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序 对管理学基本命题和管理学研究的思考 美丽的爱琴海中，有一个小岛名字叫萨摩斯岛，充满智慧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就出生于此。与被誉为西方文明"第一个哲学家"称号的泰勒斯（Thales）将世界万物归于水的命题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认为数的原则就是万物的原则。由此形成了一水之隔的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此后的世界文明由此沿着外在的统一和内在的统一两条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这也成了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两个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命题。 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假设。但是，今天的经济人假设使经济学因其研究主体的极度贪婪和无尽欲壑走到尽头。要想解决这一难题，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们都在做着前所未有的努力，不甘寂寞的政客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人们普遍认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可以通过管理行为达到目标。但是，管理行为是有成本的，于是人的欲望的满足就要受到局限，这样就不得不重新思考和修正人的欲望。这个过程实质上隐含着或者修正人性假设或者修正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的两种选择。管理学的基本命题也由此产生。 在管理学的一系列基本命题中，最基本的命题莫过于：管理学的起点是什么？管理学的终点是什么？管理学或者管理学研究的起点又可以分为管理学的历史起点、逻辑起点、理论起点、方法论起点等命题。管理学的终点命题又由"管理有无最优境界"、"管理的最优境界是什么"等命题组成。所有命题又无外乎三大命题的延伸，即管理学的自然哲学命题、经济哲学命题和社会哲学命题。 管理学的自然哲学命题：管理学的人性假设是什么？这是管理学最基本的命题。人性研究古而有之，但是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究其因，是源于人性植于人的内心世界中，同时又与人们的行为密不可分。人的内心世界的丰富多彩不亚于自然界，人们可以通过科学工具和仪器窥探自然界的奥妙，然而人的内心世界是很难甚至是无法观测的。这样在研究中就出现了一系列的设想或假设，有些是有科学道理的，有些则完全是一种猜想。在人性假设研究中，性格是有着先天的成分，而善恶则完全是后天社会的杰作。这些因素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显得复杂而多变，所以，人性假设就成为管理学研究的自然哲学命题。 管理学的经济哲学命题：个人、组织、社会三者的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中间层面的命题，由于其离现实社会最近，于是就成了目前管理学研究的主战场。个人、组织、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生产方式、劳动关系、经济结构和组织方式的变化和演进成为管理学的经济哲学命题的内涵。 管理学的社会哲学命题：管理的道德基础是什么？解决管理困境的方案除了深刻认识人性和充分协调优化个人、组织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使其达到和谐之外，还要重建管理的道德基础。管理的道德基础是降低管理成本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我的研究领域跟上述命题紧密相连。其中，第一个领域是西方管理思想史，延伸出来的一个方向是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在管理思想史和中外管理思想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我进入了第二个研究领域：理论管理学。理论管理学是从管理学的公理系统、假设系统和定理体系出发，通过构建管理学的理论框架，形成的管理理论体系，这部分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我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悉尼科技大学留学期间的博士论文《理论管理学：关于管理最优境界的研究与探索》中。人性假设理论应该是理论管理学的核心理论也是前沿理论，我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攻读第三个博士的论文就是《多维博弈人性假设：理论管理学前沿课题研究》。新的人性假设的提出不仅丰富了管理学研究的视野，也丰富了我从人性层面上对整个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认识。第三个研究领域是一般管理模式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我形成了近20部著作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我将研究延伸到"企业管理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中。在企业管理模式研究中，我着重于通过打造企业的自我管理平台来实现企业快速、稳健、持久的发展。这部分是我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读MBA期间的主要研究领域。在政府管理模式研究中，我致力于政府管理模式比较研究和政府行为经济学研究。政府管理模式比较研究是通过"2＋10"的研究计划完成的。"2"主要指以中国与美国政府管理模式比较为主线，以"10"个国家--新加坡、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巴西、埃及的政府管理模式为参照系，通过同源政体比较、非同源政体比较和交叉比较，形成政府管理模式完整的理论体系。这部分工作是我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和华中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中心工作的主要研究方向。第四个研究领域是未来的管理模式。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我全面分析和论证了影响管理模式演进的未来要素，以及未来的社会形态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后管理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再造。第五个研究领域是未来社会构想。通过对后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及后现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和探索，试图勾勒出未来社会的图景。这一研究领域与未来的管理模式研究呼应相连，互动融合，是我目前在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索菲亚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菲律宾国立大学等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方向。 《西方管理思想史》一书，自1999年9月初版以来，历时10年，仍畅销不衰，现已出至第四版。其间，我在欧美澳的学习、研究与工作经历丰富和完善了我初期对管理思想形成和发展轨迹与理论点演进的认识，对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轴线和实践轴线有了更加清晰和深刻的感受。作为《西方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学者，除了对基本的管理学命题进行思考之外，还要对该领域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我将管理工作者划分为六种类型：管理学大师、管理学家、管理实践家、管理理论研究与教学工作者、管理培训师、管理理论与实践参与者。在这个金字塔形的结构中，每一名与管理相关的工作者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研究西方管理思想史要有一些较为严格的定义和划分，我们这里所说的"管理学大师"是严格意义上的、在管理学思想历史上有所突破、建立其完整理论体系的思想大师，这与一般意义上自称或者自封的所谓"大师"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到目前为止，真正能称得起管理学大师的在世界范围内一般不会超过20位。而"管理学家"也是严格意义上在管理学思想和理论上独树一帜、自成体系，普遍为理论和实践所公认的卓越理论家和思想家。同样，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到目前为止，真正能称得起管理学家的一般不会超过200位。而管理实践家，则是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创新，形成有独特思想体系和管理模式的实践家。管理思想史研究的特定范畴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前面三个层次的思想家和实践家。对目前纷繁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只能予以关注，只有等待浮躁渐渐远去，历史和智慧的曙光重新普照知识的圣殿，并且荡涤掉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幼稚后，真正沉淀下来的有价值的思想才能进入管理思想史的殿堂。只有睿智的管理思想大师在管理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一座座思想灯塔，才是人类管理进步的航标，才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宝贵财富。 是为序。 郭咸纲 2009年2月8日识于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 第三版序 我对管理终极目标的理解 "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思考管理的终极目标，我想，它应当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共同进步。 传统西方实体性思维方式表现出还原论（原子主义的）、机械性、客观性、主客二分等特点，并将理性推上统帅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思维方式无疑也表现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及管理模式的选择上。 西方社会在工业革命时代，物理学方法的"无往不胜"，使人们自以为能够凭借科学理性分解清楚并掌握任何知识领域。在西方管理学理论中，人，是管理的主体，也是管理的客体，不仅财、物，而且人性和事态都被纳入到机械性的管理模型中去加以分析和整合。 当然，不可否认，一方面科学管理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组织行为的效率，为人类经济目标的实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思维方式将人"物化"，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发展性，因而未能充分开发人的潜能，甚至使人异化，失去自我和生活的原本目标，沉沦为商业化的、贪图享乐的、甚至最终被货币主宰的物的附庸。人们为达成目标而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成人类心灵与生存环境的双重困境。 当然，并非说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弊莫大焉，而是说由于东西方思维方式各有千秋，体现于管理实践中，亦显现出各自不同的所长与所短。特别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缺乏分析性思维，较少将世界作为独立于己的客体进行追根究底地研究，较少采用实验方法，故当代中国人在管理上更多地凭借经验和感性，这就需要我们虚心吸取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与科学精神，将其活用于管理理论与实践中，从而实现"中国管理的科学化"。 同时，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弊病"，当代中国人应挖掘、发挥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与智慧，将人文与科学、伦理与心智、整体与分析结合起来，从而在中西方文化相互沟通的基础上，实现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兼容与互长，取长补短，建立合于"道"的、遵循生态的、合乎人性的管理理论。 我认为，从总体观念上来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可以在以下两方面补充西方传统管理思想。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如《易经》，把人的因素、物的因素、相互的因素整合成为一个系统过程，人能够基于其内在本性来参与并实现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而且，有机宇宙本体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人，作为宇宙的精灵与世界的主宰，对宇宙本体价值的体验呈现为道德价值，人性的完成也就是宇宙性的完成。从广义上来说，"一切为了人"是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而管理学意义上的人是与自然协同进化的人，因此，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同进步。 最高境界的管理模式应当是在对人性普遍价值目标、宇宙价值目标的认知与自觉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事实上，价值与哲学可以说是管理的真正起点。只有把握本体价值，进而把握道德价值，我们才能把经济活动维护在一定范围，使它不因为手段而丧失目的，使人不至于在经济活动中工具化、机械化。 其次，将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的整体观念、动态思想应用于管理学中，要把握不同主体、时空、历史、社会关系、限制条件等。管理方法与模式亦当"整体定位，适时权变"。 总之，我们应以中国传统文化补充西方的管理思想，实现"西方管理的中国化"。当我们越深刻地把握宇宙之"道"，掌握它演变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就越能发挥它，越能主动变化，主动去改变事物，进而达到"进可攻、退可守、收放自如"的境界。 事实上，当代西方有关人性理论的研究已经逐渐体现出东方文化的些许特征，管理思想也随之不断向系统整合的方向发展。 《西方管理思想史》是一部致力于系统描述西方管理理论发展演变历程的书籍，也是本人２０多年来研究西方管理思想发展演变的总结。本书有三条主线：第一条是时间线，以时间为轴充分体现其历史性；第二条是理论线，以西方管理理论的历史演进过程为轴，充分反映其发展性；第三条线是人性线，以管理思想发展进程中的人性理论的深化为轴，蕴含着对管理最优境界的追求，充分反映其突破性。此书的再次出版，如果能给中国的管理学界、经济界、企业界、教育界和想了解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读者带来一些帮助，那我就倍感欣慰了。 郭咸纲 1999年6月识于北京 2004年2月识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