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新生当中，一般总会有一两个表现得格外聪慧和富有创造性的学生。在1810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录取的一批新生中，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在这一群富有朝气的年轻人中，查尔斯·巴贝奇这个19岁的男生显得非常突出。他很擅长数学，实际上，他入学后没多久，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数学水平，以至于他自认为对数学的理解已经超过了导师。 学习数学非常有趣。只要不用去计算对数表。因为那个时候要计算对数表，唯一的办法就是两个人分工，用手工方法来计算整个表格。一个人读自己的数字，另一个人就帮助检查核对。然而，有一天，巴贝奇正拿着一张这样的对数表坐在他和朋友创办的组织“解析社会”所使用的屋子里，另一位成员进来问他想干什么。巴贝奇抬起头看了看，然后给出了令人惊奇的回答：他正在考虑能否建造一台可以自动完成这种计算工作的机器。 计算机的发明 正是那个时刻改变了他的生活。一有了这个想法，他就开始投入这个计划。不久，他造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机械装置，这个东西可以帮助计算对数表。但是，当他在这台小小的机器上工作的时候，他的思想又开始了漫游。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吗？或许我们可以制造一种能够解决所有这类数学问题的机器？按照他的设计，这部机器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由六台蒸汽机驱动，可以用穿孔卡片进行编程，而且能够每秒钟完成一次计算。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法国人克莱门特·朱格拉和魁奈一样，也是一位医生。但是，在他29岁的时候，便开始研究社会问题。两年之后，他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大量有关法国的出生率、结婚率和死亡率波动方面的研究文章。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中，他也调查了有关法国经济繁荣波动的情况，后来，他便醉心于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1862年对于克莱门特·朱格拉来说，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已经43岁的朱格拉发表了他有关经济波动进程的研究成果——《论德、英、美三国经济危机及其发展周期》。尽管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本著作，但它确实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克莱门特·朱格拉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家遗漏的某些方面。桑顿提到货币过量供给的谜题，穆勒则指出了竞争性投资问题，奥弗斯通曾经关注过商业波动的规律性问题，但没有去做更加深入的描绘与解释。早期的研究者发现了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多个踪迹，同时也发现了带来经济稳定的多种内在因素。他们思索过货币因素，如货币供给、利率和流通速度，还有实际因素，包括随机扰动、投资、储蓄、（不足）消费和（过量）生产等。作为讲求实用性的商人，他们还总结出某些超现实的因素，像公众信心、愚蠢（即非理性）和恐慌等。但是，很显然，这些巨匠中间并没有一个人苦心思索一套连贯的、统一的理论来解释经济周期。这是为什么呢？ 令人惊奇的是，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发现经济周期。当你读到他们写的书或者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中许多人都提到“危机”这个说法，然而，尽管配第早在1662年出版的著作《赋税论》中就使用了“周期”这个说法，却没有人意识到，即使没有任何触发性的因素出现，这种周期性的现象也会发生。他们都曾经认为，经济的繁荣与危机是由一些特定现象引起的，例如外部冲击或失误。有的人，例如穆勒，还发现存在导致经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事件。遗憾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把这一连串的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一种基本的波浪式运动的不同阶段。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看问题，所以就没有一个人会集中精力描绘和计算一种制度的动态变化的可能性。 克莱门特·朱格拉的新作完全不同于以往有关经济危机的文献。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率先认识到，经常性的经济危机并不是一些简单的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经济组织内在不稳定性、周期性重复发作的体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进而对这种周期性运动的不同阶段进行了分类。他提出了“上升”、“爆发”和“清算”的不同阶段，为了区分这些阶段，他收集了时间跨度尽可能长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加以分析。通过研究这些长时段的数据，他确信自己能够判断周期的平均长度为9～10年。朱格拉说明了他对经济内在不稳定性的理解，他写道： “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 他认为，没有发生萧条正是由于某些方面出错了，而萧条的到来则说明经济处于正常的运行轨道。这个观点与当时占主流的看法迥然不同。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造成危机的是“失误”，例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然而，朱格拉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危机的发生就是由于繁荣。 朱格拉对他的著作进行了两次修订完善，并且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但他后来的成就再也没有超过其第一本著作，他也从未把经济周期与信用周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解释经济周期问题，但不管怎样，就一个人的贡献而言，他有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虽然学者们曾经多次描述过某些重要的事实与概念，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事实与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在科学上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情况。只有当某位学者充分认识到这类事实的全部意义时，我们才能说它们被真正地“发现”了。在朱格拉的著作出版之前，许多人都描述过经济不稳定的因素，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周期的概念。而在克莱门特·朱格拉之后，经济学家可能很少会说他们在研究“危机”，他们要研究的是“经济周期”。这正如熊彼特后来所指出的那样： 正是他发现了新大陆，而在此之前，有些人已经发现了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 甚至在朱格拉于86岁高龄去世之前不久，我们看到他依然在埋头研究那一堆统计数据。查尔斯·巴贝奇也是满腔热情地坚持到自己生命的终点。正是巴贝奇所设想的机器最终揭开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经济周期的秘密。诚然，如果没有相关的方程置入巴贝奇的机器之中，那它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就毫无用处。有了硬件，还需要相应的软件支撑，因而就需要有人发展出一套与经济行为相互耦合的数学表达式。 一般均衡 里昂·瓦尔拉斯是一位工程师，1834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他从事过文学创作，当过铁路公司职员、新闻记者，1870年，他以微弱优势获得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首席教职。1874年，他写了一篇关于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论文。瓦尔拉斯还和一些经济学家联系紧密，彼此常有书信往来。1889年，他出版了《纯粹经济学要义》第一版，后来他又继续对这部著作加以修订与完善。在这本书的开始，他描述了纯粹和应用的经济学——一种对历史的艺术性表述。然后，他提出经济学必须要用数学术语来描述，于是就用到了边际分析方法。在该书后面的章节中，他详细说明了如何用数学原理来描述和分析一个又一个经济问题。他的主要方法是描述一般均衡，在一般均衡状态下，所有市场参与者（“代理人”）的活动加总起来形成了一种稳定状态。他慢慢向读者介绍了整个模型。首先，他介绍了一种非常简单的情形：只有两个代理人进行物物交换的经济。而后，他的论述扩大到有多人参与交换的情形，接下来是有多种物品进行交换的情形，然后涉及生产要素市场，之后又包括了储蓄、资本形成、货币，最后加入了信用因素。在几个简单化的假设基础上，他完成了整个理论的构建。这些假设包括完全竞争、完全的可变性以及价格的完全灵活性。在每一种情形中，他都演示了均衡状态是如何达到的，不过他也确实提到过存在多种可选均衡的可能性。 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 当瓦尔拉斯在用数学方法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另外有一些人开始寻求对朱格拉的周期进行解释。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杰文斯的一生为经济思想贡献良多。1871年，也就是大危机发生之前的一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书中，他对边际分析方法做了很好的说明，而且第一次描述了“理性人”——经济学构想出来的只会做出理性决策的人。他解释了理性消费者是如何努力将效用最大化的，当消费者在购买特定的某种商品时，如果他们认为把下一块钱花在其他方面能够获得更高的效用，那么他们就会停止继续购买特定的某种商品。 还有一个与太阳相关的问题。杰文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经济萧条所造成的痛苦，当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有关经济周期的文章（发表于1875～1882年之间）时，他很可能受到了1873年经济危机的激发。他的一个灵感之源就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杰文斯注意到穆勒强调了公众情绪的变化，但在杰文斯看来，穆勒对重复发生的繁荣与萧条现象的解释是很不充分的，仅仅是发现了相对的规律性。哪一个过程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每隔一定时间就会变得贪婪和恐慌呢？穆勒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杰文斯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经济体系之外，四处寻觅那些刺激经济发生大波动的因素。在研究了大量的统计数据之后，他做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和推测。他得出的第一个基本结论是，农业（收成）是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农场里发生的某些事情也许能够解释经济波动的原因。然而，农场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农作物病虫害吗？ 杰文斯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原因就在于太阳光炽热强度的波动——由“太阳黑子”（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太阳表面的大火球）现象的规律性所造成。他的第一篇论文——与1875年的大危机巧合——试图说明从1254年到1400年之间英国的谷物收成变化存在一个111年的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的周期非常吻合，当时的天文学家宣称太阳黑子的活动周期也是111年。太阳黑子活动的增加会造成阳光照射强度的提高，从而刺激作物的生长，于是农业收成就会高于平均水平。问题由此迎刃而解！ 然而，随着天文学家对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长度进行修正，以及英国新的谷物报告也并不符合他的模型，杰文斯的说法遭遇了尴尬。 杰文斯的太阳黑子理论留给我们的并不是其错误的结论，而是其分析问题的方法。当代经济学家常常使用“太阳黑子”这个术语，他们所指的并不是太阳表面燃烧的火球，而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存在某些现象，其本身不能对经济产生影响，但能够改变一般人的预期从而间接地对经济产生影响。由此可见，杰文斯的方法留存下来了。 货币数量论 1885年，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经济学家西蒙·纽科姆出版了一本《政治经济学原理》，非常清晰地介绍了流量与存量之间的差别，并且对收入的圈流做了图解，他画出箭头把经济体中不同的人联系起来，展示了这些人相互之间是如何进行支付的。然而，这本书最重要的内容则是叙述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关系。他称之为交易方程，该方程后来则被欧文·费雪作为货币数量论重新加以介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况。这个方程是： MV=PQ 其中：M＝货币供给 V＝货币流通速度 P＝商品与服务的价格 Q＝商品与服务的数量 这个模型并不是解释经济动态变化的理论，但它说明了一个更为核心的关系，可以作为许多理论的参照基点。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多次详细说明这个模型，但在这里只需了解它的来源。 快乐原子 一台机器总是按照专门设定好的用途来运转，例如轮子的旋转，或者编织机纺锤的运转。这对于“经济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它也应该有设定好的运转目标。与瓦尔拉斯同时代的一位学者对这些目标的设定做出了贡献，他就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 埃奇沃思注意到，加入经济机中的人一般都被假定为将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定义这个效用，以及如何将其细分成最小的可能单位。1881年，他提出了“快乐原子”这个术语来定义它。但要测度这些原子则不容易，尽管他这样描述： 快乐原子不容易被辨别和看清楚；它比沙子紧密，比液体松散；就好像那些仅仅可以感知到的原子核，嵌在圆形环绕的半意识里。 难怪人们觉得他的文章如此难读。 帕累托均衡 你可以说，瓦尔拉斯的经济机的用途就是把埃奇沃思的快乐原子的产量最大化，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追随瓦尔拉斯的理念。瓦尔拉斯是一位先驱者——一个启迪他人的人，因此，当他在1892年从洛桑大学退休的时候，重要的是找到一位继任者，能够跟随他的足迹并且继续启发和领导这场新的运动。学校选择了维弗雷多·帕累托，一位出生于巴黎而大多数时间生活在意大利的工程师。帕累托曾经选择在铁路公司任职，他从工程师升到了两家公司的董事。直到1890年，42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学习经济学，1893年则接替了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的教职。帕累托在洛桑大学工作了7年，后来继承了一笔财产便决定退休。但是，他仍然留在瑞士并且继续撰写经济学文章，直到他1923年去世为止。 帕累托一个很大的优势是他所接受的工程师教育，而且他具有长期的技术工作经验。因此，他具备很高深的数学知识，这些数学知识常常贯穿在他的著作之中。他的劣势则是像埃奇沃思一样，写作风格很糟糕，就像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高智商的人那样。他常常在一张纸上同时阐述几个半拉子理论，然后又去谈论别的事情，讲了很多之后才转回来把前面的半拉子想法写完整。 今天，帕累托这个名字的使用频率很高，经济学家常常会提到“帕累托最优”或者“帕累托均衡”，这种状态表示经济系统生产出的埃奇沃思快乐原子达到了最大的可能数量。随着第一个经济周期理论渐渐发展起来，人们将一遍又一遍地运用他和瓦尔拉斯所发展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