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耕之所以选择在深圳买股票而非上海，一方面是因为亲历过上海证券市场的潮起潮落，觉得上海这地方水太深；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上海证券发展走的是日本模式，即先发行债券，再发展股票。 当年，日本野村证券副会长伊藤一直鼓励中国走日本先发行债券的道路。伊藤同时还是国务院的顾问。他向时任静安证券营业部经理黄贵显直接表示，中国要搞证券的话，应该从债券着手，不要先搞股票，因为中国的市场还很不规范。 1981年，有个叫龚浩成的青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地讲了3节股票课后就有人在背后说他宣传资本主义。龚浩成只好知难而退。没想到，1984年，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来又出任行长，一手将股票扶持了起来。 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那时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大发展，需要资金，但银行的钱不会给他们，他们只好自己找钱，老的企业发的叫债券，新的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而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也只是一张收据。当时发行数量也少， 1 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不过2.4亿元。 尽管那些收据算不上股票，但正是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1984年7月的8条《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后来很快就出现了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票-飞乐音响，俗称“小飞乐”①。 之后“小飞乐”红极一时。1986年11月，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访华，他赠送给邓小平的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徽，作为回赠，邓小平给贵宾的礼物正是一张编号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股票。 事实上，“小飞乐”股票的公开发行完全是“将错就错”的结果。在改革开放后，市面上对音响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一家老国营企业-上海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萌生了扩大音响生产的想法。1984年上半年，他在参加上海长宁区工商联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些老工商业者说起旧上海很多民族企业都用股票来集资的事。这是秦其斌第一次听说股票这个东西。受到启发的他提出了股份制的构想，即通过发行股票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集资。 1984年11月1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于对“向社会发行”的理解不同，秦其斌将打算向其他单位和内部职工发行股票集资，说成了向社会公开发售。很快，一篇题为《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报道，将秦其斌和飞乐音响推向了改革浪潮的风口浪尖，而飞乐音响也“无心插柳柳成荫”地成为公开发行的第一只股票。 据说在股票发行的第一天，许多人早早前来排队购买，队伍排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盛况空前。一天之内，总股本1万股、每股面值50元的飞乐音响股票便被抢购一空。不过有报道称，事实上，“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静悄悄地找好了下家，流向社会的只是极少的部分。 当年只有少数比较幸运的投资者认购到了飞乐音响，其中有一个人此后成了声名鹊起的私募-迈克·吴。当年，迈克·吴还不到20岁，由于他生于投资世家，获悉飞乐音响公开发行的消息后，决心不错失这一机会。 迈克·吴后来成为美国个人投资者协会终身会员、美国证券行业协会会员。他后来成立了上海鑫狮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执行总裁。当年对飞乐音响的成功认购，使其成为上海滩上第一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公司的股东。 一个多月后的1985年1月14日，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时，更是人山人海、势不可当。 当时，延中股票由中国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部代理发行，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延中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金管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 尽管上海在1984年发行股票时盛况空前，但这些股票并不能交易，持股者意见很大。直到1986年9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在静安区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静安证券营业部，才有了股票交易。这家营业部位于靠近静安寺的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入驻前原是一家理发店，面积仅为12 平方米，一开始，墙上的小黑板写着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 9月26日当天，该柜台开始正式办理由其代理发行的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家公司股票的代销代购业务。当日，股票柜台卖出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股票共1 700股。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提供临时收据日后交割。 黄贵显回忆起营业部开业时的情景：“我们应该是9点钟开门，但那天是提前半个小时，8点30分开的。因为门口人太多，围得水泄不通，把交通堵死了……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坐轮椅的人，从老远的地方来的，首先让他买了。总的来说，大都是买进，卖出很少。当时一共发行了十几只股票，但真正能上市的就两只股票，而且都是机构控股的。” 据称，这些股票因为涨势不错，机构都不肯放出来。黄贵显还曾动员延中等几个机构卖出来。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公司股份化的初始想法与之后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想法相去甚远，大部分企业都只是想在内部员工中间募集资金，后来尽管向公众开放了一些股本，但上市公司惜售心态较重。可见，当年虽然已经有一些先知先觉的投资者，但未必都能如愿以偿。这些股份制公司惜售股票的行为，对上海本地的证券化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撰文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切的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败兴而归，因为股票早已售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的股票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 据说，静安营业厅里的两张长椅后来通常都坐不满人。到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共1 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