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当地震动摇了十字军治下的安提阿的道德基础之时,阿德拉审视了他周围的世界,并且宣称这个世界已经堕落。那时,他在法国图尔一所著名教会学校学习,那是他一生中所接受的最好教育。他享受到了位高权重的巴斯主教的赞助与支持,这位主教便是法国的宫廷医生兼学者约翰·德·维卢拉。他已习惯于用猎鹰狩猎这一技艺,因为这不仅是尊贵地位的标志,而且也是这种地位的人通常的一种悠闲生活。他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多年后他仍深情地回忆起他应邀用西塔拉琴(cithara)为女王演奏的美好时光。西塔拉琴是当今吉他的前身。 简而言之,巴斯的阿德拉是乡村绅士的典范。他的父亲法斯特拉(Fastrad)是主教约翰最富有的佃户之一,也是他资格最老的助手,因此确保了他儿子所享有的特权生活。他们一家的名字甚至偶尔会在教会和国家的官方文件上出现。《派普名册》,即皇室账簿,后来把阿德拉列为英国西南部威尔特郡的补助金的受益人。尽管如此,年轻的阿德拉仍然觉得那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他对西方学问的现状尤其感到失望。他在其成年后第一篇为人所知的文章《认同与分歧》的开篇词中表示:“当我研读古人——虽非全部,但也是大多数人的名著——并把他们的才干与现代人的学问相比时,我总觉得古人能言善辩,而现代人则有些愚钝。” 阿德拉对“现代人”的蔑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1世纪末的西方世界的确是乱作一团,暴力猖獗,社会动荡。在此情况下,人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安宁可言。一队队的雇佣兵在乡间游荡,他们既不听命于国王,也不服从于神,无法无天,只有其长官的话才是唯一的法律。在整个欧洲,原始的耕作技术已不再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而陈旧的继承法则使得许多人处于贫困和绝望的境地。中央政治权力机构软弱无力,天主教会的道德约束空洞无物,由此引发的暴力行为随处可见。如同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号召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所承认的那样,宗教领袖已无力制止整个欧洲大陆的混乱状态。教会所能做的就是将其信徒那种卑劣的敌视异教徒的本性引向东方。 即使是阿德拉所在的英格兰遥远的偏僻角落也没能避免遭受磨难。1066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不久,政治对抗和社会冲突便折磨着这片土地。今天截然不同的英、法这两个国家,数百年来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冲突,那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中世纪晚期生活的特征。而与此同时,两国间政治、文化和个人方面的联系却很紧密。因此,阿德拉能够到图尔接受高等教育,许多像约翰主教这样的要员和朝臣都来自欧洲大陆,也就不足为奇了。1086年,在一次反对红发威廉(William the Red)继位的起义中,年幼的阿德拉亲眼目睹了英国西南部他的家乡小镇被焚为废墟的事件,镇上引以为豪的玄流修道院也被烧毁。反叛者本希望让威廉的弟弟(即诺曼底的罗伯特)继承王位,但是他们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并导致了血腥的屠杀和巨大的破坏。罗伯特这位征服者威廉的长子,后来死在了皇家的囚牢里。 在精英云集的大教堂学校里,情况稍微好一些。始于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人的入侵,使整个西罗马帝国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正规教育和古典知识的传承遭到了破坏。300年后穆斯林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征服,封锁了西方接触位于遥远的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基督世界的方便通道,所以西方便被孤立起来。而在君士坦丁堡,仍然可以见到一些希腊知识传统的痕迹。古典学问的神奇之处几乎全都被人遗忘,即便没有被忘却,也已被推到了欧洲意识的最边缘地带。弥足珍贵的文本,要么因疏忽而丢失或者毁于战乱,要么被那些无知而又自诩为学者的人解释得令人费解,或者因完全丧失了阅读希腊文的能力而被解释得莫名其妙。罗马帝国的贵族可以阅读希腊大师的原著,因此那时不需要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阿基米德的工程学高论和欧几米德的几何学翻译成拉丁文。作为语言知识的希腊语,其大批的丢失意味着数百年积累的知识,几乎是从操拉丁语的欧洲人的整体心智中消失了。 倒也有一些边远地方——分散在爱尔兰、英格兰北部、加泰罗尼亚和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僧人们在那里不辞辛劳地维护着古典的传统。然而,他们取得的成果与希腊人一度达到的高峰相比,或者与阿拉伯世界正在进行的新颖而又令人兴奋的工作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在西方最主要的数学研究中心,即位于法国拉昂的大教堂学校,聚集着阿拉德时代最富有智慧的人物,可他们并没有掌握“0”的用法。拉昂的大师们教授最先进的技术,这些技术被12世纪初期统治英格兰和诺曼底的国王亨利一世用来掌管国库。其中包括一块特殊的台布,上面标有行和列,就像棋盘一样,以算盘原理为运算基础,而算盘则是几年前从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传到法国的。这种台布当时叫“scaccarium”,在拉丁语里叫做“棋盘”,是英语“财政部(exchequer)”一词的渊源。尽管这一皇家使命颇为重要,但是拉昂的知识水平仍旧很低;当时有一本教科书,甚至在基础计算中出现了最基本的错误。 更加让人烦恼的是,草率马虎的皇家会计机构不会测量一天的时间,也不懂得历法。即便以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混沌标准来衡量,时间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因为它是和祈求天国救赎联系在一起的。从六世纪开始就指导成千上万座修道院的圣本尼迪克特规章要求每24小时在特定时间做8套祈祷。这种做法是基于第119首赞美诗中的两句话:“我每天赞美您七次”和“午夜我起来向您做感恩祈祷”。这在白天还比较简单,因为太阳位置的变化可以为人们提供时间方面的大概指导,但在晚上,拉丁人统治的西方的僧侣确实对时间浑然无知。 于是人们发展出了粗略的计时方法,以满足规章中的要求。例如,人们发现,一支一定直径的12英寸长的蜡烛可以持续燃烧4个小时。少数比较富余的修道院会用初级的水钟来计时,让经过调控的水流入一个容器,以此来测量特定的时间单位。在早期的一个实用天文学实例中,16世纪一位来自图尔的格列高利主教提出了一条经验法则,这条法则可能起源于巴比伦,它对白天长度的变化做出了解释,就是从12月份开始,白天为9个小时,之后每月的白天增加一小时,直到次年的6月份,白天变为15个小时。然后这一过程又颠倒过来,从6月开始,至12月止。这个体系简单明了,便于使用,在当时颇为流行,但是却缺乏科学依据:15比9这一比率比较适合地中海和近东地区,而不适合图尔所在的区域。格列高利也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方法,来记录一个月内月亮的月相变化,但他并没有对季节的变化做出规定。他确定了北方天空的一些星座——尽力不用异教徒所命的名称——这可在晴朗的夜晚帮助祈祷者确定时间。 其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一直持续到中世纪,但这些尝试也和早期格列高利的努力一样存在缺陷。例如,在约克郡的一座教堂里,有一个撒克逊人的日晷,可以追溯到1064年。这个日晷把一天分成了八个等分,或者叫“时节”,但是它没有考虑到,约克郡的纬度要求这些时节的长短不能一样。拉丁人将中东地区南地中海一带的技术借鉴过来,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技术背后的理论,因此他们没有认识到,必须对这些技术进行调整,使之适合他们那些比较靠北的区域,比如阿德拉所在的巴斯城。 晚至13世纪,法国的僧侣还在依赖一些非正式的体系,比如当地那些和星座相对应的标志物,来确定祈祷的时间。在比利时那慕尔附近的西多会维莱修道院里找到了一块石板,上面刻的文字解释了怎样通过追踪太阳和星星在不同窗口的出现来测量时间。最常见的方法也许是指定一个资深而又受人尊敬的僧侣作为“颂祷指示者(significator horarum)”,他将吟唱一定数量的圣歌来记录时间,然后叫醒他的弟兄们在“黑夜的第八个小时”进行守夜。即便是在乌云遮住星星的时候,这个方法的作用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过此种方法很不精确,神学家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指示者没有准时开始所要求的祈祷,普通僧侣对此不应该承担责任。 不过,寺院的计时并不仅仅是一件关乎灵魂的事情。由于对时间的流逝缺乏可靠的测量方法,西方人的想象力——以及他们自身的生活——总是受到日夜交替这一循环周期的制约,也受到有机物的播种和收获阶段的制约。准确的计时总有一天会把人们从日出和日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将一天或者一小时作为一种抽象的、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概念来看待。这将最终形成一种新的看待宇宙的方式:将宇宙视为一种可以测量、计算和控制的东西,从而开拓出科学和技术的新领域。修道院定时响起的钟声,是由僧侣专心而又务实地履行职责的节奏来支配的;这样的钟声给保障无几的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一种保证,同时也标志着有组织的社会秩序的尝试性开端。 钟点的计算和每年变化的复活节这一基督教日历上最神圣的日子的确定之类的事情,即便对那些最有学问的僧侣来说,实际上都是力不能及的。千百年来,就像政治上的、传统上的、区域性和教派间的敌对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样,复活节日期的确定这一基本问题也迟迟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复活节日期的确定跟太阳年的天文周期密切相关,而太阳年的天文周期又与日常生活的历法不相一致。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应把复活节定在过了春分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而这只有依靠观察和高度发达的计算才能确定下来。对于一个远离科学思想、只关注于来世、又因种种选择和环境因素而和古典世界伟大的知识传统割裂开来的世界而言,精确的计算和细致的观察都是不可能的。其结果便是在时间和日期这些概念上争吵不休。比如,对春分的估算常常出现多达两周的偏差。 于是,早期教会的神父自然就采纳了当时盛行的罗马历法体系。人们所谓的罗马儒略历是由希腊天文学家、亚力山大的索西琴尼创造的,在耶稣基督诞生前46年,他领受尤里乌斯·恺撒的指令,对历法做了一些小小的变动。不过这一历法有个瑕疵:日历上的一年比实际年份长大概11分14秒。这个众所周知的缺陷没有逃过索西琴尼和他的天文学家同行的眼睛。儒略历首次推出时,春分是在3月25日,可是它却以相当快的速度“向后”推延,每过130年,大约会推后整整一天,而这会毁了复活节以及其余的教会历法。 随着年轻的基督教团体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他们自然要为其最神圣的节日寻求一致的庆祝时间。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尼西亚教义大会的主位上问道:“我们从这一节日得到永恒的希望,如果所有人都按照同一个制度和规则来庆祝这个节日,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美好呢?”但是,这次教义大会仍然没有解决有关复活节的争议问题。不过,教会领袖们还是渴望平息争议,比如后来在英格兰发生的基督教徒之间的争论,即所谓的罗马皈依派和以前来自爱尔兰的凯尔特传统信徒之间的争论。这就需要有一个公认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宗教权威或者政治权威,或者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准则——要么与圣经相关,要么与天文相关,明确规定一个合适日期来庆祝耶稣复活。由于这一切都不具备,基督教界就转而依赖“computus”,这是一个历经数百年慢慢演化而来的实用天文学体系,可以粗略地计算日期和时间。计算本身属于算法范畴,所以并不需要掌握圆周和球体这样的几何学概念,而这些概念恰恰是天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便西方人手边有古人传下来的清楚明了的指导,可还是无能为力。有一部公元1000年左右的中世纪手稿流传了下来,这部拉丁语手稿翻译的是古希腊伟大的天文学家托勒密关于怎样简便地一步步确定太阳和月亮方位的指南。这部手稿应该大大地改进了“计算者”的工作,帮助他们确定复活节的日期,解决相关的计算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起码了解里面的天文术语也需要用托勒密的《实用天文表》,更不用说要读懂他的著述全文了,而当时的学者根本无法找到这个表。直到16世纪晚期,基督教徒所在的西方才能够动员足够的科学能力,开始控制时间,并成功地解决历法改革问题。到了那时,春分这一节气已向后推延了两周左右,推到了三月中旬。 * * * 考虑到欧洲在政治、社会和精神上蒙受的灾难,待到阿德拉在公元1100年前后离开巴斯前往法国寻求高等教育时,欧洲能留下任何可以称之为艺术和科学的东西,就算是极不寻常了。然而此时,倒也有几所主教座堂学校成功地开设了一些以所谓的“七艺”为基础的课程 。这七门学科从古罗马晚期的一种惯例借鉴而来,通常被描述为引诱年轻姑娘的学科。其中的文法、修辞和逻辑学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trivium(三学科)”;其基本特征在当今的“trivial(琐细的)”一词中仍有所反映。更为高级的课程安排是算术、几何、音乐和阿德拉个人最喜欢的天文学这四门学科。整个学科大厦建立在一个由拉丁语百科全书编纂者打下的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这些百科全书编纂者早在数百年之前就已经汇集整理、综合并简化了科学和哲学的经典著作,然后将其呈现给相对广泛的读者。 有位名叫波伊提乌的罗马贵族,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文集。在公元524年,他因受一项捏造的叛国罪指控而被处决,从而结束了他一生的工作。他的那部未完成的文集里保留了少量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几篇有关音乐的论文和一些实用几何学的基础东西。波伊提乌曾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述都翻译成拉丁文,但是他过早的离世使得自然科学、纯粹哲学和宇宙学这些伟大的遗产被遗忘了600多年。现有的柏拉图的著述只剩下部分的拉丁语译文以及所附的注释。在12世纪之前,这是中世纪的欧洲真正见到的一点自然哲学,欧洲几乎根本不知道纯粹哲学和宇宙学。现存的普林尼的《博物志》手稿,就像其他几部偶然流传开来的书籍一样,记录了一些古典著作的精华。 到那时为止,最流行的西方教科书是由塞维利亚的主教伊西多尔在7世纪时编纂的百科全书,书中含有半是记忆的知识以及对自然现象所做的常常显得有些牵强的解释。在他所著的20卷本《词源》一书中,记录了点点滴滴他认为值得保留的知识,因为当时他面临着一股日益高涨的野蛮浪潮,他担心那会对他的故国西班牙构成威胁。书中包含了对语法和修辞、算术和天文学、动物学、农学、神学以及军事科学等方面的讨论。这位主教博览群书,又非常勤奋,不过他的实际观点却多少有点令人怀疑。显然他不是一个批判性思想家,因为他本着他那个时代的精神,不加怀疑地全盘接受了来自各种渠道的材料,对寓含的意义比对潜在的真理更感兴趣。 《词源》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数百年来它一直是中世纪基督教徒图书馆中的一部主要著作。读者通常喜欢阅读它,而不喜欢看原始资料,这很快便让人完全忘记了原始资料。许多原始资料由于被人忽视或者无人需要而永远遗失不见了,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仍可看到不同版本的伊西多尔的作品。人们对他的教导十分盲从,尽管当时一些学者和有学识的僧侣有与他不同的见解,但他所做出的地球是扁的、“像是一个轮子”这样的断言,长期以来在中世纪欧洲都具有很大影响。问题是他的这一断言是以他对古典原始资料的基本误译为基础的。当时流行的这种观念认为,宇宙如同一系列球体和轮子,以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沿圆周进行的机械舞蹈的方式运行。这一观念与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宇宙观是相矛盾的,它阻碍了西方参与到宇宙论这一宏大的事业之中。尽管这个流行的宇宙模型在公元2世纪被托勒密编辑入典并被后人学习,但它依然是错误的。 卒于公元735年的可敬的比德,也许是早期知识分子群体中才智最为敏锐而且最为老道的思想家。他多年身居英格兰北部自己的修道院中,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所著的《时间之推算》不仅是早期计算复活节的一种重要尝试,也为小时的计算和其他相关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通过仔细研读普林尼的著述,他断定地球是一个球体,这与伊西多尔的主张正好相反,而伊西多尔的主张当时远比他的说法流行,因此他的观点不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对白昼的长短变化和潮汐的活动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比德的知识并未发展成熟,但是在当时已经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所以他的名声鹊起,很快就在整个基督教界产生了反响。毕竟,人们此前没怎么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物。远在瑞士的一位修道士,即口吃者诺特科尔赞叹道:“造物主在创世的第四天,让太阳从东方升了起来;在人世间的第六个世纪,让西方升起了比德,他就像一轮崭新的太阳,将整个世界照亮。” 百科全书编纂者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僧侣早期遗留下来的知识模块,由法国的大教堂学校慢慢将其构建成了一个知识体系,虽然这个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严重缺陷,但它却是条理分明的。奉查理曼的敕令,约克的阿尔昆为8世纪晚期这些教堂学校中的第一所制定了基本的课程表,用来为查理曼帝国培训称职、能干的公务人员。阿德拉在图尔的母校就是第一所这样的学校,后来它逐渐成了欧洲的一个知识中心。其他学校也相继在法国的沙特尔、拉昂等地成立。到了阿拉德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些大教堂学校已经存在几个世纪了。它们从小小的受过教育的宗教阶层中吸引了一些最优秀的学者,并从欧洲不同地区吸收了胸怀大志的青年学生。约翰主教本人来自图尔,他利用自己以及教会在当地的人脉关系,在学校里为他的这位门徒争取到了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大教堂学校的教师对“四艺”的推崇,尤其是对数学和天文学的偏爱,对青年阿德拉自己的世界观和兴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到了后来又反过来决定了他从阿拉伯人的教诲中所采纳并带回西方什么样的思想观念。 欧洲中世纪知识分子早期的活动中心是前罗泰凌吉亚王国。这里一度是查理曼帝国的心脏地区,包括今日德国的西部区域、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其中心坐落在当今比利时的列日(Liège)城,因其严肃认真的学术气氛而被称为“罗泰凌吉亚的雅典”。若干年来,英国的国王都依赖罗泰凌吉亚为其提供神职人员,让他们担当王室和教会的重要职务。约翰主教的前辈就是来自这个地区,阿德拉的父亲法斯特拉以及11世纪英国知识和宗教领域中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也都来自这一地区。罗泰凌吉亚的学校和修道院已经成为阿拉伯科学与技术,也包括阿拉伯的数字体系最初的收藏库。英国王室由于自己没有适当的教育机构,不得不依赖这些学校为其输送训练有素的人才,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西方最早倡导诸如算盘这种价值巨大的计算设备的知识创新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一位名叫热尔贝·德·奥里亚克,而他也就是未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II)。作为圣热拉尔修道院的一名修士或者受训僧侣,智力早熟的热尔贝在修道院里成长很快,其出生地法国提供给他的有限知识不久就无法满足他了。当地的僧侣中,简直没有对数学和天文学精通得足以能够继续给他指导的人。因此,在公元967年,他被送到加泰罗尼亚(Catalonia)的比克(Vich)修道院进行为期三年的进修学习。比克修道院是当时基督教的一个前哨,位于遥远的边疆地带,与穆斯林统治的西班牙这个科学与文化的强国毗邻。 加泰罗尼亚与西面的哈里发政府有着良好的贸易关系。在加泰罗尼亚的市场上常常能够见到穆斯林商人;在这里,文化倾向、思想观念和发明创造也很容易跨越穆斯林东方和基督教西方之间的边界。阿拉伯人有关星辰的先进科学知识、象棋游戏、后来被称为“阿拉伯数字”的早期表现形式、以及穆斯林星盘——现代时期之前最有效的模拟计算机——都在加泰罗尼亚等待被人“发现”。在这里,七门人文学科都有人教授。 就在法国、德国和英国最富有的修道院也不过拥有区区几十卷大部分已经过时的书籍时,加泰罗尼亚的僧侣,尤其是圣玛丽亚德·里波尔(Santa Maria de Ripoll)修道院的僧侣,已经能够看到大量的藏书,其中包括阿拉伯文的文本和它们的翻译文本。这些图书里包含着古代学问的奥秘,也揭示了阿拉伯人的科学、哲学、医学等学科的近况。年轻的热尔贝走访过里波尔修道院,很可能把阿拉伯人的基本技术知识,比如水钟的工作方式,带回到了他的故土法国。然而可悲的是,即使在里波尔,学问的水准也很低下。最早关于星盘及其相关技术的拉丁语著述中,就有不少错误,还有一些没有透彻理解的阿拉伯术语。直到12世纪中叶,西方才有了条理分明关于星盘的论述。 热尔贝从加泰罗尼亚回到家乡,接受了一系列教学职位。他立即便为音乐、算术、几何、天文这四门学科的教学而奔走,因为他这位年轻僧侣过去在法国一直都不曾学到这些学问。他在西班牙期间,已从巴塞罗纳的副主教那里得到了一本关于星辰的阿拉伯书籍的译本,还有一部有关数学和天文学的著作。热尔贝用一个不同寻常的算盘来教学生算术,该算盘是由单独标有数字的筹码组成,从1到9,而“0”的概念仍然没有定义。不久之后,与之类似、采用印度与阿拉伯符号(即我们今天使用的数字)的拉丁算盘体系取代了当时盛行的罗马数字。这一体系所用的符号由阿拉伯数字的原始名称直接音译而来,并开始扎根、流行。其数字名称可能是从阿拉伯人日常的计算中借鉴而来,而这种计算是在一种可以抹去的沙板算盘上进行的。严格意义上的阿拉伯数字以及个位、十位、百位等定位制度——基本上就是我们当今使用的定位制——还需要再等150年才成为人们公认的计算方法。 热尔贝及其追随者对行星和恒星的运行十分着迷,他们坚持认为直接观测天体很有价值,而这种观测工作至少为阿拉伯天文学的诞生铺平了道路。大约在公元978年,热尔贝从法国的兰斯城给一位传教士同行寄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明确指出,他已经摆脱了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有关地球是扁平的学说。 星盘是解决僧侣祷告时间和教会历法问题的一种方法。中世纪的评论家认为,热尔贝是将星盘引入西方的第一人。这个便携式测量仪器也可用来测量塔楼的高度和水井的深度,确定地理纬度,标识正北方向,计算太阳和主要恒星的位置。该装置本身的起源并不清楚,但其设计和理论方法几乎可以肯定是希腊人的。身在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们,依据此星盘撰写了不计其数的论著。托勒密在一篇现已失传的文章中详细论述了星盘所依据的数学原理;而这些原理对绘图也十分重要。不过,阿拉伯人所使用的更为先进的天体平面星盘在他那个时代尚不为人知。虽然如此,阿拉伯的传统仍然将这个有力工具的意外发明归功于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伊本·赫里康在13世纪做了这样的描述:一天托勒密骑马外出,手中托着星象仪,星象仪掉在了地上,而他的马踩了上去,马蹄子把星象仪踏平了,于是就发明了天体平面星盘。 星盘是由阿拉伯人从这些早期希腊人的设计中加工提炼而来,事实上它是一部用青铜制作的有关星辰的书籍,它将球形宇宙投射在两维的表面上。有一篇关于星盘的专题论文(人们通常认为是热尔贝撰写的,或者是他亲密圈子内的一个成员撰写的)将这个装置称为神赐予的一份厚礼,但也警告人们不要将其派做他用:“(此星盘可以用来)确定一天的正确时间,无论冬夏,毫不含糊。然而,它似乎最适用于每日的祈祷任务,若派做普通用场,则成了偏激的学问。他们在一位不希望有丝毫差错的公正裁判的管理下,在适当的时刻怀着最崇高的敬意,和谐地完成对神的礼拜仪式,那是多么令人高兴而又美好啊!” 星盘本身看起来很漂亮,外形典雅,功能强大。这个具有代表性的装置约有沙拉盘那么大,用青铜制作,上有雕饰,锃光瓦亮。通常沿外部边缘刻有纬度,也或许是一天的小时刻度。在星盘正面顶部有一圆盘,盘上有一剪成的可以转动的线状指针,显示主要星辰和太阳每年的运行轨道,用一个楔形销钉将其位置固定,供使用者确定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星盘背面装有一个绕轴旋转的指示器,即照准仪,或叫“旋标装置”,该词源自阿拉伯语“al-idada”;顶上有一供悬挂的小环,若悬挂在一臂之遥处,可以测取读数。白天,阳光透过旋标装置上的两个小孔(或叫槽口)形成一线;夜间,使用者以同样的程序对准某一颗恒星进行观测。旋标装置在星盘刻度上的位置可以产生大量相应的天体信息。星盘的完善是阿拉伯科学界天才人物的写照:他们从古典知识源泉中汲取了营养,但又远远超越了古典知识,对装置加以改进,以解决当时的天文学、计时、占星学和地图绘制等领域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早期拉丁学者马上认识到,他们已掌握的对星盘运转方式及其功用的描述并不充分。在拉丁人最早有关该装置的一份参考资料中,说到比利时列日城一位名叫拉多福斯(Radolphus)的教学大师,从科隆邀请了一位同事,来为他操作这个星盘,而不是依赖他所能准备的任何书面说明或者草图来操作。拉多福斯在写给他的一位博学朋友的信中说道:“否则,只看星盘无异于让⋯⋯盲人赏画,给痛风病人贴膏药,根本是徒劳无益的。” 有关星盘及其阿拉伯渊源的消息慢慢在整个西方传播开来。热尔贝的一位学生,名叫菲尔贝尔(Fulbert),即后来的沙特尔主教以及颇具影响的沙特尔大教堂学校的创始人,撰写了一篇短小的韵文,帮助他的学生记住西方黄道十二宫星座中8个最重要恒星的阿拉伯语名称。其结果是,他开了在拉丁语课本中使用阿拉伯语的先河。他在文中写道:“毕宿五(Aldeberan)在金牛座,位置很显赫;双子座中有蒙客(Menke),还有参宿七(Rigel);狮子座有弗龙斯(Frons),还有一颗亮闪闪,就叫卡巴拉巴泽(Cabalazet)。天蝎座,有加尔巴格拉(Galbalgrab);摩羯座,有天津四(Deneb);双鱼座里有一颗,名叫巴塔纳豪特(Batanalhaut),独自一个很孤独。” 最早在欧洲关于星盘的著作中出现这些相同的“表示时间的星辰”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菲尔贝尔还为星盘的零部件准备了一个阿拉伯语和拉丁语的名称表,这也为大量的阿拉伯术语、概念和思想观念流入西方的艺术与科学领域打开了大门。今天,我们的星座和行星使用的是拉丁名称,但很多主要星辰的名称却是源自阿拉伯语。 热尔贝在罗泰凌吉亚有着尤为巨大的影响,而且他还与这一区域的一些学者保持着活跃的通信关系,就他在西班牙学到的思想观念和最近的数学发展趋势同他们交换意见。当地修道院与穆斯林治下的西班牙那些仍然活跃的修道院之间保持的松散联系,这为他们不定期的思想交流铺平了道路;而德国也和西方哈里发的辖地保持着定期的接触。据信在公元954年,一位游历十分丰富的罗泰尼西亚学者,即戈尔泽的约翰,曾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到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他们在那里呆了三年,之后带着一些原始手稿和早期的阿拉伯语翻译手稿返回故乡。西班牙哈里发阿布德·拉赫曼(Abd al-Rahman)对此做出响应,选派了一位莫扎勒布,即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作为自己的代表,将其派遣到了撒克逊的宫廷。于是,阿拉伯人的学问便从罗泰尼西亚的学校和修道院开始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逐步传播开来。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些新的思想观念感到着迷,因为它们除了有着近乎神奇的力量,还有着可疑的与阿拉伯异教徒的紧密联系。在一个缺乏文化和普及教育的社会里,人们很容易对任何种类的非宗教性书本知识产生同样的怀疑。而来自穆斯林世界的知识入侵将只会加剧这一趋势,因为这些知识带有异域的术语、神秘的象征,还有不可思议的创新。早期寻求阿拉伯知识的不少基督教学者遭到了抨击,他们被指责宣扬巫术。人们后来也将看到这一现象: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那些向教会教义发起挑战的人均以鼓吹异端邪说而受到致命的指控。 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是一位修道院图书管理员,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奥里亚克的热尔贝去世140年后辞世。他对已故教皇那高超的专业技能表示认可,但对他教皇在西班牙的那段时间的评价就很谨慎:“他在那里懂得了鸟儿歌唱和飞翔的预兆意义,也学会了从地狱召唤灵魂的艺术。” 威廉也不接受热尔贝的数学思想,将其作为“危险的撒拉逊魔法”加以拒绝;他并且宣称在千禧之年的前一年,即公元999年,热尔贝当选为罗马教皇是由于跟魔鬼有一个约定。另一位传教士颇为不悦地表示,知识渊博的罗伯特这位赫里福德的主教,像他之前的热尔贝,也在一些事情上浪费了时间:“占星术并没有延长他的寿命,以不同方式来计算年数的算盘也不能延长他的寿命。”13世纪的教义说热尔贝是“法国最好的巫师,空中的守护神日日夜夜都乐意服从他对他们的要求,因为热尔贝为他们献出了最大的供奉。”据说,这些守护神教他学会了使用这个奇妙的星盘,以此来换取他的灵魂。 在热尔贝所处的时代,人们对阿拉伯科学的恐惧还没有引起神职人员的积极反对;当然,这些恐惧对他那辉煌的职业生涯也没有丝毫干扰。他被委任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之子的个人教师后,旅行到了兰斯,他在那里教授逻辑学和哲学,后来成为大教堂学校的校长。欧洲各地的学生都蜂拥前往聆听他的讲座。然而,就在晋升罗马教皇之职的四年前,由于他世俗和非正统的观点,他在一些地区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对。即使是对经典知之不多,哲学也仍然令人怀疑。“教区代理主教彼得和他的门徒绝不会让柏拉图、维吉尔或者那一群可恶的哲学家中的任何一位来做他们的老师”,教皇使节提出抗议也毫无作用。 热尔贝的学问是以阿拉伯学问为基础的,他的学问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神职人员的怀疑和相信迷信的民众的恐惧。他的学问很容易出现错误、造成误解,有时还会有滑稽可笑的混乱。热尔贝和他的学生也许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闪光的代表,但他们却无法完全吸收阿拉伯的科学,甚至无法理解阿拉伯的整个科学领域,因为阿拉伯科学包含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深厚基础,以及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综合学问。几何学里最基本的概念就引发出一个问题:热尔贝最主要的学生在1025年左右曾通过信函往来,认真探讨古典几何学者所谓的三角形内角的含义,但这个谜他们始终没有解开。他们也未能制定出任何几何学定理。其中一位因自己得到了一个星盘而兴奋不已。但像内角这样的基础问题就把他们难倒了,因此他们也完全无法理解星盘背后所涉及的几何学理论。 这些第一代研究者对阿拉伯学问的认识其实相当肤浅。对于像星盘和算盘之类的新仪器和印度阿拉伯数字系统的一些新概念,他们只能试着去探索,还远谈不到完全掌握和理解。这些先驱更关注的是它们的实际用途,而非相关的理论知识;他们把更多的心血投入到了如何运用上,而不是投入到了原理之上。虽然关于天空的基础知识已经发展了数百年,而且在青铜星盘那锃光瓦亮的正面清晰地记载下来,但迄今却没有人认真地努力去掌握这些阿拉伯知识。也没有人真正地评价来自东方的这种新学问对于教会、社会以及全体人类所具有的更为广泛的意义。他们仅仅满足于简单地确定祈祷的时间,做一些其他的基础测量,就像现代的袖珍计算器和个人电脑的使用者那样,他们可以算出精确的结果,却对其内含的数学缺乏真正的理解。 * * * 针对红发威廉的起义失败之后,巴斯的大部分都已化为灰烬。获胜的红发威廉于1088年求助于约翰·德·维卢拉(John de Villula)主教,要他去恢复秩序,重建该城著名的修道院。刚刚登基的国王渴望富有能力的约翰效忠于他,于是就以区区500磅银子将这座城市卖给了他,并允许他将他的主教教座从没有设防的韦尔斯(Wells)转移到存有石砌城墙的相对安全的巴斯城。然而约翰对巴斯的兴趣远远超越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考虑。这座城市距离伍斯特城和塞文河盆地的修道院很近,而那里则是正在形成的英国知识界的中心,因此约翰认为此地具有无穷的魅力。 这位雄心勃勃的传教士也很想充分利用周围发生的政治骚动。他将巴斯本笃会修道院的大量财产据为己有,并发起了一个大胆的城市重建规划。他把法国的医师和学者吸引到了这座复兴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医学中心, 并在著名的矿泉周围修建了一座皇家浴池,大体上恢复了昔日罗马温泉疗养胜地一度有过的喧闹与荣耀。城市建设从宏伟的大教堂以及一所学校开始。在这位博学主教的资助下,英国的西南部各郡很快就成了一些学者型僧侣的聚集地,他们意识到某些最新的思想观念开始从阿拉伯世界传到了基督教界。 约翰主教是一位效率很高的管理者,对他的下属及其家人一向慷慨大方。他对阿德拉的培养很感兴趣,而阿德拉的家族地位也将使他能够直接了解来自法国的最新知识发展趋势,以及建筑师和石匠们修建大教堂和其他建筑物时所采用的复杂的建筑技术。眼下这些建筑在约翰的指导下正在成形。而在保证阿德拉到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之前,主教还为他提供了在本笃会修道院进行的的早期教育。 当然,阿德拉证实了约翰主教对他抱有的信心是完全正确的,他在法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尽管他对“现代东西”的价值持有很大的怀疑。阿德拉在《认同与分歧》这本书中告诉我们,他在图尔城第一次听说星座这回事,是从一位有名的智者那儿了解到的。这一经历促使他走到城外一个宁静的地方,他可以在那儿驻足停留,置身于浓郁的花香和卢瓦尔河流水那平和的节奏之中,思考他刚刚学到的东西。他曾产生一个神秘的幻想,促使他踏上了求知的旅程。他面前出现了两个女子,一个可以提供财富、名望和权力;另一个是教师,可以讲授七门文科课程。两人都在拼力争夺他。尽管有世俗的诱惑,阿德拉仍宣称自己是学问和知识的坚定追求者;他从梦幻中醒来时,求学的决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了。“当我彻底学完一课书的时候,我便以更大的热情渴望学习下一课书,好像缺了下一课书,刚学的那一课书就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益处似的;我希望以这种模式约束我的青年时期,并在年老时给我带来安慰。” 意大利南部城市萨勒诺是早期欧洲重要的科学和医学中心,阿德拉曾前往那里求学。在他求学归国的途中,他的治学决心显得更加坚定了。一路上他都在和一位 “希腊哲学家进行深入的探讨,那位哲学家不谈别的,只跟他谈论医术和事物的本质。”这位老师向他的弟子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如果打一个贯穿地球的洞,那么投进去的石头会从另一边掉出来吗?阿德拉的回答是——不会,石头会停在地球的中心——这一答案让游走四方的哲学家感到满意,他也贤明地承认学习人文科学并不是浪费时间。同样的求学之旅也把阿德拉带到了锡拉库扎(Syracuse)这个以前属于穆斯林的西西里岛上的城市,那里也曾是阿基米德的故乡。阿德拉后来对当地的主人威廉主教(William)的数学技能赞扬有加,并把那部《认同与分歧》题献于他。 阿德拉第一部为人所知的作品,也引出了他所钟爱的文学上的习惯做法——用一位没有命名的侄子,充当一个正直的有知识的人,借其之口抒发自己非正统的观点。阿德拉在后来的作品中,再次启用并提炼这个人物,并取得了更大的影响。在这些作品中,这个年轻人代表传统的基督教学问——刻板、毋庸置疑、僵化——而阿德拉则越来越将自己描述为一个无拘无束进行知识探索和理性思辨的斗士。这位侄子固守原地止步不前,而我们的英雄則准备竭尽全力去找到自己所寻求的东西。阿德拉利用这一文学手法提出了有争议的观点,这些观点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对他那缺乏耐心的同族人持续不断的要求做出的回应。 《认同与分歧》这部书是阿德拉在三十几岁时撰写的。他在书的结论中针对其侄子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因为他的侄儿断言他早年在南欧的求知漫游是浪费时间。他说道:“最亲爱的侄儿,我现在已经充分地向你说明了我去不同地区拜师求学的原因,这样我既可以使自己从你对我的不公正指责的负担中解脱出来,也可以督促你热情地从事同样的学习。所以在别人以多种方式炫耀自己的财富时,我们就把学问展现出来就好了。再见了,你自己去评价我说的正确与否吧。” 尽管阿德拉的求知经历不同寻常,尽管他对当时法国北部主要学校的教学十分精通,而且解答起当时最棘手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问题也游刃有余,但《认同与分歧》字里行间展现出的阿德拉却是标准的那个时代的人物。因此,这本书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有关12世纪初期西方还没有普遍接触阿拉伯人的学问时的教育状况的有趣图景。不过,单凭阿德拉毋庸置疑的才华和无限的好奇心,尚不足以打破早期教会神父强加在基督徒思想上的镣铐。 在过去的六百多年里,圣奥古斯丁的权威教导都在指引忠实的基督教信徒,他们在这个不可知的世界里看到的只有神的创造。日常的生活都充满着寓意:月亮代表教会,因为它反射出神的光芒;风是圣灵的象征;数字“11”代表的是罪恶,因为它“超过”了数字“10”,而“10”显然代表《十诫》。事实上,数字之所以受到重视,不是因为它们是数数和计算的单位,而是因为它们具有圣经方面的意义。“3”显然代表“三位一体”,而“4”则代表“创世纪”;它们的和“7”揭示出“圆满”。这反过来又说明了宗教性象征所具有的倾向——天使、封印、小号都以7个出现。当人们偶尔做出尝试,接受从阿拉伯世界传入的新奇技术时——据传在公元801年,《一千零一夜》书中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将星盘、水钟和一头大象作为礼物,送给了查理曼大帝——这些装置要么被看作新奇的玩意而完全遭到忽视,要么就被当做巫术而受到谴责。就中世纪的基督徒而言,神是日常生活中唯一具有决定力的,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去探索“事物的本质”——于是也就没有任何科学。 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的希波的圣奥古斯丁,早在公元五世纪就诊断出好奇这一毒害灵魂的疾病。“人们就是会去探索自然现象——我们能够探索的那部分——就算这些知识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他们就是为了弄懂而去研究的。”在公元387年皈依基督教之际,奥古斯丁曾是米兰帝国宫廷的修辞学教授,他发誓放弃艺术和科学:“毫无疑问剧院对我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我也不再愿意去了解星辰运行的轨迹。”保罗在写给加拉太的信中已经摒弃了追踪时间的做法,认为计时对真正的信徒来说太过世俗。他在信中说道:“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确切地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回归到那懦弱而又可怜的基础原理,情愿再受其奴役束缚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季节和年份。”(《新约》“加拉太书”,4:9—10)自那以后,许多基督教徒都秉持奥古斯丁对生活的一维论看法。尘世的生活不过是耶稣基督永恒天国的影子,任何企图钻研存在之奥秘的尝试都只能导致错误和罪过。 那时,对自然现象的解释都是以富有教化意义的故事、寓言形式进行的,目的是为了净化灵魂。人们可在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即带有插图的文本集)中找到一种流行的例子,这样编排的宗旨是陶冶人,而不是描述自然现象。其中的牡鹿、狮子和鸟,甚至昆虫和岩石,都是神的智慧和仁慈的象征,它们都会为虔诚的信徒提供举止行为上的忠告。英国神学家乔伯姆的托马斯,在一篇布道指南中解释说:“神⋯⋯创造出不同的生灵,并让其具有不同的本性,这不仅是为了人类的生计,而且是为了教导人类;因此,在同样的物种身上,我们不仅考虑其肉体有什么用途,而且也要考虑它们在灵魂方面有什么用途。” 中世纪这些作品的发展,完全反映了基督教界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以怎样的方式改写那些存留下来的古典知识。在道德分类这一点上,牡鹿是忠诚的,狐狸是搞邪门歪道的,蜜蜂是勤奋的,黑豹是讨人喜欢受人爱戴的。动物寓言集的作者通过摒弃可以认识的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来(也许是无意地,但却是坚定地)效仿奥古斯丁,绝对不去理睬星体运行的轨迹之类的问题。 即便是奥古斯丁说过一些赞扬自然界的话——“一切自然的东西,只要是自然的,就是好东西”——仍被他那些忠诚的读者所漠视。就这样,中世纪早期的教会从奥古斯丁带来的知识上的体面荣光中得到了益处,而与此同时他们对哲人仍然普遍表示蔑视。奥古斯丁从柏拉图那里汲取了灵感,更为重要的是,他从公元3世纪的一种思想学派中汲取了灵感,而那一思想学派是由希腊哲学家柏罗丁及其继承者发展出来的。从那时起,他们的思想就主导了所有三个主要的哲学中心,即亚历山大、罗马和雅典学院。像奥古斯丁这样的早期基督徒思想家,从这些学说中精心挑选出来一些原理,将其引入了教会的教义中。至关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见证了如下两个强大观念的形成:圣洁的天国和“邪恶”的俗世生命的存在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弥合的;人类无力通过其推理能力,也就是说,通过其自身的经验,包括科学实践在内,来理解宇宙。这两大观念将毫无争议地盛行数百年。 6世纪问世的《基督教风土志》出自科斯马斯·印第科普莱特斯(Cosmas Indicopleustes)的手笔,他先前是个商人水手,后来做了僧侣。书中展示了那个时代里第一个真正的宇宙模型,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思路。书中第一篇的标题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想象的空间:“反对那些一边宣称信仰基督教一边又像异教徒那样想象天空是球形的人”。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也持同样的立场,虽然他的话不那么尖锐刺耳,但也不乏权威性。伊西多尔认真地向他的无数读者说道:“地球之名来自其圆形之形状,因它像一个轮子;所以小的轮子又被称作‘小盘’。的确,围绕地球周边流动的海洋,在最远处亦汇成一个圆圈。” 这位虔诚的主教做了这样的描述:“地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叫亚洲,第二部分叫欧洲,第三部分是非洲。”这一描述构成了长期流行的“T-O”世界地图的基础。在这幅地图上,地中海被描绘成“T”形之状,其上方是亚洲,欧洲和非洲分列在竖干的两边;一个由水构成的大圆圈,即“O”,组成地图的外边界。埋葬耶稣基督的圣城耶路撒冷,通常位居地图的中心。那些哲学家甚至愿意对南半球那片大陆的存在与否加以研究。那地方自古以来被称为“对踵点”,他们认为描绘如此“荒诞”的地区没有多大必要,因为那里的人(如果说那儿有人的话)将会头朝下走路,他们度过的人生也不可能得到基督教的救赎。对我们来说,也许唯一荒诞的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南半球是一个不适于人居住的、不圣洁的地方,那里的树木往下生长,雨和雪朝上方下。而且当时最严肃的思想家竟然还曾就此进行过辩论。不仅如此,这样的论战已成为中世纪知性生活的一个主要成分,而著名的辩论难题则出自托马斯·阿奎那及其经院哲学的同仁:能够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会有多少?食人生番是什么样的?他一旦吃了足够多的人的肉体,就已不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由其受害者组成的复合体,而那些受害者也同样会复活,他又怎么能死而复生去面对末日审判? 中世纪的基督教界似乎不愿意去制定甚至设想一些自然法则,这使人们对那个时代发生的变化、战争、饥荒、猖獗的疾病感到恐惧和慌乱,并且对世界末日终于要来的周期性预言感到歇斯底里。14世纪中叶在欧洲突然出现的黑死病引发的社会混乱,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由于人们普遍对传染病、卫生学和流行病学等概念缺乏真正的了解, 所以这场瘟疫导致的大量死亡使西方基督教界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法国诗人纪尧姆·德·马肖亲身经历了那场疾病,他像当时的其他人一样,精神上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以至于不愿说出“瘟疫”或“黑死病”这样的字眼,而是用当时还不大常见的临床用语“流行病(epydimie)”这一委婉语来代替。纪尧姆在其所著的《纳瓦拉国王的判断》中说道:“没有哪个内科医师或医生真正了解这一疾病的起因或根源,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病 (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方法),然而它又是如此厉害,于是被叫做流行病。”令许多国教传教士感到恐惧的是,为了重新获得神的宠爱而赎罪以及鞭笞己身的血腥的鞭笞运动盛行开来,预示世界末日的谣言也在广为流传。传言必须火焚犹太人(因被控在公众饮水里投毒)、施行巫术,不然疾病就会传播开来,将奉行基督教的欧洲摧毁。这些做法在德国、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十分普遍, 而加泰罗尼亚移民则在西西里遭遇到了类似的公开暴行和恐怖行动。 在公元999年的最后一天,星盘和算盘的倡导者热尔贝·奥里亚克恰巧卷进了这场风暴的漩涡之中。当时,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将在罗马的圣保罗教堂里主持午夜弥撒,那天是千禧之年的前夕,一些信徒确信这一天要放走天启之兽。毕竟,《启示录》中说:“他将它扔在无底坑里,将坑关闭,并用印封上,使它不得再欺骗列国,直到那一千年完了之后,方可暂时释放它。”。其他人则渴望和耶稣基督重聚,并匆匆卖掉他们的财产,以便去耶路撒冷见证末日审判。西尔维斯特教皇和其他高级教士不遗余力地反驳这些末日将至的预言,然而那些朴素的乡村神父、农夫和市镇居民,却对这位有着奇特异域方式和新奇思想的博学教皇怀有戒心。而另一种预言,即教皇要和基督的敌人结盟,则进一步损害了西尔维斯特的名声。在新年的早上,世界末日并没有像预测的那样如期而至。但这也没有给人们多大安慰,因为许多人都以为那不过是早晚的问题。 巴斯的阿德拉从不为当时那种流行的世界末日预言所动。他的头脑十分敏锐,生性十分自信,不会在这些说法里寻求慰藉。然而他的第一部名著《认同与分歧》,却让他和恐怖的人生背后某些极具哲理的传统联系起来,而那些传统又如此长期地与基督教界纠缠在一起。该书的标题本身来自柏拉图的创世说《蒂迈欧篇》,《蒂迈欧篇》的部分拉丁译文留存于世,是早期基督徒思想的重要元素。此类柏拉图式的观念在法国的大教堂学校里被广为研究,其中包括阿德拉曾经在图尔就读过的学校。在柏拉图及其追随者看来,是神 (the Divine One)创造了宇宙。环绕宇宙的是一群恒星,这便是那个永恒的环,依据其定义,它是不变的、始终如一的、本质上是完美的。在它的下面是一个可变的环,即围绕地球的那一个环,它代表的是变化、差异和不完美。 除了神圣的完美与现世的变化和腐败之间的差异外,柏拉图以及他后来的阐释者都持有以下观念:这些永恒的形式或思想只存在于神的头脑之中,它是远离物质世界的。我们所感知的现实只不过是一种苍白的反映或者阴影。教会的神父以及中世纪时他们的继承者,在他们所认为的基督教教义的哲学支撑中得到了安慰。但是这又迫使造物主与创造物分离开来,迫使受人崇拜的神人与他每天所转动的宇宙分离开来,从而使信徒以不可预知的方式与其所处的环境相疏远,滋生出了宗教的狂热,引发了预示世界末日的幻想,并且激发起了严酷的苦行赎罪运动。然而,这却是中世纪基督教信仰情状的一种自然结果,也是中世纪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自然结果。依照保守主义,变革是人类的死敌,在严格的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当观察到的现实再也不能被忽视时,一种双重个性便应运而生了。例如, 现实中水手所用的使其从一地平安到达另一地的高度精确的航海图,就与理想化但却毫无用途的“T-O”地图并存了几百年之久。而在“T-O”地图上,耶路撒冷则被视为地球的物理中心和精神中心。 * * * 在十字军时代之前的几百年里,西方对伊斯兰教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当然,也没有人付出真正的努力,将穆斯林描绘成基督教世界不共戴天的敌人。穆斯林在早期的记述中通常被称为撒拉逊人,换句话说,就是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子孙——他们只是另外一种令人讨厌、需要被容忍的“野蛮人”,是在神的帮助下被打败的人。可敬的比德在8世纪撰写的经典著作《英格兰人教会史》里谈道:“在那个时候,撒拉逊人的一场可怕瘟疫在法国肆虐,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可是不久之后,他们也因自己的邪恶而在那个国家遭到了惩罚,”这里指的就是公元732年穆斯林在法国普瓦蒂埃(Poitiers)所尝到的败绩。始自公元793年的一部法兰克人编年史,将撒拉逊人袭击法国南部的事件列为当年两个“可怕的磨难”中的一个;另一个则是撒克逊人的起义。两部著述里都没有写针对穆斯林敌人的宗教性敌意,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连阿拉伯军队在公元846年对罗马的进攻以及对圣彼得教堂的洗劫,也没有引发反穆斯林的狂潮。反穆斯林狂潮是在11世纪才开始形成。迟至1010年,西班牙南部长期敌对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军队,各自都呼吁基督教徒与其结盟,以寻求他们的支持。此后也有类似的有益联盟。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早期的胜利后,这些协议塑造了整个拉丁东方。后来,撒拉逊人——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说——从一种简单的苦恼转变到精神上的生与死的问题。这种最初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公元1009年,当时穆斯林摧毁了耶路撒冷的圣墓大教堂。此举让人想起了与世界末日相关的一些可怕预言,似乎在公元1000年侥幸躲过世界末日后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千禧年的恐惧,也在基督教徒的普遍想象中将穆斯林与大灾变联系起来。这一举动也掀起了去圣地朝拜的浪潮,并把遥远的穆斯林哈里发与基督的敌人等同起来。 发生在近东的事件并不是早期形成的反穆斯林宣传的决定因素。就像把表现出年龄特点的思想与经验区分开来一样,穆斯林的信仰、生活和习惯做法与他们在西方呈现出的形象没有任何关系。而将撒拉逊人视为令人憎恨的“另类”,则是出于当时欧洲自身神学和政治上的需要——一种今日人们所熟悉的现象,就像西方发动的“反恐战争”一样。在像格列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这种人物的领导下,中央集权的罗马教皇权力在11世纪里日渐增强,而这是以国王和贵族的政治统治领域的分解和动荡为代价的。基督教徒针对穆斯林异教徒发动圣战的语言,是巩固教会控制权最完美的载体。当今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经久不变的看法,正好与西方仁慈善良的形象相反:基督教代表仁爱,伊斯兰教则是一种残酷的宗教; 耶稣基督代表真理,而穆罕默德和古兰经则代表欺骗;基督徒品行端正,而穆斯林在性方面是不正常的。这些看法是精神扭曲的根源。换句话说,神学生出了历史。而那时西方对穆斯林的思想观点和举止行为几乎全然无知,因此,关于他们思想观点和行为举止的历史记载是不中肯的。 教会的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动员数以万计的人前往遥远的国土经历圣战的苦难。即便如此,其意识形态也绝不是可以决定中世纪欧洲有关穆斯林和穆斯林世界的早期观点的唯一力量。金钱利益的驱动也起了一定作用,无论是诺曼人为获得战利品对穆斯林的西西里进行征服的武力冒险,还是比萨、阿马尔菲和威尼斯勇猛无畏的商人为从贸易中赚取的利润,概莫能外。而对于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比如未来的埃德萨伯爵博杜安和安提阿的王子博埃蒙德,开拓疆土的机会则更具有诱惑力。 阿德拉当然也有自己的雄心。虽然精通法国大教堂的传统,但这位《认同与分歧》的作者表现出的学问水平却很肤浅。他在书中根本没有提及几何学理论这一天文学的核心知识,他的观测依赖的也是一把粗糙的量尺,既没有涉及星盘,也没有参照象限仪。同样,他的哲学、音乐和数学方面的知识也完全是常规知识,严重依赖6世纪时波伊提乌的著作以及在大教堂学校流行的其他课本。在领略了卢瓦尔河两岸的景象之后,他重新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宣称只有完全投入到他心爱的哲学当中,才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先前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尝试性探索使他确信,他必须从肉体上摆脱中世纪欧洲的知识限制,直接去探究阿拉伯学问的奥秘。 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将他的学生托付给拉昂的大教堂学校,只身一人踏上了求学之路,于1109年向着阿拉伯东方出发,那里有传闻中的知识奇迹在等待着他。后来,阿德拉在他的《认同与分歧》一书中回忆了他对那位熟悉的无名亲属所做的告别,其中包括临别时所说的有关法国学问之缺陷的最后一句话:“亲爱的侄儿,你还记得在七年前,当我把你(那时你还是个孩子)和我的其他学生打发到法国拉昂学习的时候,我们之间达成了协议:我将以自己的能力去研究阿拉伯人的学问,而你也要一样精通法国人那不大牢靠的观点。”阿德拉前往东方求学的确切路线至今仍是一个谜,但那里已经孕育了数百年的丰富的知识传统,对于人们来说绝没什么神秘的了。
智慧宫——第二章 地球就像一个轮子
书名: 智慧宫
作者: [美] 乔纳森·莱昂斯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原作名: The House of Wisdom: How the Arabs Transformed Western Civilization
副标题: 阿拉伯人如何改变了西方文明
译者: 杨宏 | 刘榜离 | 李洁
出版年: 2013-5
页数: 328
定价: 35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13310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