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五章 科学始祖

　　没有人知道阿德拉在哪儿学的阿拉伯语——或许是在曾经属于穆斯林的西西里岛上的锡腊库扎，也或许是后来在安提阿。他在动身前往东方之前，就坚持中世纪十分普通的观念：只要完全掌握了文法，读者最终会理解任何语言写成的任何文本。他也提到了学习语言的好处，并表示自己已做好了充分准备，能够把一门语言学好。阿德拉告诉我们，他在十字军东征的国家及周边地区呆了大约七年之久，而且能够顺畅地同当地的学者进行交流，这无疑需要相当的阿拉伯语天赋。一路之上，他提到了不止一位指导其研究的阿拉伯导师；他还非常担心自己可能听了太多的演讲，以至于没法记清他听到的所有知识。在他的导师当中，有一位解剖学大师，即“塔尔苏斯的一位长者”，居住在南小亚细亚，离安提阿不是很远。他的这位老师精通先进的阿拉伯医学，教给了他高超的解剖技术，包括如何将尸体浸泡在流动的水中，以便渐渐地将尸体上的软肉冲刷掉，显露出错综复杂的血管和神经网络。 　　阿德拉前往安提阿的行动路线几乎像他的语言学习过程一样鲜为人知。他只提供了少量有关四处周游，学习阿拉伯学问的线索，另有不少线索则分散在他的书籍和译作中，其他同行学者也提供了一些模糊的材料，而这些线索都需要重新整理。1109年，阿德拉把他的侄儿和其他一些学生安置在拉昂，让他们接触“法国人不大可靠的观点”。然后，他就销声匿迹了，直到五年之后，他才在安提阿公国的马米斯特拉（Mamistra）城重新露面。当时发生了一次地震，有人看见他蜷缩在一座“摇摇晃晃的桥上”。他之前曾去拜访过锡腊库扎的大主教，《认同与分歧》一书对此有记载；考虑到这一点，那么他很有可能又回到了西西里岛，并把那里作为前往东方的出发点。西西里岛和安提阿的统治者都是诺曼人，因此两地之间有着亲密的家族关系，这使两地间的通信、旅行和贸易相对容易。 　　当时，安提阿刚刚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将阿拉伯语文本译成拉丁语的翻译中心，尤其是医学领域的翻译，因为穆斯林医学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来自意大利比萨城邦的商人，以前曾用渡船帮助运送十字军到圣地以换取战利品和领地，现在仍对安提阿施加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控制了在市中心的地盘，并将附近的整个拉塔基亚港口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这些因素以及其他环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及政治联系，使比萨得以成为至关重要的传播阿拉伯智慧的中心。征服该区域的基督徒军队缴获的阿拉伯著作使图书市场迅猛发展，将比萨城变成了穆斯林科学的一座宝库。安提阿城的比萨人居住区毗邻圣·保罗这个本笃会的修道院，该机构一定会欢迎阿德拉，因为他的父亲法斯特拉和他的导师约翰主教，在巴斯都是重要的本笃会成员。 　　比萨的斯蒂芬（Stephen）是意大利的翻译家和学者，有时人们称他为”哲人斯蒂芬”；他像阿德拉那样，不久也来到了安提阿，向穆斯林学习。他在安提阿翻译了一部著名的医学百科全书，即《皇家医典》，该书由阿里·伊本·阿拔斯·马尤斯（Ali ibn al-Abbas al-Majusi）所著，西方称此公为哈里·阿巴什（Haly Abbas）。这部作品可以追溯到10世纪，共20章，其中10章阐述医学理论，另外10章阐述临床实践；当时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已被广泛应用。斯蒂芬的拉丁语版本很快也成为欧洲的一个标准。在第八章有关医疗实践部分的开头处，斯蒂芬写了几句个人说明：“⋯⋯哲人弟子斯蒂芬将此部阿拉伯语著作译为拉丁文。范本由他本人书写，并于公元1127年11月3日礼拜六在安提阿完成我主耶稣喜爱的这部著作的翻译。感谢真神——万物的起源和终结。” 　　为了给这个译本配套，斯蒂芬编写了自己的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医学术语表，并附加了一些对应的拉丁语词汇。这部作品很有价值，以至于西方在数百年间用手工抄了又抄，并在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将之付梓印刷。但斯蒂芬本人对自己的著作显然没有多么重视；他不认为他是医生，而将自己看作一个“哲学的弟子”。他承诺，下次他会从“阿拉伯语里隐含的所有哲学奥秘”中翻译一些东西。他表示，医学不过是哲学家的艺术中地位最低的东西，但人在致力于灵魂升华前必须得先满足身体的需求。 　　斯蒂芬首先关注的是地位卑贱的人身体方面的各种问题，但阿德拉却着眼于天空。他在法国做学生时，就曾信心十足地预言，在东方阿拉伯所能得到的知识，可用于帮助医治西方人的疾病——这在反穆斯林的十字军东征时代无疑是一种异教徒的观点。但即便是阿德拉也无法预测他将在阿拉伯学问中发现些什么。在他所获得的东西里，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体系，阿拉伯人精心制作的一个有关恒星运动的星表，使用高超计算器技术的星盘，几部主要的阿拉伯占星学著作，一本叙述如何给皮革、玻璃染色和生产他最喜欢的绿色颜料的炼金术方面的书。这位来自巴斯的男子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天文学、哲学和巫术等领域之中。 　　总共有十几本至今尚存的著作，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位孜孜不倦的英国人身上。他的兴趣之广令人惊讶，从王室的猎鹰训练术到应用化学，从几何学到数学天文学和宇宙学，不一而足；而且这些作品像是由天生的教师和善于讲故事的人，以易于理解的风格写成的。阿德拉的原创作品可以清晰地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他接触到东方的知识之前，一个是在此之后。因此，其作品还向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口，使人了解到西方人借鉴阿拉伯人知识的情况。 　　回到巴斯后，阿德拉立即被朋友和家人团团围住，大家都急于了解他在国外七年的情况。阿德拉讲述道：“在很多来访者中，有我的一个侄儿，正在研究一些事物的根源；但他没有把事物理清，反而将其纠结在一起。他迫切要求我说出一些阿拉伯人研究的新项目。”与其侄儿进行的针对古典作家所谓的自然哲学的这一系列问答，最终汇集成了《自然科学的若干问题》一书。那位接受西方教育的侄儿提出问题，知识渊博的阿德拉则代表阿拉伯人做出回答。富有旅行经验的学者阿德拉一开始就宣称，“我们要说的是事物的起源如何发挥作用。所以让我们从最低等的事物开始，到最高等的事物结束。”这句话对于他那漫长的作为科学家和学者的生涯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座右铭。 * * * 　　最早激发阿德拉想象力的阿拉伯著作中，有一部泰比特·伊本·奎拉所著的关于“tilasm”，即 “护身符”技术的经典著作；泰比特是中世纪科学领域里的主要权威人物，而“护身符”就是精心制作的符咒，这里指的是星象和占星术方面的象征，被认为能够获得上天的能量。泰比特·伊本·奎拉隶属于崇拜星星的赛伯伊教派，该教派的宗教惯例与天文学、占星术和数学有着密切联系。另外，赛伯伊人也十分精通希腊哲学。据阿拉伯人的传统说法，泰比特曾是哈兰集市上的一名货币兑换商，具有非凡的语言天赋。巴格达的一位显赫贵族和学者注意到了他，并把他安排到智慧宫进行研究和工作。尽管赛伯伊人受到许多穆斯林的怀疑，但他们掌握的先进的希腊知识和宝贵的技能使得他们在阿拔斯王朝初期享有相当的地位和很大的影响力。 　　富有才干的泰比特在巴格达的学术环境中如鱼得水；到了9世纪末期，他已晋升为王室占星家。作为帝国的一位伟大学者和语言学家，泰比特修订并校正了阿拉伯语版本的《天文学大成》和其他希腊语经典著作，并创作了数部关于数论、微积分和力学的著作。他还就其赛伯伊同胞的哲学、宗教观点写了数十本书，被视为阿拉伯学者中研究护身符的专家。12世纪拉丁学者塞维利亚的约翰翻译了泰比特关于巫术的著作。他在序言中说，只有自己和阿德拉这两位西方人看到了该书的阿拉伯原著，后者是在安提阿时得到这本书的，“当时，我是在神的精神的帮助下，从我的主人那里得到了这本书——除了某位安提阿人外，没有其他的拉丁人得到过此书，而他也是得到了这本书中的一个部分”。他所说的“某位安提阿人”不是别人，正是巴斯的阿德拉，他在此之前曾刊印了该书的一个删节本。 　　 尽管人们害怕阿拉伯巫术的影响力，但阿德拉却推崇人应立志理解自然、甚至征服自然这一观念。他还直接将巫术的做法与其他科学尝试联系起来，并且指出，研究护身符首先要掌握天文学和占星学。阿德拉在他翻译的泰比特·伊本·奎拉著作的译本中告诉我们：“凡擅长几何学和哲学但不熟悉天文学的人是无用之人；因为天文学在所有学科中，就研究主题而言是最卓越的，又因其对护身符的影响，也是最有用的。”据说《护身符论》这本书中包含多种咒语，既有驱逐老鼠的咒语，也有使夫妻重燃爱火的技巧。里面甚至还有驱除蝎子的方法：首先，在天蝎座处于升势期间，用金属制成一个蝎子像；然后，将该星座的名字和其他天体的详细资料刻在这个护符上；最后，把护符埋在要保护的地方——或者，比此更好的方法是把它埋在该地的四角。与此同时，一个人要高声诵读：“我们在此在埋葬它和它的种族，这样它们就再不会到这个地方来了。” 　　阿德拉在翻译时自由地运用阿拉伯语中的惯用语，使其译作在渴望获取新奇事物和基础信息的拉丁世界里具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在给想要重新赢得丈夫欢心的妻子的建议中，他明确地说出了所需的咒语：“世上的荣誉、快乐、光明的源泉！将这两个人的爱融合在一起，哦，精灵们，在国王和神圣、永恒的生命最伟大的权威和力量的帮助下，用你们的知识融合他们的爱，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向神发出的高尚请求，而不是向恶魔发出的请求；这种请求符合伊斯兰教的传统，而且不同于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的巫术。什么东西能迫使一位来自西方英语国家的年轻人深入到未知的知识国度，独自一人呆在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地方呢？针对这一问题，阿德拉一度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珍贵的线索。他写道，从事一件事情的人必须一直关注手头的工作，而且应该总是信心十足地做事，因为“信心十足会避免犹豫不决，而犹豫不决会导致效率低下”。 　　在泰比特·伊本·奎拉和其他思想家的影响下，阿德拉对于这种超自然的事物产生了终身的兴趣，并将之视为其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许多穆斯林学者而言，占星术和巫术可以与天文学、医学、化学和气象预报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例如，阿拉伯医生往往将病人身体的各部分和天体星座图结合起来，经常参考星体的状态来确定抽血或动手术的最佳时间。这种做法最初是由古希腊的医生倡导推广的：白羊座第一宫与头部相关，之后的黄道十二宫与头部下方的身体各部位一一相联，双鱼座第十二宫则与脚相关联。在中世纪西方伟大的医学培训中心之一，波洛尼亚大学，有位特别的大师，向未来的医生教授如何评估星体对人体的影响。 　　阿德拉似乎也涉足了炼金术。炼金术是早期实验科学产生的温床，也是现代化学的先驱。尽管炼金术源于对物质本质和现实的哲学研究，但中世纪的炼金术却越来越多地将一些具体技术包含进来，用溶剂和反应剂处理材料，或者生成合金和染料，全是将来化学家实验室里的基本操作过程。今天，“炼金术（alchemy）”这个词多半使人想到从少量金属中炼制黄金的神秘方法。现存的一份中世纪参考资料，将一部散失的12世纪关于炼金术方法和技巧的手稿归为阿德拉的作品，那部手稿叫做《制图小窍门》。现存的一个版本——倒没有将其归到阿德拉或任何别的人的头上——着重描写了一系列操作方法，包括提炼金银、贵金属加工、给玻璃和皮革染色等，其中很多可以追溯到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埃及的传统炼金术。该书共有382章，或者382种方法，其中三分之一似乎是近期添加的。《制图小窍门》这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中心内容完全没有依赖拉丁语的原始资料——例如，在关于建筑学的那几部分内容里，根本没有提及维特鲁威的权威著作——这说明本书是最早向基督教世界介绍科学技术的书籍之一。 　　有许多线索暗示，阿德拉很可能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个人兴趣，对原书的核心部分进行了增补。这些线索包括以下几项：书中用的阿拉伯术语类似于他翻译的泰比特的《护身符论》译本中所用的术语；在关于生产绿色颜料的技巧这一部分，阿德拉将两个英语单词引介到了拉丁文本中，而绿色是阿德拉钟爱的颜色，他将绿色作为自己的标志；还有两种用甘蔗制糖的方法，而甘蔗这一植物在当时并不为北欧所知，但对一个像阿德拉这样四处周游的人来说则一点也不陌生；最后是书中的一些段落，与他多部作品中的内容极其相似，其中包括他最初的著作《认同与分歧》。 　　这部炼金术的手稿选择“制图小窍门”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标题，可能是要用简单、随意且易引人好奇地名字来掩盖其严肃的学术内容。这本书就像中世纪技术的一座宝库，包含了当时工匠的许多制作奥秘，既有玻璃、皮革和其他产品的制作方法，也有早期西方科学的基本技术和方法。宝库里有一件珍品，是用代码写成的蒸馏酒精的方法 —— 酒精在炼金术的许多步骤中都是一种关键成分。由于穆斯林炼金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蒸馏、结晶、还原以及其他基本的化学过程来提取纯净的“酒精提取物”，所以这类著作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大师们传承下来的知识的基本状况。研究炼金术的阿拉伯权威教导人们，将某些特定的蒸馏液混合在一起，可以制作出纯净的物质，即“万应灵药”；它能够治疗疾病，精炼一般的材料，甚至还能延年益寿。后来在欧洲，人们把它称作“第五种要素”——从字面意义上说，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单词“ quintessence（第五种要素）”就源于此—— 而此种要素是对古希腊人提出的空气、水、土、火这四种基本要素之框架的补充。 　　公元9世纪伟大的阿拉伯炼金术士贾比尔·伊本·哈扬讲到，地球上的每一种金属都是由硫和汞组成的不同的混合物；如果将它们分解成这两种元素，然后按不同的比例和纯度重新进行混合，金属就有可能发生质变。这为许多炼金术士早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使之在东方和西方都成为受欢迎的研究——特别是对于那些期待最终能用更加普通的贱金属制造黄金的人。后来在欧洲，无数关于炼金术的文章都假托贾比尔之名。贾比尔紧密结合了什叶派和神秘主义的苏菲派的教义，他的炼金实践反映了这两个教派的精神追求，就是要透过自然现象，探究其内在的意义。当时，这是炼金术艺术的哲学基础，尽管现代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对于贾比尔以及同他有相似想法的同事而言，实验室里物质发生的任何变化都象征着灵魂的转变。 　　在之后的一些阿拉伯炼金术士手中，这种象征成分逐渐被剥离，炼金术也从宗教科学转变成了实用的化学科学。这类科学家的著作包括对多种矿物质的分类、基本的程序和技术以及对仪器和其他设备的探讨——这些很快就被正在形成的西方科学语言所吸收。阿拉伯的炼金术进入到了拉丁世界，激发了数百年之久的化学性能和实验步骤方面的研究，正如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大成》中所包含的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样的宇宙观，扩展了数学天文学的范围一样。13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和哲学家罗杰·培根，同阿德拉一样对巫术很感兴趣，他把巫术称作该学科的一种实用方法，看到了此种学科研究的远大前景：“有另一种炼金术，有效而且实用，教我们如何更多更好地制造贵金属、颜料和许多其他东西。这类科学研究比所有正在进行的研究都重要，因为它产生了更大的功效。” 　　关于炼金术的政治策略在西方科学的崛起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家有时要给早期的炼金术士提供无价的保护，使之免受宗教的谴责——这同时也反映了占星术的发展历程，在东方和西方都有许多宗教人士对占星术持批评态度。欧洲的君主都渴望充实他们日渐萎缩的金库，用一位英国君主的话说，他们雇用“自然哲学方面有学问的人士”来炼金，以增加王室拥有的金币数量。事实上，炼金术士所能做的只是使减少金币的流通，秘密地往金币中加入杂质，增加金币的数量，但降低每枚金币的实际含金量。这种技术跟现代纸币经济中的做法一般无二，即通过印刷新货币来支付不断增长的费用。不受宗教教义约束的王国因此变得“富裕”起来，而教会的权力和影响则在丧失，所以教会谴责炼金术士是江湖骗子。于是，教皇和他们的盟友便借助教会的教义来警告人类，不得干扰神制定的自然秩序。 　　最早提到《制图小窍门》这部著作的是9世纪一本图书馆目录，该目录来自德国赖兴瑙岛上的本笃会修道院，而它提到的这本丢失的手稿应该更早一些。在动荡不安的中世纪初叶，欧洲的工匠们显然已经掌握并保存了一些重要的产业技术。但这一事实并没有减弱由阿德拉这类科学家于12世纪引介到欧洲并开始发展的阿拉伯炼金术和早期化学的巨大影响。在短短的几十年里，阿德拉的英国同胞，凯顿的罗伯特完成了第一本关于阿拉伯艺术的著作翻译，将《炼金术的构成》一书全文译成了拉丁文。罗伯特在序言中向读者做出了这样的承诺：“既然拉丁世界不知道什么是炼金术和它的构成，我将在这本书中解释给他们听。” 　　不久，大量翻译过来的阿拉伯炼金术著作开始充斥西方，大有颠覆基督教界人与自然的传统关系之势，并在哲学和神学领域引发了关于利用和滥用技术的激烈辩论。在引进的阿拉伯学问的激励下，罗马天主教的炼金术士身先士卒，成了西方最早探索自然界的先驱，而他们提出的关于自然界的理论，例如有关物质组成的理论，将对16和17世纪的科学革命做出贡献。 * * * 　　在阿德拉到达安提阿之前的数百年里，无知、混乱和自我强加的宗教孤立主义阻碍了西方科学和哲学的进步。自然界基本上没有受到人们的质疑，也没有被人们探索过。早期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尝试常常引起人们的怀疑，不是被疑为巫术，就是被疑为魔鬼的恶作剧。例如，中世纪的基督教界对自然规律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无从解释致命疾病传播的原因；他们不懂航海技术，也不会报时，因此通常把宇宙看作一个黑暗而又可怕的地方，迷信大行其道。简而言之，对于自然现象，他们根本没有任何解释的方法，有的只是某种狂热或者愚蠢的行为。预测大灾变的空想家对自然现象做出的普遍断言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断言要么是出于幻想，要么是言过其实的解释。在阿德拉发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数学体系这一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部科学著作之后，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了。 　　欧几里得所著的《几何原本》共计13卷，其中6卷论述基本几何学，3卷与数论有关，1卷论述“不可通约之数”，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无理数”。正方形的边和对角线是人们最熟悉的不可通约数的范例。没有任何单位可以同时测量这两条线；因此，它们的关系不能用分数或比率来表示。据说，不可通约数这一问题，迫使希腊哲学家放弃了整个宇宙都可以用正整数来描述这一观点，转而致力于几何学方面的研究，使几何学发展成为一种更准确、更实用地表示客观现实的学科。《几何原本》的最后3卷则探讨了立体几何。 　　尽管大家都知道，欧几里得在亚历山大创办了一所学校，公元前300年左右是他在那里比较活跃的时期，但他本人的生活和出身却不甚明了，因而受到了人们的多种猜测。他将之前的希腊数学家的著作搜集在一起，并以令人信服、符合逻辑的形式再现出了一部旷世之作。欧几里得首先介绍几何学的基本知识，然后说明要解决的问题，接着给出一个尝试性答案。最后，根据之前的命题或公理推出证据来确立解释的真实性，所得结论确认问题已根据公认的推导规则得到了圆满解决。每个成功的范例又为解决后来更复杂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从整体上说，《几何原本》的13卷内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逻辑体系，并向人们介绍了演绎推理，这对科学方法的发展和理性的哲学探索至关重要。然而，中世纪的欧洲除了波伊提乌和其他拉丁百科全书编撰者保存下来的一些只言片语外，对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几乎一无所知。例如，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在其《词源学》一书中，总共只用了四页的篇幅来叙述几何学、算术、音乐和天文学。这样的零星文章无法让基督教学者看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中所蕴含的知识财富。 　　欧几里得在阿拉伯人那里的遭遇要好多了，因为阿拉伯人认识到了他的重要性，而且他们还掌握了《几何原本》和《天文学大成》、印度人的天文学技术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这些都是阿拉伯人智力事业的奠基石。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学者还识别出了欧几里得体系最严重的缺陷，即第五公设；该公设提出了如下概念：平行线即便无限延长也绝不会相交。这个问题的本质取决于对人类经验之外的平行线做出的断言，而欧几里得本人似乎也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迄今为止，所有试图确定这条定理绝对成立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数百年来，中世纪的阿拉伯数学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新的创造性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个讨论最终传到了西方，之后又对西方许多主要的数学家产生了影响。 　　哈里发曼苏尔在其团城的几何设计中借用了欧几里得的学说，而他的继任者则使《几何原本》成为最早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一部主要希腊著作。两位阿拔斯王朝的学者所写的关于《几何原本》的著作至今尚存。第一位是哈贾吉 ，他全文翻译了《几何原本》，并按照哈里发马蒙的直接要求，写出了一个简写本。第二位是泰比特·伊本·奎拉，由他编辑并修订的译本是后来的更忠实于希腊语原著的、一个版本。泰比特是在哈里发智慧宫里工作的研究员，后来阿德拉翻译的《护身符论》就出自他的手笔。 　　阿拉伯人还写了几十本关于《几何原本》的评论，并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其他重要作品。欧几里得这位希腊数学家的基本主张是要有可以论证的证据，而穆斯林从事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方法几乎一开始就反映出了欧几里得的这一主张。此种方法很快就扩展到了神学与宗教信仰问题的研究之中，从而激励了贵族学者肯迪，去寻求希腊哲学家关于形而上学方面的高见，来对信仰问题进行同样严格的分析。为此，肯迪委托他人将希腊的哲学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关于宇宙学和灵魂方面的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而这些著作在以后将向东方和西方的神学家提出重大挑战。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发现欧几里得的全部体系是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件。《几何原本》最早的三个拉丁语版本，均是以300年前哈贾吉的译本为基础，在历史上都被归到了阿德拉的名下。不久之后，其他学者的版本也相继问世。现存的一些手稿中使用的符号标记以及后来中世纪学者找到的证据，都证实阿德拉与此类专著中最早的十个文本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罗杰·培根引述了这批专著中的第三本 —— 确切的说是对欧几里得作品的评注而非翻译 —— 并以赞许的口吻将它称为“巴斯的阿德拉的专版”。 此外，阿德拉在之后的一部著作中告诉我们，他几年前就已翻译了《几何原本》，人们对此没有理由表示怀疑。 　　究竟哪些著作是出自这位大师的手笔，迄今还没有人能解开这个谜团。然而，早在1126年，阿德拉确实一手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成功地引入拉丁人的世界。无论这些最初的手稿出处如何，它们都揭示了阿德拉以及早期追随他的拉丁学者是如何汲取并逐渐掌握阿拉伯科学著作的。这些最早的版本也都具有如下特点：由于人们在早期就已试探性地接触了阿拉伯人的学问，所以专业术语的翻译常常缺乏一致性，而且过多地依赖了不大精确甚或错误的拉丁词语；另外一种情况，作者找不到对应的拉丁语，索性就简单地将原文中的阿拉伯语音译出来。此种语言上的贫乏现象很快也在穆斯林哲学翻译领域泛滥开来。有一本关于形而上学的阿拉伯重要著作，其译本里不得不借助于“esse” 这单单一个拉丁词，来表示34个截然不同的关于“存在”和相关概念的阿拉伯用语。 　　一项现代语言分析表明，因为中世纪拉丁语中没有现成的术语可用，最早的译本使用了70多个阿拉伯语的音译词来表达基本的几何概念，其中包括直径、正切和比等概念。但是，一本稍后的译本只使用了不到24个阿拉伯术语音译词，并用适当的拉丁对应语翻译了上述三个概念。这表明自那以后，阿德拉——或许是他的一位同僚或者一位学生——在掌握手边材料、识别、创造不同的拉丁词语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些现存的欧几里得手稿也包含一些页边注解，论及阿拉伯语词汇，或对语法要点做出解释。阿德拉在自己的其他著作中也使用了这种手法；例如，他在一本书中用特别的红墨水来突出外来词，他的学生也在一本书中沿袭了这种做法。 　　实际上，在三部欧几里得著作的早期拉丁译本中，第二部中的所有现存范例都表明该部作品是出自阿德拉之手。这个版本持续畅销了五个世纪，并成为西方新兴科学的一部最引人注目的著作。迄今至少存有56本该书的手抄本，这一数字证实了该书的普遍吸引力，也证实了它那广泛的应用范围。后来该书成为当时权威性学术著作的基础，在整个13、14世纪的诸多评论中均被广泛引用。在理论领域，欧几里得给拉丁人提供了第一个清晰的科学思维模式，并使他们接触到了逻辑推理的经典方法。实际上，他的几何学对中世纪天文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能够按照角和度来测量遥远的天体，并且帮助解释和预测了天体在天空中的运动情况。 　　首批欧几里得著作的拉丁语译本力图将他的思想介绍给西方的读者，并为对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和应用占星学方面已经达到巅峰的思想的研究计划奠定了基础。此外，这批翻译作品对早期欧洲的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全面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伯特·格罗斯塞特——同时代的人称他为“大脑袋的罗伯特”，说他“脑袋虽大，但头脑敏锐” —— 认识到了新几何学的根本重要性。罗伯特曾任早期牛津大学的校长，1253年逝世，他写道：“对线、角和图形的研究是最实用的，若没有线、角和图形，就不可能了解自然哲学。它们存在于宇宙中的每个角落。”他指出，若没有线、角和图形，就不可能了解事物真正的本质。 　　罗伯特的年轻同事罗杰·培根，反复引述阿德拉翻译的欧几里得著作的特别版本，将其作为刚刚在西方扎根的以下观点的权威范例：在逻辑学和知识理论或者认识论中，都需要运用证据。在他自己那极富创造力的视觉理论的研究工作中，以及实验在科学中的作用这一范围更广的研究中，罗杰都明确地引用了阿德拉的话。“正如巴斯的阿德拉在他的译本中所说的那样，一条公理应被理解为一种尊严，因为它阐明了事物的定义。尽管从广义上说，一切原则皆可被称为公理，恰如巴斯的阿德拉在书的后记中所推想的那样，但如果这条公理是被严格作为公理对待的，情况更是如此。” 罗杰在其《思辨几何学》一文中如是写道。 　　然后，他将阿德拉和亚里士多德关于体验和实验的著作直接联系起来，接着他又补充道：“正如巴斯的阿德拉所言，公设来自于假设。”几何学，阿德拉解释的公理、公设和证据体系，以及直接体验，这三种要素的结合，构成了西方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学问的基础，包括微积分和形式化分析在牛津的发展。新几何技能对于中世纪在光、色彩和视觉方面的哲学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很快便成了大教堂学校的课堂特色，最引人瞩目的是位于夏尔特尔的大教堂学校，自从法国修道士、未来的热尔贝·奥利亚克教皇从西班牙回国后，带来了从阿拉伯学到的学问，并致力于普及数学以及中世纪的其他四门学科，该校便成了主要的教育中心。夏尔特尔大教堂是法国最大的教堂之一，1145年，这座教堂在一场大火中被焚毁，人们不得不重新设计并建造这一巨型建筑。重建的大教堂反映了人们早期对欧几里得的喜爱，而这种喜爱也被证明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不论从实际意义还是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人们在重建教堂时取得的大量成就显示了对欧几里得的敬意：教堂里不但有象征“七艺”的装饰性雕像，现在还有这位希腊数学家的雕像；与此同时，重建的大教堂展示了新的几何和比例原理的精密成果。结果，这座教堂成了基督教界最伟大的建筑成就之一。 　　欧洲的建筑物和建筑学也像制图技术一样，已经开始在技术上显示出了明显的进步。这种出乎意料的好转，以及此前不曾有的特殊技能与技巧的出现，与东方优秀的建筑家和泥瓦匠不无关系，他们直接将一些实用技能传到了西方。至少有两个众所周知的事例能够说明阿拉伯工匠来到西方并与西方人分享其知识的情况。一件事是一位名叫拉里斯（Lalys）的穆斯林，在十字军东征中被俘虏并被带到英国，而最终成为亨利一世的宫廷建筑师。叙利亚编年史家乌萨马·伊本·蒙基德给我们讲述了另一个事例：一位曾为他家工作过的石匠移居到了基督教国家，并带去了宝贵的技能。十字军东征也使朝圣者和十字军战士中的西方工匠接触到了最新的阿拉伯建筑技术，而在基督教徒夺取军事上的胜利之后，其他的商人也从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来到了西方。 　　来自阿拉伯的诸多革新中，有引进的带有尖顶的拱形结构。这一结构构成了新哥特式大教堂的风格特征。相关的技术使修建引人瞩目的拱形圆顶成为可能，这种结构就像现代的温室一样，使雄伟宏大的新教堂向空中敞开；相关技术也使大形窗户的修建成为可能，而在过去那里只能砌一堵厚重完整的大块墙壁。用带有尖顶的拱形结构代替支撑柱之间的半圆形结构，给建筑工人和建筑师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在不改变原设计的情况下变更立柱之间的距离。 　　穆斯林工匠除了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制图技能、比例标准、特别的石工技术外，还通晓普遍的几何原理，而当时的西方对此却一无所知。结果，12世纪大多数欧洲教堂建筑呈现出的传统不规则角度、弯曲的墙壁、失衡的门窗，开始逐渐被更精确的设计和建筑式样所取代。由阿德拉普及开来的阿拉伯人的几何学，很快便被欧洲的营造商和石匠所采纳，这对于他们的手工技艺极其重要。那位“值得尊敬的欧几里得”成了引导他们的一盏明灯。一份14世纪的行会文献宣称：“你应该明白，在世界上人类从事的所有技艺中，石工技艺最引人注目，其中蕴含有几何学科学的大部分知识。”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创新的几何学技能后来成了石匠协会所掌握的“机密”知识的核心，关于这一点，至今仍流传有不少传奇故事。12世纪的法国建筑师维拉尔·德·奥内库尔的笔记本中就提到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多亏有了几何学，我们可以对建筑物的高度或者河流的宽度进行测量。”另外，这种应用还包括如何平分正方形的面积，这是修建小尖塔和那个时期的其他特色建筑所必需的技能。 　　这些新方法起源于阿拉伯，在此这一渊源也被证实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穆斯林的知识传统不仅仅是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13世纪，在离阿德拉的故乡巴斯不远的韦尔斯城建造大教堂的泥瓦匠和其他的工匠，就已经使用阿拉伯数字来标注和识别工程的各个部件了，而他们的主顾，即那些博学的传教士，在其账簿中仍坚持使用不那么灵便的罗马数字，并且坚持了400年之久。 * * * 　　地位得以恢复的欧几里得，其影响广泛的重要性又因阿德拉其他伟大的革命性著作而得到了很好的补充，如他翻译的花拉子密的《信德及印度天文表》等。阿德拉翻译的“积尺”（即历表）几乎使西方叹服得五体投地，因为传统的表格式手册反映了穆斯林数百年的科学进步，而其所依据的数学假设是基督教界前所未见的。为了使西方充分理解并接受引进的“积尺”，拉丁学者不得不建立一个全新的研究机构，并创造出一套全新的词汇。他们这一吸收过程经历了数百年时间，直到16世纪出了个哥白尼，西方才能够推出一位与阿拉伯一流天文学家相比肩的人。即便是这位伟大的波兰科学家，如果没有其阿拉伯先驱的重要帮助，也不能完成他的开拓性工作。 　　尽管阿德拉在1126年前后传给其拉丁同伴的那个“积尺”按当时阿拉伯人的标准是过时的，但它背后那多彩的历史更显示了由智慧宫培育出来、并在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被人接受的科学的深度与广度。而它也足以在西方新兴的科学家当中激发出一连串的活动，“积尺”本身由116个表组成，最初是依据印度人的教导将太阳、月亮和五颗明显行星的运动分类编目。这些表还附带有37章简短扼要的解释性文字。尽管对阿拉伯文本的翻译存在一些根本错误，但表达出的数字和表格都是准确的。这表明阿德拉即使不能领悟语言上的所有微妙之处，但也能理解复杂的计算。从他翻译的欧几里得著作和其他地方，可以看出他仍延续先前的做法，在文本中时不时地用一些阿拉伯语单词和用语加以点缀，突出强调外来术语，并在页边空白处辅以有益的解释和其他标记。 　　基本的“积尺”表格就像普通的星盘一样，仅在设计好的特定区域内才有效。早期西方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犯了相当大的错误并遭遇到很多挫折，其根源便在于此，因为他们首先必须理解“积尺”的含意，想方设法通过实验对其加以修正并进行适当调整，然后它才能真正派上用场。这一现象使得现代研究者能够常常相当准确地推算出某一“积尺”是在何时何地完成或修订的。就《信德及印度天文表》而言，从提供历表基础的印度学者到我们自己的历表，该记录跨越了1300年的天文学历史。 　　花拉子密以他在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的基地作为某些计算的参照点，并以波斯阳历为依据，因为波斯阳历在其祖先所居之城，即咸海之畔的花拉子模是通用的历法。然而，阿德拉翻译花拉子密著作时所依据的阿拉伯版本，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已经做了重大改写。修订工作是由11世纪的西班牙数学家阿布·卡西姆·马斯拉玛·本·艾哈迈德来做的，人们通常称他为迈里提（al-Majriti），意思是马德里本地人。他补充了日历的转换法、各种三角函数和月蚀的数据表，以及进行占星计算所需的资料。这本富有西班牙特色的“积尺”提出了一种可能，即阿德拉在为期七年遍游欧洲的教育旅行中，很可能造访过这个穆斯林统治的国度，也或许造访过附近的北非。但是，阿德拉根本没有提及这样的旅行，由此看来，他更有可能是从其他地方得到了迈里提的版本。 　　10世纪晚期，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在知识领域已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此时，科尔多瓦的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哈卡姆二世穆斯坦绥尔（al-Hakam II al-Mustansir），开始向其对手的霸权地位发起挑战。这位哈里发收集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并吸引一些顶尖学者到他的安达鲁斯王国。这种努力最重要的成就便是迈里提及其追随者，天文学、数学、占星学、星盘理论领域中的专家共同完成的工作。“在阿布·卡西姆·马斯拉玛·本·艾哈迈德（即众所周知的迈里提）所处的时代⋯⋯他是安达鲁斯王国的首席数学家，胜过了所有在他之前来到这一王国的天文学家。他对天文观测极感兴趣，又特别喜欢钻研探究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他写了一本很不错的书⋯⋯ 涉及商业交易中的数学。”中世纪编年史家赛义德·阿尔·安达卢西写道。“他还致力于研究穆罕默德·本·穆萨·花拉子密的‘积尺’，并将波斯历的日期转化为回历（Hijra）日期⋯⋯ 但他盲目追随花拉子密，即使花拉子密出了差错，他也不去标出犯错误的地方。” 　　事实证明，迈里提对《信德及印度天文表》的修改对阿德拉极具诱惑力，因为这种修改将阿拉伯人的数学天文学同占星学研究和星盘的使用技术结合起来了——而这些又都是这位英国人心仪的学科。在迈入穆斯林世界之前，阿德拉在《认同与分歧》中写到，他对天文学这一“少女”怀有的热情要高于其他七种文科“少女”：“你看到的这位站在你面前的少女，光彩照人⋯⋯在她的学说中，描绘出了世界的形状，纬度圈的数量和长度，天体的距离，行星的轨迹，黄道十二宫的位置；她绘制了纬线和经线，不无道理地将黄道带分成十二部分；她知道星体的大小，两极位置相反，一条中轴线贯穿其间。” 　　这部早期著作也暗示了阿德拉后来对阿拉伯占星学研究的热爱。“如果哪个人能够掌握了她（天文学），那他可以有信心断言地球上的事物的现状，甚至可以断言这些事物的过去或未来。因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圣而又充满活力的东西是在下方的自然界的原型和起源。当阿德拉第一次写下这些文字时，他还远远没有掌握天文学研究的工具和技术。15或20年之后，他在据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启发下制作出的阿拉伯星表，可以开始弥补他在理解力和知识上的重大差距。 　　即使在阿德拉引入“积尺”天文表，并简单介绍作为积尺天文表之基础的阿拉伯数学天文学之前，西方知识界也已开展有零星、分散的科学活动。毗连穆斯林国家的加泰罗尼亚的僧侣学者，已经部分吸收了迈里提及其同僚关于星盘的著作。热尔贝·奥利亚特已经成功地在法国的大教堂学校普及了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四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阿德拉的故乡和附近塞文盆地的修道院，聚集了一群朝气蓬勃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大多是罗泰凌吉亚人，而且都在努力搞清从穆斯林世界慢慢引入的早期学说。甚至有人尝试将《信德及印度天文表》引介给拉丁读者，虽然此举没有成功，但这也许最终促使阿德拉成功翻译了花拉子密的著作。难怪伍斯特的编年史作家约翰于1138年在距巴斯北部75英里的伍斯特大教堂的小修道院中非常自豪地抄写了珍贵的星表：“我在这里记下了阿拉伯年中开始的第一个月、日和小时；这样一来，博学的花拉子密关于七颗行星之运行轨迹最认真的描述，以及他在表格中列出的数据，就不会被人完全遗忘了。” 　　早期的许多阿拉伯著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将天文学和占星学明确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起初在拉丁语中出现时，并没有在西方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运用占星术预测未来发生的事件很快便引起了基督教正统派的注意，因为天体和地球上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巫术和神学的关系有许多共同之处，而巫术属于巫师的领域，神学属于神父的领域。穆斯林世界已经开始出现强烈的对抗反应，一些具有阿拉伯思想的杰出人物组织起来，对占星学及其对未来的预言提出质疑，将它们视为“非伊斯兰的”东西。基督教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也公开指责 “算命术士（mathematici）”或占星家的著作，认为它与道德规范相对立，与人的自由意志和毋庸置疑的神的无限权力相矛盾。约翰在他的《论政府原理》（Policraticus）中怒斥道：“他——这位占星家——仿佛在画壁画一样，以千变万化的即将发生的事情来装点岁月；又通过飞行的时间之轮将未来事件穿在一条绳子上⋯⋯但是 ⋯⋯神的意志乃是万事发生的第一原因，占星是遭诅咒的方式。” * * * 　　多年沉浸在阿拉伯的学问之中，使阿德拉得以翻译像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花拉子密的《信息及印度天文表》这样艰深的技术性著作，这也反映了他炉火纯青的学识。现存的一些几何学著作和星表的译本，是在他返回英国后完成的。这些书也许是被作为教科书或者学习指南，供他的学生和其他初露头角的学者使用的。但阿德拉也留下了易于理解又极具可读性的小品文《自然科学的若干问题》，他在文中首先概述了在东方发现的那种治学和探究的精神——他那富有进取心的侄儿要求从阿拉伯学问中获得一些“新的思想”，而这本书的编排便是对此种要求的一种回应。 　　该书首先从植物和动物王国的话题入手，接着论及天空中的月亮和星星，然后触及神是否存在这一微妙的问题。第7章论述了某些动物何以有反刍现象，而另一些没有的问题。第19章解释了“为什么鼻子长在嘴的上方”，而第58章则回答了基础物理学一直以来的经典问题：一个顶部和底部有孔的狭窄容器，如果用拇指覆盖住顶部的孔，为什么水不会从底部的孔中流出？同时，阿德拉推定了物质守恒的概念：“当然，依照我的判断，在这个可以觉察的世界中，任何事物都不会消亡，也不会比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小。因为任何部分如果从结合物中释放出来，那一部分不会消亡，而是被传到了另一种结合物里。”然后，阿德拉又解释了电闪雷鸣的奥秘，月亮为何明显缺乏亮光，星星是否有生命，如果有生命，那么它们会吃些什么。 　　最后，侄儿谈到了神的存在这个疑难问题：“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只运用理性，撇开对权威的奉承，他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那他是什么，他又做些什么。”阿德拉的超前观点可能不受西方人的欢迎，所以他对此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谨慎。他常常用“阿拉伯人”的观点做挡箭牌，来表达可能是他自己关于人、自然和宇宙的观点。“谁也不应该认为我做这件事是发自我的内心，而应该认为我是在陈述阿拉伯人的观点⋯⋯因为我知道那些公开承认事实的人在庸众面前会遭受到什么。因此，我将捍卫阿拉伯人的事业，而不是我自己的事业。” 　　面对侄儿不懈的追问，阿德拉支吾了一阵，指出他比较习惯于消除假的，而不习惯于证明真的。然后他表示，任何有关神的这种讨论将在“知识内容的微妙性和表达的困难程度上”超越其他所有的讨论。他不失精明地表示，天色已晚，要睡觉了，并承诺在之后的某个日子再来探讨这个关于“起源的起源”的问题。但不知何故，那个日子却从未到来。 　　数百年来，阿德拉的许多著作得以保存下来，这表明了他的著作在当时的普及程度及重要性。尽管如此，其著作的绝对数量却不是很大，这倒也符合当时“图书文化”水平低下的情况，而资料的传播和贮存也存在许多实际障碍。一本中世纪书籍能保存至今日，简直就是了不起的壮举，因为每本书都要用手工艰难地抄写到僵硬的羊皮纸上。在西方，这通常要由专业抄写员历经数月才能完成，而那些抄写员又分散在整个拉丁语世界的修道院中。如果有一本能留传传到我们的手中，一定会有许多其他本书籍散失掉了。它们也许是被火焚毁，被虫蛀坏，或者遭受其他意外；也或者在中世纪修道院的文书房有限的范围内遭人冷落，不再受到人们的重视。 　　阿德拉《自然科学的若干问题》的早期抄本是在他的祖国英国和欧洲大陆完成的。12世纪的抄本保存至今的有13本，其中一些开本较小，是便于携带的袖珍版本，使用和研究起来都很方便。另有10本是13世纪的抄本，但14世纪的抄本只有3本存世，而15世纪的则仅有两本，这表明当其他书籍崭露头角时，该书的声望逐渐降低了。不过，这部著作后来又短暂流行了一阵，尤其是在阿德拉的故土英国。该书还被译成了希伯来语，很可能还有法语，同时大部分章节也被翻译成了意大利语。人们还发现了几十本欧几里得的早期拉丁语著述，另有9本阿德拉翻译的花拉子密的星表 —— 但只有两本是完整的。 　　然而，阿德拉最伟大的成就，不在于他个人所写的手稿，而在于当阿拉伯人的教诲刚刚开始渗透到基督徒意识中时，他就凭直觉抓住了它们的要旨。这是一条贯穿《自然科学的若干问题》一书的主线，其特征是使用了诸如我的“阿拉伯师傅”和“阿拉伯人的事业”之类的措辞。阿德拉与之前的少数知识探索者不同，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借鉴新思想和新技术的皮毛，而是力图彻底改造自我，并按照阿拉伯人的学问改造西方的思想观念。其核心是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即实验、理性思考以及亲身体验要胜过习俗惯例和对传统权威的盲目接受。阿德拉似乎已经认识到，为了理解并利用这些伟大的发现，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掌握阿拉伯语；他必须把自己认为已经知道的一切东西几乎全都抛弃掉，采用全新的方法来看待周围的世界。他对侄儿教训道：“如果你想从我这里听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就给出理由，并接受他人讲的道理。因为我不是那种仅粉饰外表就能满足的人。每一种学问就如同一个娼妓，时而向这些人敞开胸怀，时而又向那些人敞开胸怀。”。 　　至于那些先于阿德拉到达叙利亚的十字军战士，绝大多数被无知和教派仇恨或者他们自己的精神自满蒙蔽了双眼，认识不到他们当时在战场上所面对的先进文明的成就。这一倾向让人想起当今的情况：当西方向东方看时，所看到的只有野蛮。在阿德拉那个时代，伊斯兰教被看作邪恶的信仰，它带给基督教界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宗教上的敌人。而阿德拉的见解确实是他那个时代极不寻常的一个例外——而当他回到英国时，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故土那曾经熟悉的一切，此刻看上去像是一个异族的、令人讨厌的世界的一部分。 　　在刚刚团聚的朋友和家人的坚持下，阿德拉对英国的社会状况做了调查。“我发觉，”回到家乡不久，他在《自然科学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写道，“亲王残暴，主教嗜酒，法官受贿，赞助人靠不住，受庇护者阿谀逢迎，立约人背信弃义，朋友心存嫉妒，几乎每个人都充满野心。”曾经做过教师的阿德拉认定，知识为他的祖国暴露出的“道德沦丧”提供了一剂最佳解药。“我在着手撰写以下专题文章，我知道这对于读者将大有裨益，但我不知道它是否令人愉快。当今这一代人错误地认为，‘现代人’发现的任何东西都不应该接受；而他们正为这一根深蒂固的错误遭受磨难。” 　　阿德拉告诉我们，在游学期间，他选定了标志性的飘逸的绿色长袍，并开始佩戴一枚抢眼的图章戒指，上面带有一个模糊的占星符号，亦为浓绿色，“不是那么大，但比较灵验”。阿德拉的新知识观跟他的着装一样令人惊奇。他一度是一位年轻的乡绅，学着过去古典年代的样子，将诚挚的散文奉献给哲学女神；但年轻的乡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对知识和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者。这位焕然一新的阿德拉，此刻成了一位世界公民，他向困扰西方数百年之久的知识腐败、自鸣得意、僵化刻板发起了挑战。他跟大教堂学校的学生不一样，因为那些学生曾经给现代人打上了“蠢笨”的烙印；获得重生的阿德拉是现代学问的热心支持者 —— 只是他现在的世界，是由来自东方的新的、富有活力的阿拉伯知识塑造的。 　　他说道，这样的知识可以将西方世界从正统信仰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可以让人类在宇宙中开拓出自己的道路：“我从我的阿拉伯师傅那里学到要用理性思考作为指导，但从你们身上学到了另一样东西：你们被权威的化身所迷惑，跟着一根缰绳走。除了把权威称作缰绳，还能称作什么呢？就像动物被人用缰绳牵着一样，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动物却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被牵着，只是跟着牵引的缰绳走。所以，书写的文字这一权威，牵引着你们中为数不少的人，走进了危险的境地，因为你们被野蛮的轻信所迷惑，被野蛮的轻信所束缚。” 　　他宣称，人只有在其智力无法理解其周围的世界时，才应求助于神。这一宣言直接将巴斯的阿德拉与其精神和知识的继承者——天文学先驱伽利略联系了起来。500年后，伽利略与宗教正统信仰的最后决战，将标志着西方科学革命初期阶段的终结。这位身着绿色长袍的游学的学者，在基督教统治的中世纪发出了第一个明确的断言：神的存在不应阻止人类去探索自然规律。“我不会贬损神，因为无论是什么，皆来自于神⋯⋯ 我们必须注意人类知识的界限，只有当人类知识彻底失去效力之时，我们才能求助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