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画家。” 孟德斯鸠于《论法的精神》中，如此定位自己记叙社会制度万象时的角色。 时间跨越260年，翱翔于万里南空，身处上海至广州飞机座舱的我，沉陷于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跌宕起伏，挣扎于视角与定位问题。 机舱中，再次翻开孟德斯鸠，我豁然开朗。 2009年6月刚刚辞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于其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中，兴起和衰退已经形成规律，从十三四世纪意大利热那亚开始，不断在荷兰、英国和美国身上演绎，此起彼伏。 曾经辉煌，历经沉沦的东方古国，承接谜一般的兴衰轮回，仅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国家百年奋斗史上的奇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已经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等大型公司。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43家， 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有34家。或许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能体会其中复杂的情绪。仅仅20年前，这个国家曾占据了1989年10家市值最大公司中的8家！ 流星，抑或恒星？除了人口红利、城市进程，以及双高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因素似乎看不到尽头。 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稚嫩的中国商业保险滚滚前行。短短30年间，中国人寿(China Life)的市值已经位居全球寿险行业之首，另外一家非国有企业，中国平安（Ping An）也跻身2008年《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之列。 究竟是市值泡沫，还是真实增长？究竟是统计数字的幻觉，还是制度进化的嬗变？究竟是竭泽而渔式地对保险资源的掠夺式开掘，还是一股可持续发展的向上力量？ 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会有客观的结论。溯源与回顾，过去30年的风起云涌绕不过去；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只有纵切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历史断面，或者才有可能逼近于时间的真实，尽管以此归纳结论依然困难重重。 20世纪70年代，冷战坚冰重重。 1975年的一天，一架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舱门打开，走下一位50岁的美国商人，悄悄扣响“红色中国”的大门。这位访客的来意独特，不为游览北京的长城，而是谋划做一笔生意。他巧妙地用了“加强合作将会如何有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之类的套话，意图匹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破冰的政治言语。 种瓜得瓜。17年之后，他获得中国市场唯一一张寿险独资牌照；甚至30年后，在他被老东家抛弃之时，2005年他依然被中国方面授予“马可•波罗奖”，表彰其为促进中美交流做出的贡献。 这位被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称为“中国真正的好朋友”的人，就是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叱咤风云于保险界的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 龙永图曾评价：“AIG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格林伯格和这家公司有着特别的中国情结，因为这里留有AIG创业发家的“根”。 但是，前缘难续。1958年之后，中国内地就不再有商业保险。20年间，保险公司关门歇业，人才散失殆尽，仅余海外业务延续香火。这几乎就是一片商业保险的不毛之地！除了格林伯格稀缺的“归根”相思之外，几乎无人会关注中国，更遑论中国商业保险。 传奇恰恰就此写下。 就在这片被中断的土地上，短短30余年间，中国的商业保险不仅被唤醒，而且诞生了超越AIG的中国巨头。 究竟是谁，什么力量演绎了这样的惊天大逆转？《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 神奇的制度！时势造英雄，皆于斯般。 不过，如何评价中国商业保险改革开放之后30年之制度发展，我与当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的老师谢志刚教授却存有不同。2009年春节，于其宽阔书房的一角，我们一起讨论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共识是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出中国保险业的激荡30年。 直到飞跃于距离地面的万里高空，再读孟德斯鸠时，我顿生醍醐，还是做画家吧——既能深入，又可独立。 英雄亦造时势。如果说哈耶克解释了时势的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刺激的问题——是哪些善良，抑或非善良的“英雄”呢？30年间于中国商业保险的商战博弈中，这些人有过怎样的挣扎和奋斗？ 恰恰这些人正在悄然隐去。 2009年5月13日，我回母校参加上海财经大学许谨良教授30年从事教学生涯的研讨会。许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1982年），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进修保险教师之一（1983—1984年，他被公派去美国Temple大学和北美洲保险公司进修保险）。回国之后，许老师就开始从事保险研究和教学，再未选择离开。蓦然间，几近半个甲子，一去30年！ 作为当年学生的我，面对华发尽染的许老师，这样的紧迫感更加强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读李秀成被擒后写就的数万言时，大兴感叹，“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 就算是格林伯格，2009年已经是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而过去30年叱咤中国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例如马鸣家、唐运祥、王宪章、戴凤举、王国良、谢仕荣等都已经让出身位，再如平安的马明哲、中国人寿的杨超、太保人寿的金文洪等逼近让位的年龄；即使有老当益壮，梅开二度者，亦是英雄迟暮，更不消说那些不见于正史却仍马不停蹄奔走的幽光者。 于是，我执意收拾那些30年的碎片。 并由此上溯一个甲子，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90年的中国商业保险的变迁线条，为过千万的从业者以及从业过的幽光者记叙，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一、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之踵 30年，一段光辉岁月。笃行观察，需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可以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可以扩大其参考的基准。 相映成趣的是，以人力为王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都信奉市场换技术，甚至限定合资公司形式“偷师”。不过，大凡市场换技术，都鲜获成功，典型的如中国的汽车工业。而中国之合资寿险公司似乎重蹈覆辙，或者异变为假合资真外资，或者成为非洋非土的“四不像”，至于2009年，更为退合资，变身中资的“创举”。 作为对照，只有基因改良的国有资本，或者是善于学习的民营资本，才最终演化为先进的商业力量之一。 凡是局限于牌照生意，都缺乏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中国30年之改革，从解决吃饭问题开始，重结果，轻过程；重GDP，轻结构；重现在，轻将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式发展观，亦折射于国内商业保险的保费规模“饥渴症”。 倘若穿透市场喧哗的表面，行业肌体的深处沉积着三个方面的矛盾，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一)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 历数行业特性，尤其是寿险行业，并非一个短期能够赚“快”钱（所谓开业即赚钱，多半就是一个会计神话），但同时又对资本消耗巨大的行业。 依次登上舞台的，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行政资本”；1986、1988年，国有企业资本聚合成立股份公司；1992年，友邦打响海外资本第一枪；1996年，保险行业第一次扩容潮，民营资本首次“随风潜入夜”；及至2004年，保险行业最阔绰地发放了一次牌照，异军突起的民营资本上演蛇吞象大戏，批量染指“2004系”新公司。 资本决定一个行业走向，而资本的腾挪与博弈成为这个行业最为魅惑的故事，其操纵者亦成为最为风云的人。 但是，这个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 肩负“做大做强”最大使命的国有保险资本，历次都成为执行保险行业政策的急先锋，因缘牌照便利，不管是投资股市，股改上市，还是并购金融牌照，构建金融集团。但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某些政绩要求甚于行业健康发展。 逐利而生的民营资本，无利不起早，急于提前变现。他们或为利润，或为资本运作现金流，或为炒作牌照而来。 最有商业耐心的，似乎仅剩海外资本，这亦是外资进入市场时大谈之道，“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不过，或因被并购（例如安泰、恒康和康联保险），主业更换（例如花旗银行旅行者保险），甚至于经济危机（例如AIG）等，化神奇为腐朽，外资的信誓变身旦旦。 （二）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过去30年，国内的保险行业创造了增长奇迹。 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仅4.6亿元。2008年实现原保费收入9784.1亿元（简单统计口径），比上年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100多倍，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的总和。2008年，保险公司达到115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 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第一个资产过万亿元，从1979年开始，中国保险行业用了25年。但是，从第一个1万亿元，到第二个1万亿元用了3年，而积累第三个1万亿元用了仅仅一年多。放眼全球，中国保费收入已经位居世界第6位，成为最为诱人的新兴保险市场。 于此相对应的却是，保险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首先是代理人队伍的向下发展。整体从业素质的下滑，保险公司铺天盖地的人海战术，以及由于生存和业绩压力下销售的夸大或者不当承诺，伤害着行业的口碑。 三次产品危机使得保险产品备受质疑。第一次为2001年平安的投连险危机，第二次为2006年友邦的重疾险危机，第三次为2007年的交强险危机。第一次险情源于产品设计有失公允，误导销售；第二次则是质疑重疾险“保死不保生”，理赔陷阱重重；第三次危机则是对于交强险“暴利”的质疑，“外行看不懂，内行讲不明”的保险，于公众的眼中猫腻多多，迷雾深深。 更大的危机潜伏于失衡的产品结构。整个行业热衷于叫卖保障功能极度退化的“投资型”保险产品，上保费、冲规模，只“做大”不“做强”。产品结构上失衡，行业可持续发展乏力，大起大落的风险加剧。证券市场火爆，投资收益尚可之时，矛盾被掩盖，被隐藏。但是，一旦潮水退却，证券市场牛熊切换，宏观经济进退维谷，所有的暗礁均将暴露于阳光之下。 2008年全球股市的暴跌，中国保险行业多数公司的盈利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数量不少的保险公司出现了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的现象，需要发行次级债或者再次注资。押宝投资型保险，资产配置在二级市场暴露，实际上成为高悬保险行业的“堰塞湖”。上游积累的能量越大，下游越是惊心。 （三）综合金融的梦想与保险分业监管的瓶颈 中国保险行业于综合金融的道路上疾行，综合金融早已经不再是纸上谈兵的抱负和梦想，而是渐入藕花深处。2009年6月，7000亿平安鲸吞5000亿的深发展，被认为是一石二鸟（Killing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的绝妙好棋。马明哲已经构建了保险体系内，体量最大的保险、银行、资产管理的金融集团。 不仅平安，正在改制、意图整体上市的人保集团，在新一代保险干部吴焰的布局下，已经从原有的保险和资产管理，扩展至信托、基金等非保险金融领域。 除了自身的扩张冲动，2008年的危机还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大而不死”（too big to fail），而综合金融架构，大行并购之道，似乎也是做“大”的终南捷径之一。 监管的矛，面对分业的盾，酝酿一个超越银行、保险和证券的超级监管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远非简单将所有的监管重新收回曾经独此一家的中国人民银行，即便如此，此亦非彼，而更类似螺旋式上升；更不消说，抑或还有其他的超级监管形态。 变革的风起于青萍。 2009年7月28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第二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会后的“吹风会”上称，“未来中国将扩大跨行业监管力度”，而美国金融体系改革方案中“改造”美联储成为“系统性风险监管者”的主张值得借鉴。 二、2500万幽光者的嗟叹 “每5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卖过保险。” 2007年，中央财经大学郝演苏教授曾作出一个惊人的估计——寿险业在中国发展的15年间（1992—2007年），总计有2500万人做过，或正在做保险营销。 从1992年，上海友邦率先引入代理人制度之后，这个制度一边发展，一边衰败，又一边进步。善与恶，进步与退步，同时加之这个制度。 数量上，越来越多；然而，离职的人则更多，素质每况愈下，只要有心跳都可以卖保险；底层代理人生存艰难，行业形象整体溃败；部分中心城市，人力扩张艰难，出现空心化，县城和农村市场成为各家公司增长的来源。 但是，如“蚂蚁雄兵”般的他们，却创造了中国寿险业务之发端，同时亦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辉煌。 他们的业务是保险公司中最值钱的业务。个险期缴保障业务成为保险业务中的“软黄金”，持续为保险公司提供最为得意的内含价值。不仅如此，数度在国家或者社会危机重重之际——不管是20世纪末国有企业的下岗、分流潮，还是2008年金融危机下的失业、就业危机——他们都成为吸纳不稳定人群最多的“工作”。 “没有个人营销，就没有中国保险业的今天！” 但是，他们却承受这个行业的负重——“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 扫完了家属、亲人的血缘单，朋友、同学的友情单，个人资源被洗“白”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但是市场的残酷超过想象——写字楼的大门口挂着这样的提示牌，上面用黑体大号字打印着：“保险推销请勿入内！”被高薪诱惑和职业前景刺激的耐心逐渐被消耗，渐至于殆尽。 “卖保险的没保险。”代理人没有底薪和社保，收入完全依靠业务提成。从保险公司角度，没有底薪的代理人，其实是保险公司迅速切入寿险市场成本最低的一条路径。 百万代理人大军已经成为支撑中国寿险行业的三大支柱（个险、银保和团险）之一，客观而言，百万大军也解决了百万人的就业生计，这或许是中国寿险行业最大的贡献之一。 如同赞誉和功绩，代理人制度裹挟的误导、不诚信，乃至于“类传销”的质疑，已经成为危及中国寿险行业的恶瘤之一。保险行业形象之差、地位之低，从业人员数量、去职人数之多，银、证、基、信、保五大金融行业中，无人出其右。这超过百万的大军，自身充满矛盾，非员工编制与福利，却按照员工管理，“我是谁”，“我究竟是谁”，无时无刻不在拷问。 三、外资巨头的进与退 需要一点朦胧美。 中国市场未开放之前，几乎所有的保险巨头都无一例外做着一场春梦。全球最后一个保险市场的洼地，超过10亿的保险人口，不断演绎的经济增长神话。这样的憧憬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越发急切。 保险行业监管部门一度设立了一道特别的门槛——“532”。这道门槛规定，外资保险公司要在中国大陆开展寿险业务，其必要前提是，注册资本金不得低于50亿美元、公司营业满30年，并且在中国开设代表处满两年。这样的规定，堵住了港澳台地区多数保险公司的财路，却没有挡住欧美一流保险公司挺进的步伐。 然而，于今回首，外资巨头赚钱者寥寥无几。 但凡能够进入中国市场的，无一例外均是海外之保险巨头，身世显赫。例如，安联、安盛、荷兰国际集团、美国大都会以及纽约人寿等等。光鲜的“强强联合”却制造不出一个伟大的企业——既做不大，也做不强。合资公司成立10余年后，市场迄今没有诞生恒星，虽然间或曾经有流星飞过。 合资公司发展的初期，股东双方都按照合资合同，各自委派自己的高管人员，各自负责对高管的考核和奖惩，实行的是一种股东委派治理的模式。实践证明这种“伪治理模式”貌合神离，难以形成合力，股东之间更难言互补、尊重与理解。 “合资困境”成为中国市场最为深沉的叹息。 耐不住寂寞，合资寿险公司酝酿另类出逃路径——借“口”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合资寿险公司光大永明的外方股东选择直接变“性”，从合资寿险公司“退回”成为中资寿险公司。 2009年7月29日，光大集团与加拿大永明金融达成重组协议。重组之后，光大永明的注册资金将从12亿元人民币增至30亿元人民币，没有同步增资的永明金融股份摊薄至20%，满足了中资寿险公司外资参股的监管标准：中资保险公司外方的持股比例上限为25%，单一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最高为20%。 除了特立独行、唯一享有独资待遇的友邦保险，外资寿险的巨头依然在不断调整盈利预期计划。2008年底从安联泰国公司调入中德安联的新任CEO柏思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一种心态：“我们对盈利目标不会具体设定为几年，但一定要有很好的业绩，很多说法是寿险公司7年要盈利，但我们愿意乘以2，也就是用14年的时间进入盈利周期。” 中国的寿险市场，宛如一个小小的黑洞，只见投入，而且似乎是无尽地投入，考验着资本家们钱袋的深度，煎熬着保险巨头们忍耐的底线。2008年，30多家外资寿险公司市场份额从年初的8%下降至年末5%，赢家难寻。 不过，亦有例外。 投资平安的高盛、摩根斯坦利和汇丰就赚到了钱，而且是赚到了大钱。再如，香港二级市场上投资中国人寿H股的专业，抑或非专业的投资者都捡了金娃娃。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真真切切卖保险的赚不到钱；但是虚虚实实投保险股票的却赚到了这个市场最大的利润。 四、民营资本的红与黑 民营资本对于中国商业保险，宛如硬币的两面。 一面是暗色。 综观30年中国民营资本，或者太急，希望赚快钱；或者太波动，成败转头空，富则暴富，穷则一泻千里；或者本身就带着原罪的镣铐在舞蹈，不明了保险行业最需要的耐心。 从寿险行业特征分析，一般需要5年以上才能实现利润。虽然也有公司号称成立即赚钱，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会计游戏，皇帝的新衣而已。 5年，或者更长的投资时间，使得民营资本进入成为一个幌子，背后的意图是炒卖牌照，或者垂涎寿险公司充沛的现金流。哪怕是善良的民营资本，类似资本市场的所谓“义庄”，一心想被“套”到底的，但是，一旦本业出现问题，则可能没有持续投入的能力。 从资本大鳄德隆开始，进入中国保险行业的民营资本，就是教训多于经验。 一面是亮色。 有一些磅礴大气者意图破解这个死结。例如华安保险斩断“车险毒瘤”的壮士断腕，以及意在构建混业金融渠道的“万店计划”；再如天平车险尝试的“非核心业务外包”模式；再如合众人寿发起的“挖角平安”的攻势，后援先行，苦练代理的坚持。 既要钱来得正，又要坚持得时间长，这对于中国本土的民营资本而言，或许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不能否认的是，恰恰是外资和民营资本的鲶鱼效应，搅活了国有保险资本的一潭死水。例如逐步去国有资本化而“混血”的平安，创造30年中国商业保险的一个奇迹。 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登陆海外市场之后，亦改良着自身的基因。或者活力渐长，或者犯错之时，经历市场的惩罚。反观如中华联合此等抱残守缺者，其最后的局面可能坏败不堪收拾，残局难解。 五、非对称的保险监管 或许是一个世界的金融难题，监管总是赶不上市场的创新。否则，全球金融市场本身亦不会体验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 市场能够看到中国保险监管的一路奔跑。从简单开罚单的市场行为监管，进化至兼顾市场行为、偿付能力和公司治理的三支柱模型，整个行业皆感触到保险监管的飞跃。 但是国内监管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既要发展，又要监管。不独保险监管，其实国内之银行和证券监管都面临着这个“二元困境”。 不能否认，两个目标有协调的一面；但是，亦埋有碰撞的一面。 更大的挑战还在于混业，确切地说是混业的进化远远快于监管的计划。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同时保险产品投资型化的趋势愈演愈烈，虽然至2008年下半年以来，已经拉开保险产品结构型调整的序幕。 但是，从吃荤到吃斋，谈何容易，资本市场稍有火爆，保险公司亦按捺不住。3000点左右，4家公司迫不及待，推出了8个投连险账户。 资本市场的潮起潮落，立即影响保险行业的偿付能力水线。2008年，腰斩式的调整，已经让众多保险公司亲历裸泳者之羞。 保险公司挺进混业的禁区。典型的如中国平安，并购深发展以后，平安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集团，不仅身份混血，而且是金融牌照一个都不少！ 不仅如此，包括中国人保等国有保险资本，亦通过大手笔的资本腾挪，手握诸多金融牌照。单纯的着眼保险的监管篱笆，已经圈养不住众多心怀冲动的保险资本。 不管是规模，还是影响力都居于国内金融核心的银行，自然不甘接连被攻城略地。银行资本挺进保险，早就不再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除了借银行保险渠道之力，巧取保险公司话语权之外，资本的对决早已蠢蠢欲动。 可以预见的三年，中国商业保险最大的文章之一或许就是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中国商业保险之间的情愫纠葛。 六、追寻向上的力量 这是一个容易被误解，也被多次误解的行业。 “文化大革命”之时，军代表描述保险是，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改革开放之初，保险业务员外出销售保险，被误以为卖保险箱。 20世纪80年代，深圳市一名公安局长，面对“新生儿”平安保险之时，觉得非常不可接受，“怎么可能有两家保险公司呢？如果有两家公安局，谁管谁啊？” 世纪之交，2001年资本市场先扬后抑，平安开先河的投连险潮起潮落。从上半年的天之骄子，跌落为下半年的过街老鼠，诱发了中国市场第一次保险产品公共危机。 2002年三四月间，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向媒体公开质疑航空人身意外保险（简称“航意险”）存在700％暴利。 5年一个轮回。2006年，“保死不保生”的友邦重疾险，成为既投连风波之后，国内保险行业另外一起著名的产品危机。 “暴利论”卷土重来。2007年，作为财险基石之一的交强险被指存有高达400亿元的暴利，而且定价不透明，拥有明显高企的费用和运营成本，质疑之声让整个行业备受煎熬。 虽历尽坎坷，不能忽视的却是，这个行业白云苍狗般的成长和变迁。 2003年，中国人寿首次入选《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290位，此后连续入选，排名逐年上升。2004—2007年，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的排名分别为第241位、212位、217位、192位。 2008年7月9日，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2008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国人寿以434.40亿美元的业绩排名第159位，比上一年度排名上升了33位。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人寿在全球500强企业的名次上升了131位。 同在2008年，经历失而复得的悲喜剧之后，中国平安以2007年18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位列2008年度“世界500强”排名第462位。这是平安首次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成为入选该榜单的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名。 如何解释中国商业保险的猛然崛起？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既可以将中国商业保险30年的巨变之归因于制度变化，还可以解释为中国13亿人口的刚性需求。 但是，我更愿意穿越制度的框架，关注到这个庞大行业的从业者，以及那些曾经的从业者，记叙他们的挣扎、奋斗，记录这个行业最为鲜活的力量，而非泛黄的陈旧势力。 然而，这样的记叙挑战非常大，其中很多人依然还在，很多公司还在进化的过程中，是非功过难以定论，好的，可能变坏；坏的，也可能再反复，至少存有人性的光辉。加之，视角不同，标准不同，时间不同，阶段不一，其实难有定论。 对于我个人，操作如此浩大的一次梳理，仿佛攀登一座珠峰。我既没有选修文学，或者历史，也非新闻专业出身，文字上难言珠玉之美；保险专业上虽有粗浅的涉猎，难登三宝之堂。 仅值一提的是，我独特的经历以及相对独立的身份。我读书时的专业为保险，毕业留校，在上海财经大学谢志刚教授的引领下，恰逢第一次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征求意见，浅尝辄止般参与了些许研究；后因缘成为一名财经记者，见证中国保险行业从半封闭全面走向开放，乃至挺进全球资本市场之风云巨变。 机缘巧合，我曾经一度深度“窥探”行业，以写稿、赚取稿费为生，但是现在离开媒体行业，并不以保险或者其关联为养家糊口之本，可以相对独立之眼光再度回顾。失去才知珍贵，割舍之间知易行难，于行业幽光者，心有戚戚焉。 然而心境通灵，异然。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