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宫——第一章 神的武士

　　这浩浩荡荡军队中的神的信徒们——他们甚至都不会计时。 　　在神的武士们挺进到了君士坦丁堡这座皇城的城门之前发生了一场蝗灾，这是他们到来的先兆。那场蝗灾毁灭了葡萄藤，却没有殃及麦子。他们的领袖是一位难以满足的神父，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接受众人的欢呼喝彩；他承诺在天堂建一个家园，以此来激励武士们参加圣战，向异教徒发起冲锋。那个时代疾病肆虐，营养不良随处可见。实施的医疗方法要么是驱邪降魔，要么是将受伤的肢体截去。了结罪案的方式则是拷打和其他严酷折磨。 　　有学识的人寥寥无几。教育是在家里进行的，人们在迂腐守旧的宗教神学家的注视下死记硬背过时的课文。他们对基本的技术、科学和数学一窍不通，不会确定他们最重要的宗教节日，也不会绘制太阳、月亮和行星惯常的运行图表。他们对造纸、透镜和镜子的使用一无所知，对同时代的科学仪器的巨子——天体观测仪——也毫不知晓。一些自然现象，诸如月食或者天气的骤然变化，都会被他们以为是妖术在作怪。 　　这支狂热军队的到来让当地人感到万分惊恐。这帮白肤碧眼、在十字标记的旗帜下进军的蛮夷，都是些什么人呢？在基督教徒纪年的12世纪之初，他们想在阿拉伯国土上得到些什么呢？ 　　“整个西方，以及位于亚得里亚海彼岸、北至赫拉克勒斯之柱那些蛮夷之邦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君主的女儿安娜·科穆尼娜公主在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君士坦丁堡记载道，“ 所有这一切⋯⋯形成一个整体，带着他们所有的家当，穿过欧洲那一部分突出的大陆，进军到了亚洲。” 编年史家——埃克斯的艾伯特注意到，在他们的队伍中，有真正的信徒和正直的人们，但也有“ 奸夫、杀人者、窃贼、发伪誓者和强盗”。他们的领袖——隐修士彼得，骑着一头白色的骡子，向所有参加这项事业的人承诺，免除他们的罪恶。 　　身材矮小、相貌丑陋的彼得轻而易举地打动了普通人的心。他一边向跨越法国北部的十字军说教，一边从自己低矮的坐骑上揪下鬃毛，将其当作神圣的纪念物一样保存起来。许多人卖掉了自己拥有的一点点财产，跟在他的身后，朝着天涯海角进发。一些人带着一家老小，还有一些人完全抛下妻子儿女和年迈的双亲，也丢下了田里的庄稼和家中的杂活，匆匆响应彼得的召唤。这位隐修士裸露着双臂和双脚，身穿一件粗糙的宽松毛料衣服，上罩长至脚踝的斗篷。诺让的吉伯尔（Guibert）在一篇最早的有关十字军的记述中写道：“他以酒和鱼为主食，几乎从不吃面包。” 　　这位矮小的隐修士突然出现，表露出了一种民粹主义者的心声，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拿起武器的伟大号召。1095年11月27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蒙（Clermont）呼吁基督教界的杰出人士，终止他们那无休止的战事，将其凶残的能量用在东方的异教徒身上。教皇向那些聚集起来听他说教的激情澎湃的群众说道：“让那些习惯于因私事同信徒们挑起不义战端的人，现在去跟异教徒斗争并最终赢得胜利吧！让那些一直与自己的兄弟亲朋争斗不休的人，现在以一种正当的方式同那些野蛮人战斗吧！让那些为了微薄薪水而辛勤劳作的人，现在去获取永恒的报酬吧！”在乌尔班发出召唤后的几个月内，有8万之多的民众奔向了东方，其中既有城镇的居民，也有乡间的村夫。 　　教会的政纲、神学上的争论、国内的利害关系以及世界的事务汇集在一起，为乌尔班的十字军东征号召推波助澜。近几十年里，教会在一些权利和特权问题上曾同欧洲世俗的统治者进行过斗争，最引人瞩目的是授予新主教，并为之配备具有象征意义的办公处所、指环和神职人员的权力。乌尔班及其教会中的支持者，将十字军东征视为一种手段，使罗马教会恢复在基督教世界之首的权威而不再依赖那些不受约束的君主。 　　曾有一段时间，许多宗教界的思想家坚持认为，宗教暴力既是可以允许的，也被证明是正当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十字军战士乌尔班的导师——长期以来都有一种代表教会发动战事的兴趣，他甚至提议创建一支由欧洲骑士组成的圣彼得的民兵队伍。当教皇的职位和管辖权与世俗的国王之间发生冲突时，这种必要性越发显得迫切了。卢卡的主教安塞姆二世是教皇的忠诚而又狂热的支持者。他对圣奥古斯丁有关正义战争的理论著述进行了修改，以支持教皇格列高利的行动。 这些改革家也受到了这样观念的影响：教会自身必须贴近人民；这反过来又支持了罗马教皇拥有大军这一现象，教皇的大军可以给信徒提供捍卫信仰的机会，从而可以赦免他们的罪恶。 　　一些国际事件也在其中产生了作用。公元1074年，教皇格列高利撰写了一系列信函，号召解放信奉东正教的基督教徒。三年之前，东正教基督教徒在小亚细亚东部的曼齐克特（Manzikert）战斗中，惨败在穆斯林突厥人的手下。格列高利在为教会而战和赦免罪恶之间建立起了清晰的联系，他向那些参战者承诺，他们会得到“永恒的报酬”。当时塞尔柱王朝的突厥人在1070年从埃及比较温和的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取并控制了圣城耶路撒冷。一些报告说，数量不多但却不断前往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朝圣者，受到了凶恶的突厥人有组织的阻挠或杀害。这些报告很大程度上并不真实，但却被当作事实广为人们接受。西方的忧虑也因此更严重了。 　　隐士彼得本人在十字军东征之前的几年里，曾试图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但并没有成功到达耶路撒冷；在此期间他也许受到了当地穆斯林的粗暴对待。拜占庭君主的公主安娜·科穆尼娜说，彼得在其“艰难地”返回欧洲之前，“在突厥人和撒拉逊人手中受了不少磨难”。根据这个故事的某些说法，彼得在梦中梦见耶稣出现在他的面前，命他回到故乡去，聚集起一支由信徒组成的队伍，将圣墓大教堂从穆斯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另外一些说法则是，耶路撒冷的大主教代表彼得回到欧洲，号召人们去帮助被敌人围困的东方的基督教徒。12世纪晚期的“安提阿之歌”将彼得描述为“神的任命的使者”，是早期一场战役中唯一的幸存者，然后他回到欧洲，组建了一支伟大的军队，领导了十字军的东征行动。 　　彼得在发动十字军东征行动中所发挥的确切作用至今尚不确定，尽管后来中世纪的编年史给了这位隐修士越来越显著的地位，将他视为鼓动者，甚至是整个行动计划的发起人。普遍流行的记述都赞扬彼得给穷人以帮助，为妓女提供嫁妆，好让她们嫁人。12世纪一部叫做《罗森菲尔德编年史》（The Rosenfeld Annals）记载说，隐修士的到来有一种天象预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天上没有一丝云，看似火球的东西在不同的地方闪闪发光，然后又在天空另一个地方重现。人们观察到，那根本不是什么火，而是天使的力量，通过它们的移动，来表示一种运动，预示人们离开他们的住所，占领几乎整个西方世界。” 　　乌尔班二世是好战的格列高利七世的宠儿，有他盘踞在圣彼得教堂的宝座上，就没有可能阻止将教会推向战争的种种异类势力。教皇周围的改革者都在为权力和影响跟内部和世俗的对手进行争斗。漫长而又复杂的允许以战争手段捍卫信仰的基督教教义史，以及宗教著述中日益流行的崇尚武力的比喻说法，为挑起战端扫清了道路。正如教皇周围的人所认可的那样，要基督教徒拿起武器的号召将会使教皇行使巨大的个人权力，并帮助他将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在一项神圣的使命中团结起来。其结果便是一场大规模的基督教圣战，由复古的西方试图以其自己的形象重塑正在变化的世界。虽然他们会以失败而告终，但十字军的圣战却让拉丁人的世界直接领略到了阿拉伯东方那科学与技术的卓越技能，从而使他们大受裨益。圣战也激发了欧洲许多人对东方事物的想象。这其中包括阿德拉在内，而他在乌尔班发出有影响力的号召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年。 　　教皇预想要有一个长期而又认真的准备活动来发动一场正经的军事行动。它将由教皇任命的副职官员（即教皇的使节）来指挥，并由西方的统治家族提供支持。然而这一计划在面对隐修士彼得和少部分民粹主义的领袖人物时马上失败了，这些人对教皇那小心翼翼的时间表丝毫不感兴趣，对教会的政治、社会以及神学上的目标也不感兴趣。人民的十字军圣战这一主要的军事努力的先锋已不能再等待了。聚集在克莱蒙的那一群人响应教皇的战斗号召，不断地重复呼喊着：“神之意愿（Deus vult）！神之意愿！”这些渴望摆脱堕落生活、暴力和疾病的信徒，很快组成数以万计的大军，也不等他们的上司，便浩浩荡荡出发了。诺让的吉伯尔说道：“那些地位显赫的人物觉得需要许多费用，并且需要其侍者的大量服务，慢条斯理、小心翼翼地做着他们的准备工作，而那些不计其数的没有什么财产的平民百姓，在我们正进行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却加入到隐士彼得的队伍中，将其奉为主人，惟其命而从。” 　　队伍大部分是由农夫组成的，但也有市民，甚至还有一些穷困潦倒的骑士、叛徒、负债者以及彻头彻尾的罪犯。对于许多人来说，追求圣地与其说是在对宗教信仰的任何真正理解或者宗教领袖之目标的指引下进行的，不如说是在迷信和普遍的狂热状态下进行的。“他们坚持认为，一只雌鹅得到了圣灵的启示，一只母山羊也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埃克斯的艾伯特写道，“在前往耶路撒冷的神圣征途上，他们将这些作为指导。他们过分地崇拜这些东西，而且跟随他们的大部分人，就像畜牲一样，一心一意地认为这便是他们真正的使命。”在十字军战士当中，性放纵也十分猖獗。“这些人⋯⋯加入到一支队伍中，但根本没有禁绝不正当的性交和肉欲的娱乐。他们持续不断地暴饮暴食，持续不断地与离开家乡、沉湎于同样荒唐行为的妇女和年轻姑娘寻欢作乐。” 　　到1096年春天，由纪律涣散的乌合之众组成的这支人民的十字军队伍已席卷了中欧和东欧那片陌生的土地，并且留下了可以预见的灾难性后果。法国的犹太人因成功地向彼得和其他领导人行贿而没有受到骚扰，莱茵河畔的犹太人预先得到了其法国同胞的警告，为最坏的遭遇做好了准备。一位鲜为人知的犹太作家留下的《所罗门·巴尔·西姆森编年史》叙述道：“在此时此刻，傲慢的人，一个操着陌生语言的民族，一个充满敌意、狂热冲动的民族，即法国人和德国人，朝着被野蛮民族亵渎的圣城出发了。他们要在那里寻求自己无限崇拜的家园，驱逐以实玛利人（即穆斯林）以及那片土地上的其他居民，为他们自己征服那片国土。他们的队伍在壮大，直到其男女和儿童的数量超过了覆盖大地的蝗虫数量。”另一篇来自美因茨的一位匿名犹太作者撰写的史录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后不久记下的，美因茨当时是学问界的中心。那篇史录告诉我们，生活在莱茵河畔的犹太人开始斋戒，对他们的罪恶表示忏悔，并且恳求神给予帮助。一些人到当地的天主教主教那里寻求庇护，而另一些人则试图仿效他们的法国同胞，出钱给十字军让其走开。然而不管是他们神圣的还是世俗的诉求都未得到任何回音。 　　最为野蛮的掠夺是由当地一位名叫埃米科（Emicho）的德国伯爵率领的队伍沿着莱茵河向东挺进的途中干出的。1096年5月，他们来到沃尔姆斯（Worms），杀害了500名在当地天主教领袖那里寻求庇护的犹太人。在美因茨（Mainz）城内反犹太人的骚乱中，另有1000人惨遭杀害。当地的教会领导层没有制止其会众，也没有履行先前向犹太人做出的承诺，为他们提供避难所。 犹太族领导人组织了集体自杀，而不是向攻击的十字军队伍发起冲锋，因为一旦落入他们之手，就会被迫改变信仰。“他们都一起大声地哭喊着，⋯⋯‘无论谁手里有刀，那就为了唯一的永恒的神的荣耀，来杀死我们吧，然后再刎颈或者剖腹自杀，’”那位匿名的年代史编者叙述道，“纯洁的妇女为了使敌人迟一点到来，正把金钱抛出窗外，以便能来得及将她们自己的孩子杀掉；仁慈的妇女也在扼死自己的亲生骨肉，以服从造物主的意志，并将她们孩子的稚嫩脸庞扭向那些异教徒。” 　　乌尔班二世发出的十字军东征、向基督的“敌人”战斗的号召，激发了整个欧洲基督教徒的宗教热情。这是一个充满危险的重大事件，因为当时在莱茵地区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在扩大商业贸易的问题上存在着日益紧张的状态。长期以来，犹太人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都是令基督感到苦恼的人。 流行的基督徒宣传小册子指责犹太人常常以各种奇异的方式与远方的穆斯林一起筹划着什么，这使得事态更加恶化了。所罗门·巴尔·西姆森写道：“邪恶的埃米科，这个犹太人的对头，带着他的整个队伍来到了城门跟前，城中的市民为他打开了城门。埃米科这位德国的贵族，率领了一帮大肆掠夺的德国和法国的十字军战士。神的敌人相互说道：‘瞧，他们为我们打开了城门。现在让我们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鲜血复仇吧！’”在六月底，另一位叫做沃尔克玛尔（Volkmar）的民粹主义的领袖，对布拉格的犹太人进行了袭击；与此同时，在匈牙利边境附近也发生了多次大屠杀。到夏天时，十字军战士离开了莱茵河地区，向君士坦丁堡进发，这让当地的基督徒统治者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都想让十字军尽可能快地离开他们的国土。 　　难怪安娜·科姆尼纳在叙述这一人类狂潮时带有一种畏惧的心情——他们肮脏、邪恶、病态而又筋疲力尽，在1096年夏天前往南方讨伐穆斯林异教徒的途中，涌入到了这个地区。她严肃地表示，这是“十分重大、比饥荒更为可怕的事情”。同年的10月21日，彼得的大部分忠实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茨维托（Civetot）被突厥人屠杀了。他们没有听从安娜的父君亚历克塞皇帝的劝告，也没有得到基督教界组织起来的、正从欧洲调动的军队的保护，就冒然出发了。不过，隐修士彼得在人民的十字军的灾难性终结时并没有在场。同时代欧洲人的记述是相互矛盾的：一说他的追随者不同意雇用训练有素的突厥人的军队，他对此表示反对，但没有成功；一说他知道这场屠杀难以避免，于是就在平安的君士坦丁堡畏缩起来。安娜的记述则是，拜占庭的军队将他安置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无论如何，彼得在三年之后终于和骑士的主力队伍一道来到了他所热爱的耶路撒冷。彼得的一位主要副手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率领着自己的狂热军队，身先士卒，冲在队伍前面，其甲胄被七支箭射穿，战死在了茨维托的疆场之上。 　　十字军战士沿着东地中海挺进，来到了叙利亚的中心地带；他们的到来似乎证实了当地阿拉伯人以及他们的犹太和基督教臣民的极度恐惧。中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通常将世界分为七个区域或者地带。位于中间的第三和第四区域——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北非、伊朗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是当时最稳定和谐的地区。北边的第六区域是斯拉夫人、突厥人以及欧洲基督教徒的故乡，欧洲的基督教徒在阿拉伯人看来只不过是些法兰克人（Franks）。这三种人都好战尚武、卑鄙丑恶，并且有背信弃义的倾向。法兰克人都来自北方，这使他们显得不大稳定，性事放荡、普遍带有暴力倾向也是他们所具有的显著品质。 　　阿拉伯地理学家马苏迪认为，他们所具有的这些个人缺陷，都是缺少阳光的缘故。与此同时，他的这番评价也不知不觉地显示出他掌握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是天文学，那也许是气象学——而这些学问远远超出了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这样评论参加十字军的法兰克人： 　　至于北部地区的人，他们那个地方太阳距离天顶较远⋯⋯因为他们距离太阳比较远，照到他们身上的阳光较弱；在他们那个地区，寒冷和潮湿盛行，冰雪接连不断，没完没了。他们中间缺乏温暖的情绪；他们的体格高大，性情粗俗，举止粗鲁，理解力迟钝，说起话来粗声粗气⋯⋯他们的宗教信仰缺乏可靠性，而这都是因为寒冷和缺少阳光的缘故。 　　彼得及其民粹主义运动的溃败很快就被基督徒主力军进军到君士坦丁堡城外所掩盖了。这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军人，由欧洲皇室成员率领；他们既受到了当时新的宗教热情的驱使，又受到了他们自己更多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激励。起初，亚历克塞皇帝成功地以十字军的军事威力和热情，恢复了他对西小亚细亚的控制地位，而这一地区早些时候曾落到了穆斯林的手中。在一场战役中，圣吉利斯的雷蒙德，即图卢兹的伯爵，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取了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口，然后按照他和其他十字军首领在亚历克塞皇帝坚持下所立的誓言，将其移交给了拜占庭的君主。 　　然而，西方基督教徒中的贵族并不全都能够温顺地听命于人。许多人都抱定决心，要在匆匆赶回他们家乡自己的领地之前，尽快履行他们的宗教义务和军事职责。有几个表现突出的人，包括第一次十字军队伍中的权威人物，诸如布永的戈弗雷和诡计多端的诺曼指挥官——塔兰托的博埃蒙德，都怀有其难以掩饰的领土上的企图。教皇乌尔班至少部分地利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将饱受暴力折磨的欧洲的年轻王公贵族那种无休止的争吵和争斗传播到了别的地方。他在克莱蒙特就已经做了不少说教。教会对十字军寄予了厚望，亚历克赛皇帝自己也梦想着在已到来的激情澎湃的十字军的帮助下，恢复君士坦丁堡对小亚细亚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控制。而教会的厚望和皇帝的梦想都不得不跟一个个十字军战士比较世俗的利害进行拼争。 　　没过多久，拉丁队伍中便出现了裂痕。从君士坦丁堡向南方圣地的推进——这毕竟是整个十字军东征这一冒险行动的确定目标——受到了法国著名贵族布洛涅的博杜安和另一小撮人的威胁。他们决定暂时从主力部队中分离出去，以谋求可以据为己有的领土。博杜安已经认真研究了附近的幼发拉底河沿岸阿尔梅尼亚一带复杂的社会和政治情况。他在阿尔梅尼亚政治顾问的陪伴下，和他的人马一道向东部进发，谋取财富去了。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一行动将会给进攻耶路撒冷的东部侧翼部队提供保护，从而为十字军达成使命助上一臂之力，由此亦可感到某种宽慰。但显而易见的是，博杜安正如任何一位十字军指挥官一样，是一个机敏的外交和军事干才，他意识到了这个地区，尤其是埃德萨地区传统的政治和宗教密谋之中的机会。博杜安是不会让基督教徒圣战的种种要求来阻挠他前进的道路的。 　　恰如博杜安及其助手所期待的那样，当地的阿尔梅尼亚基督教徒立即给予了参加十字军东征的法兰克人热烈的欢迎。他们已经厌烦了突厥人持续不断的掠夺，在拜占庭帝国前官员托罗斯的统治下，他们也感到很不安宁，因为托罗斯这位阿尔梅尼亚人遵循的不是民族的礼拜式，而是遭人憎恨的拜占庭东部的东正教教会礼仪。托罗斯在其故地不受欢迎，仗也打得越来越糟，其婚姻也没有给他带来一男半女。日渐年迈的托罗斯提出要把民众喜欢的博杜安收为义子，并且立即让他跟自己一起共同统治埃德萨。这两个人甚至还举行了显然是为年幼孩子筹划的收养仪式。在收养仪式上，两人都钻进了一件特大号的衬衫或者长罩衫里，将胸膛贴在一起；然后，博杜安又跟托罗斯的妻子(现在成了他的养母)一起重复了这一仪式。《阿尔梅尼亚之马修编年史》记载说，一个除掉托罗斯的密谋很快就策划出来了，而且也告知了博杜安；书中还说，虽然博杜安明显是这一密谋的始作俑者，但他起的具体作用（如果说起了什么作用的话），仍然不很清楚。1098年3月7日，密谋者将人们推入了一场疯狂的暴乱之中，并且把那个倒霉的托罗斯赶下了台。三天之后，城中的名士显贵便邀请博杜安取代他的位置。据说托罗斯试图逃跑，在逃跑途中被人抓获，并被一群暴徒活活打死，撕成了碎片。 　　埃德萨是第一个落入十字军之手的地区，也是第一个脱离其掌控的区域；这件事充其量不过是西方为了控制圣城而发起的行动中的一件小事而已。然而在所谓的拉丁人之东方的早期历史中，这一事件却产生了极大的作用。首先，它表明娴熟的交际手段和密谋这一剂猛药，如何能够轻而易举地打破这个地区相互竞争的种族、语言、教派、团体和民族之间脆弱的平衡。其次，它开创了一个范例，如果说这个范例是短暂的，但也有力地证明一个雄心勃勃的贵族和一小撮骑士——据说博杜安的队伍最初只有区区60名骑兵——所能成就的事业，并且激励那些贪婪的竞争对手自己采取行动，而不是向圣城进军。 　　最重要的是，这一事件为拉丁人之东方的其余地区开创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样板；这个样板是在博杜安的统治下出现的，博杜安业已自封为埃德萨的伯爵，而且那些并不安分守己的诺曼人，后来还将更为广泛地加以效仿，将自己封为耶路撒冷的贵族。按照这种做法，法兰克人的王公贵族都在政府里被委以重任，不过也为当地那些胸怀大志的有才之士留下了不少位置，而不论他们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这将被证明是一种成功的制度，它十分适合中东地区的种族和宗教派系的复杂局面，但却跟两年半之前教皇乌尔班所鼓吹的十字军东征的战斗观念不相一致。 　　如同未来的埃德萨伯爵那样，塔兰托的博埃蒙德似乎更加关心眼前的世俗追求，而不是未来天国的酬报。博埃蒙德是第一次十字军远征中最有能力的指挥官之一，这位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诺曼冒险家，在1099年向耶路撒冷的进军中并没有发挥任何直接的作用。他不顾其同僚的反对，也不顾他对亚历克赛皇帝所发的誓言，擅自起兵去攻打通往圣地之门户的安提阿，要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该城，据为己有。来到城墙外的时候，他多次阻挠十字军合力攻城；城内的守军因此很快便从基督徒大军压境而带来的最初的惊慌中回过神来。博埃蒙德的策略使十字军丧失了立即夺取安提阿城的机会，并且迫使主力军向耶路撒冷的推进拖延了数月之久，不过他却最终成功地独享了胜利的果实。 　　安提阿以及周围的土地是一份十分丰厚的战利品。这座城市坐落在有利可图的东西方贸易的十字路口，历史上在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和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土耳其人手中几度易手，曾被他们轮番统治。有位远离其故乡巴格达的阿拉伯医师伊本·巴特兰，发现安提阿的集市上充满了各种货物，市内的居民享有供水系统和其他便利，其中包括一座城门附近的公共滴漏计时器，或者叫水钟。而此时此刻，远在君士坦丁堡大后方的拜占庭皇帝对此城鞭长莫及，当地的穆斯林又四分五裂，横在踌躇满志的博埃蒙德和他那建立其自己皇族家世的梦想之间的，就是安提阿城给人深刻印象的防御体系。法国的编年史家，阿吉拉斯的雷蒙（Raymond of Aguilers），在其有关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第一手记载中说道：“安提阿城筑有城墙、塔楼和碉堡，壁垒森严，无须担心任何器械的攻击和任何人的进攻，即便是整个人类一起来攻打也会安然无虞。” 　　在经过一段漫长但却了无成效的围攻之后，博埃蒙德的密探设法贿赂了一位心怀不满的塔楼卫士，以寻求其他破城之法；一小队十字军战士爬上了其中一处城墙，然后打开了安提阿的厚重城门。当地的守军逃到了城内的坚固堡垒里；但就在这个时候，一支庞大的穆斯林救援队伍，在土耳其将领卡波嘎（Kerbogha）的率领下，气势汹汹地从东边逼了过来。而此时的十字军战士已疲惫不堪，又缺乏给养，逃兵日增，士气低落，已不能将堡垒攻克，并且还面临卡波嘎强大反攻的精神威胁。不久之后，食品供应出现了短缺，业已消耗殆尽的乡村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向成群结队搜寻食物的十字军战士提供了。埃德萨的博杜安的忠实神父——夏尔特尔的福尔彻（Fulcher of Chartres）——描述说，许多人被迫仅靠煮些蓟种植物、豆芽、马肉、驴肉和耗子肉充饥。“我们相信，这些灾祸降临到了法兰克人的头上，他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不能攻克该城，皆因其罪恶所致。他们不仅挥霍放荡，而且贪婪傲慢、强取豪夺，这些罪恶让他们堕落了。”部队中的一个理事会决定将妇女送到别处，“以免她们受到淫荡行为的玷污，触怒了神”。 　　十字军东征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一种宗教幻想，即便当今几乎所有的杰出人士都对此幻想深表怀疑，但这一幻想却扭转了基督徒的败局。一位名叫彼得·巴塞洛缪（Peter Bartholomew）的地位低下的朝圣者，声称神明向他显灵，揭示了城内存放圣枪（Holy Lance）的地方；据传耶稣被吊在十字架上时，这杆圣枪曾刺穿了他的肋部。这位朝圣者指引日益绝望的十字军战士，来到当地的圣彼得大教堂。圣彼得是安提阿城的守护神，也是该城的第一位主教。他们在大教堂地板下挖了一阵，果然发现了一个枪头；他们深信这便是那件很有价值的遗物的枪头。这一发现改变了十字军军营中的士气，并且在1098年6月28日与前来进攻的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卡波嘎的军队的战斗中，激励他们赢得了一场极不寻常的胜利。当时卡波嘎的军队曾试图从博杜安的手中夺回埃德萨，但没有成功，其军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最终，穆斯林的队伍落荒而逃。 　　博埃蒙德以其谋略巧妙地战胜了欧洲和拜占庭的所有对手，其中包括亚历克赛皇帝和他的高级将领，此刻已将安提阿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当地的阿拉伯王公贵族，主要是附近的阿勒颇和赛扎尔镇的统治者，并没有准备放弃彼此间由来已久的世仇，以对抗十字军战士建立起来的这座小小公国。他们反而把基督徒统治的安提阿仅仅视为拥挤不堪的地缘政治领域里另外一个参与者而已，其中包括穆斯林的逊尼派、什叶派，以及他们共同的宿敌拜占庭人。 　　在穆斯林的都城巴格达——那里距此十分遥远，骑着骆驼要在沙漠的烈日下跋涉三周之久——有关残酷无情的十字军制造的谋杀与破坏的描述，并没有触动哈里发。甚至连1099年7月15日耶路撒冷的沦陷以及随后发生的对穆斯林、犹太人和东方基督教信徒的大屠杀，也没有在宫廷中引起震动。大马士革的法官阿布·萨阿德·哈拉维（Abu Saad al-Harawi）见此情形，千里迢迢赶来提醒哈里发，要他警惕西方人带来的危险。哈拉维向哈里发问道：“当你的兄弟在叙利亚颠沛流离，除了骆驼的鞍子和秃鹫的腹部之外，没有别的栖身之地时，你怎敢在自我满足的安乐窝里酣睡，像花园里的花朵儿一样过着安逸的生活呢？” 哈拉维摘掉了法官所缠的传统的头巾，并且削发以示哀痛，但仍然没有取得一丝成效。 　　哈里发的宫廷断定没有什么可惊慌的，但那些生活在劫掠成性的法兰克人必经之路上的百姓们，却因为对关于西方的野蛮人的传闻而感到惊恐不安。有位名叫乌萨马·伊本·蒙基德的博学的阿拉伯骑士，总结了当地人对这些基督徒入侵者的反应，而他的这番概括所定的基调，至今仍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引起共鸣。“荣耀属于造物主！的确，若有人提及与法兰克人有关的事情时，倒是应该把荣耀归于神，并且应该崇拜神！因为神仅仅把法兰克人看作禽兽而已，他们除了勇武好斗之外，并无任何德行，正如野兽只有力气、只能负重一样。” 　　基督教徒断案时依赖的是神判法，而这种方法与穆斯林的意识格格不入，因为当时穆斯林已经拥有高度进化的法律辩论体系和正规的宗教法律学派。那时西方的医学观念大体是以迷信和魔咒驱邪为基础，这与阿拉伯人先进的临床训练以及对外科学、药理学和流行病学的理解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新来的基督教徒缺少真正的卫生学和卫生设施方面的知识，这对于穆斯林来说不啻是一种莫大的冒犯，因为他们一天有五次祈祷，而每次祷告前都要洗净自己的身体。穆斯林信徒认为他们所看到的法兰克人的文化没有什么价值。在他们看来，法兰克人除了战争武器外，也许对最基本的技术都一无所知，他们也根本不懂专门的科学、医学、数学和哲学研究。此外，1098年冬天叙利亚的马拉城（Mara）遭受洗劫后发生的人吃人事件，给十字军标上了“残忍”的恶名。马拉暴行的一位目击者——卡昂的拉道夫（Radulph of Caen）写道：“我们的队伍把异教徒中的成年人整个扔进锅里去煮；他们还用烤肉叉插住儿童烤着吃。”另一位年代记编者埃克斯的艾伯特（Albert of Aix），仅用一句平淡的话记载了这一事件的恐怖景象：“我们的部队不仅毫不犹豫地吞吃死去的土耳其人和撒拉逊人，他们还吃狗肉。” 　　乌萨马是当地穆斯林巴努·蒙基德王朝（Banu Munqidh）的后裔。他在私下里结识了十字军战士，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交了朋友，也同另一些人进行斗争。他写的一部叫做《沉思书》的传记颇具吸引力，书中谴责了基督教徒神判法的残暴行径，痛斥了基督徒散漫放纵的品行、糟糕的饮食和普遍存在的恶习。正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该书属于古典的阿拉伯叙事类著述，旨在教导读者，而非传达字面的意思。尽管如此，《沉思书》还是向读者打开了一扇令人神往的窗口，透过它读者可以看到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世界。在其中一节里，乌萨马叙述了一位阿拉伯医生和他的两位基督徒病人的故事。那两位病人蔑视医生睿智的建议，采用比较原始的西方技术后，毫无必要地死去了。法兰克人无视这位阿拉伯医生的恳求，用斧头将一名骑士的腿给砍掉了，其实那条腿只是稍微受些感染而已；他们还在一位患病妇女的头上划出一个十字形切口，并用盐揉搓她的颅骨，结果两人都当场毙命。此时这位阿拉伯医生无奈地说道：“我问他们‘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他们说‘不用’，于是我便离开了。我终于了解到了他们的医学，以前我对此一无所知。” 　　乌萨马倒也勉强认可基督教徒们一些处理药材的设备还有些用处，并且跟他们厮混得很熟，直接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位跟乌萨马相识的十字军战士，从圣地朝圣完毕后，在回家的路上甚至提出，将乌萨马的14岁儿子护送到欧洲，以便让这个孩子在基督教界的骑士当中学习真正的“智慧和骑士精神”，待他归来之时，便可成为“一个真正有理性的人”。一向具有绅士风度的乌萨马立刻找了个借口，礼貌地婉拒了他的提议。不过他用这样的言词向穆斯林读者透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听到的话绝对不是出自一个真正有理智的人之口！因为即使我的儿子被俘虏了，他被关押的时间也没有他走到法兰克人的国家所需的时间长。” 　　他还明显带有满意的口气说到，在当地穆斯林中生活的时间最久的法兰克人，没有那些新来乍到的粗野之人那么令人讨厌。“在法兰克人当中，有些已经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了穆斯林的朋友。他们比那些新近到来的法兰克人要好得多，不过他们只是例外，并没有代表性。” 为了证明他说的这种情况，乌萨马讲述了一些有关这些傲慢自负的新来者的有趣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讲道，有位骑士试图强行“纠正”当地穆斯林信徒做祷告的方向，让他们背对麦加，面向东方祈祷。 　　众所公认的敌人之间这类无顾忌的相互交往和作用，是12世纪黎凡特地区生活的重要的真实写照，其中既有个人和政治上的迁就融合与合作时期，也有憎恨和直接冲突的时光。哈姆丹·本·阿布德·勒拉赫曼（Hamdan bin Abd al-Rahman）是一位阿拉伯内科医生，曾为早期的一些十字军战士提供服务。在成功地治愈了一位信奉基督教的贵族之后，那位贵族将安提阿公国的一个小村庄赏赐给了他。后来，哈姆丹作为十字军的代表，成为当地的一位行政长官；之后，他又在附近阿勒颇的穆斯林统治者伊马德·丁·曾吉（Imad al-Din Zengi）的手下供职。哈姆丹于1159年去世，生前他把自己的见闻和业绩记载在一部名为《当年前往叙利亚的法兰克人之路》的书中，但是迄今该书还未曾被人发掘出来。 * * * 　　乌萨马·伊本·蒙基德有足够的理由蔑视十字军，也有足够的理由不愿让他的儿子去学习法兰克人的“智慧和骑士精神”，因为乌萨马和他的阿拉伯同胞正是过去几百年来所创造出的灿烂的穆斯林文明的受益者。到8世纪中叶，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就已位居庞大帝国之首。在其鼎盛时期，阿巴斯王朝的疆域从大西洋一直延伸到阿富汗，并且缔造了广袤无垠的国土，承载着人们共同享有的价值观念、看法和机遇。阿巴斯王朝的统治者，付出了也许是历史上最具野心的努力，收集并吸收世间的知识，并力图使其统治合法化，使自己成为希腊、波斯、印度和米索不达米亚古典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合法继承者。在西班牙南部，他们的阿拉伯对手——即倭马亚人和他们的后人——造就了一些最伟大的阿拉伯哲学家、科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成果将会动摇信奉基督教的欧洲的根基。在阿拉伯人当中被称为安达卢斯（al-Andalus）的这一地区，是思想与技术的一个重要集结地，而这些思想与技术，早在10世纪就已开始渐渐渗透到了西欧。 　　当然，隐士彼得和他的众多追随者以及信奉基督教的君主与骑士，对此都毫无兴趣，他们很快就在圣地和圣地周边建立了一些东拉丁公国。十字军战士为了教皇发出的战争教义，抛弃了耶稣提倡的爱的教义。他们在狂热之中，把“收复”耶路撒冷作为一种真正的信念，屠杀当地的城市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和犹太人。而东方的基督教徒，因其新奇的衣着、语言和习俗，日子通常好过一点。 　　一位从遥远的西班牙冒险而来的穆斯林旅行者发现，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不久的几年里，耶路撒冷就已“学者云集”，是一个智慧的大熔炉。他的记述详细地描述了观点相左的伊斯兰法律学派和聚集在中心清真寺周围进行辩论的知名学者的情况：“我们走进了圣地，来到了阿克萨(Aqsa)清真寺。一轮知识的满月为我散发出光芒，三年多来一直照耀着我。”他还补充道，这座城市为所有三种伟大的一神论信仰的专家们提供了理想的聚会场所。 　　但这一切都在一瞬间消失不见了。这座城市里的学者阶层和其余的大部分平民都遭到杀害。阿吉拉斯的雷蒙德是圣吉尔的雷蒙德的私人神父，曾是法国南部之十字军的统帅，他记录了这场大屠杀：“在这座城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一堆堆的手、脚和头颅。人们必须在人与马的尸体间择路而行。然而与发生在所罗门神殿里的事情比起来，则显得微不足道了。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如果我说出了事实真相，你是不会相信的。在所罗门神殿及其门廊里，人们在血泊中骑马而行，血一直漫到了他们的膝盖和马缰之处，这样说就已足够了。”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极端的暴虐为特征，马拉的人吃人事件和所罗门神殿的疯狂屠杀都反映了十字军东征运动背后基督教宣传机器的强大威力。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伊斯兰教和它的教义知之甚少，但是基督教教会的理论家将穆斯林信徒描绘成了极具破坏性的人物，以此成功地埋下了圣战的种子。近东地区的民族，包括穆斯林、犹太人以及“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徒”，则遭到了十倍的恶报。对伊斯兰教信徒的憎恶在那些远离穆斯林生活的西欧地区尤其强烈。而在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这些真正与伊斯兰世界毗邻的地区，人们的态度则相当平和。基督教徒对异教徒了解的越少，对他们的仇恨就越发强烈。 　　在十字军的叙述中，对穆斯林的指控主要是他们的偶像崇拜、诉诸暴力和强制行为。另一个关键性指控则是这样一种普遍的说法：耶路撒冷和圣地按理说是属于基督教徒的，更确切的说是属于拉丁基督教徒的，而且向来如此。这两个地方被穆斯林夺取并且玷污了——用某些宣传者所采用的字眼，就是“诱骗”去了——因而动用暴力来纠正这一严重的历史错误是必要的，甚至是正当的。在西班牙南部，人们也用类似的语言来描述穆斯林。在那里，教会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将当时信奉基督教的国王跟伊斯兰教到来以前西哥特人早期的统治联系在一起了。只有武力才能恢复他们的统治；因此，与十字军东征类似的神圣概念“收复失地运动”便应运而生了。那些没有为此信仰而斗争的国王备受人们的鄙视。例如，9世纪的《阿方索三世编年史》就严厉地谴责当地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统治者，因为他“与以实玛利人和平相处”，此位统治者便是阿斯图里亚斯的西洛。 　　放眼东方，一向热情饱满的多明我会的神学家——罗曼斯的亨伯特认为，在严格意义上的十字军东征中，没有无辜的受害者；所有穆斯林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伤害了虔诚的基督教徒的身心。亨伯特说，十字军东征代表了一场正义的战争，以神授之权利为依据，是为信仰而战，不是为利益财产而战。他还驳斥了一些传统主义者关于基督教始终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的说法。基督教教会早期力量薄弱，因而不得不依靠圣迹与谦恭。而今信奉基督教的西方军力强盛，可以对其敌人做出武力反应。似乎在亨伯特看来，耶稣基督的教义就是实行现实政治。 　　穆斯林将基督教徒的真正神圣场所或者心目中设想的神圣场所用作自己的朝拜之地，这加深了基督教神职人员的愤恨。在所罗门神殿大屠杀中，尽管当时有一位地位颇高的十字军，试图保护那些躲藏在神殿屋顶的毫无防备的穆斯林信徒，但屠杀依旧在持续，而这想来倒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人们看到同时代的基督徒编年史家这种不加掩饰的记述，他们面对那样的流血事件丝毫没有表现出真正的不安，而且有时还会对那种残酷的杀戮，比如在所罗门神殿里对被征服之敌的杀戮，表现出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合法的。阿吉拉斯的雷蒙德总结道：“的确，让这个地方洒满异教徒的鲜血，是神做出的公正而又杰出的判决，因为这个地方已长期蒙受了他们的亵渎。城内充满了尸体与鲜血。” 　　《安提阿之歌》这部史诗记录了许多当时广为流传的十字军宣传的主题：圣地的正当收复，穆斯林的邪恶，殉教者升入天堂，以及犹太人的背信弃义等等。在其中一节里，被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向狱友们讲述将要出现的十字军战士。“‘朋友们，’他说道，‘那些用钢铁长矛为我复仇的人们还没有降生⋯⋯ 他们将收复我的土地，让我的国家获得自由。’”其中一个囚徒，也就是被钉在耶稣右面十字架上的那个强盗，坦率地说道：“如果能看到有人为你向那些背信弃义并且折磨你的犹太人复仇，那就太好了。” * * * 　　对于十字军的到来，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像远在巴格达的哈里发和他的宫廷那样漠不关心。许多阿拉伯人坚信，夺取耶路撒冷，在叙利亚沿岸建立十字军王国，是一种不祥的基督教扩张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对此必须予以抵制。一位名叫阿里·伊本·苏拉米的法理学者和传教士，从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发出了警告。他在其著作《吉哈德之书》（Kital， al-Jihad），即《圣战之书》中，将十字军的到来和他们先前在西西里针对穆斯林统治所取得的胜利联系起来；而他的这本书是在伊斯兰教徒第一次被逐出耶路撒冷六年之后刊印的。他把这场基督教运动看作是一场反穆斯林的宗教战争。他将十字军的胜利归因于伊斯兰信徒的内讧，怪罪他们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尤其是他们未能团结起来保卫穆斯林的国土不被异教徒夺去。“（伊斯兰信徒在发动防御战争中的）这一中断和穆斯林对（伊斯兰教）所规定的戒律的忽视⋯⋯必然意味着神已使穆斯林之间相互争斗，在他们当中植入了极大的敌意和仇恨，并且煽动他们的敌人去夺取他们的领土。” 　　苏拉米明白，十字军决心要占领耶路撒冷，并试图扩大他们在该地区的控制范围，以确保耶路撒冷和圣墓大教堂的安全。但是《圣战之书》同样也正确地指出了敌人的弱点，尤其是十字军的后方远在西欧，其补给线拉得很长。该书预言，一个联合的乌玛（ummah），即信徒组成的社团，就能成功地将入侵者赶到大海里去。“人们的确了解他们的弱点，他们只有少量的骑兵和装备可以支配，其援兵也相距甚远⋯⋯这是一个必须立即抓住的机会。” 　　法兰克人很快就会发现，苏拉米多么有先见之明。神的军队并未能够意识到，战场上非凡的军事胜利，不论其取得的方式如何正当，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反映了整个叙利亚和小亚细亚一带四分五裂、几乎是混乱无序的形势而已。在45年之后，穆斯林便开始遏制基督教徒的进展。1187年，政治与军事领袖萨拉丁率领埃及和叙利亚组成的联合军队胜利进入耶路撒冷，从而扭转了局面。 　　基督教军队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漫长的补给线和联合起来的伊斯兰世界。十字军运动起源于11世纪末实行铁血政策的西方，运动伊始很快便深深陷入东方穆斯林生活的泥潭之中，其方式令隐士彼得、教皇乌尔班二世这类人物感到震惊。而教皇乌尔班二世当时已染病在床，在耶路撒冷被攻克的消息传到他在罗马的病榻前几天就已离开人世。与此前不计其数的进攻者一样，十字军发现，入侵和征服这种行为不仅会在被围攻者身上也会在围攻者身上留下沉重的印记。还将会有不计其数的战役要打——甚至包括所谓的1212年的童子军东征这个永远的不解之谜，据传说，他们因遭遇海难而葬身大海，也有人说他们在穆斯林的国土上沦为奴隶——但是，十字军东征的观念与十字军的具体征伐绝对不是一回事。 　　起初，这些变化相对来说意义并不那么重大：乌萨马·伊本·蒙基德令人困惑地讲述了穆斯林如何很快地开始教化欧洲人，基督教徒如何轻而易举地卷入当地的派系纷争，有时甚至站在伊斯兰军阀一边，与他们自己的同派教友作对。其他更为有力的因素很快就涌现出来，比如东西方贸易的迅猛增长。教会清楚地意识到，这种贸易会给它的反穆斯林事业带来危害，于是教皇和愤怒的教会会议便周期性地发布命令，压制与异教徒的贸易往来，尤其是战略物资的贸易，诸如造船用的木材、钢铁、武器甚至食品。 　　尽管如此，与东方开展的这种新贸易所带来的货币开始流向欧洲南部的商业社团。热那亚在与北非和黑海地区的商业往来中渐渐处于支配地位，而威尼斯则稳稳保持着与埃及和叙利亚贸易的强势位置。随着油料、香水、纺织品和贵金属等货物的贩运，新的观念、技术和思想体系也接踵而至。我们的现代阿拉伯数字在西方的普及，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穆斯林商人和他们的意大利同行之间所拟定的贸易文件与合同。许多欧洲语言中的贸易术语仍然保留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商业惯例的痕迹，比如，支票、关税、不法交易、储存和法语中的“douane”，即海关。长途海运商务活动需要导航设备，诸如精确的地图，海图和仪表等，而在所有这些领域里，中世纪的穆斯林都有过人之处。东西方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其中一个衡量标准，就是在欧洲的皇室金库中（比如远在英国的皇室金库），都出现了大量的穆斯林世界的黄金。欧洲的金币铸造因为金块短缺曾在9世纪一度中断，而400年后，当来自东方的原材料供给得到保障时，金币铸造业便在意大利的城邦里得以恢复了。 　　东方拉丁国家的新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命运与穆斯林、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犹太人以及居住在该地区的其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因为不会再有大量的欧洲基督教徒进入这一地区来帮助他们来殖民这些十字军国家。一向很有适应能力的诺曼人，虽然把穆斯林统治者从东地中海驱逐了出去，但同时却也将阿拉伯生活的最好方面吸收进来，创建了华丽的庭院，其蕴涵的学问和文化足可以跟那些伟大的哈里发的宫殿相媲美。与此同时，耶路撒冷作为一个值得人们争夺、杀戮、献身的地方，其所具有的象征价值在这些新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实面前开始减少——但愿它减少得缓慢一些。 　　十字军战士举止行为和战术方面的变化也十分惊人。后来断断续续打了几个世纪的战争，这些战争大部分是防御性的，要么旨在夺取那些已被穆斯林收复的领土，要么是受了强烈的政治野心和十足的贪婪的驱使。比如，1024年对基督教统治的君士坦丁堡的洗劫，就是在有权势的威尼斯商人的煽动下发起的。有一次“十字军东征”涉及到对耶路撒冷的权力的转让，那是一次协商好的暂时的权力转让，由一位穆斯林苏丹将该城作为一种恩惠馈赠给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这在克莱蒙时期是无法想象到的。 　　基督教军队在西班牙的节节胜利，以及基督教军事力量在地中海的再次出现，尤其是诺曼人对曾经属于穆斯林的西西里岛的占领，已经将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他们有了直接的竞争。然而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却在东西方之间开辟了第三条通道。在这条通道上，残酷的军事斗争将慢慢被两个竞争对手间的经济、文化和知识交往所取代，而这两个竞争对手最后发展成为两个不可分割的世界。等到1114年巴斯的阿德拉来到安提阿的时候，阿拉伯文化已经支配了所谓的拉丁东方的大部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