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的过热也引起了管理层的重视。特别是深圳市党政机关干部持有一定数额的股票，有的通过亲友进行炒卖活动，民众很有意见，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派员调查，北京开始提醒深圳要加强管理。而此后出现的一系列举措，让股市与政府之间充满微妙关系，并影响深远。 1990年5月，深圳出台了涨跌停板10%的限制规定。6月中旬，国务院批转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改革不再铺新点》一文，人们认为股票的短缺将会更加严重，继续疯炒。6月18日，深圳再出台涨跌停板5%的规定，人们开始观望。6月26日，涨停板又压至1%，跌停板还是5%。6月27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缴纳印花税，年终分红派息，股民所得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部分，要缴纳10%的个人收入调节税①。这时，人们对股票的热情才开始冷却下来。11月20日，深圳党政干部回应新的规定，纷纷开始售股。这次的奉命售股，就像后来的“大小非”解禁一样，一下就把市场砸趴下了。12月8日起，深市掉头向下，自此开始9个月的长跌。 上海也在1990年8月开始抑制股市狂热，南客北佬纷纷携资撤退。杨怀定还在上海梅龙镇酒家摆下酒席，邀来股市同乡，拱手说：“兄弟发财，还靠各位抬举，今有一事相求，诸位千万别接外地人沽出的股票，只有拖住这笔资金我们才能少冒风险，永久拥有这个市场。”且不论他这么做最后是否成功，但至少说明上海当时一些粗具实力的投资客有操纵市场的萌动。 这一天值得纪念-1991年4月22日，深市出现了一天的零成交。 禹国刚认为，用行政手段救市不符合市场原则，于是他心生一计，把目光放在了深发展身上。众所周知，深发展的成立背景与万科等其他4家股份制公司大相径庭，深发展是一家在信用社基础上改制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由国家、企业、私人三方合股设立。它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家上市公司，具有很强的政府背景，这也为之后政府想到以之作为托市砝码作了铺垫。 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和25日，深圳市连开了4次“救市”会议。9月2日，深圳第5次“救市”会议召开。据称，会议气氛沉闷，李灏这位“敢闯”的上级领导再次作出了重大决定-暗示机构应该入市，目的是培养出几个像李嘉诚一样的企业家。 “救市行动”正式拉开帷幕。1991年9月7日起，深圳市政府筹集资金2亿元，开始秘密救市。9月7日，深发展的价格被托到13.85元。接连几天，深发展都跳空高开，终于在9月12日到达14.5元。 深市自1990年12月8日，已经经历了连续9个月的长跌，令深市总市值抹去七八亿元，只剩35亿元。这么一救，到9月底，深市终于止跌回升，涨升0.88点，收出一根阳线。一些消息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直接传到股民耳朵-“政府正在救市。”政府的行动一下子调动了股民的积极性。10月上旬，深发展涨至26元，在深发展的带领下，深股全面冲出谷底。禹国刚事后说：“其实还有2亿元还没用完呢。” 由于深发展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深）”的功效，从此被视为深圳市场的“定海神针”。 看似一场深发展托起的战斗，背后有着深刻的渊源。原来，就在深市一蹶不振的时候，1990年12月，北京派员来了，此人叫周建南，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是之后就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的父亲。在此之前，1990年11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趁在深圳参加特区十周年庆典之机，约刘鸿儒等谈怎样看当时的股市，刘鸿儒认为改革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后来，江泽民总书记回北京作了进一步调研，结论是，“股市继续试点，但暂限于深沪两个城市”。 正是高层的一锤定音，才有了大胆的托市，没有让深市自生自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