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然而，贸易规模和构成最为引人注目的转变，却发生在过去的25年内。在这25年间，发展中国家首次进入了全球的商品和服务市场，而不再仅仅是初级产品市场。直到1980年前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一直就是负责出口原材料。而如今，发展中国家80%的出口都是制造品，服务业产品的出口也同样迅速增长。初级产品的生产基本上只是自产自销，即使出口这些初级产品，也更多的是给那些使用土地的人带来利润。土地有时归农民所有，但主要受益人更多的还是矿业公司和大地主，所以建立在初级产品出口之上的贸易，很可能会创造出大量不均等的收入。其贸易范围也受到市场规模的固有限制：如果出口增长，价格就会下降。与之相对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就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前景，带来更为公平的盈利和更为快速的发展。它们更多的是使用劳动力而不是土地。出口的机会也会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标志性特色就是它们拥有大量的非生产性劳动力，这些出口便能使发展的好处惠及到更为广泛的范围之中。而因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世界市场十分巨大，最初也是由富裕国家占优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扩展空间也是十分可观的。 然而，在我们为发展中国家这种贸易改变欢欣雀跃之前，让我们先问上一句，这一天的到来为何这样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富裕世界主导着全球制造业，尽管它们要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发展中世界的40倍之多。为什么如此巨大的工资差距没能使发展中国家更具竞争力？对这一问题的部分解答是，富裕世界对贫困世界施加了贸易限制。另一部分原因则是，贫困世界被自己所设的贸易限制束缚了手脚，向竞争性世界出口变得无利可图。但贸易限制只能部分解释工资差距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富裕世界之所以能容忍这样巨大的工资差距，更多还是因为在制造业中存在着空间规模经济。就是说，如果同一地点的其他公司正在生产制成品，往往会使你的公司降低成本。例如，如果有很多公司在制造同样的产品，就会有成群符合你需要的熟练工人。随即就会产生大量的公司来提供服务和能源，使你的生产事半功倍。而若是将公司迁到某些没有其他同类公司的地方，即使非熟练劳动力要廉价许多，其他的这些成本也还是会大大增加，往往得不偿失。 专业术语对此的概括是"聚集经济"（economy of agglomeration）。它是保罗·克鲁格曼和托尼·维纳布尔斯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他们想知道，如果工资差距扩大到足以抵消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时，会产生何种情况。设想你的公司是第一个成功地跳过了工资差距的公司--就是说，你的公司从高薪世界迁到了低薪世界之中。你起初自然无法日进斗金，至多是不赔不赚而已--要是将公司迁到这里就能一夜暴富，那别人早就这么做了。你第一个迁来又没有破产，能够勉强度日。孤零零地当着开路先锋，周围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形成一种聚集经济，但你还是硬撑了下来。而现在事情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第二家公司也迁来，这时会发生什么呢？对于第二家公司来说，境况要比第一家公司好一些，因为毕竟这里已经有了一家公司，而这也对第一家公司有所帮助，它们开始一起渐渐经营得有声有色起来，而不再仅仅是勉强度日。那么等到第三家公司迁来时，情况又会如何呢？自然就是更上一层楼了，在这个新的地方将出现一次制造业的急剧转移。这听起来是不是有些耳熟呢--就像是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发生的制造业转移一样？这一转移之所以是急剧的，是因为一旦开始了较大规模的迁移行动，就会在低薪的亚洲产生聚集经济。在这一过程中，亚洲的薪水会得到提升，但由于最初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亚洲又有着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所以这一趋同的进程还是会持续许多年的。我将这种情形描述为是公司的重新部署，而有时这可以更准确地描述为外包或者"移位"。但你不需要，也不能通过禁止公司迁移来中止这一活动。在低薪地区建立新公司或是留在高薪地区，这两者在竞争中取胜的机会均等。为了使产业更具活力，公司不一定非要变更位置，因为公司在一个地方的兴衰成败不会随着所处位置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为了有效地打入制造业的全球市场，就有必要跨过一道成本竞争力的门槛。如果一个国家能够跨过这道门槛，它实际上就会享有无限的扩展可能：如果第一家公司能够获利，那么它的效仿者也同样能获利。这种扩展创造了工作机会，尤其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诚然，这些工作绝不会是很令人称羡的，但它们比起在小农场里做枯燥无聊的苦工，或是在街角转来转去地兜售香烟，也算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随着工作机会逐渐增多，它们不但为得到工作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也同时为工人背后的家庭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保障。渐渐地，随着工作的扩展，劳动力市场开始紧缩，工资也就随之上涨。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的马达加斯加，就出现了这种情况。政府建立了一个出口加工区，制定了合理的政策，以使众多公司具备足够的成本竞争力，以利用一项名为《非洲成长及机会法案》的美国贸易安排。几乎在一夜之间，出口加工区就从寥寥无几的机会激增至30万个岗位。这对于一个只有1 500万人口的国家而言，是相当可观的。机会本来很可能还会继续增长，但这时国家的政局却扯了后腿。当总统兼海军上将迪迪埃·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输掉竞选时，他拒绝下台，并派出亲信封锁了由他的支持者控制的港口。接下来的8个月中，这位海军上将试图通过对不服从的选区进行经济扼杀来夺回自己的位子。不出所料的是，出口加工区被大肆破坏。等到重新启用时，那里只剩下了4万个工作岗位，而众多公司也大多如惊弓之鸟一般不敢再回来。我记得一家持不信任态度的美国服装公司主管对我说，这位前总统已选择了毁灭自己的国家。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退出，去亚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