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很多事情都是经验在先、思想在后的。1984年之前，在部分农产品和少数生产资料领域里出现了两种定价方式并存的做法。但是，1984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对价格改革的策略和模式进行了非常集中的讨论，尤其是在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上，如何实现价格的市场化？价格改革的最好方式是什么？在当时出席会议的一批年轻的经济学者当中这些问题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被传为“莫干山会议”的佳话。而华生、张维迎和田源是会议上价格讨论组当中不同思路的代表。正因为如此，今天他们之间争论的当然就不再是价格如何改革的话题，而是谁第一个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想。 特别是在2007年和2008年，关于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也就是说，究竟是谁最早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参与价格改革思路讨论与论战的经济学家之间是有分歧和争议的。争论尤其是在张维迎和华生（从文字上看，卷入争论的还包括了张少杰、高梁、李晓西、罗小朋等所谓“上过山”的人）之间间接展开的。基于这些争夺的文字，有的人甚至还总结出了四个不同的版本。 我无意去考证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尽管我也不能在记述中完全回避这样的争议。对于我而言，也许弄明白价格双轨制的“专利权”在今天已没有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的确有些精彩的东西值得好好回忆，并对其采取理论的分析。价格的双轨制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一个话题。 莫干山会议 既然提到1984年，那么就让我先从1984年说起。“把价格弄错”（getting price wrong）是计划经济的策略。因此，当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首先要改革价格，“把价格搞对”（getting price right）。微观经济学让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实际上，当中国经济的改革中心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经济之后，怎么“把价格搞对”则变得非常复杂。 当时的中国经济实物色彩很浓，城市的食品和基本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国有企业部门非常庞大，普遍实行对生产资料的价格管制，甚至连火柴涨价一分钱，都要由国务院讨论和批准。因此，改动任何一个产品的价格都要触及很多部门的利益甚至于经济体制。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什么价格被扭曲了多少？能使供求关系趋于平衡的“均衡价格”（equilibrium prices）又在何处？价格的改革应该是一次到位呢，还是可以像收音机搜寻频道那样“微调”（fine-tuning），不断地向均衡价格靠拢？这是政府当时面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决策问题。 1984年9月3～10日，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世界经济导报》、《经济效益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10家单位联合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的活动。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所以又称做“莫干山会议”。我没有找到筹划这次会议的更多的细节信息，但是仅有的资料显示，这次会议是1984年3月以征文的形式开始筹备的。向全国发布的征文信息实际上不仅吸引了身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年轻的经济学者，而且吸引了政府部门里思想活跃的中青年人士的参与。 会议的筹备组共收到应征论文1 300多篇，而且他们制定了“以文选人”的原则，坚持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代表入选资格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我记得，当时复旦大学经济系刚刚留校的一批青年教师也提交了论文并参加了会议。“莫干山会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浙江省省委书记、省长等都到会讲话。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会并没有采取论文报告的形式，而是以城市经济改革及相关问题为中心议题，分七八个专题小组展开讨论，论文另外印发。 在我看到的一些参加过会议的人后来写就的回忆资料中，很多人提到，“莫干山会议”中的很多人不仅血气方刚，而且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思想活跃、文字泼辣、观点新颖。大家畅所欲言、平等讨论、互相补充，形成集体成果。激烈的讨论经常延续到深夜。会议期间，他们不看电影，不游山玩水，这使得当时出席会议的不少老同志对他们刮目相看。“莫干山会议”把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作为一个群体推上了中国改革转型的大舞台。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的常修泽曾经开玩笑地说，后来“上山”成了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后不久，《中青年经济论坛》于1985年在天津创刊，这份刊物也获得了当时经济学系学生的喜爱。 “莫干山会议”大约讨论了八个专题并分成相应的讨论小组：（1）关于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2）关于工业企业实行自负盈亏问题；（3）关于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4）关于沿海14座城市对外开放问题；（5）关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6）关于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问题；（7）关于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8）关于现阶段政府经济职能问题。其中在理论和思想上讨论最热烈、也最富有成果的是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 “莫干山会议”在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上主张，一是以提高采掘工业品价格为中心，改革工业品价格体系；二是以解决农产品价格倒挂和补贴过多为中心，调整消费品价格和公用事业收费。但对于工业品价格如何改革，会上最初形成了两种意见或者两种思路：“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会议的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自觉利用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个价格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dualtrack pricing or dualtrack approach）。 31岁的华生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在会议上向中央领导做了汇报，会后华生写了一份会议纪要，题目是《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1984年以学生身份参与“莫干山会议”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回忆说：争论异常激烈，会议还发明了挂牌辩论的方式，经常将争论延续到深夜。回想挑灯夜战的当年，那是理想主义者的大聚会。在激烈碰撞中，一种新的折中思路产生了。高梁还说，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蒋跃商讨，并从农贸市场中颇受启发。当时城市居民凭粮票买粮，一人一月30斤。如果粮票有富余，可以拿去农贸市场换鸡蛋。如果不够吃，就去农贸市场买高价粮。他们认为原材料价格改革也可以这样进行。计划外调剂价格就是市场价格。逐步缩小计划比例，从而扩大市场比例。这个想法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华生、何家成、张少杰所持的观点不谋而合。大家觉得华生笔头快、口才好，最不怯场，就让他代表发言。“在价格组挂牌争论的最后一天下午的最后一小时，看大家实在争不出头绪，我们报名，说有第三方案。华生上台演讲。” 华生于2005年在《中国改革（综合版）》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双轨制始末》的文章，文中描述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在“莫干山会议”上的形成过程。他说： 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中央对价格改革问题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酝酿。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的田源等人提出了对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必须进行大步调整的建议，并进行了大量的测算和方案的比较，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提出用“小步快调”的办法，不断校正价格体系，既减少价格改革过程中的震动，又可以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格的主张，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但因为调整价格体系牵一发动全身，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利益结构和会产生难以预计的连锁反应，价格改革起步的决策仍在权衡之中。 由于在中央工作和接近上层的这批同志带来了这些总揽全局的信息，“莫干山会议”价格组的讨论就分外热烈。争论最初是在“调派”和“放派”之间进行。当时参会的“大调”和“小调”的主流派详细论证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价格调整方案的可行性，阐述了一步走向市场均衡价格存在的困难和风险，而以来自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反对“放派”主张的主要论点是说在计划经济为主的情况下，一下放开价格控制太不现实，同时市场发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在市场不完备时，市场均衡价既难以实现，也未必优化。由于争论非常激烈，会议还发明出挂牌辩论的方式，挑灯夜战。记得当时参会的都是年轻人，意气风发，思想单纯，得理不让人。在会议内外热烈气氛的激励下，我们一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校研究生（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经过几天通宵达旦的争论和讨论，采纳和综合了双方观点，形成了实行“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并委托我代表大家参加挂牌辩论和答辩。 以上这个说法得到了现在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任职的高梁的证实。正如华生所说，高梁本人当时是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参加“莫干山会议”的。在《经济观察报》2005年7月4日发表的文章《华生：双轨》中有一段对高梁的采访。在被问及价格双轨制和“莫干山会议”的时候，高梁说：“调派也可以说是算账派。当时中央组织几个单位，如航天部710所，做出了巨大的价格模型，进行计算机分析。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的学者，也在做模型。他们希望把价格算清楚，通过政府调价，然后一下子放开。但在现实中，调价牵扯各方面利益，账不管怎么算都会遇到巨大阻力。在莫干山上，以田源为代表的、已经参与政策研究的一批学者，提出以“调”为主的意见。与之相对的是，以西北大学研究生张维迎为代表的“放派”则主张，应该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实行市场供求价格”。 的确，在“莫干山会议”前后，价格改革的“调派”和“放派”都积极地发表文章阐释其观点。代表性的文章包括楼继伟和周小川于1984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论我国价格体系改革方向及其有关的模型方法》，郭树清于198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上的《关于中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张维迎于1985年在《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发表的《关于价格改革中以“放”为主的思路》等。而在“莫干山会议”上形成的价格双轨过渡的第三派的主张最初则是写入会议纪要的。在题为《用自觉的双轨制平稳地完成价格改革》这份会议纪要中提出的“放调结合”的双轨过渡的想法随即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莫干山会议”之后不久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4年10月）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985年3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正式实施的标志。而华生等人于1985年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题为《论具有中国特色的价格改革道路》的文章，再次论证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 但是，这个在二十五年前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以及在当时引发争论的价格改革的思路，在今天却出人预料地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两年来，参与当年“莫干山会议”价格组讨论的亲历者们展开了一场关于价格双轨制 原本，在20世纪80年代末，价格改革的失败，特别是价格双轨制引发的经济混乱，使得“价格双轨制”这个名词在中国国内名声狼藉。这也就可以理解，几乎没有人站出来，为澄清谁在当年的“莫干山会议”上首次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而著书立说。价格双轨制的名声大噪是90年代之后的事情，价格双轨制的声誉从国际上开始逐步传入国内，由坏变好。因为在国际经济学界，价格双轨制在90年代之后才开始被公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最具创意的战略。随着国际上的经济学家把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变成理论，价格双轨制更是成为来自中国的对现代经济学少有的贡献之一。 2008年9月28日的《经济观察报》发表了记者马国川对张维迎的采访《我总是直截了当地表达我的观点》。在采访中，张维迎再次提到了自己对价格改革的早期观点，特别强调“价格双轨制”这个词早于“莫干山会议”就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了。他说： 1983年年底开始论文的选题，我意识到研究价格改革问题现实性很强，而且我很有想法，这些想法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很新颖……我经常去茅于轼老师家向他请教问题，他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是我真正的学术导师和学术知己。我的一些主要观点的形成离不开他的启发。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到1984年4月我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价格改革思路……思路一旦形成，写文章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大概花了两三天时间就完成了一万多字的文章《以价格体制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很兴奋，拿去给茅先生看，茅先生看了以后也很喜欢，刚好他在帮助丁宁宁编辑《专家建议》，那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参。丁宁宁是能源组的负责人，茅先生就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了丁宁宁，文章就发表在1984年6月的《专家建议》上。 张维迎在访谈中明确地说，在那篇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文章里，他已经系统地论述了以“放”为主的“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那篇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平衡的价格体系，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当时不能讲市场经济，但按照我提出的改革思路，结果不可能是计划经济这句话是张维迎在采访中对前一句所引用的话的补充。——编者注），“价格体制改革的具体办法，可以参照农副产品价格改革的办法，实行双轨制价格，旧价格用旧办法管理，新价格用新办法管理，最后建立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与价格调整相比，价格改革是一个连续的逼近过程。问题不在于第一步是否达到合理，而在于每一步是否都在趋向合理”。 张维迎在《经济观察报》的这次访谈中总结了自己对价格双轨制方案的贡献。他说：“尽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双轨制实际上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结构调整、地方分权及乡镇企业的出现而自发产生的。我的贡献在两点：第一，明确把市场价格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第二，把自发产生的双轨制现象从理论上提升为自觉的价格改革道路。这类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转变为‘疏’的思路。” 张维迎还在访谈中回忆了一个细节。他说，除了田源本人，“还有几个发言者挑战我。我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一直对自己的逻辑思维很自信，也喜欢用一些浅显的比喻。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至少觉得我讲的有道理，我发言时点头的人越来越多，掌声也越来越多。我越讲越兴奋，后来也有人帮助我向大家解释我的观点，因为我普通话讲得不好，有些人听不懂。” 在对张维迎的访谈记录发表之后不久，2008年10月13日，华生与高梁和张少杰联名在《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了一篇长文，题目是《张维迎为什么要盗劫价格双轨制？》，在文章中作者认为不仅是张维迎挑起了对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的争论，而且认为张维迎歪曲了历史真相。他们在文章中说：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张维迎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中，首次自称是“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学者”，但由于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人们也无从知晓他在哪里提出和论述的。因此，尽管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看到后都感到很奇怪，但我们谁都没有去责疑和驳斥。直到2006年张维迎在其出版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一书中，首次提出他在1984年4月就写成了《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并刊登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出版的《专家建议》上。在该文中他第一次系统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他说在“莫干山会议”上“从一开始就形成‘调’、‘放’两派，田源是调派的代表，我是放派的代表。最终，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会议组织者以政?领导人‘容易听进去’的方式将我的观点作了一些修正，向国务院提交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价格改革新思路，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双轨制’由此成为中国价格改革的官方政策”。 由于张维迎的说法与20世纪80年代留下的文献记载及“莫干山会议”与会者的回忆都完全不同，因而引起所谓关于双轨制发明权的争论。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和当事人，我们一直觉得，这种事后对历史的修改十分令人遗憾，但双轨制已经载入历史，争夺个人的发明权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回避对张维迎的说法作出正面的评论。 但是，最近在《经济观察报》纪念改革三十年的访谈中，张维迎进一步明确说，在“莫干山会议”上“我还讲了如何通过双轨制逐步放开价格的思路，我的发言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之前没有人从放开市场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问题”，说他“基本上是单枪匹马轮番应战”，“我现在确实想不出还有谁是放派了”，“随着讨论的进行，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我说服”，“掌声也越来越多”，称自己是“莫干山会议”上把市场价格作为改革目标并提出双轨制的唯一贡献者。这样，当然就有人，包括媒体向我们尖锐地提问，张维迎的说法与你们的回忆完全对立，不可能同时为真。如果张维迎所言属实，那么过去所说我们几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双轨制的人，就是在撒谎和伪造历史。因此，尽管在这种非黑即白的情况下，说清楚真相总会令有些人难堪，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已经再没有什么回避的余地。我们也只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澄清事实真相，这既是对历史和大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有助于人们对改革真实历程的认识。 那么，张维迎为什么坚持认为自己是价格双轨制思想的第一人呢？从已有的文字资料上不难发现，张维迎要据理力争的是，在“莫干山会议”之前，他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路。他的主要证据就是他于1984年6月在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能源组内部资料《专家建议》中发表过的那篇文章，题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发表的时间早于“莫干山会议”三个月。张维迎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自己才入选出席了“莫干山会议”。 那么，既然张维迎在“莫干山会议”前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为什么会议中却被称为“放”派的代表呢？张维迎的解释是，“放”其实就是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核心。而华生他们认为，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文章其实“和改革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并不能算数”。 他们的原话是：“既然现在张维迎说他早在‘莫干山会议’以前就写文章全面论述双轨制，并带着文章上山，他为什么在‘莫干山会议’上不提双轨制？……首先，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提出的价格改革双轨制推进战略与张维迎文中提到的双轨制价格并不是一个内容。会上进行的是‘放’和‘调’的争论，而张维迎是高调的市场化‘放’派，坚决反对‘调’。本来张维迎的长文还提到一次‘调’，说可以‘或先调后放’，但这正是‘莫干山会议’上‘调’派的思路。这样，他到‘莫干山会议’上遇到了‘调’派以后，就完全抛弃了自己或可以先调的含糊想法，变成了彻底的‘放’派，与‘调’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第三种思路，是综合放调两方面的意见，把放、调各作为一轨，综合起来叫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当时讲双轨制主要是从外放内调、两条腿走路，双轨推进这个动态意义上说的，并不是强调去搞计划内外两个价格，那样与会者和领导根本都不会接受。……当时在‘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和领导批示中说的都是放调结合，并没有提及双轨制。” 那么，张维迎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那篇文章到底应不应该“算数”呢？我不是亲历者，自然不能也无须作出回答。在目前披露的文献中，张维迎的确早在1984年的文章中就提出了价格双轨制的思想。但同时我也理解华生等人认为张维迎的这篇文章与改革没有多大关系，不应该算数的理由。简单地说，这是因为“莫干山会议”通过争论形成的价格改革的思路中，只有调派、放派和“放调结合”派。最后形成的价格改革报告的文稿中没有使用过“价格双轨制”这个名词，当时张维迎是属于放派的。而张维迎要力争的是，他在“莫干山会议”前写出的文章中就使用过“价格双轨制”，早于“莫干山会议”几个月。这就使得争论和争夺复杂化了。 当年“莫干山会议”上价格改革的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执笔人徐景安先生于2008年也就价格双轨制的来龙去脉写过文章，基于文字资料和回忆提供了一些细节，以《双轨制价格改革的由来》为题发表在《领导者》 （双月刊）2008年第2期（总第20 期）上。根据徐景安的说法，张维迎于1984年6月发表在《专家建议》中的那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文章，在收录进张维迎自己的《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文集时作了很大的修改，而且增加了第五节的新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说就像1984年制订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方案。”对细节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徐景安的原文。 徐景安认为，张维迎是国内最早有过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人，但不能说其系统论证过双轨制价格改革。他认为，应该澄清的是，张维迎于2006年出版《价格、市场与企业家》文集时，对《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一文作了重大修改，特别是加了第五节“价格改革与放活市场”的内容。徐景安发现，在新加的这一节里，张维迎实际上根据“莫干山会议”的主报告，将从短线放起改成从长线放起，并列举了机电、轻工作为先放开的产品。可是，在张维迎为这篇文章新写的注释里把修改后的文章仍然说成是1984年4月21日写的，而且没有说明在哪里作了修改。徐景安说，这样就使得张维迎于1984年撰写的文章“看上去不仅具有理论性，而且还有操作性了”。 不过，徐景安还是很幽默地说：“对于1982年毕业，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他来说，能写出这样一篇有见地的文章确实难得，所以入选参加‘莫干山会议’，并在会上崭露头角，以‘放’派独占鳌头。平心而论，要求他在参加‘莫干山会议’前，就系统地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提出具有操作性的建议，是难为他了。参加‘莫干山会议’后，他受到启发，坚持研究，修正和完善他原来的想法，写成系统地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文章，那是合乎情理的。” 在这里，我想张维迎与华生等人之间关于谁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的争论应该告一段落了。当年参加过“莫干山会议”和参加价格改革论战的人很多，而今天卷入到这场争夺战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人。更多的人没有出来参与论战和提供证据。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发明权争论根本没有必要，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改革总是经验走在思想的前面。而早在1988年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之际，关于价格双轨制的经验与思想谁为先的问题就引起过当事人的争论。 在1988年，为了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十周年，华生、张学军和罗小朋在《经济研究》杂志连续三期发表了题为《中国改革十年：回顾、反思和前景》的长篇论文。在“回顾篇”里，他们提到在“莫干山会议”上他们的价格双轨制思想的形成过程。但是，他们的这一文章遭到了石小敏和刘吉瑞的批评和质疑。石小敏和刘吉瑞于1989年2月在《经济研究》发表的文章《经济学家首先要尊重历史和事实——评华生等〈中国改革十年（回顾篇）〉》中指出，中国的价格双轨制形成于1984年之前，是1979年以来在农产品价格和其他一些商品价格方面已经实行过的改革方法。至于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他们认为，在1984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扩权十条”中就明确认可了，而这比“莫干山会议”早四个月。 石小敏和刘吉瑞提及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双轨制的做法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曾担任9年（1982～1990年）国家物价局局长的成致平先生在《价格改革三十年（1977-2006）》一书中甚至还肯定地说过，首先明确提出价格双轨制思想并使它得以推广的，不是别人，而是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成致平先生解释说，价格双轨制首先是从石油行业开始的，当时，我国的石油产量上不去，1981年国家决定在石油行业实行包干，包干以内一个价，超出一个价，计划内每吨100元，超产的每吨644元，这种价格的差距就是价格双轨制。每吨100元是国内的收购价，每吨644元是国际的市场价。这也是为了防止石油外流，从而采?的出口转内销的办法。到了1984年，在其他国民工业生产资料方面也开始实行价格双轨制。石油行业搞了几年价格双轨制以后，为了解决工业领域里的困难，国家经济委员会决定在其他工业生产资料方面推广价格双轨制，让价格双轨制得以普及。成致平特别说道，他所说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就是特指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吕东。 还应该提及的是，在“上过山”的那些年轻学者当中，当年与华生一起参与到与石小敏和刘吉瑞争论的罗小朋在二十年之后也发表了自己对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看法。在我收到的来自浙江大学的一份非公开出版的刊物中，罗小朋发表了一篇长文，其中讲到了“莫干山会议”和价格双轨制的思想形成过程。尽管他认为实际上自己才是第一个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价格双轨制改革思路的人，但他的看法还是与已经公开的争论文字不同，也许这代表了更多参与者避而不谈的观点。在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价格双轨制的思想是那个年代的必然产物，不是孤立的事件，更不是单个人的发明： 关于谁最先提出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一问题的争议，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我虽然知道自己是在“莫干山会议”首先提出价格双轨制的人，但是，多年来我并没有刻意地强调这一点，因为我并不认为自己对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施作出了最大贡献。我的理由是： 1.干山会议”是当时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老一代改革者的支持下，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而我并不是这次集体行动的策划者和主要的组织者。这次集体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青年经济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与老一代经济学者竞争，为改革出谋划策。而我对这个策划和组织过程没有多少贡献。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无名英雄，有的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所知道的策划者之一，Z君，提出以论文质量选拔人才，对策交流、组织讨论的会议方针很幸运地得到采纳。如果没有这个创新，而是像以前那样，各自宣讲自己的文章，“莫干山会议”早已被人遗忘。 2.刚参加会议，就得到内部消息，中央领导受到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鼓舞，已经决定加快城市经济改革，但计划价格成为城市经济改革的拦路虎，中央决策者急切需要一个可行的价格改革方案，如果“莫干山会议”能够对此有所贡献，将是巨大的成功，并将扩大青年一代学者参与改革的机会。消息来自决策核心部门工作的青年学者，没有他们的搭桥，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与高层决策的互动，也不可能有与会者群策群力的精神。 3.家当时就知道，价格改革策略是皇冠上的明珠。因此，会议一开始，对价格改革策略的争论就成为热点，除了正式议程，会议还专门开辟了晚间的挂牌讨论。擂台一开，主张自由价格的一派便先声夺人，而代表当时主流思想的计划价格派，也毫不示弱，提出了以调整计划价格为主的改革方针。两派旗鼓相当，争执不下。会前我并没有形成双轨制的改革思路，但是，当我看到“放派”和“调派”相持不下的时候，突然从河北改革的经验中得到灵感。于是，在我主持的分组会上首先提出了“两派都行不通，只有搞双轨制”的意见。换句话说，没有当时自由争论的氛围，我未必能够产生“双轨制”的想法。况且，没有S君提出“统购改税”的创意，没有河北的改革试验，我根本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创意。 4.显然“双轨制”的想法是我首先在会议上提出来的，但在辩论中我并不是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这一思想的主要发言人是H君，他辩才过人，使这一创意迅速赢得会议多数人的支持。 5.重要的是，H君最后代表大会说服了高层决策者。一个新政策思路能不能说服决策者，对于决策过程非常重要。我曾经有多次机会接触高层决策者，提出过不少有创意的政策建议，但是，多数建议都未能说服决策者。世界上有很多高明的办法早就被人发现了，但只有那些赢得决策者信心和决心的意见，才真正创造了历史。因此，那些能够直接说服决策者接受创意的人对历史的贡献，应该大于发明这些创意的人。 6.当然，最大的贡献是双轨制的决策者。是他们承担了巨大的个人政治风险，给青年人参与的机会，同时又承担了改革的政策风险。价格双轨制并非没有风险，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对此十分清楚。但是，他们在讨论是否实行双轨制的时候，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毅然决定接受青年人的建议。而老一代改革者，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没有这些开明的改革领导者，再高明的创意也是白搭。 总之，双轨制思路的形成和实现，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过程的一个成就。这个过程高度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认知能力，调动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集体智慧。夸大少数人的创意，而看不见集体认知能力对政策过程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逻辑。 “莫干山会议”充分体现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不断扩大的，具有公共理性的公共空间，对于提高社会精英的集体认知能力极为重要。一群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突然间对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这些小人物的天分吗？ “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80年代初中国社会公共空间不断扩大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此之前，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教育，扩大新闻和出版自由，吸纳自治的智囊团参与政策过程，都为“莫干山会议”作了铺垫和准备。“莫干山会议”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是在这一过程中成长和筛选出来的社会精英分子。80年代初公共空间的扩展为这些青年精英的成长和选拔提供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参与机会，这一过程的公平性赋予了这些精英分子宝贵的公共精神。没有这种公共精神，就不可能有“莫干山会议”上具有公共理性的讨论过程。否则，即使有人提出双轨制，这种思想能否成为一种改革共识，也有很大的疑问。 我相信，无论当年对价格改革持有什么见解的人，他们今天都会对考据价格双轨制的发明权失去兴趣。他们更珍视的一定是，在那个年代，他们这批年轻学生参与了中国经济转型三十年当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即使今天他们还有争夺战，但是这个会议依然是三十年来少数能留存永久记忆的其中之一。 二十三年后，华生对当年的“莫干山会议”的记忆还是很清晰。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从小就喜欢闻汽油味，但是在莫干山上连日的开会、不眠不休地讨论，在下莫干山去杭州向领导汇报时，我第一次晕了车，好一阵子几乎失去知觉。那时我是作为价格组的代表，向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同志汇报，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莫干山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是小平同志说，‘这次会议文件写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东西’的那次会议。邓小平同志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这个评价是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到的。原话是“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讲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在该次全会上，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是国庆节，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上坐敞篷车阅兵，那是改革的鼎盛时期。那时候我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到各地组织改革试点。胡绳同志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我曾陪他出访东欧，一路上给我讲他当年在毛主席身边的故事，真是学了很多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