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和高盛、摩根士丹利、美林等华尔街著名投行相比，拉扎德投资银行也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它毫不掩饰自己在同行面前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在过去的157年里，拉扎德投资银行一直都业绩超群。它不同于其他华尔街投行之处在于，它精于智取，绝不用金融资本硬拼，在经受千锤百炼后，它建立起了一个独立而隐秘的王国。简而言之，它的战略就是汇集"大佬"的智慧为客户服务。这些大佬都是经验过人、世界顶级的投资银行家。他们绝不冒险下注，只需要提供最具原始力量（即竞争性）的理念即可。理念越上乘，达到目标所需的眼光和技巧越独到，那么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备受尊敬和信赖的顾问就能赚取越多的利润，而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们也就能从公司分得更大一杯羹，赚个盆满钵满。对于那些跻身华尔街最顶端的少数几个幸运儿，他们（要注意，一直都是他们，而不是她们）总被描述成雄心勃勃、绝顶聪明的人物，但同时又被说成是心狠手辣、毫无道德感可言的家伙。拉扎德投资银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一家投资银行，它有着谜一般的历史，这种隐秘性使得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传统智慧在外人眼中成了难解的疑团。毫无疑问，那些载入拉扎德投资银行发展史册的大佬们都累积了巨额财富。除了内心深有体会外，他们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在追逐这些巨额财富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残酷争斗。他们只是很平淡地讲述身为佛罗伦萨协会成员的感受，谈论他们向国家领袖和世界顶级公司的CEO们提出的种种建议，与此同时，他们始终不会向外人提及拉扎德投资银行独有的神话般的理念。他们竭力希望公众相信一个同样令人费解的个人保证：不管其他人如何道德败坏，他们会一直洁身自好。 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拉扎德投资银行所采取的这种大佬智慧的策略开始严重过时，它的对手们都已高度资本化，实力变得更强大，反应也更敏捷。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以费利克斯·罗哈廷为代表的新一代明星投资银行家和以史蒂夫·拉特勒为代表的老一代纽约上流社会砥柱的对抗开始日益加剧。在接二连三的策略失误下，这些内斗使得该行的境况更是雪上加霜。而一手掌控着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法国亿万富翁米歇尔·戴维－韦尔，在煽动他所创建的王国的内斗后，越发感到苦闷和孤立无援，他的行为也开始显得极为怪异。在内斗达到白热化的时候，布鲁斯·瓦瑟斯坦这个大投机分子开始过来掏米歇尔鼓鼓囊囊的口袋了。最终，在经历了几十年混乱的家长制管理后，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结局出人意料：它不再受它的创始人控制，其股权和其他投资银行一样可被公开买卖。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种种运营缺陷和肮脏的赢利手段最终都被暴露在了阳光之下-它的崇高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 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历史是一个从内部倾轧、毁灭到复苏的故事。这充分证明了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名理念"创造性毁灭"还一直活跃在经济和社会中，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所有大佬中，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最优秀的，无人能出其右。他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杰出的投资银行家，是他把华尔街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金融泥潭中拉了上来，然后又把纽约市政府带出了困境。在20世纪最后30年中，他是拉扎德投资银行非正式的掌舵人。他尽力帮拉扎德投资银行转型，使之成为一家华尔街最受尊崇而又神秘莫测的合伙制投资银行。但在1997年夏的某天，身处华盛顿的费利克斯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生涯将要结束了。他即将面临一场听证，要在参议院的专门委员会面前证明自己的能力，以为他长期所在的一个职位获得委任许可。 "今天能站在诸位面前，这是我莫大的荣幸。克林顿总统提名我为美国下一届驻法大使，我希望能征得诸位的许可。"69岁的费利克斯面对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欧洲事务附属委员会成员们如是说道，"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满载感情的经历，基于多种因素……诚如各位所知，我是一名于1942年从遭受纳粹迫害的欧洲逃离到美国的流亡者。回想起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一直记得成为一名美国人就是我最初的梦想。后来我有幸达成了我的梦想，而美国给予我的比我期望的还要多。如今，代表我现在的祖国成为一名驻法大使将成为我职业生涯的顶点；我在法国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此后无论在业务方面还是在私人感情上，我都与该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因此现在总统提名我为驻法大使，这是我过去做梦都不敢奢求的大喜事。" 但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眉毛粗重、牙尖嘴利的费利克斯一直在为更高的目标而四处奔走。他非常清楚，自己并不仅仅只配当一名大使，过去他还一度戏称大使就如男管家呢。费利克斯不仅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还是20世纪后半期进行重大并购交易的先锋人物。作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最高领袖和财富创造者，费利克斯多年来凭一人之力为自己和合伙人们创造了数亿美元的收入，他因此得以将其同事和下属控制在畏惧和贪婪交织而成的甜蜜之网中。 毕竟，谁又敢去反抗费利克斯这样的大人物呢？他让合伙人赚得腰包鼓鼓囊囊，自己所拿的却远少于自己应该得到的。因此，只要费利克斯造访位于洛克菲勒中心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办公区，他的合伙人们都会放下所有事务，将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他身上，并同意他的任何见解。多年以来，费利克斯一直保持着超强的交易能力，同时他还主动贡献出自己的宝贵时间和无与伦比的独到眼光，来帮助解决美国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两大金融危机。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24小时连轴转，全力以赴收集方案来应对"后台危机"（back-office crisis）所产生的损失，当时后台危机正困扰着华尔街各大经纪公司。在实施一系列艰难而又不乏勇气的并购后，费利克斯最终有效防止了证券行业众多企业的垮台。其次，使纽约市在1975年免受破产之灾的金融拯救方案几乎完全是由费利克斯独立设计的。虽然福特总统拒绝施以帮助，但该方案帮助纽约市渡过了难关。然而在这些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后，费利克斯却成为了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当政期间的哈姆雷特，成了一名被流放在外的民主党人士。但是他仍然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力劝政党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第五街举行上流社会沙龙，并在南安普敦的庄园进行寻找复活节彩蛋活动，然后他在这些沙龙和活动中结交当时的大家和权贵。可以说他是大佬中的典范。 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时，费利克斯迫切地希望自己能当财政部部长，而且也认为该职位非自己莫属，甚至可能有人已经向他承诺了该职位。无论如何，有人认为，在克林顿当政前，费利克斯就觊觎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了。如果吉米·卡特能够再次连任，而费利克斯在文章、言论和访谈中对他的批评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那么费利克斯很有可能已经当上财政部部长了。但在1980年的选举中卡特遭遇了惨败，罗纳德·里根获胜。因此，费利克斯只有顽强地熬过两届里根的当政期和随后布什的当政期，以重新迎来民主党入主白宫的日子。1992年11月克林顿当选为总统时，费利克斯的机会终于来临了。为了能当上财政部部长，他开始大力游说，用上了先前为此目的而设的多个秘密渠道以及多年来熟练操控杠杆的本事：他那一人分饰三角（公司领导、纽约社交界红人以及新闻界热门人物）的传奇本领让投资银行家和公司律师们又妒又羡。 不过，费利克斯最终还是棋差一着，个中原因也说明了美国最有权势（但不那么挑剔）的大人物之一费利克斯的内心非常微妙而且隐藏着众多矛盾。克林顿在1992年的选举期间参观了费利克斯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办公区。在那间挂满照片的小办公室里，费利克斯对克林顿的接待显得冷淡而僵硬，他显然低估了克林顿日后的强大权势。当时他更看好第三党派的候选人H·罗斯·佩罗-得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和电子资讯系统公司（EDS）的创始人，也是费利克斯从前的客户。 在理查德·尼克松的首任总检察长约翰·米切尔的促成下，费利克斯与佩罗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有了第一次碰面。当时米切尔认为佩罗应该可以协助费利克斯解决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危机。在这次碰面之后，费利克斯代理佩罗对杜邦公司进行了一笔额度接近1亿美元的投资，这家公司正在走下坡路。佩罗的这笔投资在当时是个人投资者对华尔街公司所做出的额度最高的投资。虽然最后杜邦公司还是崩溃了，而佩罗也损失了全部投资，不过他和费利克斯的友谊却开花结果了。费利克斯成为了EDS的董事会成员，之后还建议佩罗将EDS卖给了通用汽车。作为对佩罗的回报，费利克斯一路支持了佩罗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但是，佩罗的总统之梦显然无法实现，而在克林顿当选后，费利克斯的财政部部长之梦也化为泡影了。 虽然很多重量级人物都认为费利克斯完全够资格，但是由于他的傲慢、不走运以及政治上的失算，他最终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克林顿首先挑中了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然后选择了高盛的前联合总裁罗伯特·鲁宾。虽然鲁宾比费利克斯小20岁，而且没有任何名气，也没有任何公众业绩，但是鲁宾做了费利克斯以前不愿意做的事情：鲁宾为克林顿和民主党筹集了数千万的资金，这样的支持当然会获得回报。 根据鲁宾的自传《在不确定的世界》（In an Uncertain World），他似乎没有料想到会与费利克斯竞争财政部部长的职位。他在自传中也提到了费利克斯的"大佬"地位和作为银行家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在参加客户斯图贝克威士顿公司（Studebaker-Worthington）董事会会议的前夕，鲁宾的背部受了伤。在这个董事会会议上，鲁宾和高盛要扮演董事会成员和投资银行的双重角色。鲁宾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个周六董事会会议的情况。应总裁德罗得·鲁腾博格要求，鲁宾平躺着参加了会议，会上董事会正考虑是否要将公司出售。 "我觉得如果自己不去，那么鲁腾博格一定会聘请费利克斯·罗哈廷这位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著名投资银行家，而且鲁腾博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多走几英尺都不行，甚至都不能坐着，但是我去了鲁腾博格的办公室，然后躺在了窗边的椅子上。让我不快的是，鲁腾博格将一部分酬金分给了费利克斯，但最后我们还是赢得了这单生意。（虽然这件事情过去了25年，但我始终记得费利克斯分得的酬金数目）。鲁腾博格说，考虑到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他希望这样能够让费利克斯满意。" 费利克斯在业界的重要性-这就是在费利克斯之后丰碑式的投资银行家鲁宾对他的简要描述，这也以一种客观的方式承认了费利克斯在那些极有影响力的并购顾问精英中的权威地位。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并购顾问们的影响力如孔雀身上的翎毛那样黯淡了下去。 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但费利克斯始终稳居并购顾问的最高端。即使到了现在，78岁高龄的费利克斯在结束了自己的外交生涯后，还是能够为那些最有权势的总裁们提供关于重大交易的指导，并为此收取数千万的顾问费。 费利克斯已经将这种独特而成功的经营策略打造成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的招牌特征，这个策略就是聘用最聪明、最有经验的投资银行家，来为那些雄心勃勃的公司总裁们提供极具远见卓识的交易指导，让他们不多走一步弯路。不需要任何贷款，也不需要发放债券或股票（至少是近乎没有）；不用进行公开试验，也不用使用那些具有争议的表外融资工具，拉扎德投资银行需要的只是为世界各个行业领袖们提供指导的大佬。团团迷雾笼罩着拉扎德这个传奇，不过和其他群体一样的是，80-20的规则也适用于拉扎德投资银行-费利克斯就属于那20%的合伙人，他们创造着公司80%的收入。 与他的导师-专制而著名的安德鲁·梅耶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发现为客户提供指导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对烦琐的管理责任他则非常厌倦，因此他经常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简单描述为"一群为重量级客户提供建议的重量级人物"。费利克斯对自己顾问的身份感到非常骄傲，他的智慧为全球所渴望，进行并购业务的人们都想得到他那极具远见的建议：一点不多，一点不少。他不会为没能名列垃圾债券（他对这种产品颇有微词）或股票发行承销商榜首而有一丝遗憾。他也不会为没能成为一名私募投资者而恼怒。在拉尔夫·纳德和威廉·泰勒1986年的作品《大男孩》（The Big Boys）中，他们将费利克斯称做是"一位夹缝人"，他能在大量的事务中取得平衡。纳德和泰勒引用了许多人对费利克斯的描述，其中之一就是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前合伙人雷蒙德·楚布。 "费利克斯影响着整个世界，"楚布这样说道，"他是金融界的亨利·基辛格。他涉足政坛有如基辛格涉足金融界……但我不认为这（步入政坛）是一个处心积虑的决定。他从来没有说过'我要成为政界要人'这类的话。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投资银行家，这样的身份使他获得了不同政治舞台（如纽约和华盛顿等）幕后影响力量的关注，然后他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断向前……我之所以将他比喻成基辛格，是因为我认为基辛格是集智慧、权势与好胜心为一体的典范。我将费利克斯归类为这样的人，他也恰好就是这样的人。"费利克斯在与纳德的访谈中曲解了这个基辛格的比喻，进而反映了他内心隐藏的不安全感。"噢，因为我们都在国外出生，"费利克斯这样承认道，"因为我们都是谈判代表，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关系。但是亨利能驾轻就熟地运用权力杠杆，这是我无法企及的。"在他的回答中，费利克斯巧妙地忽略了他与基辛格所共有的一个重要特质：对任何关于自身的描述都要控制的欲望。因此，纳德戏称费利克斯为"特氟隆投资银行家"，他具有制造大量正面宣传的才能，并能使人们忽略掉他那些更具争议性的判断。 多年来，费利克斯更喜欢将自己比做偶像让·莫内，这是一位现在已经没什么名气的法国经济学家，但是他对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莫内在法国政府中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职位。"但是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费利克斯在1981年对《纽约时报》的威廉·赛琳这样说道，"我也不敢妄言自己可以与让·莫内比肩，但是我相信只要拥有合适的平台，思想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力量。" 费利克斯在20世纪80年代经常把自己与莫内进行比较，其中表达了这样的信息：一个人如果要向公众传递重要的理念，他不一定需要担任显要的官方职位。1982年，他在母校米德尔伯里学院一次毕业典礼的发言中，就将莫内作为了主要发言内容。"莫内担任着多重角色-谈判家、鼓动者、宣传员、战术家和战略家，这些都是掀起民主社会的深层政治变动所不可或缺的。"他对毕业生们说道。4年后，纳德问费利克斯，他在1982年对莫内的描述是否也同样适用于他自己。"当然，这还用问吗，"费利克斯回答道，"这是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这也是一名平民能扮演的唯一角色，如果他还有一定的平台的话。因此莫内是我的行为模范。他从来都不是政府的成员，没有担任过任何内阁职位，他从来都不需要匆匆忙忙地赶去上班。" 将投资银行家与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杰出成就的人物进行对比，这种奇妙的比较在现在看来简直令人难以想象（不过，罗伯特·鲁宾应该是例外），但费利克斯却可以自得其乐地进行比较。股市泡沫的破灭加上纷纷扬扬的公司丑闻导致人们将银行家们视做一群贪婪、自私自利的家伙，而不是传播独立建议的专家。"投资银行家们都是像海明威那样善于瞎编的天才。"一位著名的私募投资家这样解释道。在向总裁们提供战略指导仅仅是极少数人的专利的年代，很少有人能与费利克斯匹敌；当这种指导成为大众产物时，就更没有人可以与费利克斯争锋了。 在费利克斯确认担任驻法大使的前夕，尽管他的语调中满含真诚，但是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讽刺意味。在参议员面前端端正正坐着的这位可真是一个大人物，20世纪中期神秘的欧洲史-该段历史的最后就是穿越欧洲、北美和南美以逃避纳粹的迫害-和美国梦一起铸就了他的一生。正如J·P·摩根在20世纪所形成的金融、政治及社会方面的影响一样，费利克斯用自己更为含蓄的方式在20世纪达到了类似的影响。 摩根似乎对自己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以及财富所赋予的巨大权力感到非常满意，而与之不同的是，费利克斯则疯狂地追求着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影响。他已取得了足够的成就，因此可以公开宣称自己并不是为了追求权力。"我认为权力是不能去追求的。"费利克斯对纳德和泰勒这样说道。一旦涉及到政治，费利克斯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他一路追随托马斯·杰弗逊的脚步来到了巴黎的圣·奥诺雷街，但是他无法再企盼自己能像杰弗逊那样走得更远，能够一直走到华盛顿。政治抱负的落空是费利克斯在他荣耀的一生中极少有的失败之一，但在另一方面，费利克斯也让自己变成了偶像让·莫内那样的人物。 毋庸置疑的是，费利克斯在投资银行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他完全可以骄傲地说自己在过去的50年中为不同行业的老总们独立提供了转型交易的建议，人们也可以说，是费利克斯塑造了投资银行家值得信赖的公司并购顾问的形象。由于对垃圾债券深恶痛绝，因此他可能也会觉得下面这样的描述不太恰当-他在20世纪60年代神化了为公司老总提供独立并购建议的业务，这与声名狼藉的迈克尔·米尔肯在20世纪80年代搞高收益垃圾债券如出一辙。以1969年1月的一周为例，费利克斯要去参加大量的会议，其中有他担任公司董事的法国航空公司豪梅特公司的会议，还有与哈罗德·吉宁（ITT公司的总裁）、尼古拉斯·布拉迪（迪伦里德公司的银行家，后来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以及美国国立现金出纳机公司（NCR）总裁的会谈。就在同周的另一天，费利克斯要面见媒体投资银行艾伦公司的创始人-亿万富翁赫布·艾伦，以及尼克松政府新任命的商务部部长皮特·彼得森-彼得森在之前担任贝灵巧公司总裁时也是费利克斯的客户。接下来的一天里，费利克斯在参加两个内部会议之后，这一周里又要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美国大陆保险公司的董事长以及ITT公司的CEO。最后，他还要再次会见通用信号公司的董事长以及马丁公司的总裁。他的当周日程还显示，他的儿子尼古拉斯进行了扁桃体摘除手术。 费利克斯的经历是对难民理想中的美国梦的印证。费利克斯全家来自乌克兰的罗哈廷城，好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多次被外界占领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哈廷几乎成了犹太人的聚居地，尤其在1867年后更是如此，当时犹太人被赋予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居民的全部权利。1900年该城的人口普查显示，在全城7 201人中，有3 217人是犹太人。到1939年，罗哈廷还有2 233名犹太人。现在，尽管人口达到了1万，但该城已经没有了犹太人，而斑驳的犹太墓地却依然醒目。纽约和以色列的一些组织正致力于保存罗哈廷城的犹太史。根据费利克斯的说法，他的曾祖父不仅是"当地的大拉比（犹太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有能耐的资本家，他曾经将自己的马厩出租给波兰骑兵"。 到了20世纪之交，费利克斯的祖先移居到了维也纳（他们的姓氏罗哈廷可能也源自先前所居的罗哈廷城），在这里他的祖父成为了维也纳证券交易所的成员，并拥有了一家小银行-罗哈廷公司。此外，他的祖父还有几家酿酒厂，当时费利克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就在酿酒厂工作，然后亚历山大开始代自己的父亲管理这些酿酒厂。1927年亚历山大娶了伊迪丝·克诺尔为妻，这是一位"成长于维也纳富商之家"的出色的钢琴家。1928年5月29日，费利克斯出生在维也纳，他是亚历山大和伊迪丝的独生子。因为种种原因，费利克斯没能在维也纳久待，但是这座城市的音乐氛围却渗入了他的骨子里。他没能培养起任何音乐技巧，但是他喜欢古典音乐，当他回到位于第五街的家里开始读书或写什么的时候，总会听上好几个小时的音乐。他最喜欢的作曲家是贝多芬、舒曼和勃拉姆斯。"如果我被带到一个荒岛上，而且只能带上一首曲子，那么我将选择莫扎特的C小调弥撒。这首曲子是我心灵的避难所……无论我在做什么，只要听到它我就能放松下来，就能找到家的感觉。"费利克斯如是说道，"我觉得它非常感人，非常令人难忘。" 经济问题开始迅速困扰费利克斯。费利克斯的祖父是一个投机分子，当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席卷欧洲大陆后，他"几乎丧失了投资的所有资产"，这导致他所经营的银行倒闭。因此这个小家庭开始了在东欧的游牧式生活，亚历山大开始从父亲仅剩的几家酿酒厂中搬来搬去。他们停留的第一站是罗马尼亚，这是费利克斯出生不久后这个小家庭搬迁的地方，当时亚历山大要管理当地的一家酿酒厂。1935年，他们又暂时回到了维也纳，但是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总理在1934年7月被奥地利纳粹分子暗杀后，反犹太人主义的倾向开始四处蔓延。这个家庭不得不再次搬迁，这次是到法国巴黎南部的奥尔良。这是一座位于卢瓦尔河边的城市，在这里亚历山大当上了他父亲另一家酿酒厂的经理。 他们家刚搬到那里，费利克斯的父母就离婚了。"这对我造成了深深的伤害。"费利克斯这样对《纽约客》的记者说道。当他8岁时，他母亲将他送到了一家讲法语的瑞士寄宿学校。"我还记得，当时我很胖，体质也不好，我自己系鞋带都有很大的困难。"费利克斯说，"我早上穿衣服用的时间太长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宁可穿着白天穿的衣服，然后将睡衣罩在外面睡觉。这并不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这样，费利克斯就一直住校，他的母亲改嫁给了亨利·普勒斯纳。普勒斯纳是一个富裕的波兰犹太人家族的继承者，该家族从事贵金属交易的买卖。然后普勒斯纳举家搬到了巴黎，在这里他开始经营家族生意。普勒斯纳是一个虔诚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他与巴黎的拉扎德－弗瑞斯商号以及一家在1813年成立于巴塞尔的小型瑞士银行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尽管费利克斯在一开始与继父并不交好，但是继父的关系网在日后对他弥足珍贵。 费利克斯逃离纳粹迫害的经历非常扣人心弦，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世界观-尤其在他的多层伪装被岁月剥离后。1938年，费利克斯离开那家瑞士寄宿学校回到了巴黎。他还记得，在德国入侵波兰、英法相继对德宣战后，巴黎街道上空响起的持续不断的空袭警报。他戴着防毒面具去上课。当时巴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大型海报，宣称法国一定会打败德国。1940年5月，德国军队逼近了巴黎郊区，费利克斯还误将位于第16郡的自家豪华别墅窗外的炮声当成了雷声。他的母亲、外婆（普勒斯纳的母亲）以及那个长期给他们做饭的波兰厨子一起逃离了巴黎，坐着小车迅速南下，在车顶上还绑着很多垫子。他们在离开时带走了所能找到的全部汽油券。根据传奇人物费利克斯自己的说法-其中的真假尚无定论-母亲让他打开好几管克利诺斯牙膏，在里面塞满继父收集的金币，而继父普勒斯纳作为波兰公民，已被关押到了布列塔尼半岛上一家拘留犹太难民的拘留所里。因为普勒斯纳是一名公开的犹太复国运动主义者，所以他被列入了盖世太保的拘捕名单中。这样，费利克斯开始了那段惊心动魄的横贯三大陆的逃亡之旅，总共历时两年。他和他的家人先后到过比亚里茨、戛纳、马赛、奥兰、卡萨布兰卡、里斯本和里约热内卢，最后才到达了纽约-"这是一段典型的逃亡，还有很多伪造的文书。"在《华尔街日报》1975年的人物介绍中记录着他对记者说的话。他逃离被战争变得千疮百孔的法国的悲惨经历，与他未来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安德鲁·梅耶和皮埃尔·戴维－韦尔的大体一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费利克斯的经历可能更悲惨一些。 在一开始，费利克斯的母亲认为全家到西班牙后会变得安全，因此他们要赶在法国沦陷前穿越西班牙边境。"我们开着小车，与成千上万辆小车、卡车、自行车还有行人一起南下。"费利克斯在60多年后解释道，"路上拥堵不堪，不时有德国飞机过来扫射。我们一直（朝着西班牙）南下，为了买到汽油券，我们还不得不贿赂汽油站的工作人员。"当时费利克斯11岁，德国军队正席卷法国。他们全家好不容易来到了比亚丽兹，一座大西洋边紧邻西班牙的美丽的法国城市。 1940年6月《停战协议》签订，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对于像费利克斯家这种从维也纳搬过来的犹太家庭来说，他们没有什么好的选择。比亚丽兹处于德国占领区，而戛纳属于自由区，在名义上没有被德国占领。"当时我们觉得，两个选择都不怎么好，但是对我们来说，待在自由区应该比待在德国占领区要好。"费利克斯解释道，"因此我们决定驾车到自由区，然后再南下，希望能弄到签证后去其他地方。但是我们没有可以用来穿越各道封锁线的通行证。我母亲不知在一个旅馆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向一个人问到了一条可以绕过德国占领区的乡下小路，这条路上应该不会有德国哨兵的关卡。当时还处于德国占领的早期阶段，因此我们顺着这条小路出了比亚丽兹，但是当我们绕出树林时，发现前面有好长的车队，再前面就是一个德国哨兵的关卡。虽然还不太懂事，但是我也知道情况不妙。我们只能待在这一长溜的车队中，根本无法回头。这样我们的小车离关卡越来越近。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德国士兵在检查着什么。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关卡跟前，而这个士兵想点一支烟，他挥手让我们前面的那辆车过去了，我母亲乘机拿出自己的驾照冲这个士兵挥了挥，他也让我们过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截住了我们之后的第一辆车还是第二辆车，但这说明当时非常凶险，真的很凶险。"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自从经历这次生死考验，我一直心存感激。"费利克斯在2005年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鲍勃·赫伯特也讲过这场经历："这真是一个奇迹。"他母亲最后联系上了他的继父，他继父早已和别人一起逃离了那个拘留所。"当德国人聚到拘留所一边时，他们从拘留所的另一边逃了出来。他们四个人偷到了一辆车，然后就驾车往南。"费利克斯解释道，"因为他们总是在德国军队前面几英里，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是德国人，这样他们搞到了汽油和一些物资。"费利克斯和母亲、外祖母一直驾车南下至地中海，然后待在戛纳和马赛之间的一个小旅馆里，最后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加入了进来。他们在这家旅馆里面待了将近一年。 这个家庭的下一个目标是搞到签证以离开法国进入更为安全的国度-最好是美国，对费利克斯而言，这个国家象征着自由和机会。"我们设法通过广播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讲话，虽然我还不能很好地讲英语。"费利克斯说。罗斯福激励着他，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要弄到去美国的签证即使不能说不可能，难度也相当大。去南美的签证要相对多一点，但是这种签证具有明确的限制，持有人不得据此进入指定的一些国家。"搞到签证的过程是危险而困难的。"赫伯特在《时代周刊》上这样写道。法国维希政府与德国在1941年4月签订的协议更加剧了费利克斯父母的担忧，该协议批准将所有外籍犹太人驱逐到集中营里去。就这样，在维希政府的协助下，共约76 000名外籍犹太人被逐出了法国，其中只有约2 500人后来返回了。费利克斯一家必须尽快离开。费利克斯的父母设法去弄巴西签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在名单中太靠后了-第447位-这样他们出逃的机会显得越来越渺茫。 这时，又一个奇迹发生了。关于这次奇迹，费利克斯本人也是到最近才幸运地知道了其中的细节-一位不太知名的巴西外交官苏扎·丹塔斯作为战时驻法巴西大使，勇敢地帮助了犹太人的出逃。他帮助了至少800名犹太人逃离了纳粹分子的迫害，因此被授予"巴西的辛得勒"的称号。丹塔斯在1954年去世，《苏扎·丹塔斯-黑暗中的堂吉诃德》讲述了这位外交官的故事，他与凯萨琳·格雷厄姆（她和安德鲁·梅耶和乔治·布卢门撒尔是亲戚，这两位都是20世纪早期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大佬）有姻亲。丹塔斯帮助费利克斯及其家人获得了巴西外交签证。"它们看起来非常美。"费利克斯这样描述所获得的签证。 巴西签证为费利克斯和家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小窝，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去美国的希望。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们全家购买了从马赛去奥兰的船票，奥兰是阿尔及利亚西北部一座港口城市。他们的想法是从北非到里斯本，这里是少数几个还能弄到美国签证的地方，但是他们去奥兰的行程并不顺利。"最后，我们必须去见意大利舰队的某个人，因为当时意大利占领了法国的部分领土。"费利克斯说，"那些意大利人看我们的文件不顺眼，所以将我们从船上带下来了。当时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会怎样。"但是两周后，他们再次坐上了去奥兰的船，这次他们没有被带下船。 他们正好赶在德国人入侵阿尔及利亚前到达了奥兰，迅速坐船去了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费利克斯看了很多遍《卡萨布兰卡》这部电影，他甚至将自己在这座城市的经历与博加特的表演混合在了一起，而且他几乎难以将事实与虚构故事分开来。他记得自己会不时到卡萨布兰卡的码头，希望知道何时能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他还记得自己与里欧·卡斯特利的会面和交往，后来里欧来到了纽约，成为一流的现代艺术品交易家。其实同费利克斯一样，里欧也是通过巴西签证才得以安全离开。数月来，费利克斯一家都在试图找到去里斯本的船只。"当时去里斯本的船并不多，而且也很难坐上这些船。"费利克斯说。但是在1941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全家终于坐上了去里斯本的船。在他们眼里，里斯本就像天堂一样美妙，那里有足够的电力，城市到了晚上还是灯火通明。"我觉得这就是最美妙的时刻，在那里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从世界的一边来到了另一边。"他这样描述着自己到达里斯本的心情。费利克斯进入了一所法语和葡萄牙语的双语学校读书，但是几个月后，德国人似乎将要攻破西班牙，入侵葡萄牙，进而切断进入地中海的通道。 要离开欧洲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由于我们还是希望能去美国，因此我们去了美国领事馆，在那里排队等待配额。"费利克斯告诉《纽约客》的记者，"这与梅诺蒂的歌剧《领事》中的场景如出一辙，要等上个七八十年才能轮到我们。"费利克斯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政府部门的人不希望太多的犹太人进入美国，因此我们很难得到签证，等待的时间也会非常漫长"。 由于所剩的时间越来越少，费利克斯一家决定使用那个不太常见的巴西外交签证坐船去里约热内卢。这段横穿大西洋的里程始于1941年3月17日，共历时两周半。当时他们心里七上八下 ，因为不知道自己到达里约热内卢后是否会被遣送回欧洲，就像一些去巴拿马、古巴甚至美国的犹太难民的遭遇一样。但是里约热内卢敞开胸怀接纳了费利克斯一家。"当地人非常认可我们的签证，因此为我们的到来铺上了红地毯。"费利克斯说。这简直是又一个奇迹。 在里约热内卢，他们再次试图弄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次等了15个月。在等待期间，费利克斯在当地一家学校就读。在那里，他开始踢英式足球，并培养起了对骑马和跳桑巴舞的爱好。"我被桑巴舞迷住了，我爱上了这种音乐、这种文化和这种节奏。"社交上相当保守的费利克斯说道（这显得有点不可思议），"这是我追忆在巴西那段岁月的一种方式，当时就是这个国家给我们这些难民提供了避难所。"斯坦·格兹和乔·吉尔伯图的《来自伊帕内玛的女孩》一直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1942年6月，费利克斯和家人最后终于得到了美国签证，他们坐上了从里约热内卢到迈阿密的DC-3飞机。但是出于"军事问题"或类似原因，这架飞机在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做了一个意外的停留。费利克斯回忆说："当时我们心想，'天哪！难道我们就要困在这里，然后被遣送回去吗？'" 最后，在特立尼达岛停留了几周后，他们坐上了另外一架去迈阿密的飞机。他们终于成功了。 费利克斯的逃亡开始于1935年的维也纳， 1942年结束于纽约。他为这次出逃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使得非暴力世界观深深地烙在了他的心上。费利克斯往往会对事情的结局持极度悲观的态度，他在金融方面也非常保守，完全不像那些投资银行的同僚们那样喜欢出风头。"我对金钱的大部分理念都源自1942年，当时我和我的家人奋力让自己先纳粹一步越过了西班牙边境。"他在1976年对《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回忆从前那些往事时说道，"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花了整整一晚上将金币装入牙膏管里。我们家曾经非常富有，而这些金币是我们所能带出来的全部家当。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人能永远拥有的财富就是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到1983年《纽约客》评论他时，这条宗旨被总结成了："这次经历教给了我财富观，这也是难民的财富观。从本质上说，对人唯一有用的是能放入牙膏管里的东西或是能装在脑子里的东西。"对于欧洲那些富裕的犹太家庭而言，如此漫长而复杂的旅程并非史无前例，而更典型的则是去纳粹集中营的遭遇。 1942年6月底，费利克斯来到纽约，他的继父想办法将一些资金转出法国并存入了纽约的一家银行，然后拿一部分钱购买了一套小公寓。费利克斯也争分夺秒地将自己落下的功课给补上。他转入麦氏学校就读，因为该校是曼哈顿少数几家安排暑期课程的高中。他还说服自己的母亲认同了另外一种更快地学习英语的方法（费利克斯一直有着令人艳羡的语言才能），就是去看电影，"因为电影里有合唱"，费利克斯这样解释道。他在麦氏学校的表现非常出色，两年后，当他年满16岁时就从该校毕业了。他在数学、理科和网球方面表现出了极强的天赋，在麦氏学校的最后一年里还加入了大学网球队。但是一位大学顾问建议费利克斯去一个小型学院就读，因为他的年纪比较小，他的母亲也持同样的观点。这样，他在进行了一些调查后发现，佛蒙特州的米德尔伯里学院正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提供一个项目，这样他就可以在米德尔伯里学院读三年的物力和工程，然后在麻省再读两年，而且他也非常喜欢滑雪，因此他申请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并被录取。 当时他可能是米德尔伯里学院唯一的犹太学生。在大二的时候，他加入了Alpha Sigma Phi兄弟会的本地分会，而当时这个协会的全国章程规定不允许吸纳犹太人和黑人（该协会由三名耶鲁新生于1845年成立）。有一天，这个协会组织派来了一名执行委员来到当地分会，"让我们停止吸纳犹太人和黑人入会，不要做这种讨厌的事情"。费利克斯出席了这次会议，而且一直坚持到会议结束。为了缓和气氛，那个代表带了好几箱啤酒过来。费利克斯这样描述道："这个家伙一直不停地说，'请不要误会，我的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犹太人。'然后，我们把他的啤酒递还给他，然后把他带到火车站让他滚蛋。"就这样，我们这个本地分会因为吸纳了一名犹太人成员和一名黑人成员而被踢出了协会组织。 费利克斯很努力地学习着物理，但是很快他和他最喜爱的教授本杰明·威斯勒（米德尔伯里学院物理系主任）都发现，他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潜力不大了。在建议他放弃麻省的课程的同时，威斯勒还建议他休假一学期。 因为费利克斯从1941年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因此他决定在1947年的夏天去法国看看父亲。他坐船渡过了大西洋，父亲在法国港口城市勒阿弗尔把他接上了车。他父亲已经再婚，一直管理着酿酒厂，还把酒厂迁到了巴黎附近的地方。费利克斯和父亲整个夏天都待在法国南部，然后父亲让他到酿酒厂去干活。这样，费利克斯去了卡切尔酿酒厂刷啤酒桶。他迅速消瘦下去，因此可以爬到酒桶里面去刷洗。他还协助装瓶的操作。在这段时间，他从早上6点就开始工作，每天要干12个小时。"我浑身散发着这种臭味，"他说，"好几次有酒桶从我身边很近的地方滚过去，而我却根本不清楚滚过去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得坐地铁回住处时的情景，当时我浑身散发着啤酒味儿，引得路人纷纷侧目，因此我很快得出结论：这样的生活并不适合我。" 费利克斯在1948年的下学期回到了米德尔伯里学院，完成了自己的物理学位，并于1949年毕业。当时他认为自己可能想去田纳西州的橡树岭核子实验室工作。 但是在母亲和继父的帮助下，他幸运地进入了华尔街。在这之前，他也有过一些在华尔街的经验。1945年和1946年的夏天，费利克斯在华尔街一家小型经纪公司杰克公司当收款员和股票过户员。当时他每周的酬金是20美元，有时还可以获得在第155街棒球场举行的棒球赛门票。但是对于费利克斯而言，这仅仅是一条赚零花钱的途径，与他先前在药店工作或教巴黎女演员伊迪丝·皮阿夫学英语这样的暑期工作没什么两样。当他从米德尔伯里毕业后，他的继父再次施以援手。在继父的帮助下，费利克斯获得了在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工作的机会。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普勒斯纳在战争结束后回到了巴黎。普勒斯纳在一次外汇和金条交易中认识了安德鲁·梅耶。 安德鲁·梅耶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认为，费利克斯之所以得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这个令人眼红的工作，是因为安德鲁与费利克斯的母亲有染。"这是金钱与性的交易，"格舍尔这样评论道，"与任何时候都一样。" 发生在1906年4月18日清晨的地震和火灾摧毁了旧金山，随后而来的是长达两天的死一般的寂静。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利福尼亚分行一位不知名的高管终于穿过废墟来到了西部联合公司的一个办事处，在那里向那些远在3 000英里外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发了一封断断续续的急电："全部业务均遭破坏。灾难极其严重。银行均被毁损。所幸大楼天花板还完好，因此所有的记录和证券都安然无恙。朋友们没有性命之虞。我将发来进一步信息……"这封电报就这样匆匆结束。接下来的几天里，求援的信息接二连三地发往纽约以及位于巴黎和伦敦的两个拉扎德支行。但是对于这些求援，拉扎德投资银行内部其他机构却无情地保持了缄默。 4月25日，当灾难过去一周后，旧金山支行的高管向其他支行发送了一封语气极其严厉的信件："现在情况紧急，伦敦、巴黎和纽约支行必须尽全力施以援手。"最后，纽约支行的拉扎德合伙人做出了回应，他们向旧金山电汇了50万美元，并额外提供了150万美元的信用额度来拯救兄弟公司。这些经济上的援助终于帮助旧金山支行挺过了灾难，在一位合伙人的地下室里，这家支行又开始营业。这不是拉扎德这家大银行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面临倒闭。 截至1906年大地震，拉扎德投资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了58年。根据坊间的说法，该银行"出身寒微"，在1848年还只是新奥尔良的一家干货店。这个发迹史人们已经烂熟于胸，但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假。当时，拉扎德兄弟-25岁的亚历山大和18岁的西蒙-在美国寻找犹太人的避难所和发展的机会。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与一位叔叔一起搬到了新奥尔良，而这位叔叔在当地做过生意。当他们站稳脚跟后，兄弟俩出发去找他们的哥哥拉扎尔·拉扎德，然后他也迅速加入了他们。1848年7月12日，三兄弟成立了拉扎德商号。 这三位犹太兄弟从法国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弗罗恩伯格移民到美国。他们的祖父亚伯拉罕为了追求政治自由，大约在1792年从布拉格一路跋山涉水，最后穿过德国来到法国。当时法国对待犹太人的问题要比周边国家开明：法国共有4万犹太人，其中的2.5万人分布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巴黎的犹太人只有500名）。亚伯拉罕成了一名农夫，他的儿子伊莱出生在弗罗恩伯格。1820年，伊莱娶了伊斯特·阿农。阿农是一名银行家的女儿，她为夫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伊莱和阿农生下了7个孩子，有5个是男孩，其中包括了日后拉扎德公司的创始人拉扎尔、亚历山大和西蒙。伊莱·拉扎德死后，伊斯特改嫁莫以兹·卡恩，他们后来又生了4个孩子，其中一个是朱莉·卡恩，她后来嫁给了亚历山大·韦尔-拉扎德兄弟的堂兄、米歇尔·戴维－韦尔的曾祖父。 当革命席卷法国并向欧洲其他地区蔓延的时候，拉扎德兄弟位于新奥尔良的拉扎德商号遭受了重创。 不幸的是，在新奥尔良地区大型灾难就如家常便饭。1788年和1794年，大火烧毁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当1849年火灾再次袭击这座城市时，拉扎德兄弟的店面被烧毁了，当时这家合伙公司才刚成立一年。不过，拉扎德兄弟抢救出了大部分存货。为了预防起见，三兄弟将业务转移到了旧金山，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出售进口商品的新店铺。他们到加利福尼亚的旅程是漫长而艰难的，共耗费了好几个月，其间拉扎尔和西蒙还差点死于营养不良。他们最后终于抵达了旧金山。这是一座熙熙攘攘的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多或少感到失望，因为这里的土地、房屋以及食品的价格都在直线上涨，人口也在急剧膨胀。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可以向那些新来的人提供服务并借此赚钱。1848年，当人们在内华达山脉发现金矿的时候，大量的矿工和投机分子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到旧金山。拉扎德兄弟在加利福尼亚的生意（现在他们的第四个兄弟伊莱-随他们父亲的名字-加入了进来）越做越大，成为了太平洋海岸线上首屈一指的干货批发商，而且他们在黄金出口生意方面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1855年，由于"生意太好了"，拉扎德兄弟让他们22岁的表弟亚历山大·韦尔从法国过来帮忙。韦尔当上了公司记账员。"后来，业务开始涉及到金融交易，一开始是与零售顾客进行金融交易，后来开始与越来越多的其他客户进行交易。" 拉扎德投资银行在1998年出版的限量版公司传记（仅印刷了750本）中对公司150年的历史这样记录道："大多数交易是包括黄金出售以及分别用黄金和白银支持的在美元等货币之间的套利。在韦尔的推动下，公司在金融领域越走越远。" 因为法国人是拉扎德商号主要的交易伙伴，所以在1858年7月20日前后，生意日渐兴隆的拉扎德商号在巴黎设立了办事处。当巴黎的办事处成立后，拉扎德兄弟回到了法国。亚历山大·韦尔继续待在旧金山管理美国业务。12年后，普法战争（1870~1871年）爆发，法国政府截断了本土企业所有的外债偿付。为了能继续进出口金条，这个家族在伦敦开设了第三家办事处。伦敦办事处是巴黎办事处的分支，它可以替拉扎德商号支付到期的债项。在其他金融公司都拖欠债务的情况下，替拉扎德商号偿债的伦敦办事处为公司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拉扎德商号的表现非常优秀，因此到了1874年，一篇专门介绍旧金山百万富翁新贵的文章也把拉扎德商号纳入了其中。 1876年，拉扎德商号的合伙人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商号的干货存货全部拍卖，并且将业务集中于银行业。1876年7月27日，拉扎德四兄弟、亚历山大·韦尔以及拉扎德兄弟同母异父的兄弟戴维·卡恩一起签订了一个14年期的合伙协议，由此创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该银行主要包括巴黎支行（巴黎办事处）和旧金山拉扎德－弗瑞斯银行，伦敦支行（伦敦办事处）仍然是巴黎支行的一个分支。 1880年，亚历山大·韦尔离开旧金山前往纽约，他此行的目的是创立一家向欧洲输出黄金的领头机构，为此他将用4年的时间在纽约开创业务。1881年，拉扎德投资银行成为了苏特罗隧道公司的司库，该公司是一家加利福尼亚金矿企业，它控制着卡门斯托克矿脉、布伦斯韦克矿脉以及一条通往戴维森山的隧道。自此以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大幅提高了向欧洲输出的黄金量。以1884年3月为例，拉扎德投资银行输出黄金的价值高达50万美元，其中包括金条以及双鹰币。只有基德皮博迪这家一度备受尊崇的老式投资银行的黄金输出量可以与拉扎德投资银行一较高下。 1888年8月30日，拉扎德投资银行加入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当时拉扎德投资银行有7位合伙人。虽然当时有一些非拉扎德家族的成员以"合伙人"的身份加入了银行，但是银行的所有权仍然掌握在拉扎德家族手里。 拉扎德投资银行位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的三家支行在稳步扩张，并保持着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它们的主要业绩源自成功的外汇兑换和外汇交易。在20世纪初，拉扎德投资银行在全球三大金融中心均建立了当地机构，这在诸多银行中是独一无二的。除了正忙于在欧洲大陆和英格兰跑马圈地的实力强大的J·P·摩根外，其他羽翼未丰的银行合伙机构在国外都没有什么实力。不过，拉扎德投资银行拥有连全能的J·P·摩根也无法比肩的优势：拉扎德投资银行在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建立了支行。"拉扎德的理念就是-我们要引领全世界。"米歇尔在拉扎德投资银行150周年庆祝会上这样说道。 拉扎德投资银行本土化的主要方式与长子继承类似，母公司将子公司列入合伙人的位置。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各家机构都采取了这种形式，而且在这样的法国家族中，还存在着包办婚姻和内部联姻的传统。"这个家族强大起来的根源就是家族内部表亲的结合。"已故的作家阿诺德·卡范琼这样评价道，"韦尔、拉扎德、卡恩和阿农都娶了他们的表妹，这样就可以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的策略可以聚集财富并增长财富。到西蒙·拉扎德过世时，他的儿子安德鲁和侄子米歇尔"均在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学习银行业务"。亚历山大·韦尔将自己出生于旧金山然后在巴黎接受教育的儿子戴维·韦尔带进了公司，戴维在1900年成为了公司合伙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晚期，戴维－韦尔正式将家族的姓氏改为戴维·韦尔-这样他的全名就成了戴维·戴维－韦尔，此举成功地奠定了他们家族在法国贵族社会中的地位。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法国社会，一个移民的犹太家族能走到这一步已然不易。皮埃尔·戴维－韦尔追随父亲的脚步坐上了拉扎德高级合伙人的位置。后来米歇尔·戴维－韦尔也从皮埃尔那里适时继承了该位置。 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一直处于混乱而低效的状态。它名义上是一家银行，但实质上只是英格兰银行辖下的一个"账单机构"。所有巴黎支行的合伙人也都是伦敦支行的合伙人。伦敦支行也会吸收存款，但大部分存款都来自罗斯柴尔德和巴林银行等的国外机构。到了1905年，拉扎德兄弟希望银行的业务能向商业类和公司类业务扩展，而不仅仅是其他银行的银行。为了这个目标，亚历山大·韦尔在过世前一年开始寻找一位声誉良好的英国人，他将把这位英国人引进公司。最后他找到了罗伯特·金德斯利，让他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这是一位非常成功并且相当知名的股票经纪人。在1905年进入拉扎德后，金德斯利迅速将公司推上了顶峰。他是第一位专注公司咨询业务的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他不仅关注外汇和商业贷款方面的咨询业务，还关注当时毫不起眼的并购业务。 金德斯利为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注入了迫切需求的新鲜血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14年，伦敦支行的声誉如日中天，被列为英格兰的承兑机构，而且还成为了承兑机构委员会成员。只有17家金融机构享有如此高的荣誉，这也充分表明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金德斯利与英国国际化金融家和实业家威特曼·皮尔逊不仅仅是业务上的交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某一天，金德斯利将皮尔逊介绍给了戴维·韦尔，然后皮尔逊就跟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做了一笔小额投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格兰银行对外资在英国银行体系所占的比例做了严格的规定，因此，皮尔逊（现在是考德雷男爵）将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增加到了50%，该支行的另外一半股份则由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持有。皮尔逊所持的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的股份在日后影响到了拉扎德投资银行全部的三家支行，而且在90年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大股东。 弗兰克·阿尔兹切尔的父亲查尔斯在黄金潮时从伦敦移民到了旧金山，然后成为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第一位来自家族外的合伙人。就如同命里注定一样，弗兰克从耶鲁毕业以后加入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1916年7月1日，弗兰克的父亲过世，他在同一天成为了公司的合伙人。除了亚历山大·韦尔和一些拉扎德家族的成员外，合伙人位置的继承与公司所有权份额的继承完全是两码事。 即使在当时而言，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的位置也能带来巨额财富，因此不管他们是否持有银行的股份，拉扎德的合伙人都能跻身所在国度最富裕的阶层。弗兰克·阿尔兹切尔在进入拉扎德后也变得极为有钱。他活到了94岁，在一生中为心爱的母校耶鲁大学捐款达数千万美元之巨。1913年，阿尔兹切尔娶了雷曼兄弟公司的海伦·雷曼·古德哈特，这进一步巩固了犹太人在纽约金融界的上层地位。阿尔兹切尔的妹妹嫁给了赫伯特·雷曼，他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前合伙人，后来成为了纽约州州长和美国参议员。 阿尔兹切尔在1917年10月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后，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拉扎德这个法国家族要关闭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或纽约支行。这个羽翼未丰的银行面临着又一个生死存亡的考验。1918年10月，阿尔兹切尔去巴黎待了两周（这也属于他为美军所服的部分战时兵役），在那里，他与其他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在清楚地了解了他们的想法后，阿尔兹切尔高兴地向纽约支行的高级合伙人乔治·布卢门撒尔写了一封长约三页的书信，他在信里说法国合伙人们现在对拉扎德投资银行三家支行的前景更为看好了，"他们非常希望能继续经营拉扎德投资银行伦敦支行和纽约支行，而且他们相信这三家支行在金融市场上都处于极为有利的位置，他们的声誉以及相互关联和总体分布情况都非常不错，在战后的发展中，三家支行都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还继续写道："他们都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在战前就已经拥有了一流的声誉，并在战时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拉扎德的声誉。"就这样，拉扎德投资银行避开了这一次危机。 战后，阿尔兹切尔回到了纽约，他从布卢门撒尔那里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日常事务管理权。但是阿尔兹切尔的权力扩张也仅限于此，他还必须定期向权力更高的布卢门撒尔汇报，向其征询一些重大问题（如年度合伙人比例的决定，对疏于职守或表现不佳的合伙人的申斥以及对三家支行的费用的会计处理等）的情况。像他的父亲一样，阿尔兹切尔还有许多业余爱好，例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心。1920年，他协助成立了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从一开始他就希望这个委员会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一直是这个组织的目标之一。 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阿尔兹切尔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从1923年的一件事例中可见一斑。在法国占领鲁尔，阿道夫·希特勒未能成功的啤酒馆暴动以及不明朗的国际形势这三方面的影响下，金融市场变得一片混乱。法国面临着全面的金融危机，法国法郎的价值下跌了将近50%。1924年1月，法国财政部邀请阿尔兹切尔去巴黎，以了解他对解决法国货币危机的看法。在1月24日这场精心准备的发言中，阿尔兹切尔呼吁法国政府采用他设计的一个用于稳定货币价值的"实验方案"。"这需要美国政府或英国政府提供一定的信用额度。"他这样告诉法国财政部，"在合理的担保条款下，我们应该可以在纽约组建一个银行集团来为我们提供所需资源。纽约的货币市场进入相对容易，而且与法国的友谊以及对法国的信赖更有助于计划的实施。"他断言，在媒体的配合下-不要考虑政治上的可行性-"实验方案应该可以成功"。不过，阿尔兹切尔坚决要求拉扎德投资银行不得出现在媒体上。"尽管银行确实需要得到宣传，但是我要求银行的名字不得与这些事件联系到一起。"他说，"如果政府对此有担心，政府可以声称是得到了一家根基雄厚的银行机构的建议，这家银行认为巴黎在实施了这些措施后应该可以重新恢复人们对法国的信心，而且可以保护法国货币，形势还在政府的掌控之中。" 法国政府迅速采取了阿尔兹切尔的建议，针对那些看空法郎的投机商实施了一次经典的"挟仓"行动。鉴于"法国政府的敏感性"，阿尔兹切尔吩咐巴黎合伙人帮忙实施他的计划。《财富经济学百科全书》对1924年的法郎危机这样记述道："（法国政府）从J·P·摩根借了1亿美元的贷款，然后通过竞价在几周内将法郎的汇率从124法郎/美元提升到了61法郎/美元。那些卖空法郎的投资商因此损失惨重。"在阿尔兹切尔巴黎谈话后的一个月，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方案获得了巨大成功。一位拉扎德投资银行创始人的儿子、巴黎合伙人克里斯蒂安·拉扎德给阿尔兹切尔写信说："虽然法郎的看空势力还会发起多次攻击，但是巴黎的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如果大家了解事情的发展，情况还会更好。现在的民众甚至是佃农都愿意支付税金。" 1924年3月，阿尔兹切尔写信给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于实验的成功我表示最诚挚的祝贺，现在我对成功没有一点怀疑了。""货币危机的处理方式令人赞叹。"在这封信的附言中，阿尔兹切尔倾吐了内心的隐痛，他觉得这次法郎拯救行动的大部分功劳似乎都被J·P·摩根抢去了。"在这个拉扎德投资银行设计的计划中，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名字却无法同J·P·摩根并列，我个人觉得非常痛苦。"后来他又用笔划去了打印好的"我个人"这几个字，换成"我们大家"这样的字眼。"但是，我们肯定会获得足够的补偿。"他在信中还提到，法国政府应该为这次危机处理的成就向某些人颁发荣誉勋章-两年后，法国政府向阿尔兹切尔和布卢门撒尔颁发了该勋章，这也是拉扎德投资银行合伙人在银行历史上所获得的又一荣誉。 最后法郎危机的处理终于真相大白，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获得了媒体和政府的一致称颂。"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激动心情。"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在给阿尔兹切尔写信时这样写道，"拉扎德投资银行在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不过他意识到，远在纽约的阿尔兹切尔是最应该得到这些荣誉的，因此他接着写道："我非常想念您，因为我一直记得我们的谈话内容以及参观利沃里街的情景。全盘计划最早是您想出来的，我很遗憾您所在的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无法享受大家对此计划所给予的荣誉。"他还向阿尔兹切尔透露了"一个秘密"：他售出了部分股票投资组合，准备了足量的法郎专门用于1924年6月的大拍卖，在拍卖中，法文报纸《勒高罗伊斯》的犹太籍所有者亚瑟·梅耶将出售他的高级艺术藏品，这些藏品中有一件作品是梅耶在1909年委托克劳德·莫奈画的一幅非常壮观的干草堆。"我希望您不要在市场上反对我。" 克里斯蒂安这样写道。 几天后，克里斯蒂安又发了一封信，对"兄弟公司一直勇敢地与我们一起战斗"再次表示感谢。他还就阿尔兹切尔的附言做了答复，认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会因为其发挥的作用而得到报酬。他说："我们在不收一分酬劳的情况下，把全部的人工和精力都调配给法国银行使用……从法郎保卫战的第一个晚上开始，我们自己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我相信您能理解我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公共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我们不收受任何酬劳不仅仅是爱国的表现，更是明智之举。我们坚定地认为，我们的银行迟早会因为现在的表现而获得应有的回报。我还要告诉您，我们伦敦支行已经主动向法国银行表态，会把从英国银行那里收到的佣金退回去。" 当巴黎支行继续帮助法国政府应对法郎危机时，阿尔兹切尔抓紧时机向法国合伙人推销自己的主意-将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改造成一个全新的业务单位：一只封闭式投资基金。在一开始，戴维·戴维－韦尔同意将100万美元放到基金名下。但是戴维的其他合伙人则更为谨慎，他们还希望了解乔治·布卢门撒尔对基金所持的看法以及基金利润将如何在巴黎和纽约两处进行分配。阿尔兹切尔和克里斯蒂安·拉扎德对基金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共识，但是阿尔兹切尔认为克里斯蒂安把组建基金的主意过早在巴黎公布了。 1925年12月月底，大家又敬又畏的乔治·布卢门撒尔在担任了21年高级合伙人后从拉扎德投资银行光荣退休。他在余下的日子里主要开展慈善事业并收集艺术品。当时《纽约时报》还就此做了报道。两年后，布卢门撒尔在"13票同意，无人反对"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36岁的弗兰克·阿尔兹切尔。 适逢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动荡年代，布卢门撒尔的离开促进了两大转折的发生：阿尔兹切尔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组建投资信托；戴维·戴维－韦尔则招揽矮小结实、精力充沛的货币交易员安德鲁·梅耶进入公司，后来梅耶被称做"银行界的毕加索"。安德鲁成长于在巴黎的犹太老区马里拉斯，他的父母都来自位于法德边境上的斯特拉斯堡。据说，安德鲁的父亲朱尔斯·梅耶可能是一名"印刷品推销商"或"小商人"。 安德鲁·梅耶在巴黎上学，但是他学业平平。1913年7月，他还未毕业就离开了洛林学院，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他需要赚钱养活自己困苦的家庭，因为他那四处游荡的父亲在赌博上花的时间要远远超过工作的时间。安德鲁一直对巴黎证券交易所非常感兴趣，据说他能记住在该交易所上市的全部股票的价格。他很快找到了一份交易所送信员的工作，之后又谋到了在一家小银行-博松银行的职位。安德鲁因为"心脏虚弱"和"要承担养家糊口的重担"而被豁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 在博松银行，安德鲁很快学到了货币交易的技巧以及政府和公司职责。"这需要敏捷的头脑，这位年轻人显然具备这种能力。"卡里·赖克在《金融家》中写到安德鲁的生平时说，"他很快具备了一种现实的价值观。这个焦虑不安的孩子具有无穷的精力，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然后开始学习报纸上的金融表单，此外，他还将自己一天的计划列出来。当他在那拥挤的房间里与家人吃饭时，他会将电话放到饭桌上，然后边吃饭边与人讨论市场的情况。" 和当时其他交易员一样，安德鲁会在每个工作日下午1点到3点15分尽职地向博松银行报告交易的情况。"一名巴黎的外汇交易经纪人必须头脑清晰，而且身手敏捷，这样才能通过操控来自伦敦和美国的几百万法郎，让巴黎的货币价格下跌几点。"《时代周刊》写道，"他能在很短的几轮交易中就将货币点数拉升到他的最终盈利点。"安德鲁在博松银行的成功以及在1924年法郎危机中的表现引起了戴维·戴维－韦尔的注意。戴维在1925年邀请安德鲁到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面试。"在他面前所有人都相形见绌。"安德鲁的孙子帕特里克·格舍尔这样描述安德鲁的交易才能。但是27岁的安德鲁非常苛刻，他与戴维进行了一场非常艰难的讨价还价。当时他想明确地知道，自己何时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的合伙人。而戴维在一开始不愿意给出明确的时间，因此安德鲁大步走出了戴维的办公室，回到了博松银行。（还有一种说法是戴维把安德鲁打发走了。） 一年后，戴维再次联系上了安德鲁，这次他承诺安德鲁，如果安德鲁的表现达到了他的期望，那么安德鲁就能成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1926年，安德鲁以项目经理的身份加入了拉扎德，部分原因在于拉扎德在法郎危机中的英勇表现深深感染了他。一年后，戴维遵守诺言，将安德鲁提升为拉扎德投资银行巴黎支行的合伙人，与此同时，他的儿子皮埃尔·戴维－韦尔也被提名为合伙人。在接下来的50年里，安德鲁将凭借金融才智和强有力的个性统治拉扎德投资银行。 从1927年年初开始，阿尔兹切尔就专注于建立全美第一只封闭式共同基金-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General American Investors Company）。1927年5月，这只基金正式开始"购买、持有、销售并承销股票，包括国内股和国外股"，而拉扎德投资银行和雷曼兄弟公司则是基金的主要投资人和所有者。1928年10月15日，另一只基金-全美投资者第二综合基金成立。1929年9月5日-华尔街大崩盘的前一个月，两只基金合并成为一只基金。到1929年年底，该基金资产总额为3 300万美元。在阿尔兹切尔的余下生涯里，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成为他生命的寄托之一，但是这也导致他和安德鲁·梅耶的关系走向了决裂。 通过阿尔兹切尔与新合伙人阿尔伯特·福施之间的通信可以看出，拉扎德投资银行纽约支行在1929年夏天就开始担心会发生股市大崩盘。"在我看来，除了市场情绪稍有改变外，我看不到任何市场好转的迹象。" 福施在信中这样告诉阿尔兹切尔，"最令人失望的显然是建筑数据。汽车业务已经进入冰点，商品价格仍不见起色，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仍在增大，我认为这个冬天我们将面临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危机。" 福施确实具有先见之明。股票市场的下跌从1929年9月开始，直到1932年7月才结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整整下跌了89.2％。大部分工业化国家都跌入了几乎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拉扎德投资银行的三家支行最终都熬过了股市大崩盘和崩盘后的不良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此之后。拉扎德投资银行出现的危机与宏观经济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因为自身管理不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