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四章 绘制世界地图

　　马蒙的伟大的阿拔斯王朝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源于200年前遥远的阿拉伯半岛一个偏远的角落释放出的精神力量和智力能量。公元610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的人，先前做过大篷车车夫和小商人，定期退隐到附近的群山中静修；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神的启示。第一次受到神的启示后，他感到有些忧虑，最初没有跟别的人说，只告诉了挚爱的妻子卡蒂嘉(Khadija)。但不久神便命他公开自己得到的启示：“着斗篷的人啊，你应当起来，你应当警告。”（《古兰经》，74：1—2） 　　穆罕默德宣扬的“社会公正，必须行善，神独一无二”这一要旨吸引了麦加上流社会的一些成员，比如富有的商人卡蒂嘉；并且在一些较小的阿拉伯部落成员和居住在麦加城内的本地穷人中也产生了共鸣；但也激怒了麦加城里强大的商人阶层。这些人控制着重要的商队路线，垄断了到麦加那座呈立方体形状的天房（Kaaba，当时传统的偶像崇拜的中心）利润丰厚的宗教旅游业，并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近几十年里，这些富有商人所在部落的崛起，削弱了穆罕默德自己的家族，即巴努·哈希姆（Banu Hashim）家族，以及其他类似家族的地位和权力，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麦加城内和周边的旧有格局。为了保持阿拉伯的家族集体责任的传统，麦加的执政者强迫哈希姆家族的长者，在穆罕默德羽翼丰满到能够动摇整个经济和社会秩序之前，对他予以遏制。他的对手也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任何支持这位煽动叛乱的传教士的人。穆罕默德发现自己成了嘲讽、侮辱、甚至暗杀的对象。愤世嫉俗者也放言要他创造奇迹，以证明他受了神的启示。面对这样的压力，新的追随者急剧减少。叔父阿布·塔利布（Abu Talib）去世后，穆罕默德失去了巴努·哈希姆家族上层的保护，在麦加的生活变得举步维艰起来。 　　这最终导致穆罕默德和他的大批追随者在公元622年的迁徙之举，即人们所称的“希吉拉迁徙（hijra）”，他们移居到了北部的绿洲城市麦地那。这一迁徙事件至关重要，业已成为伊斯兰纪元的起点，后来又被看作整个穆斯林历史的开端。穆罕默德与麦地那性情暴躁的阿拉伯部落（主要是异教徒，但也有几个重要的犹太家族）达成了协议：他将仲裁他们部落之间无休止的争端，以此为其自身以及他的追随者换取保护，免受麦加商人的迫害。穆罕默德一旦在这个新根据地里安顿下来，他与周围的年轻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布道内容就开始发生彻底的变化了。 　　在麦加时期得到的启示记录在《古兰经》的114章之内，大部分都是近东传统中古老的精神劝诫。这些启示是真主在20多年间以简短的口信传给穆罕默德的，通常以押韵的诗歌形式呈现，呼吁人们在最后审判日到来之前改过自新，取悦于唯一的、真正的神。圣书对麦地那的部分章节有较长而且较为详细的记载，大体上是日常生活中应注意的事项，并对穆罕默德日益增多的追随者的政治、社会、经济事务安排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方针。只是在此时穆罕默德才开始被描述为神的信使，即亚伯拉罕、摩西、耶稣这些神圣先知中的最后一位。 　　种种迹象表明，对于在麦地那政治、经济生活中曾经举足轻重、后来失势但仍起着重要作用的犹太人，穆罕默德寄予了厚望，认为他的布道会受到他们的欢迎。毕竟说来，穆罕默德一定料想到了，他的核心启示——严格的一神论，是对犹太先知摩西的补充，因为摩西已向犹太人清楚地讲明了这一点；麦地那城内具有影响力的部落无疑也将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再次使其多年来放任自流的行为与神的旨意一致起来。在希吉拉迁徙前后的那段时间里，穆罕默德曾做了多次尝试，以期赢得犹太人的支持，其中包括认可犹太人的安息日、传统赎罪日的斋戒、饮食规定上与犹太人大体统一并实施与异族通婚的做法。有些人还从《古兰经》上找到了细微的迹象，暗示穆罕默德也许一度考虑过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循的宗教规则，与犹太人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信奉天经的人啊！你们来吧，让我们共同遵守一种双方认为公平的信条：我们大家只崇拜真主，不以任何物配他，除真主外，不以同类为主宰。”(《古兰经》，3：64) 　　到达麦地那后不久，穆罕默德便决定采纳犹太人每天朝一个特定方向祷告这一观念，在阿拉伯语里叫做“qibla”，这也许是他对犹太人的早期政策最为公开的表述了。面朝耶路撒冷进行祈祷是犹太人的既定传统。《圣经》让人想起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修建了第一座寺庙，然后宣布犹太人从此应“向着主所选择的城的方向，向着以你的名义修建的殿堂祷告”（I Kings， 8：44）。所罗门的允诺成了犹太教律条的一部分，而早期的犹太教堂一般也是遵循这一指示修建的。 　　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犹太人中赢得众多支持的希望最终成为泡影。主要的犹太部落很快就清楚地表示，他们既不准备接受他的教义，也不承认他是真正的先知。作为回应，这位穆斯林领袖开始对犹太人施加政治压力，同时《古兰经》中收集的后期启示在知识和技术方面，也加强了同犹太教的对抗。其中特别指责了犹太教徒对金钱的崇拜，认为追求物质利益是一大倒退，退回到了不能允许的偶像崇拜；还指责他们制定了不符合圣经的法典，因为他们的法典突破了圣经教义的严格界限。当伊斯兰教最初凭借自己的力量作为一种信仰出现时，便选定了一个斋月，这与犹太人设置的一个斋日大不相同。为了使自己的要旨与之前的启示区别开来，穆罕默德开始强调他同亚伯拉罕精神上的联系，因为亚伯拉罕先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此时的伊斯兰教徒受到的教育是，亚伯拉罕创建了麦加的圣殿天房（Kaaba），并在那里为一个来自于城内居民的先知祈祷。与犹太人决裂后，穆罕默德抛弃了他们传统的面朝耶路撒冷的“朝拜方向”，改为面朝天房的方向。据早期一些穆斯林所言，穆罕默德带领信众祈祷时，忽然转身面朝麦加的方向，自那之后，麦加便以双神圣方向（Two Qiblas）清真寺的所在地而闻名。 　　“神圣地理”的概念不是以地图制作者的坐标来衡量，而是根据宗教的需要或是圣经的教义来衡量的；这一概念早已在人们的想象中根深蒂固了。神圣地理概念的轮廓是将宗教经验与人们对时空的一般理解结合起来形成的，而不是由地球的物理特征或是城市、城邦、国家的政治分界线的变化形成的。朝圣之地、奇迹发生之地、或其他神圣事件发生之地，都可以勾画出宗教地图的地理学。近东是提倡一神论的三大宗教的发源地，也许是证明这一概念最具说服力的地方。在这里，神圣的与渎神的地理学在祈祷仪式中交织在一起，也在对神圣空间竞相提出的要求中交织在一起，因为信徒都力图使自身的肉体与神相融合。 　　在伊斯兰教徒中，祈祷的准确方向具有重大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意义。因此，伊斯兰教徒在历史上曾经不遗余力地定义并确定祈祷的神圣方向，并把古老天房内神圣方向之终点看得非常神圣，因为天房是神之权力和存在的永恒象征。除了每日的祈祷外，在屠宰牲畜求取食物、埋葬死者以及召唤祈祷时，都需要确切知道面朝哪个神圣方向。当然，麦加的位置对于到此朝圣的信徒也是至关重要的，而对于穆斯林来说，凡体格健壮，又能负担得起，一生中到麦加朝圣一次则是一项宗教义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伊斯兰教的神圣地理观测这一问题，特别是祈祷的神圣方向这一问题，已发展成了一项庞大的神学和学术事业。 　　今天，很多人倾向于把宗教看作科学进步的敌人。然而，早期的伊斯兰教曾公开鼓励并促进各种各样的知识探索。穆罕默德曾经这样提到追求知识：“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追寻之。”数百年来，这位先知的许多言论已被认真收集、整理和研究，并汇编成了人们所知的《穆罕默德言行录》，其中一句赞美了学者，称他们为真正的“先知继承人”。与此同时，麦加朝圣又确保每年来自各地的穆斯林得以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集会场所，各种思想观念、改革创新、知识与文化都可以在那里进行交流。 　　阿拉伯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很容易从神的启示中找到神对科学的襄助。《古兰经》中的一些诗句提到了神创造的宇宙万物中固有的秩序，以及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所具有的认识并利用这种秩序的能力，比如记录时间：“他使太阳为发光的，使月亮为光明的，并规划了月亮的盈亏阶段，以便你们能够知道年数和计算（时间）⋯⋯他向有知识的人详细解释这种种启示。” (10：6)圣书在其他地方倡导人们运用神创造的自然元素，在缺少特色的沙漠中跋涉以及在浩瀚的海洋中航行时判断方向：“他使天破晓，他以夜间供人安息，以日月供人计时⋯⋯他为你们创造诸星，以便你们在陆地和海洋的重重黑暗中能凭它们引导你们的方向。” (6：97—98) 　　同时，先知制定的很多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和义务都要求信徒对自然界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信徒不能仅仅遵循基督教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忠告，“朝着星星的方向”闭上双眼以示虔诚。更确切地说，穆斯林必须知道每日5次祈祷的准确时间、麦加的方向以及农历斋月（Ramadan）的开始日期。中世纪天文学家伊本·尤尼斯（Ibn Yunis）写道：“知道祈祷的时间是对有判断力的穆斯林规定的义务。这一点，我的朋友，在《古兰经》里做了概述，并由（先知穆罕默德）进行了解释⋯⋯忽略祈祷时间的人是没有德行的，他也不知道要崇拜神”。 　　早期的信徒聚集在阿拉伯半岛及周边几个区域内，他们应对此类宗教习俗问题时倒也比较容易。一般来说，凭借穆斯林民间的天文学已经足够了，虽然民间天文学缺乏天文学家科学的理论基础，只是以视觉线索为依据。在进行规定的日常宗教活动时尤其如此；他们通常将一根名为“指时针”的专用棍子插在地上，或者将其制成日晷，根据其投下的影子变化来计时。现在祈祷时间的定义可追溯到8世纪，每次祈祷都要在天文黄道十二宫所标的一段时间内完成。白天的祈祷时间依照影子的长度变化来决定，晚上的祈祷时间则依赖可观察到的天体事件。第一次祈祷安排在日落之后，这是传统的穆斯林一天的开始时间，而且必须在黄昏之前结束。第二次祈祷在黄昏之后，第三次在日出前不久结束。第四次，即西方广为人知的晌拜，实际上是在太阳从正午时分，即头顶正上方开始落下时进行。最后一次，即下午的祷告，也是以影子的变化为依据，而且必须在太阳落下之前结束，这标志着一天的结束和第二天的开始。 　　早期的穆斯林学者很快就领悟到，将其研究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至关重要；很多人在专著、评论和其他技术专著的开篇就叙述他们的研究对信徒们的日常关切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侧重实际问题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很容易遭到保守意见的责难。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信徒们也感到满意时，穆斯林科学就需要新的理由来支持进一步的研究。但此时，信仰和理性已然纠缠在一起了。 * * * 　　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的若干年里，伊斯兰教在人类已知世界中的大部分地区迅速传播开来，人们已经用不上基本的民间天文学方式来对时间、日期和方向进行精确测定了。到阿拔斯王朝时期，穆斯林的航海家已抵达中国的沿海，阿拉伯商人到达了遥远的西班牙，虔诚的信徒也来到了远方的中亚。这些人都需要信息，而所需的信息越来越难以从遥远的中央政权那里得到。在广袤的穆斯林版图内，所有人都信守统一的宗教义务的愿望，与四百年前康斯坦丁国王发出的呼吁相符合，他当时恳求整个基督教世界公认一个庆祝复活节的日子，但没有得到什么响应。同时，这个愿望也恰好与阿拔斯王朝宫廷政策引发的知识涌动相契合。在早期几代哈里发的资助庇护下，对宗教和科学的要求数百年来自由地相互影响，这在中世纪的欧洲是难以想象的。这两种要求不但引发了大范围的基本科学原理方面的早期研究，同时还促使地理学、仪器制造、光学和航海术等领域取得了宝贵的突破性进展。 　　起初阿拉伯人挑选宣礼员（即祷告时间的报时者）时，不仅要求其有可敬的人格，还要有足够洪亮的声音来站在清真寺塔顶召唤信徒进行祈祷。随着时间的推移，具备一定的天文知识也成为了宣礼员必备的素质。埃及论客伊本·乌克哈瓦（Ibn al-Ukhuwwa）忠告道：“只有体面、可靠、可信而又熟悉每次祈祷时间的人才能站在尖塔上召唤人们祈祷⋯⋯宣礼员必须知道28宿和其中星群的形状，这样他才能在夜间报时。”在城镇地区，清真寺里报时员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先前的民间习俗。宣礼员即是虔诚的天文学家。他们这些职业科学家不仅调控当地的祈祷时间，而且制作天文仪器，撰写球面天文学论著，另外还教授学生。他们的工作包括编撰并出版精细的历书（历书一词源于阿拉伯语“al-manakh”），其中载有各地一年中每天的祈祷时间（包括遥远的中国和摩洛哥）。中世纪的开罗是这项活动的中心，那里保存着大约200页关于利用太阳和其他天体计时的特殊表格。 　　关于朝拜方向的问题也许最能显示出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点从所有清真寺对信徒祈祷方向的认真安排中可窥一斑。中亚和西班牙最早的穆斯林祈祷时，只是模仿先知穆罕默德面朝南方，当时先知在距离圣城和天房以北270英里外的麦地那。随着阿拉伯人对宇宙的理解变得更加深刻，他们自然就要求自己的日常祈祷应更为精确地与伊斯兰教圣地之地理位置一致起来。12世纪的宗教法理学家扎因·丁·丁亚提（Zayn al-Din al-Dimyati）写道：“天房之于全世界的居民就像圆心之于圆。所有地区皆面向天房，恰如圆环绕圆心一样环绕着它，而每个地区则面对天房的特定部分。” 但是，麦加究竟在哪里呢？ 　　伊斯兰教出现之前，阿拉伯人通常借助“四风”方向体系确定祈祷的方向——朝拜方向（qibla）一词本身也许就源于经常刮起的东风（qabul）这一传统的名字——而其他人则根据比较显眼的恒星的位置、冬天太阳升起的方向或其他易于观察到的现象来确定方向。另一种常用的体系是将天房的四角和麦加传统的区域贸易伙伴，即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和“西方”，等同起来。因而，神圣地理概念轻而易举地补充了阿拉伯沙漠大篷车商队和远洋航行的商船队数百年来沿着传统贸易路线前进时所使用的既定实用（定向）体系。久而久之，人们将更狭小的地理区域与神殿的具体建筑特征（如排水口或门道）联系起来，以找出彼此间更加细微的差异。13世纪一部也门人的著述巧妙地命名为《太阳、月亮以及恒星的运动—— 给渴望者和探求者的礼物》，该书清楚地阐明了一种体系，这种体系以天房为中心，周围有12个地理区域。而其他的说法则认为所包含的地理区域多达72个。 　　这些非正式的体系得到了穆斯林法理学家的青睐，他们普遍认为这些体系满足了信仰方面的要求。但是有些时候，在确定正确的朝拜方向这一问题上仍存有困惑和争议。例如，在一个遥远的国度，不知所措的信徒面对四种选择：一个学派倾向于正西方，即通往麦加的传统朝圣之路的方向；另一个学派提倡较为传统一点的南方，即身处麦地那的先知当时提出的传统方向；第三个学派则敬重该地区最早的清真寺，认为应朝着那个方向；而第四个学派赞同让天文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穆斯林使用早期的宗教建筑物——例如犹太教堂或者礼拜堂，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朝拜方向——来确定方向，但这种做法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了。人们在内盖夫沙漠中的一座清真寺里发现了两个不同的“朝拜方向”，一个朝东，面对着耶路撒冷；另一个朝南，面对着天房。时至今日，许多清真寺中祈祷的位置尚未正确地指向麦加。在遥远的印度尼西亚，这个问题尤其突出，因为那里的人们一般用绳子或其他标示物的长度来调整朝拜方向。 　　中世纪精通三角学、球面几何学和天文学的新兴阿拉伯科学家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这是可以理解的。阿拉伯最伟大的数学地理学专著中，有一部是由比鲁尼在11世纪撰写的，书中涉及如何从阿富汗的一个城市寻找麦加的方向。《城市坐标定位》是历史上第一部运用球面三角学技术来确定准确地理位置的专著。比鲁尼用这种严谨的方法，取代当时广泛使用的困难而又不大可靠的确定经度误差的方法——从两个不同的地点对月蚀进行同步观测。据说，比鲁尼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了他的科学研究上，“除了在诺鲁孜节和分享节这两个波斯节日外，几乎手不离书卷，眼不离观测，脑不停止思考”。尽管他的著作中存在某些小小的错误，但是直到19世纪甚至是20世纪，也没有被其他著作真正地超越。对于花拉子密、比鲁尼以及他们富有经验的同事这样的人而言，阿拉伯帝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也推动了地图绘制艺术和航海技能的发展，促进了星盘之类的便携式科学仪器的研制，并创造了一些机会，使其他很多学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而后来的事实将会证明，这些成就对西方科学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 　　伊斯兰教对知识的热心不仅仅使天文学和相关学科从中受益。巫术、实验以及科学，都以炼金术（al-kimia）的形式一起出现了，而炼金术是现代化学的基石。以艺术形式来描绘人和动物是否可以接受，从神学上说是存有争议的；而这种争议导致人们在公共建筑、陶器、纺织品上大量应用精细而又程式化的装饰图案，从而记录下了穆斯林对几何学的高深见解。2007年开展的一次数学研究发现，中世纪的穆斯林建筑师仅用五种不同形状的瓷砖，就设计出了复杂的马赛克图案。理论上讲，这五种瓷砖能拼出无穷多而且又不重复的图案。例如，伊朗伊斯法罕城的一座建于15世纪的清真寺，其神龛上呈现出的几何图案所蕴含的基本数学原理，西方在500年后才得以理解。 　　同时，《古兰经》指示必须治愈病人，这促进了医学的巨大发展，创建了先进的医院，设有专科病房；医师定期查房，给予穷困病人免费的卫生保健，对精神病患者施以人道的治疗。当年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为了躲避东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逃到了阿拉伯地区，并把希腊的学问带了过来；阿拉伯人在聂斯脱利派教徒传授的知识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了新的药品，并创造出了提取这些药品有效成分的新方法。他们在视觉和光学领域也做出了重大发现，并在外科手术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为了揭示人们对微生物和疾病传播途径的初步以及不断增长的认识，当局选择了一个地方，作为巴格达主要医院的试验基地，试验表明生肉腐烂得最为缓慢。 　　在大马士革、巴格达、科尔多瓦和开罗等地，人们开办了较大的医学院校。17世纪波斯医生兼哲学家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在之后的500多年里一直是西方的主要医学教材；而设在意大利南部萨勒诺城的医学院，则成为将穆斯林医学知识传送到西欧的重要渠道。巴斯的阿德拉在毕业前到欧洲大陆游学期间曾造访过萨勒诺，但没有记载显示他曾深入研究过医术。中世纪基督教统治的西方，把患病和疾病看作神的惩罚，阿拉伯医师则与此不同，他们要寻找身体失衡的原因或者其他的实质因素，并将治疗身体失衡当做其宗教使命的一个部分。 　　同时，伊斯兰教还鼓励教徒讲究个人卫生，其宗教仪式强调，在每日五次的祈祷之前，教徒必须洗手、洗脚、洗脸。许多中世纪的清真寺和其他公共建筑都配备有精密复杂的供水系统，彰显出它们的这一特色；而在供水这个领域，早期的阿拉伯工程师们也胜人一筹。在他们的发明创造中，有精心制作的反馈机制和自动控制装置，不需要人工来调整机器。其他产物包括双缸水泵，该装置带有曲轴，具有真正的吸力，可以有效地传送能量。而曲轴直到14世纪才出现在欧洲的机器中。1206年，中世纪工程师当中最伟大的一位，伊本·拉扎兹·贾札里（Ibn al-Razzaz al-Jazari）在其撰写的一部专著中论述了水钟、蜡烛钟、倒酒架、精密复杂的喷泉和音乐机器人——最著名的是一台程序化的击鼓发音盒，由四个小人和一条小船组成——以及先进的抽水系统，可从水井、蓄水池之类的地方抽水。他的描述精确至极，以至于今天人们仍可根据他的描述重新制造出他所设计的某些独特的机器。 * * * 　　作为先知的象征性继承人，哈里发马蒙至少在理论上负有为广大信徒团体谋取宗教福祉的责任。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脑，要处理政治、经济、军事、行政方面的一切复杂事务。为在宗教和世俗这两个领域里得到帮助，这位哈里发便向智慧宫的学者们求助。马蒙生性好问，成长过程中偏爱科学，他号召这些专家确定巴格达和麦加的精确位置，以便按宗教委托来定义准确的祈祷方向。此种信息将会帮助前往麦加朝圣的人，因为他们很想知道距离麦加有多远，以及通往天房的最近路线；并将帮助人们正确地遵守神圣的农历，而农历问题尤其需要慎重对待。按照宗教惯例，新月的第一次显现标志着一个月的开始，这就要求天文学家知道月亮的运行轨迹以及太阳、地球的相应位置，以便预测“新月的出现”。另外，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和其他有野心的当权者一样，也想准确地描述其统治下的世界的长和宽。 　　对于在智慧宫工作的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纳为球面几何学的基本问题。在前人的帮助下，他们已掌握了地理坐标体系 —— 也就是说，运用标有地球表面经线和纬线的虚构圆图，给出每个点唯一的、可以确认的位置。伊斯兰教不像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那样，它不抵制地球是个球体这一古典概念：阿拉伯学者从一开始就很乐意用球面数学解决地理学问题。从托勒密这位《天文学大成》和几乎具有同样影响力的《地理学》的作者起，科学家们就注意到了投影问题，学会了在二维的平面地图上将地球球形的表面展示出来。马蒙在辛加尔的荒漠平原上进行的大地测量，得出了阿拉伯计量单位中一度的长度，而穆斯林对托勒密制作的八千个城市和其他场所的坐标表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这为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提供了新的、更精确的数据。 　　将马蒙的专家和其他学者研究出的知识和技术综合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把几何学和三角学应用于地球这个球体的研究问题 ——就能根据当地沿着地球大圆的南北子午线非常准确地确定祈祷方向。宗教地理学通常将祈祷方向定义为信徒和麦加之间的一条“常识性”直线，但是智慧宫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知道，地球是球形的，这意味着现实中真正的祈祷方向是一条曲线，与祈祷者所在的点有一特定的角度——即人们今天所知的“方位角（azimuth）”这一术语，它源自于阿拉伯语“al-sumut”。对于祈祷方向这一问题，随着与麦加距离的增加，这两种方法的差异就会越发明显。而信徒们一般接受数学天文学家的观点，这显示了天文学家的影响力。这种大圆测量体系为现代计算地理距离和方向奠定了基础，也为马蒙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绘制世界地图，奠定了基础。他绘制的世界地图还附带有关于地球上的居民、地方和奇观的描述，另外还有最新的地理坐标表，这些都对未来的研究颇有助益。 　　这样的成就在早期的穆斯林世界可谓众所周知。马苏迪告诉我们，在马蒙时代之前的两百年间，早期的穆斯林领袖就已追求有关扩展伊斯兰王国的知识。“捍卫传统的人士说，当穆斯林根据真主的意志征服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国家的土地时，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在写给当时的一位博学之士的信中说：‘我们是游牧民族，真主命我们征服这些土地，我们要在这些土地上定居下来。因此，给我们描述这些城镇，城镇的气候、位置，以及土地和气候如何影响那里的居民。’”据马苏迪所说，这位智者回信描述了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波斯的一些地方，但却故意不提印度、中国和西方。“你不需要关于那些地方的描述，因为那里遥远而又偏僻，是异教徒和暴君所在的国家。” 　　马蒙和他的研究人员还依靠一些技术上更加精湛的作品进行研究，这些材料包括早期的军事地图和测量，还有对穆斯林帝国复杂的邮政道路系统的详细描述，其中含有路线、距离和传送的时间等信息。人们还发现了一些石制的里程碑，上面标有从巴格达远到巴勒斯坦和高加索的格鲁吉亚的距离。后来，波斯西北部的邮政局长兼情报局长将这些资料编成了一本著名的概览，题目叫做《道路与王国概览》。商人、水手、间谍以及整个帝国的邮政官员都是理想的信息源，他们为住在首都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及其官员提供信息。《道路与王国概览》还介绍了通往波斯、巴林、阿曼、也门以及更为遥远的柬埔寨、马来半岛，最终到达中国广州港口的主要航海路线。后来，这方面的类似著作又补充了大量的经济数据，对贸易、征税以及相关的国家事务十分有用。 　　然而，马蒙对他的世界地图和人文地理描述怀有更大的雄心壮志。他召集了数十位学者，开展一项研究计划。马苏迪说，研究的范围包括 “宇宙万物：陆地和海洋，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地方，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城市等类似的区域”。在此之后，阿布·阿卜杜勒·祖赫里（Abu Abdallah al-Zuhri）写到，9世纪早期，巴格达的皇家地理学家就在描述显著地理特色的同时，提到“在地球的不同地方会找到一些著名而又奇妙的东西，在不同的国家也会发现历史纪念碑和高大建筑物。”其中一种“著名而又奇妙的东西”就是对中国长城地理特征的准确描述。 　　除了此类新奇事物之外，马蒙时期的地图和测量对530座重要城镇、5个大洋、290条河流、200座山脉进行了描绘，标明了它们的大小以及所蕴含的金属或宝藏。这些都被划归到了七个所谓的“气候区域（climata）”，即传统希腊人将已知世界从赤道向北分成的均等纬度区。这个体系是由托勒密引介给阿拉伯人的，但是马蒙的学者对其做了改进，在赤道的下方增加了两个新的几乎无人居住的区域，这与他们掌握的最新资料相一致。他们还修改了地中海的长度，将托勒密测量的经度62度降低到了52度；11世纪初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又将其经度调整到了42度，已非常接近现代的数值。最为重要的是，哈里发马蒙的学者纠正了托勒密对印度洋的传统描述，他将印度洋当成了一个内陆海；学者们第一次向人们表明，地球上人类居住的世界为一全球性水体所包围——这在地图绘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提前600年就预示了15世纪中期欧洲将要到来的“发现时代”。 　　没有马蒙个人的兴趣和支持，由地理学家、数学家以及其他科学家组成的如此庞大的团队是不可能进行这样持久的研究的。公元833年马蒙去世，研究计划恰巧也在这年结束。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穆斯林学者各自为战，发展并提炼了地理学和制图法这两个学科。这样的发展符合阿拉伯人关于知识的根本观点，即积累知识是个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子孙后代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齐心协力致力于这一伟大的事业。就地理学的情况而言，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环境进行详细的描述。 　　这种日益大众化的努力见证了阅历丰富的旅游作家和民族志学者的兴起，他们渐渐取代了在绘制马蒙地图和类似的研究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数学天文学家。此类著作沿袭了乌萨马·伊本·蒙基德《沉思书》一书的传统，该书对新到中东的基督教徒进行了妙趣横生且发人深省的描述。除了具有文学吸引力外，这部人文地理学新著也满足了国家主要管理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们想更好地了解其统治下的土地和人民。引人注目的是，该作品详细探索了阿拉伯人在帝国内外所遇到的不同文化背景下异域的习俗、信仰和生活方式，展现了阿拉伯人这方面的天赋。这个流派的主要代表之一，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穆卡达西写道，“国王和乞丐都喜欢”这一流派。 　　我们不能让这种戏言掩盖穆卡达西的经典著作《地域知识》的严肃目的。这部书完成于985年，以作者二十年横跨穆斯林世界的旅行和考察为基础。特别值得一注意是，这部著作始终强调他亲自收集资料的重要性；穆卡达西带着少许的自怜写到，这种方法有时使他遭受极端的穷苦，并且“花费甚高”。 只有当身体状况不允许去让他感兴趣的地区时，他才被迫勉强依赖别人的报告，但也仅限于那些 “据我所知既不粗心也不糊涂的有智慧的人”。自始至终，穆卡达西刻意采纳了穆斯林法学家的法律传统，并且带有宗教渊源的严格的等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古兰经》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然后是先知的圣训，即《穆罕默德言行录》；接下来是神学家达成的共识，最后是利用类比进行法定推理的技能。然而，穆卡达西却没有运用法定推理，他认为这种技能完全不适合地理学家的艺术。 　　这种精确表明信息来源，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持亲自观测和体验，是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研究的特点，也是伊斯兰教宗教传统中的宝贵遗产。这种传统要求付出极大的努力，以便保留并用钻研的眼光评定任何记录下的穆罕默德言论的传播方式。因此，先知的每一言论都附有专家给出的来源说明，清楚地指出它是“强有力的”(也就是说，相当确定地表达了先知的言论和意图)或是“无力的” (即来源可疑，因此对法学家和神学家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显而易见，穆卡达西也倡导亲身经历而非道听途说。他讲道：“那么，我们的这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是我亲眼目睹的；第二，是我从值得信任的人那里听来的；第三，是我从有关这个主题的书中找到的⋯⋯凡属一流的图书馆无一不被我坚持不懈地光顾过；任何流派的文学作品无一不被我仔细查阅过；任何人的观点无一不被我了解过；任何苦行修道者的团体无一不与我交往过；无论何处的传教士，他们的集会无一不被我参加过。我以这种方式获得了这门科学的正确知识，达到了努力的目标。” * * * 　　大约在1138年前后，阿拉伯学者、没落的贵族谢里夫·伊德里西收到了科学史上一份最不寻常的请帖。他是一位周游四方的诗人、药理学专家和植物学家。他的专业著作分别用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希腊语、柏柏尔语和梵语为众多植物命了名字。伊德里西被委以一项一生仅会有一次的权力：监督一流的雕刻师将一幅新的世界地图蚀刻到一个300镑重的银盘之上，并写出描述地理概况的相应文字。只有这次，资助人既不是哈里发也不是苏丹，而是一位基督教的新贵，罗杰二世，曾经属于穆斯林国家的西西里的国王。 　　罗杰二世的祖先是诺曼人，11世纪初叶来到西西里并决定在那里定居，其中大多数是雇佣兵，为当地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军阀卖命。而他们逐渐扩大了对西西里的控制，并大肆向意大利南部大陆侵袭，当时那里归东罗马帝国统治，主要居民为希腊人。1112年罗杰已长大成人，他决定将以前阿拉伯人的行政中心巴勒莫城定为自己的永久性都城。在罗杰去世30年后，旅行作家伊本·朱巴伊尔暂时忘却了被基督教征服的痛苦，对这座城市做了生动的描述，赞美了巴勒莫的魅力：“这是一座古老而又典雅的城市，宏伟壮丽，温馨雅致，看上去很有诱惑力。它自豪地矗立在遍布花园的开阔空地和平原之间，宽阔的大街和林荫大道全由凿好的石块铺就，呈现出科尔多瓦的建筑风格⋯⋯国王把这里当作自己的世界，将其装饰得几近完美，使其成为他的法兰克王国的首都——愿神毁掉它。” 　　伊本·朱巴伊尔对这座城市的造访纯属偶然，他是在完成麦加朝圣后，乘船返回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途中因船失事而来到了巴勒莫。他发现这座城市和这个王国正处在东西方的交汇点上。当许多人（包括罗杰二世的一些近亲）受到圣战思想的激励而变得激昂狂热时，罗杰二世却刻意在这座穆斯林城市安下身来，当时城内就有三百多个清真寺，穆斯林明显处于支配地位。他以伊斯兰教的既定方法对待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少数民族，对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征收特别的人头税，但通常还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他颁布了新的法律，明确认可现有的宗教习俗和传统，按照阿拉伯人的路线方针组建政府机构，提拔一些穆斯林家臣扈从，委之以王国的要害职位。罗杰甚至将一些重要的军事部门委托给他的阿拉伯臣民。国王半数以上的步兵和许多骑兵弓箭手都是穆斯林，这让来访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心生反感。皇家工兵军团也多由阿拉伯人组成，他们负责修建罗杰最重视的要塞，并负责制造和操作令人生畏的投石机和其他的战争武器。 　　罗杰也向岛上的阿拉伯艺术家、工匠和手工艺人提供资助。1133年左右，工匠们用最好的丝绸为国王做了一件带有明显伊斯兰教图案和阿拉伯语题词的斗篷，这件斗篷现存在维也纳博物馆，上面的题词是：“（这件斗篷）属皇家宝库内制作之物，皇家宝库乃财富荣耀、繁荣完美、功勋声望之发源地。”诺曼时期的西西里建筑，包括教堂和小礼拜堂，大多是将阿拉伯人和东方基督教徒的设计风格完美结合的产物。穆斯林诗人在宫廷里比较活跃，其中六人的作品保存在一本12世纪的阿拉伯作品概要中，该书的编辑对其做了删减，以免因赞扬“不信教的诺曼人”而冒犯那些敏感的宗教人士。”巴勒莫城马特拉纳（la Martorana）教堂里有一幅镶嵌图画，是仅存的一件描述罗杰的作品。图中的国王留着丰满的黑色胡须，身穿东罗马帝国的皇袍，背景是按固定格式书写的阿拉伯文字。难怪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年代记编者叙述道，老百姓中纷纷传言，说他们的国王其实是个秘密的穆斯林，而罗杰与罗马主教们的频繁冲突和他拒绝支持十字军东征，无疑提高了他在这方面的声望。 　　然而，尽管罗杰统治的西西里岛已高度阿拉伯化了，但是伊德里西是否愿意在一个基督教王国定居下来尚不清楚，而围绕他所授职权的环境情况也不明朗。阿拉伯编年史学家通常不怎么关注他之后的生活，这或许表明他们并不赞成他同异教徒国王结交。罗杰曾一度对这位学者采取了几乎毫不掩饰的恐吓策略，叫他不要忘记，作为前伊德里斯（Idrisid）统治家族中的一员，面对王朝在西班牙和北非的政治敌人，他的处境十分危险。罗杰写道：“你是哈里发家庭中的一员。如果你生活在穆斯林中间，他们的统治者会设计杀害你；但如果和我待在一起，你便会安然无恙。”另一种情况是，罗杰可能只是在他面前炫耀他对穆斯林历史以及内部政治了如指掌，以便赢得伊德里西的信任。 　　无论如何，伊德里西响应了国王的召唤，不久便在巴勒莫安顿下来；于是两人在此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合作，最终创作出了中世纪地理领域中的一项杰作。这一伟大的银制平面星座图制作完成后不久，就被人窃走并熔化掉了，但用手工复制的独具特色的石制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却被保存下来，部分相关联的区域性地图也被保存下来；7个传统的世界气候区里，每区都有10份区域性地图。“因此，这些区域性地图的总数是70，”伊德里西告诉我们，“不包括两个方向的极限区：一个是南边极热而又缺水的人类居住极限区，另一个是北边极其寒冷的人类居住极限区。” 　　伊德里西和他的一队研究人员与学者，对人类居住的世界进行了描绘，这部分世界占据了整个半球，跨越180度，从东部的韩国到西部的加那利群岛，那里是阿拉伯人确认的最后陆地，其后就是他们惧怕的黑暗之海——漆黑的大西洋水域。这块陆地两侧各有10度宽的所谓的“环绕洋”，将地球的大陆包围起来。伊德里西为了获得有关非洲和亚洲的知识，利用了各种各样的资料，其中包括穆斯林地理学和制图学的经典著作。在科尔多瓦接受古典教育后，他成为一名游历学者，依靠其游历学者的职业，并结合欧洲旅行者、商人、外交官以及罗杰二世庞大海军成员的叙述，他获得了近邻地区的资料。 基于这些资源，伊德里西于1154年1月完成了这部伟大的地理学纲要，这部书也得已保存至今。根据国王的旨意，该书取了个充满幻想的名字，叫做《一个想周游世界者的愉快旅行》；阿拉伯人通常简单称之为《罗杰之书》。 　　伊德里西的《罗杰之书》给中世纪的西方提供了当时有关七大气候区的居民、陆地、文化最全面的描述。有关非洲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一代又一代的阿拉伯水手、商人、冒险家都非常熟悉那里情况。伊德里西详细并基本准确地描述了加纳的黄金交易和远在欧洲大陆西部的制盐业，还对尼罗河上游复杂的地理状况做了描述。关于更远的东方，《罗杰之书》向读者讲述了婆罗洲岛上食人肉的习俗、大象的智能，印度的世袭等级制度，遥远中国之皇帝的佛教信仰等。早期许多描述性地理学的阿拉伯专著，都具有注重详情的特点，这对有效征税、行政管理、贸易或征服行为十分有益；但这一传统已是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熟练地试图将最新的知识拼凑起来，创造出一个前后连贯而又全面的完整体系。 　　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由于吸收了哈里发马蒙和智慧宫中研究人员的科学传统，并将这些传统介绍给了新的读者，所以对未来西方的绘图法和导航的发展也很重要。西方从13世纪晚期开始仿制阿拉伯人的地图，意大利哲学家布鲁内托·拉蒂尼在其所著的一部宇宙哲学的专著中就有此作为。大约也在这个时期，伟大的德国经院哲学家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Albertus Magnus）也绘制出了一幅基本的世界地图。这幅地图描绘了巴格达和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却没有对巴黎做任何描述；据此可以判断，这只能是根据穆斯林的原始资料绘制而成的。 　　地图要为人所用，就其本质而言，是易于损毁的物品。航海指南、沿海海图的情况更是如此。在印刷术问世之前，地图的复制非但困难而且代价高昂。因此，地图幸存无几倒也不足为怪。地图是一种“纸质踪迹”，它将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和水手取得的成就与欧洲地图和航海图方面具体的发展直接地联系起来了。尽管地图存世不多，但西方零星的评论资料和对欧洲早期绘图法演变过程的认真研究当，仍呈现出了一幅令人信服的画面，反映了穆斯林对西方的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当时欧洲与遥远的伊斯兰世界并无多少交流的情况下，此种影响尤为惊人。 　　整个14世纪，欧洲人在描绘为阿拉伯人长期所知的印度次大陆、红海、波斯湾等地区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线索。如果没有可靠的参考模型，对上述地区的描述就不可能达到如此难以置信的精确水平。而早在西方的旅行者到达遥远的南亚和非洲东海岸之前，欧洲的著作中就曾对这些地方作出了准确的描述。穆斯林关于非洲和印度洋的见解，对于欧洲人未来的探险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见解推翻了一种古典的观念，即印度洋是一个内陆海洋；穆斯林的见解表明，环绕南部非洲的航行并不是不可能的。 　　里海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湖泊。绘制里海地图的历史很不寻常；它是另外一条线索，可以证实早期的基督徒制图师几乎完全依靠了外来的资料。14世纪欧洲人绘制的地图沿袭了穆斯林的传统，正确地抓住了里海基本的南北方向。但是，到了16世纪初期，西方地理学家受到了最新的托勒密后期著作的拉丁文译本的影响，突然抛弃了阿拉伯人多年的研究成果，回归到了古典的表现手法，又将里海描绘成了一个由东到西的椭圆形状。而要修正这个错误，西方将要花去200年的时间；那时距离阿拉伯人成功绘制出里海地图，已经过去了800年。 　　然而对于西方而言，比起从穆斯林地理学家那里借鉴的具体东西更为重要的，是《罗杰之书》中全面传达的阿拉伯人的整个知识遗产，以及阿拉伯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把世界看作一个可以用系统、科学的方式加以描绘和探索的地方。按马蒙和伊德里西的习惯绘制的世界地图，向基督教界的宗教地理学发出了直接挑战，后者绘制的“T-O形”地图，将地球描绘成了扁平的形状，程式化地把地球分为三块大陆，即欧洲、亚洲和非洲。同时，阿拉伯人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著作，将世界描绘成了一个充满奇迹的地方，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民族；这些都应予以注意，将其分类编目并加以研究，而非故意避而远之，只一味地期盼天堂里永恒的生活。 　　阿拉伯学者的这种世界观，有时也会给予他人一些十分重要的实际帮助。1497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已绕过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完成了他的著名航行，然后又借助一份穆斯林地图，甚或是在一名穆斯林领航员的帮助下，航行到了印度。据当时一份葡萄牙人的记述，有人向达伽马和他的高级船员展示了一幅整个印度海岸线的详细地图，图上“以摩尔人的方式绘制了众多的子午线和纬线”。阿拉伯的原始资料承认，允许欧洲列强进入印度洋和印度洋里重要的商船行走路线是一场灾难，并一致认为，那位穆斯林领航员当时一定是喝得酩酊大醉，才会干出背叛同胞这样的勾当。后来，葡萄牙海军获得了东方“香料群岛”的无价地图，火速将这些地图送到里斯本进行翻译，并编入到欧洲人日益准确的航海图和地图集中。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也受益于阿拉伯人的著作，尤其是12世纪中期出现的一本赛伯伊目录的拉丁语译本，该目录总结了阿拉伯数学、地理学的最新技术。此外，哥伦布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其他探险家，也受到了阿拉伯人和印度教徒所持有的地球是对称的这一权威观念的影响，因为基督教徒新近对此观念做了解释。哥伦布前往东方却向西航行的策略就是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的。这些探险家错误地解读了阿拉伯人的一些原始资料，特别是阿拔斯王朝时代所确定的1度之长度的记述。这种误读导致他们认为地球比它的实际大小小了20%，而他们也很可能因此受到了鼓舞。最后要说的是，有人表示，穆斯林航海家——包括阿拉伯、马里以及中国的穆斯林航海家——早期都曾进行过前往遥远的黑暗之海的航行，他们也有可能航行到了（北美的）新大陆。 * * * 　　一些欧洲人在其与阿拉伯人的直接接触中，开始不把他们当作圣战之敌人来看待，而是当作科学、哲学、高等文化方面无可置疑的大师，国王罗杰二世便是这第一批新人中的一位。他看得懂阿拉伯语，又十分熟悉最主要的穆斯林学者的著作。罗杰二世于1138年铸造的硬币上，运用了花拉子密推广的阿拉伯数字体系，这是人们所知的在欧洲最早使用该体系的范例。据12世纪历史学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说，罗杰的宫廷医生都是阿拉伯人，国王对他们的依赖胜过了对宫廷基督教僧侣和神父的依赖。一位基督教编年史学家说，国王最尊敬“诚实的智者，不论他来自于本国还是出生在他乡，也不论他是俗人还是传教士。”因此，罗杰将他毕生的科学事业委托给一位穆斯林学者，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伊德里西本人告诉我们，罗杰二世的世界地图这一计划，不是源自国王的无知，而是源自他对早期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作，包括《道路和王国》一书以及马苏迪的叙述的不满。为了解 “其他国家，（以及）学者们认同的被分为七个气候区域的地带”，罗杰曾仔细阅读了以上两部著作和许多其他的著述。但是，据伊德里西所说，国王并没有在任何一部学术著作中找到他要寻找的信息。“事实上，他发现这些著作过于简单了。” 　　罗杰对此的反应，和穆卡达西或任何其他有自尊心的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反应一样：他收集了更多的资料，然后进行仔细的筛选，以便找到普遍的倾向和业已证实的事实。伊德里西详细描述了国王及其研究人员采用的方法：“他们一起进行研究，但是（从其他学者那里）没有发现比在前面提到的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著作中更多的知识。他把研究人员召集起来，一起探讨这个题目，并把它发送到全国各地，而且下令召回其他游学的学者，逐一询问他们个人的看法，也集体征求他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并未达成一致的见解。不过，凡是他们赞同的，罗杰便予以接受；凡是他们有分歧的，罗杰便加以拒绝。” 　　据伊得里西所言，这个计划持续了15年，直到罗杰最终感到满意为止。罗杰国王命令，要按照“学者们的看法和多数人的意见”将他的世界地图的轮廓描绘到一个特别的画板上。待这张草图被确认为“描述正确，形状合意”后，工匠们就开始了艰苦的工作程序，将这一草图原型复制到一个大银盘上，事实上就是最终发表的那个大银盘。伊得里西说道，剩下的一切工作便是着手准备手绘拼排式地图，并完成他自己的辅助性文字说明，其中包含对“各行政区及其居民的外貌、衣着、饰物的描述，通行的道路和里程；还有旅行者亲眼目睹、漫游作家提及、叙述者证实的各地所发生的所有奇迹。这样，在每幅地图完成后，我们便尽自己的能力和掌握的知识，将一切我们认为必要而又合适的信息记录在书的适当地方”。 　　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罗杰之书》都是一项不朽的成就；仅从这一研究计划的范围，以及它对这么多博学之士的观点的成功汇集，而且又跨越了如此繁多的知识领域这些方面来看，它都是无与伦比的。这部著作也展现了阿拉伯人的科学研究方法，而这种方法可以上溯到早期伊斯兰法学家和神学家的著作。最重要的是，该书展示了阿拉伯人地理学方面的荣耀；在这个领域里，穆斯林学者已远远超越了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前辈。伊德里西这位穆斯林学者和他那具有神授超凡能力的基督徒赞助人之间的合作，将阿拉伯人的传统带到了已知世界的十字路口。作为地中海的一个强国，罗杰的西西里王国和南部意大利与东西方所有大国保持着至关重要的贸易、外交和军事方面的关系。将古今传统有力结合在一起的《罗杰之书》这部著作，在西西里王国已被寄予厚望，它将塑造外面世界涌现出来的基督教观念。 　　《罗杰之书》享有持久的生命力。伊德里西的这部著作尤其在北非扎下了根；那里有一个突尼斯制图家族，擅长制作精密复杂的航海图，伊德里西的许多发现都被结合进了他们制作的航海图中。伊德里西绘制的地图痕迹在欧洲涌现出的航海指南、导航设备和相当详细而又精确的海岸地图中也能看到。1592年，伊德里西这部名著的阿拉伯语删节本在西方印制；这是由罗马的学术性出版机构——美第奇（Medici）出版社，印制的最早的非宗教性穆斯林著作之一，显示了这部作品经久不衰的重要性。27年后，其拉丁语译本在巴黎问世，然而却把原作归到了一个匿名的“努必亚地理学者”的名下。 　　在文学史中的一个古怪脚注中，埃德加·爱伦·坡于1841年在其小说《莫斯肯漩涡沉浮记》中援引了同一位努比亚地理学者和黑暗之海，该小说描述了大自然的狂暴和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小说的开头，坡的讲述者回忆了从挪威一个陡峭的悬崖顶上小心翼翼向下窥探的情景：“我头昏眼花地望去，但见一片浩瀚的汪洋，海水冥冥如墨，使我一下想起了那位努比亚地理学者所记述的黑暗之海（Mare Tenebrarum）。”1840年，学究气十足的《罗杰之书》的法译本问世，目的在于增强当代西方对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对非洲的了解，因为在欧洲的殖民地大扩张中，非洲正好作为一个最佳的猎物刚刚浮现出来。 　　1154年年初，伊德里西的著作完成不久，罗杰二世便撒手人寰，享年58岁。一位居心不良的神父告诉我们：“他本人盛年早逝，乃命中注定；他毁于两件事情：一是他耗费的精力巨大，二是他性事过于频繁，超出了健康身体的限度。”毫无疑问，这反映了盛传的流言，说这位阿拉伯化的国王拥有粉黛成群的后宫。然而，据持支持态度的萨勒诺城的罗穆亚尔德（Romuald）大主教的回忆，他这个人则是 “身材高大，体态丰满，面容威严，声音略带沙哑；明智谨慎，远见卓识，头脑敏锐，善于斡旋，喜欢用智，不喜用武”。无论罗杰的个性如何，但显而易见的是，他致力于追求知识；且不说他对伊德里西的资助，对《罗杰之书》和卓越的世界地图的亲身参与，仅他对求知做出的由衷奉献就是一宗遗产，而这宗遗产足可与曼苏尔和马蒙这些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留下来的传统相比肩。尽管阿拉伯的最新知识仍处于欧洲智力生活的边缘，这种对阿拉伯最新知识的渴望，也激励了罗杰二世同时代的坚定勇敢的阿德拉，踏上了前往东方朝圣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