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官员腐败与社会诚信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严重，为社会各界所深恶痛绝，但是关于这方面的很多报道在中国往往会受到限制，媒体还要接受新闻审查。主管媒体工作的宣传部门经常会下发一些文件或者通过电话口头“打招呼”，要求媒体不准报道某些“敏感”的或者“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事件。新闻审查的加强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能从新闻自由中获得什么经济好处？新闻自由值几个钱？当然，在我们都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可能很难让人听得进“开放新闻媒体对中国经济是多么多么重要”这样的话。的确，几百年来，新闻自由一直被看成是一项纯粹的政治制度，只是对当权者的监督、对政府权力的制衡能够起到关键作用；一提新闻自由就让人感觉又要谈政治了，等等。其实，不用这么怕，新闻自由对中国经济的深化发展、矫正经济腐败、促进市场交易具有同样关键的作用，开放新闻媒体也恰恰是为了增加中国的就业机会所必需迈开的一步。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还被人们所忽视。 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从许多方面都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人均GDP（按实际购买力算）从338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约5 000美元，超过两亿人口因而脱离了贫困线。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也从1978年的16%上升到目前的41.8%。就在全球经济因互联网泡沫破灭而放慢增长的这几年里，中国经济不但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而且也带动了其他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成就不胜枚举。 中国的非凡经历也令众多学者和评论家迷惑不解：法学界和经济学界广泛接受“法律对发展至关重要”和“制度对发展至关重要”这两项命题，而且制度经济学的这些结论也是“华盛顿共识”所依赖的核心理念基础。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虽然缺乏一个可靠的市场制度架构，既没有可靠的法治又没有自由的新闻媒体，可是其经济却仍在继续快速增长。特别是与印度或新近转型后的东欧国家相比，中国的现象更像个悖论。与中国不同，印度拥有相对齐备的现代制度，既有民主与法治又有新闻自由，但其人均GDP却仅从1978年的560美元（当年中国为338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2 358美元（那年中国为3 976美元），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中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答案在产业结构里 原因是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制造业和住房基建业，这种产业结构对制度的依赖度较低。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来自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住房与高速公路建设）。虽然这些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繁荣，但后者并没能充分发挥工业增长所提供的发展潜力。以2004年为例，中国GDP有15.4%来自农业，51.1%来自工业，33.5%来自服务业。而印度的服务业占GDP之比为51%，美国的服务业占比更是高达79.4%。实际上，在所有人口超过100万的国家中，中国的服务业水平最低，位于最不发达的行列。由于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重型”工业，其增长需要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这种产业结构也当然让中国经济可以在不做政治改革、不开放媒体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增长。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将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作一下比较。以玩具制造业为例，它用来交易的产品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购买者可以检查玩具车的样式、风格和颜色，从而确定其质量和价值。买者还可以在购买之前进行多次试车检验。制造商（或销售商）与购买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虽然存在，但却很有限，买方较不容易受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产品责任的法律保护与司法独立是合乎人们需要的。然而，即使没有这种可靠的司法制度，可能也还行，购买方顶多是在买之前多花些时间检查、多试该产品几次，由此来克服法律上的缺陷。除此之外，就算买者在买货之后发现产品有瑕疵，或许只要该产品“还能用”，他也可能就接受了，就“将就将就了”。因此，制造品的“看得见摸得着”这一特点足以帮助购买方规避其在信息方面的不利局面，从而降低他的交易风险。这样一来，即使在不可靠的市场制度下，制造业也能发展，只要有很多廉价的劳动力就行。 相比之下，在股票等证券交易中交易的则是金融契约，或者说对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权。第一，契约本身就是一种法律构建的“东西”或说概念，如果没有相应的证券法以及独立有效的司法制度，这种金融契约就没有任何意义，就一文不值。第二，恰恰由于金融契约“看不见摸不着”这一隐蔽性特点，使其购买者在信息方面处于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利局面：被交易的金融契约无色无味，也无形状，购买方无从检验它。他们不得不依靠证券发行方披露的数据和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来评估证券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畅通无阻的媒体信息流动、自由的新闻调查报道以及有关证券发行人和其相关实体的评价意见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些独立的信息和评价可大大增加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培养市场交易中的诚信基础。 与无形的“服务”市场相比，“实物”市场对法治环境和新闻制度的依赖性要小得多，特别与金融服务业相比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不具备“对市场发展友善的制度”的国家也许只能集中精力发展其制造业和其他实物业，当然也可侧重农业，但不能对服务业有太多指望。而那些有新闻自由以及可靠的法治制度的国家则既可选择专注于工业，也可发展服务业，专挑在价值链中利润最高、最赚钱的行业去做，把“苦力活”留给那些制度欠缺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从跨国数据中看看这一结论是否离谱。为了证明这一点，根据Freedom House在1990年对106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的评分，把这些国家分为三等份组，然后计算出每组国家中服务业占GDP的份额。结果显示，在2002年，服务业份额在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平均为62.4%，在中等新闻自由的国家中为57.1%，在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中为48.5%。当用各国的人均服务业经济增加值来取代服务业占GDP的份额，并以此来衡量一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时，得出的结论基本不变。看来，新闻自由确实可以减少市场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参与者对市场交易的对象—“服务品”的信心，减少“服务”市场上的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公正、完整的信息和知识可以增加市场交易中的诚信，而诚信又是服务业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基础。 在理解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制度机制有着不同的依赖度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故事并不能否定制度经济学的命题，而是跟后者非常一致。中国的故事是：在不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情况下，凭借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重点发展其制造业、建筑业等“重型”行业，由于这些行业对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依赖度低，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可以成功。然而，这一“重型”发展模式是不能持久的，今天的中国经济现实实际上已在挑战这一模式。 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 对这种“重型”发展模式的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这种以高能耗、高自然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不但抬升了世界能源价格，促使许多人预言地球能源供应危机即将到来，而且已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是有代价的，环境与资源遭受重大破坏和损耗，河流与湖泊也遭到重度污染。 第二，作为纺织品、服装、机械和电子产品的出口大国，中国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贸易壁垒挑战，这会使中国难以进一步扩大其在众多制造品市场中的份额。贸易问题已是报纸头版报道最多的问题之一。 第三，制造业已不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只能靠服务业来增加新的就业。举例来说，虽然制造业产值自1978年以来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但在1995年时制造业从业人数达到9 800万的顶峰，到2002年制造业就业数已减少到8 300万。随着效率的提高和技术革新，制造业的生产力将得到提高，而这只会进一步减少其从业人数。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中国农村有大约两亿闲置农民，他们都需要工作。官方的城市人口失业率多年来维持在3.6%左右，真实的失业率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么说，每年新增的可就业人数为1 500万（包括350万大学毕业生），但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目前是800万，这就意味着每年新增的失业人口是700万（这还不包括新的失业人数）。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最后，中国长期以来希望改进在价值链的产业地位，慢慢减少对低经济增加值的制造业的依赖度，而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普遍较高，可取得更多的利润。 从上述这些因素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中国必须进一步发展服务业。确实，既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份额是世界最低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它蕴涵着最大的发展潜力。在有13亿人需要服务的情况下，这种潜力尤其巨大。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发展服务业需要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需要新闻自由。在近些年里，这些制度机制已经得到了改进，但还远远不够。 以上海为例，在1949年以前，上海是中国甚至亚洲的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其服务业十分发达。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决定将上海重新塑造为未来亚洲的金融中心。十多年来，政府把相当多的金融业务都安排到上海，以此来重点把上海发展为服务业中心。比如，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2月在上海建立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黄金交易所也放在了上海。过去几年里，证监会把新公司股票上市都安排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而不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在官方的鼓励下，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也陆续落户上海。然而，虽然这只“看得见的手”如此偏重上海，给它提供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但结果如何呢？ 上海的服务业在其2004年GDP中所占份额只有47.5%。而且，服务业份额在过去两年里每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实际上，过去几年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红火给了其服务业不小的推动，但它的服务业还是连续两年在衰退。1995年，上海金融服务业的经济附加值占其GDP的10%。在2000年，这一份额创下15%的新高。但在2004年，金融服务业的份额又降回到10%。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之一是自2001年夏天以来股价一直在下跌。因此，在未能改进新闻媒体和法治环境的情况下，连具备最好的服务业发展机会的上海也无法提高其服务业水平，其47.5%的服务业GDP份额甚至低于印度全国的水平。 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多年来，政府将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分开。政治性的刊物受到严格审查，而财经类报刊则“在一定的模糊范围之内”享受一定的自由。但是，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为主导的经济社会里，其政府对经济的行政管制又不受到民选议会的制约，那么经济和政治实际上很难分开，因此财经类报刊实际上难以有真正的自由空间。 比如说，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和行长都是由中央组织部任命的副部级干部，对他们的工作言行的追踪报道常常与政治性新闻沾边，因而属于政治新闻审查的范围。虽然关于金融风险和银行不良贷款的问题多年来讨论得非常热烈，各界也一再呼吁加强金融风险管理，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量到底有多少，在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机密。在美国“安然事件”发生之后，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是，1 300多家上市公司又多数为国有控股，其最高管理层又大部分由相关行政部门任命。因此，如果记者敢于调查报道这些公司的负面消息，他们就将面临着工作被炒甚或吃官司的危险。在股市价格走低之时，财经新闻编辑会受命只刊登正面报道，不刊登负面新闻，以此塑造出一个经济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景象。新闻审查限制了有用信息的供应，扭曲了市场中的真实信息，从而阻碍了市场尤其是对信息依赖度极高的金融市场的发展。 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不同，中国现在有了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网络，这些运输网将各个地区整合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货物和服务的交易已跨越了地域的界限。股票、债券、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交易。在这么广泛的市场经济里，如果公司管理层行害，或者产品与服务的提供商行害、行骗，那么他们对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潜在损害都会是极为广泛和深远的。这种复杂的市场里，信息的自由流通涉及太大的公众利益。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政府能雇用足够多的管理员、监督员来监督、揭露并矫正市场中的不良行为，即使政府能雇用很多很多的市场与企业监察员，他们也不可能有足够的激励把监督做好，或许由此带来的反而是新的寻租与腐败机会。一个自由的、不加审查的新闻媒体则不仅可以独立地提供完整的、公正的市场信息，而且能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纠错机制。我们知道“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由媒体将公司造假与商业腐败曝光，这本身就可起到对商业和市场纠错的效果，也是一种最自然的规避金融风险的手段。因此，新闻自由不仅对政治民主十分必要，而且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