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主义总是像上文所说的那样运行。例如，中国就正在吸引巨大的私人资本流入。当然，在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外资惊慌失措地撤离该地区，也显示出短期资本流入其实是一种令人喜忧参半之物，有时也会将国家置于金融风暴之中。但长期的投资则更可能是有益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会得到工作机会、工资将上升，而将资本移入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则能够得到高额回报。这种资本活动，比如贸易，通常都会创造皆大欢喜的收益。由于政治竞赛往往表现为一种"零和博弈"（你的收益就是我的损失），那些最热衷于政治的人会很难相信这种双赢。所以他们或许就会对全球化产生过分的质疑。 但最底层的10亿人又如何呢？我再一次认为全球化的效应（这一次是通过资本流动）是不同的。最大的资本流动不会流向那些最缺乏资本的国家；它们与最底层的10亿人擦肩而过。投资流入的国家之首是马来西亚，一个成功的中等收入国家。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最大的一笔私人投资流入，就只是为自然资源开采所提供的资金，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被首选的是安哥拉，这还要归功于海洋石油的发现所带来的机遇。 为什么资本最为匮乏的国家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呢？从历史的角度上说，部分原因是因为不当的治理和政策。不当的治理和政策显然不能促进用于资源开采的资本流入（就像安哥拉）。可这种资本流入实际上也缩减了对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的自由投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都对治理和政策进行了意义重大的改革。可问题在于，即使是这些进行了改革的国家，也不能吸引重要的私人资本的流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不能。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和一位现在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非裔美国人、凯茜·帕缇萝（Cathy Patillo）一起合作对此进行了研究。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投资最底层10亿人的经济的可感知风险仍然很高。投资者对风险的感知是可以估测的--一本实用的指南是一份由《机构投资者》杂志完成的民意调查，它将每个国家的可感知风险用1~100的得分排列了出来。得到100的分数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投资安全类别，而得到1的分数则意味着它只适合神风敢死队一样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种调查所显示出的风险率，有助于从统计学上揭示私人投资的流动；不言而喻的是，高风险必然会吓退投资。 进行过改革的最底层10亿人国家的问题在于，风险评级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期才会显出好转的态势。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给进行改革的乌干达提供建议时，第一次遇到了这一问题。政府做了一些非常果断的决定，经济也开始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而那时，《机构投资者》给乌干达的评分却只有百分制的5分，是非洲国家中最差的得分。这与政府实际所做的努力实在太不相称，所以理应发起一场争取投资者的形象工程。渐渐地，评分不断提高。我记得在1997年香港的一次会议上偶遇到了乌干达的经济代表团。当时最新一期的《机构投资者》已经出版，他们激动地冲到我面前说："您看过了么？"他们已获得了世界上最大的进步，他们的评分从18升至了23--但仍然远远低于重要投资可能流入的水平：30~40。为什么令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刮目相看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 首先，矛盾的是，那些改革力度最大的国家，往往是改革开始时治理和政策最糟糕的国家。世间事物往往会否极泰来，差到极限反而能够引发激烈的变革。所以改革的确经常从一个相当糟糕的水平上开始，就像乌干达。如果你是从5分开始的，那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投资愿意流入的评级水平。 第二点原因是，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经济非常小。必然的结果就是私人投资者实际上对它们一无所知--搜集信息花费不菲，更何况信息还要不断及时更新，而这些地方实在没有重要到足以让他们去费神调查。这在乌干达政府试图改变国家形象时表现得非常明显。上一次乌干达在新闻当中出现，还是因为艾迪·阿明，那位令公众困扰的政变领袖，不满足于只坐在总统的宝座上，又自封为陆军元帅（他自封的全称是：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杰出服务勋章和军事十字勋章获得者，地上万兽与海中水族之主，非洲尤其是乌干达的大英帝国的伟大征服者，终身大总统阁下，陆军元帅哈迪吉·艾迪·阿明博士）。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阿明已经倒台了近10年，但许多潜在的投资者仍然以为他是总统。在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中有58个国家，投资者不会逐一对它们进行了解，而只会将它们统归为"非洲"，随后对它们置之不理。这与中国恰恰相反：每一家重要的跨国公司都知道应当与中国的发展齐头并进。这甚至在统计学上就能显示出来：一组研究者已经揭示，投资者对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的评估系统性地夸大了这些国家存在的问题。 第三点原因是，政策上的改进实际上往往并不稳固，许多刚开始的转机转眼间就会前功尽弃。改革在政治上往往是困难的，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见，它并没有从有条件的捐赠政策当中获得多少帮助。即使是那些真正想要进行改革的政府，也往往会被迫反对一些援助国急切催促它们进行的改革，因为这些援助国总是想要毕功于一役。而政府并不想偶尔才拿到的钱，就胡乱进行一些改革，随后便不了了之。所以真正的改革者往往不能将自己和冒牌的改革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不能证明自己改革的诚心，投资者便将他们和冒牌货们混为一谈，说："不用联系我们，我们会联系你们的。"随后却去了中国。 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可信度的问题。由捐款促发的改革并不能为投资者所信任，而即便没有捐款，这些改革也是有高风险的。一个真正要改革的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呢？经济理论给了我们正确而标准的解答，但那并不怎么吸引人。政府需要发出一个表达它们意图的令人信服的信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一番痛苦的改革，而冒牌改革者是不会去进行这样的改革的。这样做才会显示出这个政府的真正决心。乌干达政府实际上就是这样去做的。它将财产物归原主，即那些被阿明驱逐出境的亚洲人。在总统选举的准备阶段中，乌干达政府也大刀阔斧地裁汰行政部门，上千人丢了工作。这样的决定使国家的风险率骤然提升。尽管为改变投资者的认知，这种信号战略是必要的，可它还是显得过于雷厉风行，难免要冒着制造一次政治反弹的风险。在第4部分，我将讨论用何种方法能够不这么痛苦地获取可信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