为另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做出了贡献：它最早将异教徒希腊人的宇宙哲学思想尝试性地灌输到了西方人的意识之中。从传统上讲，早期关于星盘的拉丁人的文章范围狭窄，仅仅集中在三个主题上：一是在二维平面（地图、航海图或星盘）上显示三维宇宙的立体投影理论，二是装置的设计和制作，三是装置的使用指南。而在开创性地列举和描述宇宙的同心球体时，阿德拉最先做了值得注意的补充：在天空之外有一个觉察不到的最外面的球壳，它赋予其下的万物以能量和形状。到此时为止，这只不过是复制了亚里士多德 “不动的原动者”的概念——该原动者赋予天体系统永恒的运动，但是丝毫不理会人类的事务——这一理念逐渐在基督教统治的西方扎下了根，令传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感到很不舒服。 * * * 　　巴黎大学的宗教权威人士下达了一道命令，此道命令如果不是给追求东方新知识泼冷水，也足以使人们的一腔热血变冷：“把教师阿毛里（Master Amaury）的尸体从神圣的墓地移走，整个教省所有教会都要开除与其同类者的教籍。”此外，1210年也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把迪南的大卫（David of Dinant）的笔记本上缴给当地的主教，并立刻予以焚毁。该命令的另一部分揭示了他们这一举措的实质：“在巴黎，不得公开或私下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著作以及相关评注，此种行为严令禁止，违者将被逐出教会。圣诞节之后，若发现有人持有大卫的作品，将被作为异教徒论处。” 　　5年之后，宗教权威人士又对巴黎大学这个西方神学研究的重要中心颁布了新的命令，重申了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他的两个门徒——教师阿毛里和大卫的学说的禁令。显而易见的是，第一道禁令在文学院里普遍被规避，甚至完全无人理会——这是整个13世纪神学家和哲学家之间日益不合的关系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策略。这道命令也明确规定了教师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其中包括对过分着装的禁令：“不得穿带有装饰的圆长袍和鞋子，不得穿尖头鞋。”不过，教师们可以邀请朋友和伙伴参加大学的会议和招待会，“但只能是几个人”。 　　教会的权威人士有充分理由担心巴黎和西方其他新兴知识中心所发生的飞速变化。在整个欧洲，随着高等教育中心从大教堂学校转移到城市里教师和学生云集的大学里，传统的教会统治开始动摇。教会神父数百年来对哲学和神学教育的垄断也开始渐渐消亡。中世纪伊始，圣奥古斯丁在教导人时就制定出了基本规则。他指出，人首先应该有信仰，然后受到启示，进而开展逻辑思维。这就把神学推到了思辩思维的至尊地位，而把哲学以及自然科学贬低到了神学的“侍女”的境地。随着技术变革以及与之相伴的批判性思维倾向的形成，这种做法开始遭到攻击。尽管如此，针对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包括关于自然、宇宙的起源和相似主题的理论——的禁令，在刚刚受到阿拉伯人启发的最初阶段，多少有些令人费解。 　　欧洲的传教士长期以来都很敬重亚里士多德，因为他的名字与他们所钟爱的逻辑辩论方法，即人们所知的辩证法，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就像阿拔斯王朝最早接触到亚里士多德学说时的情形一样，他们以他的学说来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并用这一体系与非穆斯林进行宗教辩论。12世纪存在于欧洲的哲学教育，鲜有超出这些辩论方法者，也都不包含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即使有所超越，接触到的也常常是支离破碎的文本和浅薄的理解。哲学学科本身主要是使学生们的头脑更加敏锐，为更严肃认真的神学研究做好准备，而不是为了传授诸如条理清晰的宇宙哲学观之类的知识。大体上说，在大约一千两百年的时间里，哲学思考，特别是宇宙哲学，多半被教会那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所取代；教会的那种世界观对人类的起源、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类最终的命运都做出了解释。 　　实际上，零零散散的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主要作品，起初是从阿拉伯语翻译成拉丁语的，而且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开始出现。但在拉丁语中，还几乎没有一个条理清楚且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可言。巴黎神学学科的教师是促成1210年和1215年禁令的幕后推手，他们为理解亚里士多德而列举他的任何违犯天条的作品，或者至关重要的穆斯林的评注，肯定是无奈之举。一位在巴黎执教，可与罗杰·培根比肩的权威人士，确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到巴黎的真实日期，即1230年前后。而在此时，许多希腊和阿拉伯人的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概念，已经流传一百年之久了。保留至今的一些1245年的讲义表明，罗杰本人是最早在巴黎大学讲授这种自然哲学的教师之一，而此时牛津大学已经开始辩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了。 　　早在1210年，教会便下令禁止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并且遏制他的两位热情满腔的门徒——迪南的大卫和教师阿毛里的学说。那么，教会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当时不为人知，或者被人理解得很不透彻，那么他的思想又会对基督教的正统信仰构成什么威胁呢？此种威胁又从何而来呢？ 　　这里，正如引入阿拉伯语的欧几里得作品和花拉子密的星表一样，起关键作用的是巴斯的阿德拉，他对阿拉伯学问的追求使他结识了占星学这一学科中最重要、最经典的权威，即9世纪的波斯学者阿布·马沙尔·巴尔希，拉丁人通常称之为阿尔布马札（Albumazar）。现存手稿中有证据显示，阿德拉可能在安提阿得到了阿尔布马札的《占星学入门》和他抄写的萨比特·伊本·奎拉关于“护身符”的作品。阿德拉翻译的这两部著作，和部分占星学格言集一起问世。这一线索揭示，这三部译作很可能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完成的。 　　这部作品本质上是一本占星手册，其自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确切地说，它只是阿尔布马札于848年在巴格达完成的百科全书式的《占星学入门》的删节本。作者告诉我们，删节本的想法是将这一复杂的主题加以简化，使之“易于理解”。其中删掉了大量富有哲理的解释和科学方面的细节，而这些内容后来使得该书的完整版在西方流行开来，就像以前在东方那样广受欢迎。虽然是删节本，但它仍确立了阿拉伯人占星知识的重要地位，并激发了拉丁学者学习更多占星学知识的深切欲望，而且这种求知欲至少持续到了伽利略和其他人做出天文学发现的17世纪。 　　长期以来占星学一直声名狼藉，但也曾被人们视为一个重要而又正统的研究领域，因为它可以根据恒星和行星的运动预示人间的事件。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普遍被人接受的宇宙“法则”，即天体的运动支配着整个自然界，其中包括人类事务、动植物的生命周期，也包括地震、洪水以及天气之类的现象。这便确立了一种条理分明的自然学说，该学说将人和宇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其核心是阿德拉在《认同与分歧》一书的题目中所表现出的经典概念——永恒、完美、不变的“上界”天体，统治着不断变化、易于腐败的“下界”之人类和地球的领域。 　　数百年来，此种占星学一直作为非常正统的科学理论，它似乎对看得见的世界成功地做出了解释，并解答了当时的主要问题，证实了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光明前景。尽管穆斯林、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神学家心中存有某些疑虑，担心占星学会威胁人类弃恶从善的自由和个人的责任，但其基本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人们接受，而且没有受到重大的挑战。占星学的基本原理和《圣经》里描述的神创造世界的第六天的行为是一致的，即给地上“带来”了一切生物。哲学家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认为，这两者相符没有什么错。“依照天文学家的说法，既然创造动物的能力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阿尔伯图斯在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中断定，那么地球必定给动物提供了实体原则，而天空则为动物提供了活力。而博学之士们，又花了400年时间，直到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问世，才多少明白了天和人类的世俗家园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即使在那时，天地间的差异仍然存在于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直到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人们才永远澄清了天地间的区别。 　　考虑到占星学在阿拉伯人当中的重要性，阿德拉着手翻译占星学就不足为怪了。而在西方，占星学被称为“星辰判断”，不同于研究天体的规则运动和方位的天文学。阿尔布马札的著作是出现在西方的第一部完整的阿拉伯人的占星学手册，阿德拉将之译成了拉丁语。他在译本开篇第一句写道：“这里是占星家贾法尔（Jafar）关于星辰科学的简要介绍，由巴斯的阿德拉从阿拉伯语翻译而来。”然后，阿德拉向读者介绍了占星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它与掌握其他学科的必然联系：“无论是谁，若要不懈地研究以追求更高层次的哲学，研究天体对可以察觉的宇宙所产生的令人钦佩的影响，如果不具备圆周之度数和黄道带中各宫方面的知识，就不能实现之一目标—— 因为高层次的相似形式可以通过某种自然运动在低层次世界上显现出来，并预示未来的事物。” 　　阿德拉在1120年前后译完了《占星学入门》，该书的问世奠定了阿尔布马札在西方占星科学各个方面最高权威的地位。之后的20年间，在西班牙工作的翻译家完成了该部著作另外两个不同的拉丁译本，而且是没有任何删节的全译本，比阿德拉翻译的版本长了六倍之多。这两个版本补充了删节本中删去的哲学和科学方面的论证，第一次真正为西方开启了通往阿拉伯语版的亚里士多德自然科学的大门。阿尔布马札以普通的科学观点，对占星学进行了论证和辩护。在他生活并工作的9世纪的巴格达，这意味着把占星学和希腊物理学以及形而上学的传统联系起来了。首要的是，这象征着亚里士多德——至少是阿拉伯人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逐渐被人了解。而这部将阿拉伯人、亚历山大学派、波斯人和印度人的占星学思想兼收并蓄的一部作品，其基础则是相对稳固的古希腊科学思想。 　　《占星学入门》给拉丁世界崭露头角的自然哲学家带来了令人信服而又全面的宇宙观——整个宇宙体系是由运动定律和因果关系定律控制的。阿尔布马札另一本流行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拉丁语，那部著作说明了如何将这两个定律应用于人类的历史进程。在该部著作的序言里，这位阿拉伯占星家直截了当地将天体和地球上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并用纯粹的亚里士多德的术语说道：“这是一部用天体暗示人类生殖与堕落的世界发生的事件的书⋯⋯书名叫做《宗教与王朝之书》。” 　　今天，阿尔布马札的名字已和许多其他阿拉伯学者一道，几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不见了，尽管他们的作品曾在东方和西方风行一时。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后的学者，从启蒙运动到当今时代，都有这样一种倾向：他们不承认穆斯林所做的贡献，认为西方世界的思想与古希腊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一倾向导致他们更多地强调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占星学著作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巴斯的阿德拉及其继承者的早期作品，则把阿尔布马札推上了中世纪基督教界科学和哲学第一权威的位置，使他具有数百年的影响力。他的学说帮助确立了一种几乎被普天下接受的宇宙观，即宇宙是由可理解的定律支配的。 　　以古希腊宇宙观为理论基础的《占星学入门》一书，将亚里士多德的威望和神秘学不可否认的魅力结合起来，被认为是一个理想的媒介，它把科学和哲学大体上传播到了拉丁世界。阿尔布马札的占星学具有的哲学基础影响深远，是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播到西方的第一条重要渠道。中世纪有一部手稿，可能出自罗杰·培根之手，其中有一条注解提到，最主要的“天体科学权威”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阿尔布马札。 　　阿拉伯占星学的日益流行以及其中蕴含的异教徒的希腊哲学，激起了基督教神学家的激烈反应，他们第一次对“新逻辑”的激烈对抗便是1210年巴黎大学针对教师阿毛里和迪南之大卫的谴责。阿拉伯人和希腊人的知识传统，都对基督教的正统观念形成了严重的挑战，而基督教的正统观念将成为13和14世纪许多神学和哲学辩论的主题。其中包括的问题对于教会至关重要：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灵魂之不灭、神对人类具体行为的洞悉，特别是考虑到他将主持最后的审判日，以及对早期科学或许是最重要的、有争议的问题——地球是像亚里士多德在自然哲学中所断言的那样是永恒的，还是像《创世纪》中记载的那样，是神在“创世之初”创造的？ 　　这种与基督教教义似乎相冲突的思想观念的大肆侵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就像两百年前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对阿拉伯人的学问感到担心一样。一位中世纪拉丁抄写员，在新抄就的一部阿尔布马札的重要占星学教科书上加了自己的简洁评论：“完成了，感谢神的帮助，诅咒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西方世界不可能简单地接受某些未经改变的新的自然哲学的基本原理；但是更可疑的学说带来的丰富多彩的科学以及其他的先进知识，西方世界也不能再置若罔闻了。而自然哲学的变革也将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加以变革，基督教界才会接受它，并开始充分利用这一来自东方的新学科。 　　亚里士多德的宇宙学和物理学方面的大作，已被阿拉伯人广泛地阅读了数百年之久。但眼下他的著作在西方却几乎无人知晓。穆斯林哲学家见解深刻、发人深省的评注，尤其是阿维森纳及其继承者，奉行理性主义的阿威罗伊那出类拔萃的著作也是如此。而这些著作反映了伊斯兰教内数百年间不为西方所知的辩论情况，它们将会对整个欧洲的青年人产生直接而有力的影响。这些著作不久也将会在巴黎、牛津和其他大学风行开来。 * * * 　　巴斯的阿德拉，这位直接从图尔的大教堂学校走出来的年轻人，突然现身于欧洲的知识界，他公开谴责“现代人”的教学，并公开表示要向阿拉伯世界寻求启示，意欲矫正西方学问那不可饶恕的现状。他的生活、经历、乃至他的着装嗜好，或者至少在色彩方面的喜好，人们并不很清楚，不过可以从他的原创作品和译著中获得一点点模糊的线索，但他逝世的时间和地点直到如今这两点仍然是个未解之谜。 　　而且，阿德拉很有可能就是12世纪中叶在英国负责完成一系列著名皇家占星活动的那位匿名占星家。从诺曼时期开始占星就极为罕见。据估计，在整个12世纪，现存的有记载的占星活动不超过15次，而当时西方在世的占星家也寥寥无几——全英国可能只有区区两人有能力为皇室进行这些政治上敏感的占星活动所需的复杂运算和决断。 　　多方搜集的资料表明， 一本手稿中所记录的10次占星活动，阿德拉可能进行了其中的9次。首先，占星要依靠天文资料，类似于花拉子密的“积尺”中所载的数据，并需修改科尔多瓦的纬度，这正是阿德拉最初翻译成拉丁语并介绍给西方的资料。其次，这项工作需要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此外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即占星家必须运用英国当地的数据，而非来自西班牙的资料。第三，占星意味着占星家要在宫廷享有受人信赖的职位，而阿德拉在晚年正是如此。所搜集的大量资料可以追溯到1151年，那时他应该在70岁左右。在他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高寿了，但这样的寿命也并非不合道理。1151年之后，有关阿德拉的记载便消失不见了，表明这位周游四海的学者、宫廷占星家、阿拉伯问题专家，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了。 　　回到故乡英国后，阿德拉在阿拉伯科学世界的经历使他成为受人尊重的学者和富有智慧的政界元老。在英国，他一如既往地激励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学者型冒险家，其中一些不久便紧步他的后尘，向阿拉伯人学习一切东西，从占星学到动物学，不一而足。阿德拉利用自己在宫廷的声望，用《论星盘之用途》一书中的一部分，为金雀花王朝的亨利构建了王国的基本模式。阿德拉告诉这位未来的亨利二世，王国应由一个哲学家式的国王来治理，因为哲学家讲真话，受自然正义和理性的支配。王国应该包容一切宗教和信仰；还应承认阿拉伯人的权威——更确切地说，承认科学家和思想家的权威——而不是僵化刻板的教会神父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