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国家财富——1

目 录 第一章 蠢材的天堂    3 第二章 回到现实    17 第三章 城市的腹地    26 第四章 供应基地    34 第五章 被遗弃的地区    42 第六章 技术革命和圈地运动    46 第七章 产业迁入地    54 第八章 涌入没有城市的地区的资金    61 第九章 被发展遗忘的地区    72 第十章 落后城市彼此需要的原因    79 第十一章 城市的反馈机制的缺陷    91 第十二章 导致城市经济衰退的政策    106 第十三章 困境    119 第十四章 漂移    129 注释    135 致谢    147 20世纪中叶，一度看起来混乱无序、难以控制，令人不快的经济学给我们带来了所有人需要的东西：制造繁荣并使之持续的方法。经济学家和那些接受他们建议的统治者们想出了诸多理论，来驾驭国家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机遇和灾难。这些思考似乎富有理性和预示性，并带有统计分析的证据，政府则以此为借口把发展需要的目标、技术和资金集中起来，以期实现他们的目标。 出于这样的理想，赫鲁晓夫在出访联合国后急切地提出，到1975年之前苏联经济要赶超美国，从而“埋葬”西方。在美国，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及其谋士们就像绝大多数美国人那样，认为这个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霸主地位将毫无疑问地延续到遥远的将来。不仅如此，他们还想当然地以为，调控经济的财政手段甚至经济自身的摇摆都将消失：不会再有经济大萧条，很快也不会再有经济衰退。而英国也在自以为是地构建先进合理的、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福利体系，希望令所有人都获得工作和尊重，并能不断改善国民的生活水准。欧共体在美国的一体化经济模式的基础上创建了适于自己大陆的整合方式，在其原始的几个成员国之间运行良好。有六七个美洲国家也开始着手采用这种模式。欧洲边缘的一些穷国后来也加入了欧共体，以便分享整个共同体巨大、整合、安全而富足的市场资源，它们满心期望能得到经济的繁荣。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将加拿大元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货币牢牢地拴附于美元的基石之上。苏联则牢牢稳定了苏维埃集团的各国货币对卢布的汇率。这样的货币管理方式很好地控制了贸易伙伴之间货币价值的波动，从而减轻了债务国的痛苦，以及跨国公司和旅游业的担忧。落后国家的群众和统治者，包括那些刚刚独立或还在致力于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也无不热切地期待某个发展模式能为自己带来财富和进步，它们的期望随后落到了那些提供贷款或拨款的发达国家身上。就这样，落后国家或贫穷国家这样的说法从经济学家、公务员、银行家和编辑们的词库中被取消，而代之以“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ies）和“欠发达的国家”（less developed countries），在速记的时候则分别缩写为DCs和LDDCs。 实现这一切——穷国能够实现富裕、富国能够继续维持——的良方，由于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比如，当美国和苏联政府争相提供经济援助来拉拢穷国的时候，它们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式，而是同样都争着援助水坝、道路、肥料加工厂和灌溉系统。波兰政府所推动的经济项目主要由西德和美国的银行家资助，这些银行家们并不赞同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所有制，大概波兰的其他很多计划他们也不赞同。不过，波兰人的种种构想，包括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为此需要什么资源以及怎么赢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的银行家们来说却都相当熟悉，符合他们的常规和逻辑。 在理论上这一切都符合逻辑，而在现实中它们却很少能得偿所愿。 当机器设计或者建筑设计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们的反应可能是：回到绘图板去。意思是虽然基本的思路正确，但还需要更仔细地加以落实完成。这也是经济学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预期破灭时的反应。他们反复地斟酌自认为早已熟知的东西，更精细地使用惯常的手段，拖曳陈旧的概念，但会加上新的组合和变化，在计算机或立法机关里反复进行推演。然而，面对在各种不同环境和不同体制下都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异常，我们不得不怀疑，某些基本的假设可能出了问题，原因在于我们想当然地接受了许多假设，而没有进行必要的确认和质疑。 宏观经济理论就包含这样的假设。它假定各国的国家经济（national economies）是一些明确的实体（entities），有助于我们了解经济的运行及其结构——正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而非其他经济实体的数据构成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这个假说已延续了约四百年，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探索与征服新大陆、非洲、印度，沿着商贸路线到达更遥远的土地和海洋时，早期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注意到欧洲列强在商业和财富上的竞争，从而形成了这种概念，并沿袭至今。这些学者认为，显现在他们眼前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正是理解财富的关键，包括财富的本质、产生、保持与丧失。根据他们提出的这一理论，财富是由黄金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卖出的产品超过其购买的部分，就能积累下黄金（重商主义者的名字就体现了这种做买卖式的想法），从而形成国库中的财富。当然，如果财富是这样定义的，国家经济也就自然成为经济生活中显著的实体。国家经济的提法只是同义反复，重复了“国民财富”这一概念而已。坎特伦则是早期尝试寻求突破的人，他想超越单纯地将财富与黄金等同的共识，但从本书上一章的引文中，我们仍可看到他与重商主义的联系，“如果实际货币的增长都来自国内的金矿或银矿……” 1776年，亚当R26;斯密在他的伟大作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中将财富重新定义为满足消费（需求）而进行的生产（供应），它的来源并不是金矿或银矿，而在于资本和劳动力，在于国内、国际或帝国体系内的贸易。斯密质疑并推翻了很多以前认可的观点，而在他所思考的每个领域，无论是推翻、接受前人的论述，或是开拓新的领地，他都努力引导人们通过认真的观察和推理前行。 不过，斯密并没有对每件固有的事情都提出质疑。比如，他不加评论地接受了重商主义关于国家是理解经济生活的显著实体的说法。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以此作为自己论述的出发点。这不仅体现在《国富论》的标题上，而且该书的第一句就清楚地开宗明义地指出： 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些产物从其他国家购买过来的产品。 简而言之，斯密从开篇就谈到了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概念，由此展开了之后的论述。 一些城市的腹地刚开始只在它们的郊区，农业、工业和商业混合在一起。这些地区很独特，除了城市本身以外，它们是所有经济区域中最富有、最稠密、最复杂的类型。 城市腹地不能用自然区域来限定，它们完全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人工制品。边界的扩张或者停止只有城市的经济力量才能决定。当今世界最大最稠密的城市腹地是东京。当多年来的发展中，那里修造的铁路和公路越过崎岖不平的大山，这需要19世纪晚期以来的杰出的工程技术。在我所居住的多伦多，城市腹地在一些方向被五大湖所限定，但在另外的方向则是逐渐消失，融入自然景观单一的、没有任何变化的柔和平缓的旷野中。波士顿的城市腹地则延伸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南部，从而惹怒了新罕布什尔的首府和地方政府，他们希望整个州的经济活动整齐划一。于是，他们设法用特殊的手段吸引波士顿的企业和居民进入急缺工作机会的北部，而用特殊障碍限制人们进入已经相对富足的南部，可是收效甚微。因为在这段时间里，波士顿拓张自己腹地的能力仅能到达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的南部。 不是所有的城市会形成自己的腹地，比如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就从来没有。虽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格拉斯哥的工业和技术发展位居世界最前列，其工程师和工业产品享誉全球，产品远销各地。位于它东部五十英里的爱丁堡市为苏格兰的文化和商业中心，也享有出口上的声誉，但同样也没有自己的城市腹地。甚至，这两个城市经济的联合也没能在它们中间的区域催生出城乡结合的、密集和富裕的混合体。马赛是法国最重要的海港，并且兴起了与运输业相关的大量产业，但是作为法国南部最大的城市，马赛却没有任何城市腹地可言。那不勒斯在16世纪是基督教地区最大的城市，它有着浩大的出口贸易，输出各种丝绸、亚麻布、鞋带、丝带、编织品和甜食。在当时，米兰、巴黎、伦敦、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这些规模更小的城市都发展出了真正的城市腹地，但那不勒斯却没有。罗马的腹地相对于它的城市规模也显得十分弱小。哥本哈根形成了城市腹地，但是都柏林、贝尔法斯特、加的夫、利物浦、里斯本、马德里、萨格勒布和莫斯科却都没有。圣保罗有自己的腹地，而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特维迪亚没有。哈瓦那在卡斯特罗时代之前和期间都没有腹地。圣胡安无论是在西班牙或美国统治期间也都没有。 在日本的中心地带形成了很多的城市腹地，彼此合并和交叉，但日本最北部的北海道的主要城市札幌却没有。格拉迪谈到的亚特兰大，美国东南部的首府，没有自己的腹地，西北部的首府西雅图也没有。不过，洛杉矶和旧金山却在新大陆的西部边缘形成了城市腹地，而波士顿和纽约在东北部也同样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城市的所有力量被发动起来，共同影响了其腹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力量彼此处于大致合理的平衡。但是当这些同样的力量到达远方的地区时，其影响方式却有所不同。城市连接自己腹地的经济力量的网络似乎会在腹地的边缘散开。不同的影响因素——市场、工作，技术，企业迁移和资本——从网眼中分离，自己放飞，每个都有独特的方向。通过这样的形式，城市使远离自身的地区形成了各种古怪而受到制约的经济模式。 在这些奇怪的经济模式中，最重要的一类是供应基地。它们是被远方城市的市场不合比例地塑造出来的。供应基地通常很穷，他们在经济上的无奈经常被归因于起点的贫穷。但即使是富裕的供应基地，也像贫困地区一样在发展上面受到种种限制。这些地区的缺陷不止是贫穷，相反，它们迟早会因为这些缺陷坠入贫穷。 乌拉圭就是个极好的例子。在过去几代人的时代，那里是不寻常的富裕的供应基地。该国在畜牧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为遥远的市场供应肉类、羊毛和皮革，大多数是欧洲的城市和城市腹地。除了这些以外，那里几乎没有别的任何产品。但是它什么都不缺，因为任何没在当地生产的产品，都有钱进口。 乌拉圭不是一个由大地主支配、对农民野蛮蹂躏的国家。大多数居民是19世纪后半叶从欧洲移民过来的。为了刺激移民的到来，政府曾经鼓励自耕制度。乡下住着自给自足的农民和牧民。他们努力而高效率地在自己肥沃的土地上工作。由于乌拉圭人的工资非常高，他们很少雇用劳力。从1911年开始，这个国家建立了也许是世界上最慷慨的、最广泛的福利体系，甚至超过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水平。那里没有极度的贫穷或富裕，教育普及到大学，首都蒙特维迪亚成为全国的行政、教育、文化和航运中心，繁荣发展。在这里很容易找到工作，薪水可观，而且很容易胜任，因为通常那里的工作要求并不严格。没有进一步接受高级专业教育的人也能够找到工作，进入冗员众多的政府办公室，或者去现代化的、装备良好的肉类分拣和制冷车间、制革厂、建筑工地、服务行业，或者去进口行业，接受、批发和零售从国外倾泻而来的各式各样的产品。 自1921年以来，威尔士流失了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它的郊野到处是荒芜的村舍。从前是花园、耕地和牧场的地方如今被荒废。在有些地方，甚至整个村庄都消失了。建筑物纷纷坍塌、焚毁或被推倒，残垣断壁会留给将来的考古学家去重新发现、考察和猜测。威尔士的农民离开故土，是因为对于身陷其中的贫穷而狭隘的老式供应基地的经济发展他们实在无法忍受。当地的主要聚居点——小小的加的夫——在经济上毫无活力，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工作机会。因此，大多数为了去城里寻找更好的工作和更多的收入的人彻底地放弃了威尔士。 出于同样的原因，西西里和西班牙的许多过去曾经人口密集的地区现在几乎成了空城。即使在更加富裕的国家，也存在被人们整个遗弃的地区。我就来自其中一个，那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停滞的无烟煤产地，在当地两个主要的居住地——斯科兰顿和威尔克斯-巴尔——如今的人口比20世纪20年代我还是小孩的时候还少，而即便在那个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为了找工作而离开了。斯科兰顿附近的人们通常是去纽约及其腹地，而威尔克斯-巴尔的人们则通常去费城及其腹地。在多伦多城市腹地之外的安大略省，许多居民点的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已经离开，我们在那些地方看到的景象都是：“老年人照顾老年人”。 有些萧条地区人口大量流失，也有的萧条地区居民仍留在原地。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于，来自斯科兰顿、威尔士和安大略省的荒芜地区的人们能够在别的地方找到更好的希望，并且有条件迁移出去；而在海地这样的萧条地区，人们还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或条件去别处淘金。同海地一样，埃塞俄比亚是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几乎没有人离开去外面找工作，因为埃塞俄比亚人既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也没有迁移出去的资本。许多地方同样如此，少数人确实能够逃出去，而大多数人只好留在原地，例如加勒比群岛、拉美的部分地区、印度、中东，以及非洲的地中海附近的国家。如果所有萧条地区的人们都有条件去无论多远的城市找工作，那我们有理由确信，现在世界上所有贫穷而萧条的地区的人口都将以很快的速度流失。 这并不是说萧条地区的人们就没有任何留恋故土的理由，或者说大多数人都喜欢过迁移的生活。特别是，如果一个人必须离开熟悉的文化环境，去往陌生的地方，或者远离自己的故乡和亲人，那么通过移民来逃脱贫困、去外面寻找机会，一定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幸中的选择。 我在这里想要关心的并不是移民的命运，而是被他们遗弃的地区的未来，以及他们的离开会如何影响这些地区。最令人震惊的是，遗弃除了让这些经济滞后的地区继续收缩以外，不会起到其他任何作用。再次以巴度为例，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人们不断离开，前往巴黎寻找工作。你可以想象，这个时间应该足够长了，那么人口的持续削减是否可以改善那里的经济呢？其结果却是，巴度的经济随着人口一起缩减下来，其他方面则没有变化。当然，那些已经到达巴黎的人们确实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留下的人依旧贫困——这正是他们不断离开的原因。在威尔士的乡村也是如此，不管周围有多少人搬走，留下来的人还是贫困，他们也因此继续向外迁移。而在西西里岛，所有那些被遗弃的农场和人口持续减少的居住地也都依旧保持贫困，失业率很高。如果说有的被人们遗弃的地区又重新恢复了经济活力的话，那一定是遗弃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例如，出现了从外面迁移进来的企业和工作机会，就像现在居住在巴度的人们所从事的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