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陈章良，张朝阳回到中国 走下飞机舷梯，张朝阳感到一阵寒意，他想不到10月的北京会如此之冷。搓了搓手，张朝阳拎起两个手提箱向机场外大步走去。外面，是他尚未触摸到的中国互联网事业。这一天是1995年10月31日，张朝阳31岁的生日。 尽管想来不大可能，但张朝阳坚持认为，他回国创业的第一天，即1995年10月31日，北京是下着雪的。也许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张朝阳的回忆如此寒冷。 张朝阳是个文学青年，他仍保留着阅读小说的习惯，他最喜爱的是《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这样的能展示自己纯情一面的小说。张朝阳曾骑自行车去看后者书中写过的永定河。张朝阳之后的敏感、自省，他的英雄主义情结都能从中找到根源。 正是这份过分的自省让张朝阳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的人。 1981年，17岁的时候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他的理想是做一个陈景润，关在只有一盏小煤油灯的屋子里解数学题，一整天只吃一个冷馒头。1986年，22岁的张朝阳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物理，却突然发现自己没有了目标。东游西荡地混完了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后，他来到美国。 到美国后，张朝阳变得非常反叛，开始恣意地、甚至有些放肆地享受他的青春。他在银行里从没有存款，但他要买车，而且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ＰＯＬＯ，甚至他梳过Ｐｏｎｙｔａｉｌ（马尾）。1993年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毕业，留校做博士后，继续狂放不羁。 1995年7月，张朝阳以麻省理工学院亚太地区中国联络负责人的身份出国后第二次回到中国，前一次是陪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务长，这一次则是陪着校长回来的。张朝阳安排校长跟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见面，也陪着那位校长去了北大，接待人是陈章良，陈章良刚被提拔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那年陈章良34岁，张朝阳31岁。 陈章良34岁当上北京大学副校长这件事对张朝阳的触动很大。回到美国后，张朝阳就决定三个月后一定要回到中国。回国后亲眼见到国内的景象，访问了许多朋友，张朝阳发现一个在中国生活的人是多么幸福。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文化里，非常充实。在美国的华人则是不在主流文化圈子里的一群人，跟这个社会几乎没有太多关系，只是麻木地生活在另一种世外桃源里。 这一次，和之前很多次的选择一样，他同样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知道的是，他要回中国去。回国做什么，他并不知道。 张朝阳在1995年回国的时选择了做互联网，无他，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有这样一份能帮助他尽快回到中国的工作而已，当然，这份工作所在的互联网行业对张朝阳也有吸引力。 张朝阳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加入的那个实验室的导师虽然是学校的副校长、物理学家，但他本科专业是学计算机的，因此他要求他的研究生、博士生对计算机必须要精通，否则他就根本不会让你毕业。对于张朝阳来说，在实验室工作最大的收获就是运用计算机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所以，因祸得福的是，当别人还在华尔街、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张朝阳却有这样一种闲情逸致在网上漫游，而这一玩就到了1994年。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张朝阳于是就想搞一个“Chinaonline”——中国在线公司。Riding the waves of our times,one is the coming of age of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another is the mergence of China as a global power(顺应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两个潮流，一是信息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另一个是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这两句英文被张朝阳写在了他的第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国在线”的封面上。 那个时候张朝阳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业能够做什么，并且在中国也没有任何资源。当时张朝阳拿这个商业计划书和系里懂计算机的人进行探讨，由于没有谈出个结果，只好暂时搁置在一边。但张朝阳的一位叫Garry Muller的美国朋友，他跟家人要了些钱，成立了一个网络公司。一年后的1995年，他的公司已发展为20多人，并在完成了第一次融资100万美元之后，把这个公司变成欧洲在线ISI。为了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信息，他需要有人帮他在中国工作，张朝阳成了合适的人选。 张朝阳当时急于回到中国，虽然那份工作的工资不高，但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之前，张朝阳决定帮Garry做。就这样，张朝阳回到了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