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三章 智慧宫

　　阿卜·加法尔·曼苏尔对建新都之事不敢冒险行事，因为新都将不同于其他任何城市。这位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位穆斯林哈里发于是就求助于他十分信任的宫廷占星家诺伯赫特和马沙拉（Mashallah）。诺伯赫特以前曾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马沙拉则是来自巴士拉城的犹太人，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了当时的“占星术方面的权威人士。”此二人观测了一下天象，便认定公元762年7月30日是开工建立新都最吉利的日子。不过曼苏尔仍然有些犹豫。他命建筑师把他议定的都城的城墙规划在地上勾画出来——一个完美的圆圈，与这位哈里发所喜欢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教导是一致的——建筑师先用灰画出一个圆，接着再把石脑油浸泡过的棉籽撒在圆圈上，之后将其点燃，从而营造出所谓的圆形城市那火焰升腾的轮廓，即曼苏尔的未来大都市的几何中心。哈里发终于感到满意了。“神啊！⋯⋯我一生一世都将住在这座城里，它将是我的子孙后代的家园。毫无疑问，它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曼苏尔宣称道，而在阿拉伯语里，“曼苏尔”的意思是“胜利”。阿拔斯王朝的钱币以及官方用语都把曼苏尔的都城赞美为“马蒂纳特·沙拉姆（Madinat al-Salam）”，即“和平之城”。不过在民众当中，它仍保留着位于同一地点的古老的波斯人定居地——巴格达这一名称。 　　在这座都城动工兴建的12年前，曼苏尔的哥哥萨法赫(Saffah)推翻了倭马亚王朝。倭马亚王朝是先知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去世后30年在穆斯林世界上台执政的。推翻倭马亚王朝后，“嗜血者”萨法赫展开了革命性的惩罚行动，他派自己的军队，打着阿拔斯王朝别具特色的黑色旗帜，追杀倭马亚皇室的残余成员。唯一幸免于难的重要人物是王子阿布杜·拉赫曼。他先是逃到了北非，之后又在西班牙南部建立了未来的西方哈里发政权。然而，造反者却发现，通过先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之口宣称他们与先知属同一世系会在政治上于他们有利。于是，这次的造反，与其说是没落王朝与野心勃勃的觊觎王位者之间的氏族仇杀，还不如说是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一场文化革命。 　　远在公元750年阿拔斯取得胜利之前，伊斯兰军队就重踏了一千年前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路线，他们越过了奥克苏斯河，进入阿富汗境内，并且推进到了印度和中国西部。到了公元651年，伊斯兰军队征服了倭马亚王朝都城东边的波斯，不久又向西挺进，穿过北非，来到了西班牙。如此迅速的领土扩张带来的结果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在他们控制的帝国范围内已不再享有多数的优势。如今，他们不得不应对望而生畏的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团体构成的混杂社会：既有大量的城市波斯人，又有近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信徒和传统的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还有操阿拉姆语的人、基督教徒、犹太人、各类阿拉伯基督教徒，其中包括许多已与东正教拜占庭帝国决裂的“二元论”教派以及其他群体。 　　帝国内的许多新皈依的穆斯林，尤其是那些来自传统波斯国家的人，公开对倭马亚王朝声称的在政治和宗教上所具有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倭马亚王朝早期的几位哈里发都是先知穆罕默德核心集团的后裔，但并不是跟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而这对于新近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和其他人的信仰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们强烈反对那种宣称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和先知穆罕默德之间具有直接家族联系的宣传，并且要求来自穆罕默德家族的成员做“可以接受的统治者”。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旧的秩序土崩瓦解了。对于新来的各类移民——尤其是波斯人，但也有赛巴伊人（Sabean）、犹太人以及许多其他种族的人，这便为他们开辟了一条道路：在帝国的知识和政治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作用。 　　从拜占庭帝国夺取的领土，为叙利亚的基督一性论派教徒（Jacobites）、聂斯脱利派教徒以及其他基督教徒，提供了一个很有魅力的避难所。这里所说的其他基督教徒，是指7、8世纪为了逃避君士坦丁堡强行推行的正统信仰，并对古代学问日渐憎恨的基督教徒。在穆斯林的庇护下，基督徒学者突然之间可以自由地去探索和发展经典的基督教教义了。而在过去，穆斯林曾经对那些“圣书的子民”——通常是犹太人和基督教徒，但也包括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征收过人头税。圣书的子民选择不皈依伊斯兰教，而且也未因此受到干涉。于是，在整个地区内，从埃德萨到伊朗城市君迪沙浦尔（Jundishapur），从今天土耳其的哈兰（Harran ）到中亚的绿洲之城马弗（Marv），重要的智力中心茁壮发展起来，这给阿拔斯王朝提供了当地极为丰富的语言技能、科学天才和文化知识。 　　穆斯林的征服行为以及穆斯林帝国的建立，恢复了这块辽阔大陆上历史文明中心之间旧有的联系。这也为智力传统铸就了一个非常珍贵的大熔炉，使那些因政治分歧而被强行分隔达数百年之久的智力传统得以再次交融在一起。这些智力传统包括在古希腊逐渐发展、后来又在亚历山大城形成的希腊风格的学问，也包括苏美尔人、波斯人以及印度人的智慧。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崇拜星辰的赛巴伊人以及其他各类异教徒，都可以相互交流思想和宗教教义。在幸存下来的倭马亚王朝的王子阿卜杜·拉赫曼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下，这一同样的智力传统在穆斯林的西班牙深深地扎下了根。那里的守护者总有一天会将这无价之宝传给大批的拉丁学者，他们在巴斯的阿德拉这位榜样的激励下，也将会踏上他们自己那探求阿拉伯学问的旅程。 　　也许，并非所有伊斯兰国度的大规模扩张行动都像世界上伟大智力传统的融合那样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但这些扩张行动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伊斯兰国家在扩张行动中获得了中国奇妙的造纸技术，这对于在阿拔斯宫庭刚刚形成的智力事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根据阿拉伯人的一个传说，公元751年，穆斯林军队与中国唐朝的军队为争夺中国西部突厥族居住区域的控制权，发生过一场塔拉斯战役，穆斯林军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抓获了一个中国俘虏，从而把造纸术带到了中亚城市撒马尔罕。那位中国战俘教俘虏他的人如何用亚麻和大麻来造纸。这个传说很可能是虚构的，但关于造纸术从中国和中亚流传到阿拉伯人那里的描述应该是真实的。 　　造纸术带来的结果是相对低廉、经久耐用而又方便的记载资料的新手段。利用这种手段，可以记载各种资料，诸如课税清单、情诗、哲学小册子以及各种星盘。撒马尔罕也很快成为穆斯林国家的造纸中心。在叙利亚、也门、北非和西班牙城市哈提法（Játiva），造纸术也逐渐兴盛起来，而哈提法则以专门生产厚实的油光纸而著称。在巴格达第一次提到造纸厂，可以追溯到公元795年，后来，阿拔斯王朝的这座都城就形成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文具市场“Suqal-Warraqin”，那里有数以千计的货摊，销售各种优质商品。事实上，巴格达造的纸在这个地区周围备受褒奖，一些拜占庭人的希腊文资料甚至把纸称为“巴格达迪克森（bagdatixon）”，将这一产品与底格里斯河岸的这座城市直接联系了起来。 　　与此同时，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人们仍在辛苦地用动物皮来复制各种书籍和地图。他们先是将动物的皮展开，刮净，然后风干。制得的羊皮纸成本很高，而且难以处理，又不便使用和存放。而纸张却完全没有这些不足，它易于获得，使用和运输都比较方便。这便加快了手稿在阿拔斯帝国内外的制作和传播，反过来又使知识和思想观念得以快速而有效地进行交流，扩大了人们对学术著作的需求，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开展。造纸术也在阿拉伯人当中培育了深厚的图书文化。在穆斯林社会，知识和学问始终很受重视。如今，图书市场和专业店铺已成为都市生活的常见特色。伴随着人们的写作、研究和翻译活动，各种图书制作、装订以及抄写业务也都兴盛起来。书法家的作品备受有眼光买家的青睐，而许多一流的抄写手凭其自身的实力成为了编辑或者作家。图书制作起来代价高昂，善本书籍尤其为知识分子、有钱人和权贵所垂爱。价格欺诈和赝品相当普遍，所以防范意识较差的买家很容易上当受骗。而有些时候，那些受抄写手支配的作家，在把业已完成的手稿交出之前会观望一番，以便使自己的作品卖个好价钱。 　　赞助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精英人物，很快促成了大型图书馆的创立。其中一些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并配备阅览室和抄写用的材料。在大马士革，倭马亚王朝建立了第一个阿拉伯图书馆，收藏了希腊人以及基督教徒所著的有关炼金术、医药和其他学科的著作。埃及法蒂玛王朝的苏丹也是伟大的图书收藏家，他们还资助其属下的学术团体，以传播他们的什叶派信仰。到公元10世纪晚期，第二位法蒂玛统治者阿齐兹（al-Aziz）收藏了满满40多间房屋的书籍，囊括了所谓的古代各个学科，共计18，000卷。公元1234年，巴格达建立了一所伊斯兰学校，即“al-Mustansiriya madrassa”。据说，该校最初得到的捐赠包括了8万册图书，这些书来自哈里发的私人书库。即便是私人收藏的书籍，其规模也相当大，通常能达到上万册。一般情况下，藏书主人去世后，这些图书就作为慈善遗产捐赠给清真寺、神殿或者学校，因为在那里图书可以得到妥善保管，并且还可供博学的学者阅读。 　　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阿拉伯的图书业主要是围绕清真寺展开的。在这些礼拜的场所，通常会就当时的宗教、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举行演讲、辩论和讨论。同时，清真寺也是开展司法活动的中心。根据14世纪环球旅行家、作家伊本·巴图塔的记载，当时大马士革的书市离倭马亚大清真寺很近。那里的书商除了卖书外，还出售各类文具，诸如墨水、（用竹或芦苇制作的）画笔、优质纸张等等。然而，巴格达的书商却不能在团城内开店，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城西南方向的一个区域落脚。 * * * 　　哈里发曼苏尔决定放弃由阿拉伯人占主导地位的大马士革，而打算将其新都建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一决定使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发生了根本变化。阿拉伯社会传统的部落组织已逐渐被新的伊斯兰文化所取代。在新的伊斯兰文化中，个人及其家庭，而非宽泛的部落，成为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主角。这为人们认可的现代城市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在现代城市中，不相干的、不同种族的人们按照公认的法律和个人行为准则进行交往。曼苏尔那座拥有两道城墙的环状城市巴格达，将呈现伊斯兰世界一种革命性的新开端。 　　建都工程大约竣工于公元765年。新都是在当时的著名占星家指挥下根据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建设的，这似乎预示着新都在未来将成为一个知识和科学的中心。主管建筑工程的人中有个名叫阿布·哈尼法（Abu Hanifa）的监事。他是一位法理学家，最古老的逊尼派四大法律派系中其中一派的创始人。在施工时，他没有那么令人厌烦地去数建两道城墙究竟需要多少块砖，而是指挥工人用一把量尺来计算出体积，这样便一下子算出了庞大的用砖量。 　　最初的团城在很多方面都像是一座放大了的古典的波斯要塞，其建筑与其说是为了舒适和奢侈的生活，不如说是为了可靠的防御。城中心是哈里发的宫殿、皇家清真寺以及政府办公机构。那里没有花园、水池，也没有其他花里胡哨的设施。后来，城中为曼苏尔的儿子们增建了一座金库和一些宅邸。高级军官、亲近侍从以及忠诚的党羽都在团城内获得了稀缺的土地。 9世纪历史学家艾哈迈德·亚库比（Ahmad al-Yaqubi）曾说到，只有哈里发最信任的支持者，在发生“险恶事件”时绝对依靠得住的人才能住在他的身边。其他人都在城墙外择地而居，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防备不测。 　　哈里发预言他的新都将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而事实证明这并非虚言。巴格达距离印度洋贸易航线不远，拥有活跃的多民族文化，远离拜占庭希腊人传统上的军事威胁，地理位置安全；千百年来这些因素使得巴格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贸易、商业、知识和科学交流的中心。各地的能工巧匠、商人和见闻广博的百姓都蜂拥而至，以满足城内精英人物的需求。当时的巴格达沿底格里斯河两岸扩展，其影响深远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帝国势力，促使该城迅速发展壮大，财富增长得令人难以想象。来自叙利亚的玻璃器皿，印度的染料和香料，中国和波斯的丝绸和奢侈品以及非洲的黄金和中亚的奴隶，都通过巴格达的市场使该城的商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达早期的盛景现今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各种编年史、考古物证以及从其他地方获得的那个时代的例证为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线索，反映了当时富豪权贵们奢华的生活方式及其家庭环境。中东许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这样一种传统，即建筑物的外观普遍没有明显的特征，平淡无奇的外表根本显示不出生活在里面的人的富有。然而建筑物的内墙上都涂有拉毛粉饰，可以插入丰富多彩的图案，并用精美的纺织品和进口的木质镶板加以装饰，或者用金叶和华丽的蓝色天青石来点缀。地板上铺有瓷砖或者大理石，或者铺上马赛克。带柄的罐壶和高脚酒杯一般都用玻璃制作，而其他器具，至少是哈里发所用的器具，都是用黄金和白银制成的。 　　大约在曼苏尔去世一百年后，史学家亚库比对这位哈里发留下的“和平之城”的生活作了令人屏息的描述：“我首先提及巴格达，不仅仅因为它是伊拉克的心脏，而且因为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没有哪座城市能与其相匹敌。这座城市的面积最大，最为重要，也最为繁荣，拥有最丰富的水资源和最宜于健康的气候⋯⋯”为了使他的这一主题更有感染力，他又刻意列举了该城居民的许多高尚的品质：“巴格达的学者所受的教育更好，那里的专家在传统方面更有见识，文法家在句法上更为可靠，歌手的歌声更为柔顺，《古兰经》读者思想上更为坚定，医生更为老练，书法家更有能力，逻辑学家思维更为清晰，苦行僧更富有热情，地方官员更懂法理，传教士也更有口才⋯⋯”。 　　亚库比对都城里一些有着多彩有趣生活的居民的道德印象不是太好，他哀叹道：“世上从未有过比这些‘酒色之徒’更放荡的人了。”而事实上，都城上层阶级的娱乐消遣、醉酒狂欢、炫耀性挥霍方面的故事通常会引起文学家们的注意。比如，沙布西提（Al-Shabushti）的《女修道院名册》一书就引导人们领略了巴格达最好的酒馆，那些酒馆大多设在当地的基督教机构之内。还有一些作家记载了小康人家的华丽服饰、炫耀性的室内陈设以及其他方面的时尚；与此同时，色情诗歌也颇为盛行。 　　曼苏尔的新都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的西岸，有两道砖砌的城墙，城门建有防御设施。精力充沛的曼苏尔身居在高墙之内，着手将其统治的领土变成一个科学强国，并将阿拔斯王朝这个新兴的国家与先前伟大的古典传统结合起来，以确保王朝的未来。但他首先必须认识到波斯人日益壮大的势力和影响，他们在成功反抗倭马亚王朝时也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根据一项记载，这位哈里发曾公开赞扬他那些热心的波斯支持者，称他们是“我们王朝的中流砥柱”。曼苏尔将他的都城建在操波斯语的中心地带，距离以前的帝都泰西封（Ctesiphon）和巴比伦不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位哈里发还引入了琐罗亚斯德教的皇家文化的重要元素，其中包括皇家文化的复杂礼仪以及对占星术的深度依赖。而这种与波斯人占星术的密切关系尤为重要，因为这表明阿拔斯王朝命中注定是伊朗人留下的大量遗产的继承者，也表明阿拔斯王朝的崛起是被上天认可的。同时这也促进了占星学与其他新兴学科的联系；后来西方发现，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传统。 　　最后，曼苏尔还试图把古典智慧的成功，尤其是希腊人古典智慧的成功，与古代波斯人所取得的成就联系起来。根据阿拔斯王朝理论家的观点，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打败大流士三世并征服波斯后，将伊朗人的大量学问带到了西方，而伊朗人的学问后来则成了希腊发展的核心。姑且不论其功绩，至少，这一传统的影响是长远而持久的。600年后，伟大的阿拉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伊本·赫勒敦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波斯，智力科学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因为它使波斯王朝十分强大，而且其统治从未中断。据说希腊人的智力科学是在亚历山大大帝杀死大流士，并控制阿契美尼德帝国时，由波斯传过去的。当时他掠夺了波斯人的书籍和科学。” 　　曼苏尔早期的宫廷实际上被基督教徒、波斯人和异教徒建立起来的知识中心所包围，但他还必须寻找一个重要的基本要素，即可以称作阿拔斯王朝知识政策的基本要素。于是，这位哈里发便邀请印度的学者代表团到巴格达来，这些学者善于观测星体运动，并且带来了印度人的科学课本。印度学者的来访是早期阿拉伯天文学和数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这些印度智者懂得如何运用正弦三角函数来解决方程式，并且创造性地设计出了预测日蚀和月蚀的方法。哈里发下令将印度代表团带来的材料正式翻译成阿拉伯语，这是有组织地日益努力吸收波斯和印度知识的一部分。同样的方法，再加上富有创造性的研究，也很快被运用到第三种重要的古代学问，即希腊人的学问的吸收上。 　　此前的倭马亚王朝为科学探索打下了基础，不过其早期的探索将重点放在了伊斯兰法律和医学之上，而在医学这一领域，他们如同其继承者一样，主要依靠来自叙利亚和波斯的基督徒医生。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却刻意放宽了这些研究的界限，以便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空间。据1070年去世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赛义德·安达卢西所言，这主要归功于巴格达的缔造者：“当时有一种奋发的精神和觉醒的智力。阿拔斯王朝促进科学发展的第一人是第二代哈里发阿布·加法尔·曼苏尔⋯⋯愿真主安拉保佑他，他不仅在逻辑和法律方面知识渊博，而且对哲学和观测天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既喜爱这些领域，又喜爱这些领域的研究人员。”另一位编年史学家也曾谈到，在这位哈里发的指导下，大量外国文献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印度、波斯和希腊学者的经典著作。另外，他还确定了未来的研究方向。该史学家写道：“普通民众一旦有了这些书籍，就会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它们。” 　　翻译、复制、研究并储存卷帙浩繁的波斯语、梵语和希腊语著作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工作。为了适应这项工作，曼苏尔就效仿伟大的波斯国王，建立了一座皇家图书馆。为数众多的学者将要承担这些工作，并要以全新的方式创造性地完成任务。这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工作场所，并且给予行政和财力方面的支持。这便是人们所知的阿拉伯语“巴依特· 海克尼亚（Bayt al-Hiknia）”，即“智慧宫”的由来。所谓智慧宫，就是阿拔斯王朝早期的一项官方的国策，是一种由皇家表达的集体而有组织的发展智力的志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智慧宫”内设立了翻译局、图书馆、图书储藏室和一个研究院，研究院里有来自帝国各地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然而，“智慧宫”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弥足珍贵的知识。阿拉伯历史学家有时用别的称号来描述这一机构，比如将它称作“智慧图书宝库”，简单地说就是“智慧宝库”。加入这一皇家机构的专家也是哈里发的天文台的职员，他们听从哈里发的指令，参与各种科学实验。不过，“智慧宫”在扶持阿拔斯王朝的文学作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量公共资金投到了“智慧宫”以及相关的丰富知识与文化的工程之上。有时甚至连外交及战争也都成为丰富知识的手段。派往能与其相匹敌的拜占庭帝国之宫廷的使团，经常提出复制珍贵希腊文本的要求，从而成功地获得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希波克拉底、盖仑和欧几里得的著作。托勒密的天文学杰作，即《天文学大成》（Almagest），很快在阿拉伯人当中家喻户晓，后来在拉丁人当中也很有名。据说，这部著作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和平相处的条件之一。颇有影响的9世纪学者和翻译家胡那因·伊本·伊沙克讲述了阿拉伯贤人竭尽全力寻找所需材料的一次经历。这次他们寻找的是一份缺失的医学手稿。“我本人满腔热情地去寻找这本书，找遍了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直到我来到亚历山大城。可我一无所获。只是到了大马士革，我才找到了大约一半。” 　　支持这项运动的人不仅仅是哈里发及其官方学者。这项运动已成为阿拔斯社会本身的整体特色，无论是出身高贵的王公贵族，还是商人、银行家、军官这些社会和政治上的精英人物，都积极支持这项运动。即使是哈里发的嫔妃们有时也跟学者约定翻译某些专门的东西。一位曾经做过拦路强盗的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的儿时玩伴，就是凭借他在占星术方面的才能而平步青云，获得了政治权力和财富。后来他有了三个孩子，人称 “穆萨之子”，全都从事天文学、数学和工程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并且慷慨资助其他学者和翻译家。 　　奖学金以及其他激励智力的努力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一种重要手段，进一步打破了阿拉伯人的传统等级制度。这些举措也促进了来自不同传统的学者（主要是阿拉伯学者和波斯学者）之间在获取资助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现象确保了高质量的科学和文学工作得以开展数百年之久。最娴熟的译者可以因其译作而获得巨额报酬——有一位译者，每完成一部作品，就按其手稿的重量付给他等量的黄金，他也因此而遐迩闻名——一些译者凭借他们的智力成就而加官晋爵，青云直上。倘若没有这一皇家机构的支持，阿拔斯王朝统治下的各类学者的卓越才干就绝不会联合起来，形成一场强有力的智力运动。 　　在150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人将所能获得的希腊科学和哲学方面的书籍全都翻译成了阿拉伯文。阿拉伯语也取代了希腊语，成为科学探索的通用语言。在9世纪初叶，高等教育已变得越来越有效而又有条理了，大部分穆斯林城市都兴办了某种类型的大学。其中，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已连续从事教育一千余年了。许多学生都远途跋涉，到遍布全国的名家大师那里学习。旅行以及伴随而来的新鲜经历和新的思维方式，是崇尚口头表达的社会里学生受教育的重要元素。如果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一个学者又怎么可能与其同事接触，获得并思考他们的思想观点呢？ 　　中世纪阿拉伯传记作家雅库特（Yaqut）在他的《学者词典》中曾记述了这样一位学者。也许这个例子有点极端，但在当时也绝非闻所未闻。这位周游列国的学者1147年出生于西班牙。他先是去了开罗，然后又到了麦加、麦地那和巴格达。接着，又从巴格达启程，游历了波斯的一些城市，并且到了阿富汗，然后又回到巴格达。接下来他又周游了阿勒颇、大马士革和摩苏尔。最后，又回访了麦加、麦地那和开罗。他的整个行程历时17年，结果写出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著作。另有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指出，学者旅行途中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莫过于“堕落、邪恶的拦路强盗带来的伤害”了。类似的遭遇曾经发生过：大约是在公元950年，一位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评论家，名叫阿布·纳斯尔·法拉比，就在大马士革城外的路上遭遇到一伙强盗，被害身亡。 　　尽管如此，成果卓著的智力活动数百年来并没有中断，而且在数学、哲学、天文学、医学、光学以及其他领域进行了有组织的研究，并且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开创了非同凡响的可被称为阿拉伯科学的思想体系。穆斯林将此称为“法尔萨法（falsafa）”，即阿拉伯语里所说的“自然哲学”，一个包括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完整的知识体系。 　　这一新的科学和哲学传统的兴起就需要更多、更好地翻译希腊和其他的著作。但并非西方传统常常认为的那样，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于翻译。当然，阿拉伯学者要实现突破，比如在数学或者光学领域，就会参考希腊文献，因为希腊文献那时已被翻译过来，并被改写，而且常常被修正或者改进。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创造新的科技术语，而阿拉伯人对这项任务则十分擅长。有许多创新词，诸如“酒精（alcohol）”、“蒸馏器（alembic）”、“炼金术（alchemy）”等，自开始使用字母起，今日已成为西方词汇中稳固的一部分了。10世纪有位名叫纳瓦西（al-Nawasi）的波斯数学家，用阿拉伯语写了一部算法手稿；他在这部手稿中为语言的精确性做出了贡献。他在序言中写道，他先是用波斯语来写这部书，后又不得不用阿拉伯语重写此书，以便准确表达他的意思。早期的阿拉伯基督徒学者所使用的叙利亚语，无论在灵活性还是在细微差别方面，都无法与阿拉伯语相比。而令许多处于领袖地位的传教士感到沮丧的是，他们教区的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也使用阿拉伯语。 　　在 “智慧宫”所取得的早期成就中，有一项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关于辩证法之用途的著作的译本。那是一部十分枯燥的书，之所以挑出来进行翻译，主要是帮助阿拔斯王朝的神学家来对抗穆斯林异教徒和帝国内其他信仰的追随者。穆斯林帝国内已经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波斯的摩尼教徒以及其他居民，都很擅长宗教辩论，因为他们已有过数百年的辩论实践。而阿拔斯王朝的新信徒则求助于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于是，以辩论和正式争论来解决宗教竞争的观念很快便完全形成。这反过来又巩固了宗教法律在伊斯兰世界里主要智慧力量的地位。而随着首批教会学校的建立，宗教法律也得到了加强，因为此类学校是专为讲授宗教法律和修辞方法，确立并捍卫宗教统治而设立的。 　　随后不久又开展了更为重要的翻译，进行了尖锐的评论和独创性研究；这不仅丰富了古代的知识，而且使同时代的人接触到了这些知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观念似乎与传统的宗教教义相对立，这很快成为支配阿拉伯思想的重要东西。起初，穆斯林思想家与中世纪基督徒思想家不同，他们认为，探求知识的宗教热情能让人更贴近神。后来，追求信仰与理性之间出现了紧张状态。随着基督教世界的沉寂，“智慧宫”便作为第一个伟大的思想战场出现了。在这个战场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新兴科学与中世纪基督徒和犹太人只有“一个真神”的观念发生了冲突，而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则赞同一个真神的观念。在这三种信仰的许多神学家看来，人类想了解甚至控制其周围环境的任何愿望，似乎都和传统的“神是万能的”观念相冲突。这为几百年后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开展的同样的重大争论铺平了道路。 * * * 　　马蒙孩提时期就在富有传奇色彩的父亲哈伦·赖世德哈里发的指导下背诵《古兰经》，并在宫廷首席宗教学者的严格监督下逐字逐句地背诵经文。据哈里发的传记作家所言，只要马蒙一把经文背错，这位神学家就把低垂的头微微抬起，错误立刻就会被更正过来。默记冗长而又复杂的原文，是一种受到尊重的学习传统知识的方式。信奉伊斯兰教的各类作家、神学家、科学家、诗人以及哲学家，常常在清真寺做公开演讲时回忆他们的原创作品。而他们凭记忆讲出的内容则由优秀学生、宠爱的门徒或是职业抄写员认真记录下来，最终经作者批准后才予以发表。然后，抄写员便向市场提供经授权的不同版本。随着《古兰经》的出现，口头诵经的传统就在伊斯兰教徒中稳固地确立下来，信徒们一遍遍地大声吟诵，只是到了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才对整部古兰经进行了抄录和校订。而自那以来，背诵经文这种方式一直对阿拉伯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影响。 　　的确，背诵《古兰经》似乎激发了马蒙的智能和好学的天性。与其同父异母的哥哥，也是他的竞争对手阿明不同，马蒙这位阿拔斯王朝未来的第七代哈里发，始终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学生，而这应当归功于他父亲最初的教诲。据说，其父赖世德曾这样要求王子的蒙师：“每时每刻都要给他传授新知识，但又不要让他感到厌烦或者压力过大。对他不要太宽松，也不要让他无所事事。”马蒙于公元813年至833年在位，他推动了中世纪阿拉伯学问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最伟大的成就。伊本·纳迪姆（Ibn al-Nadim）在其所著的《10世纪阿拉伯思想家简编》中说道，这位哈里发所具有的智力品质不胜枚举。纳迪姆叙述道：“有关他的著名传说浩如烟海，提到他时难以尽述。”曾有一位基督教主教，参加了一场对抗穆斯林学者的神学辩论，由马蒙作仲裁人。辩论之后这位主教对马蒙的才能赞扬有加：“那位著名的哲学家与马蒙交谈时，竟一时语塞，哑口无言了。” 　　马蒙一生精于科学和哲学，对占星术也有过认真的研究。这样的学习观念是在宫廷内外波斯人的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而不久之后翻译过来的占星术方面的希腊重要著作，更增强了他学习的兴趣。在阿拉伯人当中，占星术长期以来都和其他科学形影不离。巴格达的一个皇室占星家将它称为“一切科学的霸主”。占星家必须研究事物的本质，了解动物、植物和矿物在不同季节的变化情况。从事占星学这门艺术的专业人士，必须求助于复杂的三角函数来记录行星那难于描述的运动。他需要探索反射和折射的奥秘，以便解释行星投射的光线对遥远的地球上所发生的事件产生的影响。他在使用仪器、计量时间、制备星表时也必须做到精益求精，其精度不只是精确到分，而是精确到秒，甚至比秒还小。换句话说，一个成功的占星家要具备新兴的现代科学家的能力。 　　在整个中世纪，国王、王子、哈里发和苏丹——不论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始终都在寻求占星术和占星家的指导，因为占星家可以从天体的复杂运动中解读那些深奥文本的意义。也很少有别的人能够聘用得起如此博学的人来提供专门的服务，能够支持这些饱学之士从事代价高昂的研究和观测，以便实践和完善他们的艺术。然而，若能参透世间发生的事件，比如选定一个打仗或者政治婚姻的吉日，或者影响王朝命运的日子，在这方面的巨额花费都被看作是正当的。另外，许多杰出的占星家同时也是优秀的医生、谋臣和科学顾问。这样的安排对科学家也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当时比较保守的神学家不相信科学家从事的活动，他们觉得这些“哲人”也许会亵渎真神，而地方当权者的支持为早期的科学家提供了很好的保护伞。 　　占星学和古典科学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早期阿拉伯人的智力发展。巴格达的一些杰出占星家同时也是重要科学著作的译者和编辑。他们中间的精英人物也在竭力进行精确的天文测量和计算，为他们的占卜艺术提供支持。阿拔斯王朝早期的一部著作明确地将这两者联系起来，书中声称神和星辰命令阿拉伯人去更新人世间的知识状态：“每个时代的人都会获得新的经验，并会按照星辰和黄道十二宫的法则更新他们的知识，而管理时间的法则是由万能的神来支配的。” 　　毫无疑问，马蒙对天体研究的资助大多是受其兴趣的驱使，他对占星术十分喜爱，但他对自然界也具有强烈的好奇心，而且对调查研究和科学方法比较偏爱。这位哈里发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公元832年，来到埃及访问，他试图学习古代象形文字的含义，不过没有成功，但他设法进入了吉萨地区的大金字塔，结果发现这座皇室的陵墓早已被盗贼洗劫一空。四年前，这位哈里发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建造的第一批专门的天文台开始了对天文学的系统研究，同时还组织了第一批大规模的科学实验考察活动。这些尝试向人们揭示，阿拉伯科学家是如何对待并吸收古典著作的——他们将其视为自己研究和学习的起点而不是终点。而这些研究计划又帮助穆斯林世界早期一些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开启了他们自己的事业。 　　哈里发马蒙对智慧宫内学者们的工作很感兴趣，经常去那里和他的专家、顾问直接探讨最新的研究、皇家的资助以及相关事宜。他还强调，要在当前进行的工作中加大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研究力度。然而，即使在他手下有一大群顶尖的学者，也并不能总是得到他所寻求的答案。他的一位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哈巴斯·哈西卜记述道：“马蒙想知道地球的大小，他便对此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发现托勒密曾在他的一本书中写到，地球的周长有数千个‘斯塔德’，于是他问翻译斯塔德是什么意思，翻译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他的这些专家给难住了，于是马蒙决心通过测量找出地球这个大圆上一度的长度，于是制定了一个充满雄心的科学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位哈里发对古希腊数学家埃拉托色尼的实验进行扩展，他将两队天文学家、测量员和仪器制造者派遣到摩苏尔附近的辛加尔（Sinjar）沙漠平原，他们在那里测取了太阳的地平纬度，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出发，一队向北，一队向南。他们边走边认真记录下所走过的路程，沿途在地里埋下特殊的标记。当第二组太阳地平纬度的数据显示他们已经沿着子午线走了一度的时候，他们便停下来，转身往回走，再次检查所走过的路程。 　　然后，对这两队人马各自测得的结果进行分析比较，得出一个非常精确的数字。马蒙的研究人员算出的地球周长和我们今天知道的数据非常接近。尽管这次取得了成功，但有一位重要的天文学家在叙述这一使命时却说，如果哈里发的两队人马运用简单的观测和某些基本的三角学知识，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这位名叫比鲁尼的卓有建树的数学天文学家，在他所著的《城市坐标定位》一书中以轻蔑的口吻写道：“确定地球的周长还有其他的方法，无须在沙漠里跋涉。”不管采用哪种方法，中世纪阿拉伯人所测出的太阳的位置、城市的地理坐标、时间和日期的确定以及相关的发现，都具有同样高的水准。直到16世纪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布拉赫那个时代，早期伊斯兰教徒的观测资料的精确性才被超越。 　　每当出现问题的时候，马蒙就会很快介入进来。先前发生过这样一次情况，巴格达的天文台试图用图表标出太阳和月亮在天空中的位置，但是得出的数据却极不准确。他便利用战时到大马士革访问的机会，进行了一项寻求真理的科学任务。马蒙命他的叙利亚顾问找出一个称职的天文学家，能够对巴格达天文台得出的结果加以改进。哈巴斯·哈西卜说道：“马蒙命他准备好最为精密的仪器，对天体进行整整一年的观测。”然后，他获得的大量天文资料在马蒙的指导下进行了整理并发表出来，提供给“那些渴望学习这门科学的人”。深感懊恼的巴格达天文学家显然断定，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过错归到他们所使用的工具上，那是一个铜制的浑天仪，曾被用来进行过有误差的测量，后来在文具商的市场上被当作废物卖掉了。 * * * 　　圣城阿林（Arin）是当时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中心。当巴格达的创建人曼苏尔第一次派遣使者去那里寻找印度学者的时候，他肯定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一篇13世纪的希伯来语评论说，哈里发了解到了印度科学的教义，发现它们和伊斯兰教并不矛盾，这让他本人感到满意，于是就派了一个犹太族臣民，诱导印度人到巴格达来分享他们的智慧。然而就连哈里发也没有料想到，有关物理世界的新的思维方式的突然引入，会对穆斯林的智力生活产生多么深刻的影响。到第8世纪初叶时，印度和伊朗人早期的星表已传入阿拉伯，因此也给阿拉伯人带来了零散的外来影响。这种星表在阿拉伯语里被称为“zij”(即“积尺”或“历表”)，该词源自波斯语“zik”，带有有序的横排和竖排的意思，表示纺织物的经纱与纬纱。不久，阿拉伯的天文学家、占星家、医生和其他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在绘制天体运动的图表时，甚至在报时和确定日期时经常参考“积尺”。宫廷占星家马沙拉和诺伯赫特就是凭借伊朗人的这种“积尺”确定了巴格达的建造日期。 　　尽管如此，公元771年前后印度代表团对阿拔斯宫廷的访问依然是阿拉伯知识史上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印度的圣贤带来了珍贵的梵语科学典籍，据说这些典籍部分是出自7世纪的学者婆罗门笈多之手，人们称这些典籍为“悉檀（siddhanta）”。根据10世纪游历广泛的地理学家马苏迪的记述，这些典籍包含了印度人关于天体、数学和其他科学的所有知识。到了9世纪，所有6种三角函数，即正弦和余弦、正切和余切、正割和余割，都已为人所知。只有正弦三角函数是从外面引入的，其他五种都是由阿拉伯人发现的。有了三角函数，便可在几何图表中代替运算，这为现代数学天文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为了便于记忆，印度传统的科学著作是用诗体语言书写的，因此，几乎没有提供什么解释、运算步骤和证明。这样一来，阿拉伯早期的学者和翻译就直接面临两种挑战：一是从诗体梵文中解读出所含的科学内容，二是他们自己要搞清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的算法和天文学的研究步骤。而对于后一种挑战，印度人并没有赏赐给他们任何启发性的注解。然而，这些问题都是暂时的，而且最终证明是对阿拔斯王朝的知识探求大有裨益的。这些问题迫使阿拉伯人竭尽全力去探究“悉檀”文献中的科学知识，而不是依赖简单的模仿，一味地亦步亦趋。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以伊朗和希腊人的科学教义来应对手边的问题。运用这些方法，阿拉伯人对梵文“悉檀”文献的早期翻译，帮助推出了充满活力的大量作品，使古典和当代学问的结合达到了巅峰。 　　在促进最新科学趋势的发展，然后对科学成果进行阐释和普及方面，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是无与伦比的。花拉子密约在公元783年前后出生，他能够充分利用阿巴斯王朝早期富有特色的社会流动性和知识精华。他的确切身世人们知之甚少，尽管他的名字表示，他或者他的家人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希瓦的花拉子模（Khwarazm—Khiva）。他在一些著作的虔诚前言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穆斯林的信仰，但他的祖先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作为马蒙的智慧宫内一名卓越的研究员，花拉子密在天文学、算法以及代数学等学科攀登到了罕见的高度。 　　鉴于他的专长和兴趣，花拉子密很可能参与了哈里发在巴格达的天文观测工作，甚或参与了在沙漠里测量地球周长一度之长度的工作。不过，他在“悉檀”方面所做的工作则更为确定，因为在公元825年前后，他遵照马蒙的要求搞出了一个删节的译本，还制作了两个著名的星表，即《信德及印度天文表》，阿拉伯语里叫做“zij al-Sindhind”。数百年来整个穆斯林世界，后来又在基督徒的欧洲一直都在使用这两个星表。今天，花拉子密的星表是现存的最古老的伊斯兰积尺的范例，尽管留存下来的形制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已经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伊本·纳迪姆讲道，“他是天体科学的大师之一。人们在进行天文观测之前，以及经观测（证实）之后，都要依赖他的第一和第二个天文表，即人们所知的‘信德欣德（Sindhind）’。” 　　花拉子密“积尺”的成功与普及，促使星表成为阿拉伯科学仓库里的一种基本工具。它应用广泛，寿命极长，并被人们不断完善。从8世纪到19世纪，穆斯林世界就编制出了225个以上这样的星表，尽管有一半左右已经丢失，只是通过参考评论文章或者其他科学著作才得以知晓。有些星表计算精确，用来显示某一特定地点的数据资料。而其他的星表只是一些一知半解的复制品，或者是早期星表比较随便的修订版本。现存的花拉子密星表，其天文学数据已经做了修改，以便在西班牙西部哈里发的辖地使用。尽管东方的穆斯林科学家制作出的星表早已超越了花拉子密的星表，但后者在西班牙西部哈里发的辖地仍很流行。 　　恰当校准的积尺为使用者提供了测量所需的一切工具，他们可以用它确定太阳、月亮以及五个可见行星的位置。通过观察太阳或者恒星，可以报出白天或者夜晚的时间，这对调整穆斯林每日五次的祈祷时间尤为有用。也可确定新月出现的时间，而新月则标志着穆斯林农历月的开端。若进行占星而又不用耗费时间观测，星表就是不可或缺的，这也许就是星表最大的卖点。也可用天文仪器来辅助星表进行计时，并用以解决球面几何学的复杂问题。在花拉子密创造的“信德欣德积尺”问世一千年之后，星表仍然在埃及使用。 　　当然，印度人的天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阿拉伯人吸收、掌握并丰富古典知识的整个活动的一部分。印度人先进的计算艺术——其特点是由九个数字和一个“零”构成的十进位体系，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体系——要么是跟“悉檀”一道传播到阿拉伯世界的，要么是紧随其后传到那里的。可以肯定的是，在印度的天文学传到那里的几十年光景内，计算术就已为人所知了。正如他利用“悉檀积尺”一样，花拉子密就这一新体系的用途成功地写出一篇文章《印度人计算的加法与减法准则》，这是为人所知的有关这一科目的第一篇阿拉伯语文章。 　　花拉子密对其读者说：“由于印度人的计算技术简单而又明了，我们已决定用九个数字来解释印度人的计算技术，并展示这些数字如何能够表示任何一个数。”接着他便用印度人原始的九个数字符号以及零的使用，详细解释了十进位计数法的定位原则——“第十个数字的形状是一个圆圈”——以避免数字定位方面的混乱现象。 　　花拉子密用阿拉伯语书写的文本已经丢失，但12世纪的拉丁文译本却保留住了；也正是靠着这个译本才将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传到了西方。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加法与减法准则》充分解释了9世纪初叶就已被小范围使用的一个系统，又过了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个系统便导致了小数的发现。人们用小数来找到数字的根，后来又用小数来计算圆周率（即周长与半径之比）的值，而且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圆周率的值已被正确计算到了小数点后的16位。 　　或许没有哪部著作能像花拉子密那篇有关代数学的论文那样展现出出了他的天才，尤其是他那种鉴别并掌握一门新兴学科或技术、然后又能充分而有效地对其作出解释的能力。《还原与平衡准则》——阿拉伯语标题“Kitab al—jabr wa’l-muqabala（代数学）”的第二个基本原则——将“代数（algebra）”这一术语传给了西方。他把《代数学》这部书献给了他的资助人哈里发马蒙，并用带有宗教和实用功效的裹尸布将书包好。他说道：“马蒙教长那种对科学的热爱，神以此让他与众不同⋯⋯鼓励我写一部短小的作品⋯⋯内容局限在算法以内，要最容易、最有用，例如人们在处理遗产、馈赠、财产分割、诉讼、贸易、相互间的交易等情况下经常需要的东西，或者在土地丈量、开挖沟渠、几何学运算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事情上所需要的东西。” 　　花拉子密用如下事例来指导其读者：一个女人死后，如何处理她留给丈夫、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的遗产。根据当时盛行的遗产继承惯例，丈夫有权获得四分之一的财产，儿子获得的是女儿的两倍。这已是对以前伊斯兰阿拉伯人的惯例做了改进，此前的做法是，女性一般什么也得不到。正如花拉子密所演示的那样，用相对简单的代数运算即可解决任何不动产继承的平衡问题。进而也可解决更为复杂的问题，例如计算一年一度的宗教税，或曰“天课（zakat）”。 　　这便是阿拉伯人研究代数学的开端。而在这个领域阿拉伯人的确是高人一筹的，大量有关花拉子密著作的学术评论以及阿拉伯人写出的许多代数课本都证明了这一点。数百年来，《还原与平衡准则》一直都具有普遍深刻的影响，花拉子密最著名的二次方程范例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逐字引用。花拉子密以其典型的方式，设法将印度人和早期巴比伦人的影响结合起来，解决二次方程这一类的问题，并通过代数学和希腊的几何证明传统来验证结果。花拉子密强调分析法和几何学方法在解决此类问题中的关系，引入了小数位体系，第一次在数学史上奠定了代数作为一门有价值学科的地位，使其与更富魅力的几何学具有了同等资格。尽管他在绪言里讲了一些马蒙的好话，但在后几章里他也为自己清晰地表明其对代数理论和计算本身的兴趣。 　　花拉子密的大部分智力灵感最初都是来自印度科学。他的大多数天文学研究依赖的是印度传统，而从较小的程度上说，也依赖波斯人的教义。例如，印度的阿林城在“悉檀积尺”中被用作天文测量的参考点，就像今日英国格林威治的子午线的作用一样。有个“积尺”的版本就把阿林城称为“地球这个球体的中心”。从确定月亮的运动和测量一颗行星经度的方法中都能看出其深刻的印度渊源。另外，花拉子密在书的开始一节就来说明古代和现代世界——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埃及人和波斯人——的不同历法体系之间的转换，并将632年6月16日，即穆斯林征服之前波斯最后一位国王开始统治的日子，作为他的出发点或新纪元。 　　虽然如此，但仍有一些零星的线索表明，希腊人的学问对“积尺悉檀”以及花拉子密的其他著作中所含有的阿拉伯科学，尤其是代数学，已经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自然科学方面，花拉子密的资助人马蒙主导大部分阿拉伯学者，从早期印度和伊朗的传统转向希腊和具有希腊风格的埃及的传统。在马蒙领导下开展了一些科学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托勒密的希腊语古典天文学名著的翻译。在中世纪阿拉伯学者当中，托勒密这部书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最重要著作。托勒密生于公元100年左右，在亚历山大城度过了他的工作之年，而亚历山大城是当时希腊学问的中心，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可说是巴格达城自己的“智慧宫”的先驱。 　　他在那里写出了关于地理学、占星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无价著作，但在希腊人当中，没有哪一部像《大综合论》（Megale Syntaxis）这部书那样重要。有趣的是，后来该书以阿拉伯人的错误译名《天文学大成》（Almagest）而为世人所公认。托勒密在书中呈现了一套全面而又得到详细阐述的理论，说明了恒星、太阳、月亮和水星、金星、火星、木星与土星这五颗可见行星的运动。这一理论一直到16世纪中叶才被推翻。就希腊的自然科学而论，托勒密在天文学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以至于其最重要的前辈的作品都近乎消失不见了。西方对托勒密的认识则要晚得多，原因在于西方是通过接触穆斯林的科学才了解到托勒密的。在那里，他成了一个神话般的神秘人物。由于中世纪著名天文学家的画像往往以头戴皇冠作为特征，人们竟经常把他和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或埃及托勒密五朝的国王混为一谈。 　　然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天文学大成》则为科学与研究提供了一张无价的路线图，在9世纪以及之后的年月里，智慧宫的主要学者周期性地开展了翻译、修订和评论工作。例如，马蒙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进行的开创性天文观测活动，目的就是要检验《天文学大成》的结果，并将其结果与观测结果加以比较。星表这一来自实验的成果最终超越了基于印度科学的星表，尤其是花拉子密的“悉檀积尺”。哈里发在炎热而又满是尘土的辛加尔平原上进行的大地测量，同样是在仔细阅读《天文学大成》并从中精选出问题后发起的。这些实验以及其他实验取得的结果，常常显著改进了托勒密提供的数据，因为他自己进行的观测相对不多，往往依赖别人早期的观测结果。然而并没有直接的迹象表明，托勒密大师著作中存在的这些缺点让阿拉伯人感到沮丧或者震惊，他们也没有对《天文学大成》中呈现的普遍理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而上述沮丧与怀疑在阿拉伯的科学和哲学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成熟后将会如期而至。 　　皇室对希腊学问的认可既和他们的知识偏好或者学术分析有关，也很可能和当时的政治与外交形势有关。公元809年马蒙之父赖世德的死亡在阿拔斯王朝引起了一场内战，而马蒙只是在与同父异母的兄弟阿明进行了漫长的血腥斗争后才得到了权力。这场继承权的战争严重削弱了他的势力，再加上他长时间不在首都，因此马蒙登基后便住在团城之内，决心将政治和宗教权力统统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伴随着这场巩固权力的无情斗争，是哈里发实施的新的攻击性外交政策，他以苛刻的宗教斗争的语言重新确立了与毗邻的拜占庭帝国之间传统的地缘政治的对立状态。即便在这一点上，国家的智力方针也处于显赫的位置：在新的阿拔斯王朝看来，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人不仅是异教徒，而且在基督教到来之后犯下了抵制希腊古典学问的罪行。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伊斯兰教业已认可了古希腊的天才人物，这一事实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宗教优越性。与拜占庭人对抗就是赞同希腊人的学问，反之亦然。早期拜占庭人对聂斯托利派教徒、叙利亚人以及其他东方基督教学者的折磨，使得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到穆斯林当中寻求避难，这一点似乎证实了阿拔斯王朝的上述新宣传。马蒙也支持理性主义者对伊斯兰教进行的激进解释，这一立场似乎跟人们再度兴起的对希腊哲学研究的兴趣相吻合。 　　雅库布·伊本·伊萨克·肯迪 这位著名的阿拉伯哲学家很快就弹起了反拜占庭人的老调。他提出了一种神话般的假说，说希腊和阿拉伯人的古老的祖先是同胞兄弟。肯迪表示，阿拉伯人继承并依赖其兄弟，即基督以前的希腊人的早期著作，是再自然不过了，而这一观点在穆斯林世界也日益确立下来。一个世纪之后，地理学家马苏迪将基督教的到来和学问的衰落清晰地联系起来：“在古希腊时期，以及⋯⋯（古罗马）帝国一段稍短的时期，哲学科学在不断地成长和发展，学者和哲学家也得到了尊重和敬意。他们逐步提出自己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以及四门学科（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方面的理论⋯⋯人们对这些科学的需求一直很大，因而在基督教传播到拜占庭人那里之前，它们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然后，拜占庭人抹掉了哲学的符号，消除了哲学的痕迹，摧毁了它的发展道路；他们也改变并玷污了古代希腊人清晰阐明了的学问。” 　　鼓励开展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活动、研究以及创新，关乎早期阿巴斯王朝的政治、宗教和外交利益。但是有位勤勉的中世纪阿拉伯知识史编纂者却倾向于另外一种解释，他将马蒙对智慧宫工作的热情归因于一个神秘的梦。按照伊本·纳迪姆的说法，沉睡中的哈里发在梦中看见浅色皮肤而且谢了顶的亚里士多德坐在他的床边。克制住最初的震惊后，马蒙要求他对“好的东西”下个定义。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理智和启示——也就是说，科学与宗教——两者都是好的，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这个回答让哈里发确认了科学的学问是一项虔诚的义务。伊本·纳迪姆总结说：“浩如烟海的书籍的产生，其中一个最确定无疑的原因就是这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