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古典管理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进行比较，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古典管理理论带有的系统思维色彩比较小。"二战"后，市场愈加变幻莫测，由此所形成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系统思想的色彩明显增强了。根据系统科学的新理论，用系统的思维观点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将更加接近于现实。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管理思想的发展和管理理论的建立逐步向系统整合方向发展，这正是和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在管理系统的运作机制上，管理行为有既定的系统目标，系统内有多种变量相互作用，这些变量和外界环境有着非线性的动态关系。外界环境给定了这些变量发生作用的边界，目标给定了变量作用的最优化选择。最为关键的变量可能是由管理和被管理行为所形成的两个相互作用的管理力场，这个力场的肇因是人及其表现的人性，还有就是和外界紧密联系的背景文化和组织文化。这里的每一个变量本身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且都是呈非线性关系的。这样，一个动态的系统模型就有可能建立起来，不过这是一个超大系统。现代系统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给出解决这个超大系统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问题的方案。对于这个超大系统的彻底解决，可能有待于超大系统理论的建立。 信息论给出解决系统的信息流的流动机制及其影响的问题；控制论对超大系统中各个部分的稳定性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耗散结构理论为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自组织机制指出了方向，如何输入负熵成为问题的关键；而协同学为这个超大系统"建立一种用统一的观点去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哈肯：《协同学：自然成功的奥秘》，戴鸣钟译，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88。）涨落和快慢变量对系统的演化将起关键作用；突变论是解决系统的突变和拐点问题，通过涨落达到有序，系统的整体发生突变，系统通过失稳从一种组织状态变成另一种组织状态；而超循环理论是解决"块复制"的机制问题，即组织的发展如何把自身的核心能力复制到要发展的区域并和环境融合起来。 美国的系统动力学专家福莱斯特（JayForrester）教授，首创了一套关于社会系统的建模和分析的方法。（福莱斯特：《系统学原理》，杨通谊等译，上海：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1982。）建立一个社会大系统模型，首先要明确系统的目标、系统的边界、划分子系统、明确子系统的相互关系。对于管理系统这样一个超大系统，与福莱斯特教授的要求比较相符。除了采用动力学方法以外，还有模糊系统理论建模方法和灰色系统理论建模方法。尽管采用了这些现代系统理论的方法，但是对于管理系统这个巨大系统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管理理论走出丛林的路还很长。 "人们并不是理性的，而是由本性支配的，因而通过理解这些本性，就可揭开迄今未经探索过的心灵的秘密。"（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李柱流、肖聿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对人性的探索是管理理论发展的另一条线索。人性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变化。人性问题是人的本质问题，管理可以看做是由人性驱使的一种社会活动。对人性的探索最初来源于《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亚当·斯密（AdamSmith）认为，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李嘉图（DavidRicardo）把经济人的观点发展成群氓假设。而把"经济人"的观点用到管理上并建立其理论的是泰勒。"社会人"的发现是梅奥（GeorgeMayo）对管理理论的贡献，它为行为科学的建立打开了大门。"自我实现的人"是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最高一级，是人的更高一级的追求。而对人性进行归纳性分类的是麦格雷戈（DouglasMcGregor）的X理论-Y理论。约翰·莫尔斯（JohnMorse）和杰伊·洛希（JayLorsch）在1970年发表的《超Y理论》（SuperTheoryY），是对上述经典人性研究的总结。"复杂人"的观点揭示了人性多维结构上的多面性。对人性的层层揭示和多面展示，在引导管理理论不断发展的同时使流派纷呈。20世纪80年代后的"文化人"假说对人性进行了进一步揭示，这在特伦斯·迪尔（TerrenceDeal）和艾伦·肯尼迪（AllenKennedy）于1982年写的《企业文化--企业生活中的礼仪与仪式》（CorporateCultures：theRitesandRitualsofCorporateLife）一书中得到了阐述：人是环境的动物，环境是自变量，人是因变量,由此得出人的未来本性是不可知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建立在"理性人"基础上的博弈论经济学，也许能找出人性更深层次的本质，人的最优选择或许更趋于理性。然而对人性全面了解也许还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和行为科学的突破。对人性的认识永远不会终结，管理理论在未来的研究中定会更加异彩纷呈。 "管理是文化的产儿"，（同上书。）管理理论发展是和文化紧密相连的，并且根据各种不同的文化底蕴酝酿产生的道德准则和制度变化而向前演进。管理思想的发展既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又是文化的产物。管理理论沿着文化的轨迹演化主要有三条线索：一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中提到的管理理论的文化基础，理论家们在这个基础上构建了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二是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氛围形成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三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渗透成为当代管理理论的主要特色。"文化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必将使管理走出管理理论丛林……成为当代管理发展的大趋势。"（谢雪华：《文化管理：当代企业管理发展的大趋势》，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管理文化的最优境界极有可能是东西方文化最和谐的融合。 管理学是研究在一个管理系统中为了达到管理目标，使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趋于最优境界的问题。管理系统存在着最优境界，这个最优境界是实现管理目标的最佳路径。它是由三个层面的最优组成的：一是管理所形成的力场和被管理所形成的力场在达到完全重合时管理达到最优，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任意一点的管理强度最大；二是当管理文化达到完全和谐与融合时，其组织文化的氛围达到最优；三是个人的理性和组织的理性完全一致时管理达到最优。当一个管理系统达到了这三方面时，管理的最优境界就实现了。而通过理论探索建立管理最优境界的理论体系，就形成理论管理学的基本架构。在现实的管理活动中，管理者始终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着这种管理的最优境界。（郭咸纲：《企业多级动力机制分析》，载《江海学刊》，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