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20世纪50年代,婚姻内部的分工都是以传统性别角色为基础的。理想丈夫的形象就是以养家糊口为己任,受过良好教育,有一份好工作,为了赢得晋升的机会加班加点地工作,不停地多赚钱,好能够给家人买车、买冰箱、买坐落于市郊的漂亮房子;而且家人还常常要去度假,这笔费用丈夫也应有能力支付。他的妻子崇拜他,而她自己则很善于管理家务事,如做饭、打扫房间、洗衣服、安排娱乐活动与抚养小孩,让他们长得聪明机灵,并且身心健康。同时,她还须照顾到丈夫的情感需求和性需求。 当时人们的想法就是这样的。至少在1965年,已婚女性从事有偿工作的时间,平均每星期不足15个小时。对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而言,她外出工作的时间则为零。这个平均数还由于算上了独居的老年妇女和特别穷的家庭妇女而被提上来一些。与此同时,已婚男性平均每星期的工作时长超过50个小时。在干家务活方面,男女的角色几乎完全对立起来:已婚女性每周差不多做40个小时的"非市场性"工作,而已婚男性做家务活的时间不足10个小时。这当然就是分工,而且是以性别为界线进行的分工。 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缝衣针工厂"对现代婚姻的影响。第一位阐明这种影响的人是加里·贝克尔,就是前面那个逃停车场管理费的人,以及理性老虎机玩家们的维护者。分工怎么会变得以性别为基础呢?答:这是三股经济学力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们是:分工、规模经济、比较优势。 贝克尔认为,分工是有效的,因为分工能够释放出规模经济。说白了,就是一名全职工人赚的钱,比两名兼职工人赚的钱加起来还多。在最简单的工作中,时常如此;而在对从业人员要求极高的岗位上,这点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有多少顶级律师只拥有半个法律学位,一周只工作20个小时?又有多少成功的公司主管只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上午工作?看那些赚钱最多的人:他们整日工作,长期从事同一职业,最后到达事业的巅峰,这时他们赚的钱远远多于那些事业只进行了一半的人。对于多数专业人士来说,这纵然残酷,却是职场上的一条真理。你过去所做的工作越多,你的生产率就越高,即你每多工作一小时,你的工作效率就会较以前有所提高。这也是体现规模经济的一个完美例子。 承认分工能释放出规模经济,就意味着家庭中父母同时抽出部分时间外出工作,并同时用剩下的时间照料小孩,不符合经济学的理性思想。一半加一半,要远少于一个整体。从逻辑角度看,规模经济要求一家中,仅应有一位家长外出做全职有偿性工作,而另一位则应当留在家中管理家务。除非做完了家里的杂活儿还有富余的时间,才可以去做点能赚钱的工作。 目前为止,讲的都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可是,20世纪50年代中传统的性别角色又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呢?贝克尔指出,这则是受到了第三股经济学力量-比较优势原则的影响。该原则称,分工不应从绝对意义上比较谁的生产率最高,而应从相对意义上做比较。在亚当·斯密的缝衣针工厂里,如果工人伊丽莎白能在一分钟里磨尖两根缝衣针,或将4根缝衣针别到纸上,而工人詹姆斯在一分钟里只能磨尖一根缝衣针,或将一根缝衣针别到纸上。比较优势的逻辑认为,应当由詹姆斯承担磨尖缝衣针的工作,即便伊丽莎白在这项工作上比詹姆斯效率高。比较优势的算法,不能比较伊丽莎白与詹姆斯之间谁做磨尖缝衣针的工作效率更高,而应先算出伊丽莎白自身做两项工作的效率之比,和詹姆斯自身效率之比,再将伊丽莎白与詹姆斯各自的效率之比做对比,这样才得出上面的结论。 实际上,离婚革命更为根本的推动力量是经济。家庭里的传统分工(即亚当·斯密所定义的分工)被打破了。在20世纪初,做家务活很耗时。因此,已婚妇女们除非穷困潦倒,迫不得已才会去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做家务活所需的时间减少了,做起来也比以前容易了。妇女们等孩子们长大后再出来工作,门槛也变低了。于是,大龄女性在外工作的现象变得普遍起来。 离婚率一旦开始攀升,其上升幅度必然相当惊人。理性地看,这里面有一个互相加强的连环在起作用:离婚的人越多,想结第二次婚、第三次婚等等的人就越多,也就是说,可能成为结婚对象的人增加了。这意味着离婚后,再去找新的,变容易了。 进一步说,一旦人们的意识中有了"离婚"的念头,女人们便知道,以后再也不能把自己当成某个经济结合体中的一部分。读者们,你们应该还记得,理性就是想在前头,以及对刺激做出反应。女人意识到哪个经济结合体也许会解散,到那时,女人若只懂得生孩子,情况一定会糟透了。于是,理性的女人就会选择留住事业,权当买离婚保险。在20世纪50年代的家庭分工模式下,已婚女性即便婚姻不幸,对于她们,理性的做法仍是继续维持婚姻:她们几乎别无选择。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外出工作,同时,有了洗衣机与电熨斗的帮助,做家务活也不再费时,这时,女性们开始意识到,不幸的婚姻有一件替代品-离婚。离婚后,单从经济上讲,日子纵然过得艰难,却不至于过不下去。随后,避孕药就出现了。我们已经看到,女人有了避孕药后,受教育程度更高了,事业心更强了,与老板们的关系也更融洽了。 女人在离婚之前,真的有必要先拥有事业吗?基本说来,是的。尤其是对于大部分处于已无法挽回的不幸婚姻中的女人。离婚男人在酒吧里抱怨前妻时说的话根本不可信。离婚女人没办法只靠前夫给的钱过日子。在美国,离了婚的单身母亲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收到孩子的抚养费。而在能收到抚养费的这部分母亲中,也不过是一年几千美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位典型的单身母亲总收入的1/5。一个女人,尤其是身为母亲,若下定决心离婚,那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她需要找一份工作。越来越多的女人意识到,自己有能力照这个步骤,一步不差地实现离婚。 这就形成了第二个互相加强的连环(有些人认为这是个恶性循环):女人因为有了离婚的意识,于是不再放弃事业;又因为女人拥有了事业,脑子中则更加巩固了离婚的意识。女人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而受困于痛苦的婚姻,这种现象已越来越少见。 再来仔细瞧一瞧故事背后的统计数字。就是在今天,尽管有这么多的女人为了乐趣而工作,或为了感受花自己赚来的钱那份快乐而工作,但女人们仍倾向于在面临离婚压力时,加倍努力工作。有好几种办法可以猜出她们是否正面临离婚压力:可以采用事后分析的方法,与那些离过婚的女人对话,从而推测她们在离婚之前也许早就料到了那么一天;还可以考察不定因素与离婚的关系,如年龄、宗教或父母是否有过离婚史等;或者可以直接采访一些女人,看她们目前对婚姻的满意程度如何。不管采用什么办法,结论都是一样的:处于离婚边缘的女人,最有可能努力工作。可见,离婚率上升,并非由于人们的爱情心理发生了变化:这是人们对变化了的刺激做出的理性反应。 不断变化的刺激同时还改变了夫妻双方的婚内行为。在美国那些颁布了"离婚不寻求亦不判定过失"法案的州里,虽然离婚率并未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女人们却也认识到,她们的丈夫若想离婚,不必事先征得妻子同意,也无须离婚后向前妻支付一大笔费用。于是女人在婚姻中付出的越多,承担的风险就越高:生孩子会增加风险,供丈夫念书会增加风险,在丈夫一心忙事业的时候,做个家庭主妇也会增加风险。女经济学家贝齐·史蒂文森在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使用了这样的研究方法:跟踪各州颁布该法案的时间。现在,大家对这个方法,应该都熟悉了吧?贝齐发现,当各州颁布新婚姻法后,丈夫们想逃出婚姻围城变容易了;这时,妻子们似乎再不会在丈夫念大学期间外出打工,丈夫一毕业就辞职,但却更有可能做全职工作,并且更有可能不要小孩儿。妻子们的每一个决定都能产生巨大的影响。新婚姻法出台后,有5% ~ 10%的女性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个年轻女人面前的世界与20年前她母亲年轻时生活的那个世界是不同的。她能够看到,各种工作机会都已向女性开放,只要她想,就能找到事情做。同时,她也能够看到,离婚率在上升。如果她是个聪明女人,她就能明白,她不应该仅依靠丈夫做自己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在这个离婚时代,夫妻严格的分工太过缺乏安全感。和她同龄的其他女人有的则选择晚婚,这样就能和更多的男人约会,结婚的事也可以往后拖。最重要的是,她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孕方法。她可以等自己准备好了再要小孩。这意味着她能够做一份长期的学业规划,并在毕业之后,找一份像样的工作,拼上几年,做一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 这则分析将离婚率、避孕药、女性在职场上不断取得新的权力与成就三者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互相加强的连环。但该分析指责由于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就增多,导致了离婚率上升,是不对的。毕竟还没有证据表明在婚姻中,此时的女性比20世纪50年代的女性更加不幸。与之相反,她们大概比那时幸福得多。她们若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这时已有能力设法改变。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与乔纳森·加德纳曾做过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研究。他们发现,离过婚的人在婚姻结束一年之后比没离婚之前更加幸福。这点和寡妇或鳏夫的情况不同。 对离婚潮更为积极的表述也许应该是:女性拥有非常成功的事业,就能够在婚姻出问题的时候选择离婚;而女性认识到离婚可能成为日后一个重要选择,这又成为激励女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因素之一。 该表述听起来可能有一些抽象,但贝齐·史蒂文森与贾斯廷·沃尔弗斯发现了一个冷酷的事实:由于离婚的可行性增加了,女人的权力也随之扩大了。各州颁布新婚姻法,女人主动要求离婚已对男人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统计数据表明,许多女人并不会真的这么做,但形成这层威胁就足够了。)贝齐与贾斯廷指出,新法规给了女人选择退出的权力,也给了男人更大的动力,要在家里好好表现。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效应,但这种效应是理性的。结果如何?家庭暴力减少了大约1/3,妇女被丈夫谋杀的数量减少了10%。女性自杀率也下降了。这些都提醒我们:新婚姻法的施行,有成本,也有收益。 我们或许还应再为离婚稍稍喝几声彩。首先,我们应当认识到,离婚率现在已停止上升。这是符合理性的。20世纪70年代是离婚高峰期。从根本上讲,这不是法律变化导致的,而是由于家庭生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损害了人们结婚的动机。 从长远来看,夫妻们的理性反应不应是早结婚,结了离,离了再结,而应是少离婚,并且也少结婚。既然已婚家庭的数量在大幅减少(因为离婚),浪漫的情人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跟风结婚,再跟风离婚,而选择一边维持稳定恋爱关系,一边等待时机,等到自己对两人关系更加确定时,再谈婚论嫁。他们也许永远都这么拖着了。经济学领域的两名先锋人物,贝齐与贾斯廷,已是10年情侣,却至今未婚。 虽然30年来,离婚率一直在下降,但如果离婚率跌得太低,也将是件可耻的事情。贾斯廷·沃尔弗斯议论称:"我们知道有个指标叫做最佳离婚率,而且百分百确定其比值不等于零。" 只有经济学家才可能这么想,但他说得不错。婚后的事谁也说不准,有时候,夫妇之间发现自己曾经的选择错了。在本章前面,我曾把寻找爱人比做找工作,现在回到那个比喻:我们知道,在劳动力市场上,人们若不准辞职,也不能被开除,整个市场的运营一定不会非常有效。太多的人将发现,自己没有能力从事某项工作,或者做某项工作感到不快乐,然而却被困在里面出不来。与此相比,婚姻市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有的人强烈渴望回到20世纪50年代时候那种稳定、传统的婚姻中去,即便那意味着再次出现男女的明确分工也无所谓。关于过度分工,亚当·斯密曾这样写道:"一个整个一生只从事几个简单动作的人……自然就没有机会要他去发挥他的理解力或发挥他的创造力,以寻找解决从未发生过的困难的对策。因此,他……通常就变成了人类可能变成的那种愚蠢和无知的人。"① 这些人最好记住这段话。 尽管亚当·斯密使用的代词是指男性的"他",其论点也同样适用于评述熨衣服、烤面包等专属女性的工作。分工创造财富,却能够慢慢地破坏生活的多样性。已婚女性成为劳动力大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不仅意味着她们花在烤面包上的时间减少了,也许还意味着丈夫们陪孩子的时间增加了。工作使女人在婚姻运行不佳的时候有权力抛开婚姻。工作使女人更幸福,工作使女人免受虐待。的确,这是一次革命,革命的代价就是,离婚的人更多,结婚的人更少。付出的代价非常现实,但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付出代价,也是值得的。
谁赚走了你的薪水——最佳离婚率
书名: 谁赚走了你的薪水
作者: [英] 蒂姆·哈福德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让经济学帮你加薪!
译者: 吕敬娇
出版年: 2008-11
页数: 221
定价: 36.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人经济学
ISBN: 9787508612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