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一卷）——美洲殖民地的欧洲背景

E.L.琼斯 欧洲源头在何种意义上对北美殖民地发挥影响 最初的时候，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建设都是建构于欧洲物质资源基础之上的。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大不列颠的影响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是英国的影响，毫无疑问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要的位置。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与北美殖民地之间就确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美国早期的文献史料记载比较重视清教徒前辈们的殖民活动，而关于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是轻描淡写的，即使如此，其他欧裔混血儿也不会否认这一事实。英国人对欧裔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的主要影响在于英属北美殖民地的位置和距离，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以及逐渐消失的土著民族文化。 美洲土著人从史前就生活在这里，他们在土地的利用方面创造了最基本的为改良土地而修建的各种设施，而这些设施在后来都被跨越大西洋的移民们接管了。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包括:在森林覆盖地带，进行清除和开荒烧地的工作，使林地生长出一些可以供猎物如梅花鹿吃食的细草嫩叶，因而也促进了阔叶林的生长，减少对火敏感的森林物种（特别是森林中枯叶覆盖之下的植物），从遥远的南方引进了像玉米这样的农作物进行种植，为各种道路的开辟做了先驱性的工作。在后来的美国东北部有数百个半永久性的印第安人的村落，有一些村落大约有150英亩的地被清除出来用于种植农作物，更大的地区则是从生态角度进行改造用作狩猎区域。 这不再是一个人口密集和未开垦的森林地域。这些设施对于小规模的能够勉强生存的殖民者来说，毫无疑问是大有好处的。有人认为，被清教徒发现的这些现成的开垦土地，需要几代人的劳作才能得到。尽管白人和印第安人居住区人口密度不大，但是他们为业已存在的开垦地而互相争夺，经常引发他们之间的冲突。近世以来自发到北美地区的这些移民们及其装备和资本、工具、技术、制度组织、“看不见的行李”，以及购买他们出口产品的家乡本土市场，每一样东西都是欧洲的，每一个移民都是欧洲人，只有他们的奴隶不是。然而，这些表面的现象，会使我们难以深入到可以判断美国经济体系本质特征的历史进程之中。虽然研究者告诉我们，北美殖民地的移民是英裔美国人，或者至少是欧裔美国人，这样一种亲戚血源关系一直持续到现在，美洲殖民地为老牌国家们树立了一面扭曲的历史镜子。 但是研究者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这些而不是其他的东西横跨大西洋，为什么一些东西一到殖民地那里就几乎消失了，而其他一些东西却保留下来，为什么一些东西与当地条件结合起来就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假如我们只是局限于寻找历史的起源，也就是说，只关注起源方面的研究，那么我们就会忽视根本的处于动态的或者是结构性的力量，它们有助于解释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为什么事物本该就是这样的。没有人会忽略新的地理环境以及不同的要素组合（有关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影响经济关系的程度，但是有可能会忽略一些更为次要的但可以改变一个复杂事物的事实。这些社会力量对于理解一些问题来说至关重要，即为什么在经济体系中一些因素是路径依赖的，而其他的一些因素则成为复杂综合体的一部分，成为美国经济的起源。 毫无疑问要研究英格兰人、英国人以及欧洲人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也需要承认北美殖民地的人民也面临着从不止一个社会的工具箱里，选择一些他们所需要的工具，组成一个按其自己的意愿建立的新社会组织的机会。许多欧洲人的社会特性，确切地说主要是英国人的社会特性被不断地保留下来，实际上其中有一些还是比较陈旧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但是几乎没有人过分地强调这些东西会那么容易被模糊掉。正是这些保留下来的东西所转移到的新地方，成为了新历史开始的地方。 最初的新英格兰殖民地，甚至可以被认为是欧洲人在相当早的时候努力建立的一个新社会。在这些欧洲移民的控制下，新英格兰殖民地成为他们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例如，有时候我们会说，跨越大西洋的殖民迁徙是包括十字军东征在内的土地运动的继续或者新的插曲。这种移民运动并不十分依赖于十字军那样的宗教动力。经济史学家容易对由物质动力所激发的每一个行为表现和每一个经济活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我们只看到移民运动中物质利益的驱动而忽略了其他的驱动力，粗心的人确实容易得出上述结论。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史学家依据他们的专业需要，过于关注物质驱动力，因此只是注意到殖民者对于土地和各种物质财富的攫取，无意中却否认了其他驱动力的存在。 西班牙“重新征服”墨西哥之后,西班牙更为直接地将军队开拔到墨西哥,在这过程中肯定存在经济方面的驱动因素。虽然伊斯兰的势力从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Peninsula)被驱逐出去了,但是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意识到它们没有希望去征服北非的摩尔人(Moorish),于是把又一次的征服力量转而放在了中美洲地区。甚至在马萨诸塞州的殖民开拓中,经济上的驱动力也是存在的:在一个神权政治秩序之下的居民中,也不可能排除喜欢弄虚作假的人,这实际上包含着道德上的倒退;许多殖民者是英国的国教徒而不是清教徒,除此之外,得到伦敦商人支持的殖民者,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如何偿还借款。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殖民动机,物质驱动方面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从长期历史发展来看,接受一种我们所能观察到的看法并不觉得奇怪,那就是有关北美殖民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日耳曼人向西殖民运动的继续,在这样的殖民运动中日耳曼人曾瓦解了罗马帝国,并将撒克逊人带到英国去。那时的移民们在英格兰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在这里撒克逊人暂停了1000多年的移民运动,一直到17世纪早期他们才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17世纪欧洲人的生产技术水平可能并不比撒克逊时期有太多的发展,但是,与当地土着美洲人相比,他们却成功地采用了适于耕种的农业技术,并以此作为大家共同的生活基础,大大地提高了土地的产出,以及供养更多的人口。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成就的取得,部分得益于把当地的农作物玉米和农业耕种结合起来。实际的结果是白人殖民者的人口迅速增加,在菲利普国王战争期间,尽管他们面临着一些严重的威胁,但还是经受住了印第安人袭击行动的考验。横跨大西洋的移民通常是农民;而那些不一定致力于农耕的人,都是那么高兴,因为北美的土地太丰富了。长期以来,北美殖民地部门间的劳动分工与宗主国相比就不那么明显了。     无可否认,欧洲早期的移民运动是有区别的。鉴于海盗时期的船只和航海技术已经足以在北大西洋沿岸航行了,武器技术几乎都是用于维持殖民据点的。但是在北美东北部的温兰德地区(Vinland),在面对使用石器时代武器的土着“斯克林斯人”(Skraelings)时,铁器时代的海盗们已经不能够维持自己的立足点了。在清教徒前辈们的移民时代,殖民者已经开始使用枪支作为武器了。不管印第安人是否主要是被欧洲人带来的疾病所打败,不知道什么原因,海盗们却没有给印第安人带来疾病,火药和枪支使清教徒移民占据了极大的额外军事优势。     英国的清教徒和其他的移民队伍到北美移民的动力是宗教意识形态,这样的事情在近代不可知论者的思想中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在漂流远行的海盗时代以及最初撒克逊人入侵英国时也是很少有的。宗教意识形态是移民们一个最大的目的和精神支持。但是清教徒在文学中的地位,更甚于他们在历史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其他的英国移民,特别是土地贵族的第二个以及更年幼的儿子,因为长子继承制的原因,他们不能继承其父辈的财产,比较乏味的生活是他们向外移民的动力。因此,于1640年向外移民的科罗拉多州什罗普郡(Salopian)的理查德·E·李(RichardLee)的祖辈罗伯特·李(RobertLee),就很自豪地声称自己是撒克逊家族的后代,而不是暴发户支持的征服者的后代。在国内的政见不同,以及对土地的渴望都推动着移民运动的发展。     在撒克逊人入侵以后的数个世纪里,在农村的英国人相当大地提高了他们参与市场的能力,并改进了他们所管理的市场机构组织。在英国,他们已经习惯了与欧洲大陆相比森林稀少的当地自然环境。正如在美洲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停在做的那样,他们清除橡树林并开发作为农田。一般情况下,撒克逊人在英国虽然也采用了一些原始的史前方法,自己开垦林中荒地,但是他们会避开罗马裔英国人在英国的殖民地区。这种对现存“土地资本”的不自觉的侵占,在入侵者当中是比较少见的,可能是因为英国土着凯尔特人(Celtic)的人口数量,要比后来撒克逊人在美洲遇到的印第安人要多(天花对印第安人来说是残酷的打击)。     除了一些不同的殖民动力之外,北美的发现、探险和殖民都可以解释为撒克逊人为进一步开拓疆域世界的一个重大步骤,这是对渴望土地的古老游戏的继续。欧洲人的向北发展曾被北部的冰雪所阻止,向南和向东的殖民则被其他人所阻挡。甚至在西部边缘地区,受到压抑的凯尔特人的文化残余力量,也仍然在中世纪末以前占据主要地位。他们再一次努力向外扩张的动力,最后都被激发起来了,扩张的方向很可能就是跨越宽广和空阔的海洋。一旦大西洋的分水岭被最可怕和最坏的人抢夺了,获得更多土地的推动力就会使移民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清教徒的意识形态只是减少一些精神上的成本,而火药和枪支则减少了一些真正的成本。更具说服力的是,1897年张伯伦就明确地表示,英联邦帝国可以称为是“所有撒克逊人的家园”。虽然那时美国已经脱离了英联邦,但是仍有一些真正的,也有一些假的撒克逊人在鼓动英国向海外扩张。     1630年最初到达马萨诸塞州的西方国家的清教徒移民,其中有些人不久就迁移到康涅狄格州,然后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散居各地了。在后来,他们的后代参加了美国的西部运动。在他们当中就有来自于英国德文郡(Devon)的比沃辛(Beaworthy)教区长家系的马弗里克家族(Maverick)。他们的后裔在19世纪来到了得克萨斯州,并使该家族在美国近代历史上享有一定声誉。北美南部地区是苏格兰—爱尔兰人的殖民地,可以看作是曾经在英国发生的暴力扩张的继续。在伊丽莎白一世、苏格兰詹姆斯六世以及詹姆斯六世后来又成为英国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这样的暴力扩张在英国西部岛屿和北爱尔兰曾经发生过。英国人把暴力扩张的行为直接带到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地区,甚至还牵连到大西洋两岸的一些主要人物。     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其他的非欧洲人在北美塑造的历史。如果北美大陆是被其他的殖民者,比如地中海西部的伊斯兰穆斯林所殖民,那么北美经济发展的结果看起来会是不尽相同的。他们可能会带来其他的生活环境和经济组织的形式。他们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政治组织,及其所具有的不同生产水平和收入分配形式。无论如何,正如德·克雷弗克(deCrevecoeur)所说,“我们所拥有的高层次生活应该归功于英国”,“这些自由人、不动产的所有者以及市民的贵族称号,是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自由归功于这些聪明的人,如果我们播种了一些主要君主政体的东西,就意味着我们是远处君主政体的奴隶”。     许多世界文化都是扩张的。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些事情探究得很清楚,但是如果要对在新大陆的英国人和欧洲人的真实行为进行很好的评价和把握,就需要对其他殖民者的可能性行为进行理论验证。我们肯定需要使用一个广泛的研究路径,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我们所要讨论的是整个经济制度在一个未知区域的建立问题。这个经济制度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政治体系而有一定局限性,在北美地区以前也从没有过什么精心设置的各种制度。移民者不仅仅是带来了他们的生产工具、生产方法以及他们的制度和法律,也就是说,从制度供应的一方来说他们带来了每一样东西;他们还带来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样,从制度需求一方来说,他们所引进的可能就是永久性的欧洲人的东西。     在北美地区,即使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影响和势力都超过了英国,这些国家在北美殖民地的经济结构肯定也是大不相同的。越过大西洋来到北美地区的国家虽然都对这一地区产生了影响,但是北美已经被嵌入了一个比较刚性的政治组织体系中,而制度供应的基础是比较弱的,不是那么渴望市场经济。北美洲大陆的要素禀赋可能会破坏殖民地经济的欧洲特色,英国殖民地的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它们不可能消除所有的欧洲大陆政府的专制主义倾向。在加拿大也做不到。     下面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事件有限的一致看法,即在北美发生的历史事件都是路径依赖的。这种观点对新大陆的环境能够把任何殖民地改造成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些社会形态,或者掩盖了它特殊的历史起源,表示了怀疑。新的社会特征肯定会出现的,也许就像一个人会留下他以前的一些个性特征一样,当他出现在北美时,人们会问“这个新人是谁?是美国人吗?”但是在开始的时侯,实际上,英国人在美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可以得到论证的。正如生物进化一样,总要有一个奠基者的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历史运行的可控性经验,说明了这些不同的奠基者所造成的差别,最为明显的就体现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伊比利亚殖民化过程中。如此的试验不可能原样复制到北美地区的环境中,但是也有类似的地方,是可以让人信服的。     然而,最初在北美地区的英国人,并不是一个足以使美国具有何种经济模式的决定因素。至少下面三种分类方法是失败的。第一,英国人的概念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概念。从生态学以及经济组织来说,英国(更不用说大不列颠和欧洲了)的不同地区都是各不相同的。人们从已经掌握的大量文献资料中,试图探索社会生活中地区移民的复杂性,以及农业体系发展的轨迹。     第二,英国经济在连续发展的时期内并不是源于同一个发源地。在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它的变化程度是空前的。虽然,有时候人们也会认为,美国为旧生活方式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这种旧的生活方式在后来宗主国的变化中没有受到冲击,换句话说,在北美地区重新复制了一个殖民者原来所居住地区的理想生活模式。后来的移民潮中,移民者所带来的任何东西,包括说话的方式都能够被采用了。殖民地与东道主文化的接触从没有完全停止。未开发地区并不是现代历史资料和文物的储存器。在横跨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凯恩塔克(Caintuck)地区,最初由“英国贵族”实施的割据计划,以及美国独立革命以后,计划建立的一到两个其他的特定管辖区,都由于运河年代运输方面的改进和提高宣告失败了,后来大量移民都从已经工业化的大不列颠进口而来。伊利运河的开通,不久就把北美内陆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连接起来了,从而也与欧洲联系起来。北美大陆甚至其西部地区,就再也不能完全割断它与整个大西洋地区经济体系之间经常性和持久性变化的联系。     第三,当殖民地本身在从野蛮向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取得较大进步时,它们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会超过它的来源地社会。毕竟殖民地的发展是在从未开发的基础上开始的。     到这里为止,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问题,都还没有紧紧地抓住关于英国人、不列颠人以及欧洲人背景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欧洲人的影响是真正至关重要的。表面的历史纪录和真正的历史事实都是不能含糊的。英格兰人、不列颠人和欧洲人是殖民地所移植的经济组织的“直接生产者”,他们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虽然今天这些历史遗产的迹象很难在美国社会看到,现在美国社会的组成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独立战争以后美国社会生活对历史遗产的不断借鉴和坚持,使其不断得到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延续下来了。     19世纪早期,纽约的大法官詹姆斯·肯特(JamesKent)曾经挖苦地评述说,1792和1793年为了监督管理航运和渔业所制定的《国会法案》,与英国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所沿用的法规是相一致的。在那些年代里,美国对英国海事法以及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的不断抱怨,尽管导致了1812年对英国的战争,但是这项法律条文却在那些地区的法庭里迅速试用,并且最后完全被美国最高法院采纳了。     已经有多个作者对有关管理制度、生产方法以及欧洲观念的直接继承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当1789年一部文字宪法被采用的时候,尽管美国人对于英国过去历史遗产普遍有一种健忘的趋势,但是英国人在美国历史开始中的作用却明显的是被认同的,这些学者声称古老的东西并不一定需要有相关性的含义。有人认为,在殖民者中取得成功的少数族群,一般是那些农业体系具有“预适应性”的族人,原因是他们家乡的生态环境与所移民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相似。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就是那些与其家乡自然环境不一样的殖民地有不少都失败了,至于其失败的原因是否是生态所致,则有不同的看法。     预适应性理论是关于欧洲文化背景重要性的一个极端观点,即移民到一个生态环境陌生的地方,然后遭遇失败。这意味着既没有一个文化的熔炉,也没有文化的适应性,这样的观点很快就会由于下面的事实显得不攻自破:移民虽然会遭遇失败,但是他们会而且也有可能改变自己,去适应从其他国家而来的移民族群的生存方式。虽然少数族群社区的人很少在野蛮环境中死亡,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许多殖民地的物质层面都被放弃了。然而,殖民地的成功以及其他方面的连续性是非常明显的,最引人瞩目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郡(LancasterCounty)安曼教派(Amish)的移民们,他们坚持自己的社会习俗以及备受推崇和令人满意的马耕技术。他们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这是一个具有古代风格的、几乎不可能在近代欧洲找到其匹配对象的社会。     美洲殖民地经济史作为路径依赖的例子是不容置疑的,欧洲文化背景的重要性看来也是确凿无疑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格兰人或者至少是英国人,几乎用他们所有的热情和希望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英国式海外殖民居住点,这些殖民居住点与国内地区进行贸易,并与国内的贸易、宗教、科学和政府组织保持一致;虽然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家信,但是很渴望经常听到一些关于宗主国的时尚信息;由于高昂的运输价格,殖民地有时候会显得稍微有些孤立,但与家乡的联系从没有被切断过。     英国人,或者更为宽泛地说是欧洲人,他们在北美殖民地中所发挥的主导性影响,除了其最初的起源作用之外,肯定没有别的更好的解释。然而,这使人想起了“瞎子摸象的谬误”,这也反映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自然界,从蜘蛛到鸽子到长颈鹿,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前,都要求接受一个伟大的理论来进行解释。达尔文式的解释可以引入目前的分析例子中。美国之所以保留英国人的历史遗产,并不是因为它在美国经济起源中所发挥的作用,而是因为可供选择的相反力量不够强大,不足以改变现有的制度和文化,英国人的影响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假如明显无利可图,殖民者就不会去寻找一种要承受巨大成本的变化,但是当一些旧的东西必须改变或有利可图时,事实上,并不意味着殖民者不会或不可能去改变他们现存的生活方式。同时,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是比较舒服的,通过与家乡的联系,使文化的发展得到加强。     从一开始的时候,美国经济组织所建立的规则看起来都是英国化的。与英国市场的连接以及不断的移民流,则保护了与英国的这种联系。但是,美国人所做的一切,最好被认为是代价最低的解决问题的一种选择,而不是一种非常的需要。部分选择意味着差异而不是相似。在一代人的时间里,随着新材料的使用和新的设计理念,尽管会保存一些相似的东西,但是英国人的村庄会成为新英格兰人的村庄。     这是一个适应的过程,而不是模仿,而且向北美大陆移民的英国人也不是有代表性的英国人,移民们也不再生活在英国的环境里。自愿移民是一个自我挑选的组合,而非自愿移民也几乎不是有代表性的人群。前者经常是因为受到经济上的压迫、政治上的动乱以及失去宗教自由而被驱逐出英国的。到美洲移民的人既不是那些对英国统治完全满意的人,也不是在英国最成功的人,或者是很快就会屈服于英国统治的那些人。骑士在英国被取消以后,在弗吉尼亚州又重新上马了。住在北卡罗来纳州高地上的人,是“四十五年叛乱”之后离开英国并确实不适合在英国露面的那些人。在英国的社会里,这些并不是典型的英国人,因此,几乎令人吃惊的是,英属美洲殖民地是如何保留了所有这些异常不同的多样性的。     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地区,既没有建立庄园制度,也没有保留世袭的土地贵族制度。在马萨诸塞州,许多公用地虽然保存了很长时间,但是移民们也只在第一年的某些时候才去清理和耕种。从一开始的时候,个人土地私有就是基本的管理规则。甚至在公社所有的时候,通常每一家庭所持有的小牧场的规模都很大,要比英国的牧场大得多,大牧场足以让人生存下来。18世纪时,在马萨诸塞州境内公共地消失的地方,移民们有时就会重新创造一些制度,以及从一组现有的制度的菜单中,强调可以选择的方面,而不是自动地进行制度转型。在南方地区,建立种植园经济制度,巨额财富马上就会得到,但这种种植园不是以个人名义建立的。到美国独立战争时,在财产和收入方面,北美殖民地要比移民们原来所在国家更为平等一些,这表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移民们耗尽所有积聚的资本所能得到的好处,要比他们在原来社会中有名无实的头衔要大得多。     英国不能一直完全控制远方被人占领的北美殖民地,而这些占领者有时候自认为是真正的英国人,他们要恢复旧秩序,或者有意地去计划建立一个建筑在山上的城市——新的耶路撒冷(NewJerusalem)。甚至在弗吉尼亚州,所用的法律是能够适用于新环境的英国版法律,但是在这样的新环境中,缺乏经过专门司法训练的人员。假如北美殖民地吸引了更多的具有劳动技术和资本的人,法律和秩序对于商业的运行看起来是必要和本质的东西,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殖民地政府会使用未经任何修改的英国法律,或者完全复制英国司法制度的机构组织。     因此,从各种手册指南以及面对如印第安人袭击这样的未曾遇到过的困难中,在北美的殖民者已经开始体会到,从英国搬过来的法律要有所改变。殖民地的法律虽然明显来源于英国,但是显然要进行形式上的变化。法庭上的拉丁文和法文没有了,实质性的内容也有所改变。美国人不是“天生的自由人”,但是他们确实设法抛弃一些英国古老的枷锁。马萨诸塞州不久就废除了租地继承税,同时减轻税负并把无继承人的土地归公。然而在英国,穷人是被解除武装的,每年财产价值不到100英镑的人也是不能拥有枪支的,而在弗吉尼亚州,由于印第安人的威胁,成年男子不久就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拥有枪支、火药以及弹药。在英国的情况是,很小的法庭拥有广泛的权力。因此,北美殖民地的立法改革就逐渐风起云涌地进行,并且首先从市民所拥有的选举权开始。     实际上,在北美殖民地,西方国家的清教徒们是使用英国多塞特市(Dorset)和萨摩塞特郡(SomersetshireJ.P.)地方法庭的法律来处理司法事务的。执行法律的权利基本上落在了政府官员手中,这些人就像多尔切斯特市(Dorchester)、贝明斯特市(Beaminister)以及克鲁肯市(Crewkerne)的市政官员一样,大部分是由负责度量衡的职员、皮革生产者以及道路看管员充任。进行经济管理的最初制度也肯定是从英国来的,但是在当地的认识水平上,已经把它们改变为更加简单和更有权威的形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英国制度的借鉴还在继续,而不只是通过新的移民带来英国的观念和习俗。在北美的殖民者仍保留着与家乡的个人联系和朋友之间的通信。例如,萨摩塞特郡惠灵顿(Wellington)的服装商人沃尔科特(Wolcott)家族的成员,数十年后又重新访问英国。殖民地及其宗主国,无论有怎样的摩擦,实质上都是使用和分享同一个信息库的资源。从西方传入大西洋彼岸的思想比从东方传入的要多,大多数思想都是从人口众多的宗主国传入到人口稀少的殖民地,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北美洲的资源禀赋,最重要的就是它具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在这里,除了远离位于伦敦的英国政府管辖之外,还要面临着印第安人的威胁,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在北美洲的殖民占领,这就意味着随时会出现新的问题和可能性。因此,美国人虽然借鉴了英国人的各84种制度,但也有替代和创造发明的东西。     任何东西都可以从英国带来了,包括巴黎季节性时装节上可以接合的、木制的、穿着衣服的布娃娃,这些东西在18世纪时最远可以到达波士顿。最后流入北美殖民地的还包括真正的工业间谍,如叛徒萨缪尔·斯莱特(SamuelSlater),他突发奇想地将如何制造水力阿克赖特式棉纺织机器的秘密,告诉了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布朗斯(Browns),使布朗斯制造出来的机器与他在德比郡(Derbyshire)时的雇主所拥有的机器一样。     北美殖民地从英国本土带来的大多数东西都是毫无价值的,但是,英国的生活方式却成为了主流。对于英国移民来说,除了英国的生活方式之外,尽管还有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但是在没有强制性的力量存在,或者其他的诱致性选择时,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就会流行和流传下来。对于其他欧洲移民来说,他们又何尝不可采用英国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呢?除非他们正巧在一个能够保留自身文化圈的地方定居下来。除此以外,他们最终会发现说英语会有压倒性的优势。当然,非英国的欧洲移民所采用的某些英国生活方式,往往也只是表面上的,并发生着变异,实质上他们还保留着对原有文化标识的深层认同。就拿法律来说,殖民地的法律有时会在其本土法律基础上进行调整,以适应在殖民地出现的新问题,包括那些由于生产要素的不同而导致的问题。然而,其他情况下还是处理老问题的旧法律,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演进。殖民地的生活,包括经济生活都是在一种纷乱的可能性中形成的,在这其中似乎只有大量的英国成分是确定的,因为通常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那样。     从文化上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要比饮食偏好更能坚持英国的传统了,但是清教徒们也慢慢地改变了原来的饮食习惯而食用玉米,并开始尝试食用西葫芦和南瓜。后来在通货膨胀时期,当实际收入下降时,神职人员自身的神权政治权威也逐渐地被削弱了,他们也要分散自己的精力从事其他的职业,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新英格兰的社会关系不是那样的固定,以至于从神职人员的收入中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     关于苏格兰—爱尔兰文化原封不动地传入北美殖民地的观点,则是英国社会习俗在北美得到复制理论的一部分。假如同样的社会实践,在英国则使苏格兰—爱尔兰人处于社会生活的边缘地位,而在资源禀赋丰富的美国却使他们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繁荣的话,预适应性的问题是不可能侥幸出现的。而且,文化连续性的例子说服力不够,其原因是在称赞移民们所保留的英国文化传统的同时,这种理论却忽视了他们所放弃的东西,以及它本身所包含的、没有本质内容的、只是什么是什么的表现形式。在北美殖民地的苏格兰—爱尔兰人,一直固守着过去他们在家乡建造的空间有限的房子形式,因为那里缺乏好的建筑材料。可是当他们生活在北美林木茂密的森林地带,不需要去节省林木建筑材料的时候,他们还坚持建造与原来一样大小的房子,这就提供了一个路径依赖的证据:实际上,他们可以模仿宾夕法尼亚州德国人的建筑,充分地改进自己的建筑模式,采取一种在房角上支撑木制构架的做法,构建一套小狗都可以跑步的大房子,这种房子只有一个屋顶,却是原来旧模式房子的两个大小。根据实际的作用,而不是根据组成形式的话,这应认为是适应性而不是连续性。如此乐意和无缘无故地傻守着原来的旧建筑方式,包含着移民们富有意味地坚持着欧洲地方主义的观念。     最后,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大西洋沿岸地区殖民的时候,还延续着原来他们在山地上耕作的老习惯,因而导致土地被侵蚀和耗竭。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过去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是一种由个人分散经营和耕种小块土地的生产方式)。边疆理论认为,美国的荒野是“一个环境的旋转研磨机,它将欧洲人所带来的文化特征磨成粉末”。拥有大片荒地的美国环境,并不像边疆理论所假设的那样是一个相反的力量,直接对欧洲的文化传统发挥研磨重塑的作用,但是它确实将欧洲文化进行了筛选。当事情变得紧急时,或者显而易见值得这样做的时候,殖民者也会自愿地改变一些自己的文化成分,而他们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部分却是从欧洲带来的。一直到后来很长一段时期还会发现美国人仍然从英国借鉴许多东西,但是实际上,所选择的都是能够适应他们情况的文化。例如,作为独立战争爆发思想基础的政府中激进的自由理念(而不是保守思想)。     在这过程中,美国人在可以得到的大部分是欧洲文化的选择菜单中,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但更多的选择常常是无意识的。美国人的行为举止一直像欧洲人,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想要的,并一直想象自己仍然如此,特别是作为与革命者相反的定义被界定的时候。虽然适应性的改变看起来似乎常常只是跨越大西洋的一种地区秩序的建立,这些都是母国制度和各种秩序安排的反映,但是在英国的主要框架下运转不灵的法律和制度,必须适应新的环境进行改变。这些改变的东西就像剧作家所写的一个综合剧本,只抓住了调味的东西,但是没有抓住美国制度和文化起源的本质。     北美洲的新殖民地区享有英国边疆的地位。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北美洲的殖民地更像是一个边疆国家。根据当时英国苏格兰低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苏格兰—爱尔兰人在北美洲殖民地的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是非常不相称的。然而,从经济学上来说,不管是比较古老和更为复杂的社会,还是东部盎格鲁人和西方国家的清教徒社区、伦敦人以及南部英国贵族,现在都与北美的边疆生活并列起来了。人们试图把萨福克(Suffolk)、伦敦和多塞弗社区的部分东西,移植到阿尔斯特(Ulster)来,这也许能使人感到一点试验性的味道。历史是不可能完全相似的,这一理论比较适合解释在北美殖民地的陌生自然环境下,移民们的殖民模式和生活方式,对于宗主国的人来说,北美殖民地是一种梦想,而不是回忆。     许多的殖民化进程只满足于使欧洲的生活方式永远保存下来,或者将其进行适当的改变。作为代表英国或欧洲地区的文化区域特征大体上是确定的,在这些地区居住的人,基本上都被他们本土国家历史悠久的农业生产制度和生活方式所包围着。总的来说,在北美中部殖民地虽然还有另一种殖民化进程的例证,即欧洲殖民地的单一化模式,但是安曼教派是非常突出强调保持欧洲传统的人群,他们所做的一切,在任何地方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用英国人的眼光来看,横跨大西洋的文化区域有时候会使人模模糊糊地想起家乡本土来,但是总的环境和风土人情是相当不同的。北美洲地区是如此的广阔,因此,在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郡的荷兰殖民地就显得太小了。     因此,美国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看起来就像是英国或者偶尔也像欧洲的一部分,是由美国人的祖辈们神话般的殖民开拓所形成的。从英国人、不列颠人或者欧洲人的文化术语来说,这些地区肯定会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细微差别,因为在17世纪以前,美国根本不是跨越大西洋欧洲文化区的国家。那时候建立的北美殖民地,就已经开始有它们各自大概的和固有的组成模式,在历史上,这种殖民进程在别的地方也发生过。正如R.A.道奇森(R.A.Dodgshon)在一篇令人瞩目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就连一个被放逐流浪的人,都不想对过去殖民占领的一些详情进行重新的回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17世纪的英国北美殖民地就像魔鬼一样可怕。     甚至当一些新的族群取代了最初的殖民者,而成为殖民地的主人时,原来有影响的殖民地的一些特征也会留下永久的烙印,这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在某些方面与欧洲单一殖民地不同的混合殖民地区,但是这种殖民地又不可能具有欧洲的多样性特征。而事实上,从欧洲着名地区来到北美的移民们,不可能是富有欧洲人的代表,他们也确实代表不了。在北美殖民地的环境中,文化的多方面影响被削弱了,只能局限于少数人之中。下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说明了英国人、德国人以及苏格兰—爱尔兰人的文化影响已经融入了宾夕法尼亚的经济形态之中了:即欧洲大陆的普通法和英语的结合;从莱茵兰(Rhineland)传入的来复枪;从德国引进的大篷四马运货车与畜棚和谷仓;阿尔斯特的威士忌酒、议会方案和马铃薯;以及从苏格兰—爱尔兰引进的关于在附近和偏远农田的山地农业耕种方式。没有一个单独的欧洲地区能够提供所有这些特性和生产工具,也不能保证混合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是在北美地区却出现了文化的融合。     文化融合的程度,加强了人们所看到的有英国和欧洲特性的文化所具有的实际和潜在的可塑性。移民们有可能进行文化的选择。欧洲的文化背景对北美殖民地来说是重要的,原因是获取非欧洲文化可能性的信息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如果获取这些文化信息的成本很廉价,甚至移民们已经零星地选择引进了一些东西,如引进种植印第安人的玉米,但无可否认的是,如果要全部引进复杂和陌生的文化,势必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抵触(会转化为很高的转型成本)。     在北美殖民地社会里,总会有一些激进分子和害群之马,也会有改革家和企业家,但是社会习俗和已经按本土国家惯例建立的各种制度,会加强传统的行为习惯。对于移民来说,他们现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是缺乏文化来源,而不是文化太多了。移民们进入了一个已经建立的美洲殖民地社会里,这一社会的商业化因素太浓了,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抵抗。对于在北美出生的人来说,英国本土文化的东西可能已经消失殆尽了,但是他们不仅可以通过大英帝国的权威以及与英国市场的经常联系,使信息得到不断的补充和更新,而且还可以通过从英国新近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家乡人”,而得到一些新的文化信息。美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在远处工作和生活的英国人。虽然在17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人的这种文化自我认同感已经从他们的语言中逐渐消失了,但是他们仍然是亲英派的人士,无论血统如何,他们的行为方式都是英国式的,或者至少是英国人的,他们的言行足以让人分辨出他们的祖辈来自那里。     美国化的速度和程度则是一个判断的问题。关于美国经济的特点,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一种是本土主义的观点,认为是北美特殊的社会环境,特别是边疆的环境,塑造了“一个新的人,即美国人”。另外一种观点认为,边疆的资源禀赋创造了一个整体的大西洋资本主义体系,把美国与欧洲联系起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移民们有目的地要在跨越大西洋的北美殖民地重建一个欧洲的社会。第四种观点认为,在欧洲受到压抑的新社会形式以及潜意识的东西,可以从欧洲社会带到北美殖民地的新环境,进行试验并开花结果。     本土主义学派的理论认为,北美殖民地的新环境创造了一个新的欧美文化。从本土主义的立场来说,边疆的环境使所有的社会关系在殖民地得到了重塑。这一着名的观点是由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提出的。与此稍有不同的观点是由埃伦·森普尔(EllenSemple)提出的,他认为,尽管直接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文化区域,确实在北美东部沿海的南北周围地区出现了,但是在西部运动开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一旦移民先驱者被堵在了诸如阿巴拉契亚山的坎伯兰山隘(CumberlandGap)这样狭小的、像瓶颈一样的通道地带,就会出现虹吸现象,随后就会出现被隔离的状态,从而他们与东部沿海地区以及欧洲市场的联系通道被切断了,不动产的建设步伐就会停止,从而导致一个西部的无产阶级的出现。但是正如路易斯·哈茨(LouisHartz)所观察到的,边疆主义理论有一个共同的思路,那就是土地不动产和同样的新社会,理所当然都是由丰富的土地资源创造的,不管这些土地是否被殖民占领。另一方面,路易斯·哈茨认为,当我们比较非欧洲人建立的殖民地,或者甚至全部13个北美殖民地时,就可以很清楚地找到它们共同的欧洲文化来源,因而就暴露了边疆理论在解释北美殖民地的欧洲基本特性方面的不足。土地和资源禀赋确实各式各样,但是还不足以掩盖殖民地的共同文化来源,而边疆理论可以解释北美殖民地的规模大小,但是不可能解释美国经济生活的本质特性。生产要素模型并不考虑在某些殖民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     另一个本土主义的观点,与其说是哈茨提出来的理论,不如说是很久以前由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WalterPrescottWebb)提出的核心—边缘型市场导向模型。在这样的模型里,北美内陆地区通过贸易与欧洲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无论西方人对北美东部沿海地区的商人有怎样的不满,但是殖民地与欧洲的联系,并没有形成殖民地对欧洲资源的剥削。相反,整个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兴起的原因,就可以从大量廉价土地买卖所出现的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所产生的经济繁荣中找到。在这里,边疆理论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上。从经济发展来说,辽阔的土地资源把北美殖民地与欧洲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使欧洲的文化背景更为重要;美国人不可能免费地成为一个更为不同的欧洲人和资本主义者。     1790年之后边疆运动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可以用本土主义理论进行解释。在1790年以后,美国的经济生活更具多样化了,这说明一个更大的和更加独立的市场出现了,更多的非英国移民涌入了北美殖民地区,任何一种欧洲文化来源的影响都趋于均衡的状态。虽然人们很容易会把17和18世纪北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看作是欧洲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北美殖民地已经越来越从英国和欧洲古老和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脱颖而出,成为文化界限模糊和单一的社会。     人们是否会对英国文化存在的持久性比对英国文化的创造性表示出更大的惊讶,这一个问题就好像人们是否会问是一杯水更好,还是半杯水更好一样。无论如何,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先后出现某种程度的变化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相同的环境中,它们会作出相同的回应。这很明显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就拿法律制度来说,他们认为,在19世纪,为了满足工业资本家的需要,这两个国家地区的法律制度都出现了新的变化。经验主义者的着述认为,情况不一定是这样,保留下来并继续使用的司法制度,它的制度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新的统治者是不可能全部地接收过来,使其成为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法律。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在法律范围之外,在制度和技术层面也长期存在某些相似的方面,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都是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起源和发展的。     “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以至于不需要什么旁证的资料做进一步的说明,”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Marshall)声称,“那就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保护所有的契约和个人权利,尊重个人财产权,所有这些都不会改变。”美国独立之前和战争之后,有多少这样的具有英国色彩的契约和个人财产权利,都保留下来了。此后,情况有一些小的变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莫里森·韦特(MorrisonWaite)说:“当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统治时,美国人只是改变了政府的组织形式,但政府的实质没有什么变化。”     关于文化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讨论,可以通过一些文化现象的分类进行总结。第一个文化层次,包括住房、饮食和其他类型的文化现象,经常会在人们的怀旧回忆中存在下来。这只是一种“非常普通的文化保留方式”,而不是英国或欧洲文化特性的最佳表现。     第二个文化层次,是经济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们通常会有一个继续存在的表现形式,但大体上也可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原创性的文化内容和含义。北美新大陆的各种文化力量会使经济层面的文化现象有一个大的变化。由于英国文化是连续发展的,以至于没有什么变化,因此,英国本土的文化形式到了北美大陆以后就需要一个新的形式,也需要有与英国不同的文化内容。因而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北美殖民地从英国继承而来的农业生产制度,随着新农作物如玉米(在英国是被抵制的)的采纳和接受,在内容方面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而在英国普遍种植的芜菁甘蓝,却没有能够在北美种植。     第三个也是最为基本和深层次的行为方式方面的文化,毫无疑问已经被传播到殖民地来,并确实被保留下来了,这方面的文化包括:职业道德规范、权力分散的政府组织形式、自愿去担任政府公职、喜欢独立的家庭形式而不是大家庭。除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和组织形式之外,正是这一层次的文化使英国和美国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兄弟国家关系。这些方面的许多文化内涵,具有意味深长的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