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总裁的成功创业法则——第一部分

我和一些不合时宜的同道中人，包括音乐老师罗伯特•克里米斯(Robert Klimes)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生汤姆•凯德(Tom Cade)，一起成立了南加州鹰猎俱乐部(Southern California Falconry)，我们训练猎鹰来狩猎。每个春天的周末我们都会去野外寻找鹰巢;有时我们对小鹰们进行集训，有时也会单独训练某只小鹰。我们的俱乐部推动了加州第一个鹰猎管理条例的出台。 这是我人生中可塑性最强的年代。当一名15岁的少年执意诱捕一只狂烈的苍鹰，他彻夜不眠地守候，直到这只放松警惕的鹰在他的拳头上睡去，得手之后，他又开始更辛苦地驯服这种骄傲的鸟儿。假设身边有位禅师，他可能会发问：“到底是谁在这里接受训练呢?” 还有位成年的登山者唐•普伦蒂斯(Don Prentice)，他教会了我们如何利用绕绳下降法接近悬崖上的鹰巢。我们之前都是紧紧握住绳索，慢慢往下爬，而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粗麻绳(从电话公司偷来的)缠在髋部，以及如何利用肩胛控制下滑速度。我们把这当成全世界最伟大的运动，于是不停地练习、提高和创新。我们还用皮革改良了登山服，此后速度越来越快。 为了在斯托尼波因特(Stony Point)的沙岩峭壁上训练绕绳下降，我们搭上货运列车，来到了圣费尔南多峡谷(San Fernando Valley)西端。因为没有任何专业器材或登山靴，我们只能穿运动鞋或者干脆打赤脚。 我从未想过要攀登悬崖，直到有一天我成功滑过斯托尼波因特的一个岩缝。唐•普伦蒂斯给了我们不少指点，随后在那一年的6月——当时我16岁——我开车驶向了怀俄明州。那是一辆1940年产的福特车，我在《汽车工艺》课上对它做过改装。我还记得，我单独驾车穿过高温的内华达沙漠，泊在路边的奥斯莫比尔(Oldsmobile)和凯迪拉克竖着引擎罩，看着它们向我的身后退去，那感觉真是无比美妙。 我在怀俄明州的松谷(Pinedale)与唐•普伦蒂斯及其他一些同伴碰面，随后背上包赶往北部的风河岭(Wind River Range)。我们要去攀登甘尼特峰(Gannett Peak)，它是怀俄明州的最高山脉，但我们并没有这一带的旅行指南，因此有可能会走失。我想从西边爬上去，其他人则建议穿过隘谷，朝北边走。于是我们分散了，只有我一人向西，一路上翻越了不少悬崖峭壁。那一天的晚些时候，我抵达山顶，但不幸赶上了雷暴，我穿着西尔斯牌(Sears)的平底工作靴，在山上到处闪躲。格伦•埃克萨姆，山地导游，音乐教师，飞钓高手。摄于1983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1957年，我们在墨西哥圣巴拉斯的沙滩小屋内住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我们靠吃鱼和热带水果为生，还要不断与蚊子和蝎子作战，晚上在冲浪板上点着从当地教堂拿来的还愿烛。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此后，我开车到达科他州的提顿(Teton)，继续夏季的攀登练习。我在路上遇到了两名来自达特茅斯(Dartmouth)的登山者，他们计划翻越双尖山(Symmetry Spire)的邓普顿裂缝(Templetons Crack)，最终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经验的缺乏使得我此前常被其他人拒绝，所以我没有多少可显摆的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绳索攀岩，但我故做老成，一直冲在最前面。即便被要求带领他们翻过一条最不好走的潮湿黏稠的裂缝，我也没有退缩。他们给了我岩钉和铁锤，当时我还不懂得如何使用，但我很快就摸索出来了。自那次旅行后，我每年都会跑到达科他州攀登3个月。回想起早年的这些攀登经历，我有时都觉得自己的有惊无险是一个奇迹。 我还到蒂顿(Teton)钓鱼。在我17岁的时候，我看见格伦•埃克萨姆(Glenn Exum)正在教导他的儿子埃迪攀爬学校棚屋。格伦是一位山地导游，创造了山谷里的攀登传奇。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投掷者和假蝇垂钓者。看到我后，他朝我喊道：“过来，孩子!”随后他又教我抛掷鱼饵。从此，我就放下了旋转杆和精制鱼饵，开始用假蝇钓鱼。 回到加州后，在冬日的周末，我常常跑到斯托尼波因特;而在春秋两季，我则会去棕榈泉(Palm Springs)的塔奇兹山(Tahquitz Rock)。在那些地方，我遇到了山岳协会(Sierra Club)的许多年轻登山者，如赫伯特(TM Herbert)、罗亚尔•罗宾斯(Royal Robbins)、汤姆•弗罗斯特(Tom Frost)、鲍勃•坎普斯(Bob Kamps)等。最后，我从大鬼仔谷(Tahquitz)转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Yosemite)，那里有许多岩壁值得攀登。 1956年，我从高中毕业，进入一所社区大学学习两年，并且开始给我的哥哥打工，那时他开了一家私家侦探公司——Mike Conrad and Associates。这家公司的主要客户是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干的大多是旁门左道的事情，诸如跟踪休斯的那些数不清的小情人，守卫他的游艇使他有一个安全的偷情环境，还要一直把他藏在隐秘场所，以防止他受到环球国际航空公司(Trans World Airlines)的控告。 在大学期间，我与朋友去巴哈(Baja)和墨西哥沿岸冲浪。我驾着花15美元买的“追逐39号”冲浪板，它在旅途中瘪了19次，不得已我们用树枝和野草填满后胎，然后一步步划行1.6公里才回到马萨特兰(Mazatlan)。恶劣的水质让我们备受困扰，但又没有药品，于是我们将营火木炭碾成粉末，混合少量盐加入到一杯水中，以此作为催吐剂。约翰•撒拉什，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登山先驱、铁匠。他的半岛铁工厂(Peninsula Ironworks)是一家传统的钻石级企业，它激励乔伊纳德器材公司追求卓越。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乔伊纳德器材公司生产的第一批铁锁，它需要采用Sears & Roe- buck公司的钻孔机来加工。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将4 130把铬钼合金钢刀锻造成岩钉。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 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我的余生要在喝脏水、吃街边小摊或来自第三世界的食物中度过，我最好先学会习惯这一切。自然形成对旅游者腹泻(Turistas，一种去墨西哥的游客常患的腹泻)和甲绦虫病的免疫并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拒绝采用甲硝锉(Flagyl)和抗生素，并且不饮用加碘的水或氯化水，这种免疫能力也会渐渐形成。这是一种顺势疗法。即便像我在钓鱼的地方喝水，我也很少会染病。 1957年，我到废品市场买了个二手的烧煤的锻炉，一个重达63公斤的铁砧，还有一些煤钳和铁锤，我开始学习锻造技术。我想亲手造出自己的登山器材，在翻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岩壁的时候，往往需要数百个岩钉。欧洲进口的软岩钉在用过一次后会卡在岩石中。更好的岩钉制造材料来自老牌的福特A型车(Model A Ford)生产商，发明者是瑞士人约翰•撒拉什(John Salathé)，他在第一次翻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落箭顶(Lost Arrow Chimney)时用的就是这些岩钉，可惜它们早已停产了。我在自己的第一个店铺里锻造岩钉，地点在伯班克。后面的冲浪板是我用西印度轻木和玻璃纤维制作而成，最终我用它换来了一个福特A型车引擎。摄于1957年。 资料来源：Dan Doody 我的第一批岩钉是用收割机上的铬钼合金钢刀锻造而成的，借助这些岩钉，我和赫伯特成为最早登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落箭顶和哨兵岩(Sentinel Rock)北面的人。这些更坚硬的岩钉十分适合攀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岩缝，还能多次使用。我为自己和少数朋友亲手锻造了这些岩钉，接着朋友的朋友也想要。我在1小时内可锻造出两把铬钼合金的岩钉，刚开始我以每把1.5美元的价格售出。你也可以选择花20美分买欧洲岩钉，但如果你想拥有完美的攀登体验，最好购买我打造的新型器材。 我还想锻造出一种更为坚硬的铁锁，于是在1957年，我从父母那里借了825.35美元，以购买插入式的锻造冲模。我驱车赶往美国铝业公司(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洛杉矶总部。那一年我18岁，脸上长满胡须，穿着李维斯的平底凉鞋，手握一大把零钱。这令美国铝业公司颇为惊诧，最终他们还是制造出了我要的冲模。 父亲帮助我在伯班克家中的鸡屋旁边搭了一间小店。我的大部分制造工具都是可移动的，我将它们装上车，然后穿梭在加州沿海的大苏尔和圣迭戈之间。我会先去冲浪，随后将铁砧拖到海滩上，用凿子和锤子将其裁成尖角的岩钉，弄完后再去另外一片海滩冲浪。通过收集废弃的铁罐和充气碳酸饮料瓶，我还挣到了一些意外之财。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我都忙于制造器材，而在4月～7月，我就去攀登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岩壁，迎着高温的炙烤到怀俄明州、加拿大和阿尔卑斯的高山上，最后在秋季回到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一直到11月份下雪又开始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我在车背上叫卖我的器材。尽管利润很微薄，有时一连几星期我的每日开支甚至缩我与韩国攀友在首尔附近的So Bong峰前。摄于1963年。 资料来源：Courtest of Patagonia减到50美分～1美元。有个夏天，在我离开落矶山(Rockies)前，我和朋友肯•维克斯(Ken Weeks)在旧金山一家破烂的罐头店里买了两个猫食罐头。我们在猫食中添加了麦片和土豆。每年我至少有200个夜晚是在我那个老旧的军用睡袋中度过的。直到40岁时我才开始买帐篷，我更喜欢在圆石或高山冷杉低垂的树枝下睡觉。 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我们自称为“山谷党”。当停留时间超过两周的限制时，我们会藏在4号营区的角落或石缝中以躲避护林员。最让人骄傲的是，在我们的圈子里，攀登山峰或冰瀑并没有任何经济方面的考虑。我们是消费文化的反叛者。政客和商人都是些道貌岸然的家伙，企业是一切罪恶的祸根。大自然才是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英雄是缪尔(Muir)、梭罗(Thoreau)和爱默生(Emerson)，还有欧洲的登山者加斯顿•里布法特(Gaston Rebuffat)、里卡多•卡森(Ricardo Cassin)和赫尔曼•布尔(Herman Buhl)。我们喜欢生活在生态系统边缘的野生物种——它们适应性强、有复原能力、能吃苦。 1962年秋，在从东海岸登山归来的路上，我和查克•普拉特(Chuck Pratt)在亚利桑那州的温斯洛(Winslow)由于搭乘货运列车而被拘留，被关了18天。警察局给我们的告诫是“不要在没有相当工具支持的情况下到处瞎逛”。由于在监狱里头食用“美妙的”面包、豆子和麦片，出狱时我们瘦了9公斤，两人身上仅剩下15美分。那时又在下雪，警察勒令我们在半小时内离开这个镇。但我们当时从未有过向父母或朋友求助的念头。登山教会了我们自立，而且那时还没有救助队。我和登山伙伴肯•维克斯清理了这个焚化炉，还在里面住了一个夏天。怀俄明州提顿。摄于1958年。 资料来源：Lorraine Bonney 在提顿露营。那个可不是柔软的气床垫。摄于1958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埃尔卡皮坦山上的北美墙。由于岩壁上的黑色区域酷似北美地图而得名。 资料来源：Tom Frost几星期后，我接到入伍令。我试图靠喝下大瓶酱油使血压升高，从而在体检中被淘汰，但我那时糟糕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这么做。我最终被发配到奥德堡(Fort Ord)军事基地。我非常讨厌政府，对他们关停我的小作坊也极为不爽，我在军队中过得很不好。由于我曾经做过锻工，他们试图把我培养成一名地对空导弹系统的技术员。接受基本的训练后，在被送往朝鲜战场之前，我轻率地与当地一名女孩结婚了;在朝鲜，我一事无成，除了因为“忘记”向军官敬礼、作风懒散、绝食和行为错乱惹了一些麻烦;由于害怕上军事法庭，我一直畏畏缩缩。军队最后把我和一些无军职人员派到一起工作，我全部的工作就是每天开关发电机。我有了大把的自由时间，得以偷偷与一些年轻的韩国登山者攀爬首尔北部平坦的花岗岩山丘和高峰。 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在1964年体面地退伍了。我回家结束了那段婚姻，然后与查克•普拉特、汤姆•弗罗斯特和罗亚尔•罗宾斯直接来到约塞米蒂峡谷埃尔卡皮坦(El Capitan)山上的北美墙(North American Wall)进行为期10天的攀登之旅。那时，北美墙还是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岩壁。那年秋天，我再次开始制造自己的登山器材，工作地点也转移到了洛克希德飞机厂附近一个锡棚里。那一年，我做出了我的第一份产品目录，一张一页纸的油印产品和价格清单，目录结尾处还附有一个强硬的声明，那就是在属于我的攀登季节的5月～11月发货速度可能会比较慢。 我找来了我的第一批“员工”，他们都是我的登山同好，如莱顿•韩(Layton Kor)、加里•赫明(Gary Hemming)、比尔•约翰逊(Bill攀越Black Diahedral(这是我第17次攀登它)。 资料来源：Tom Frost在大顶山(Great Roof)下露营。汤姆•弗罗斯特在顶上，我和罗亚尔•罗宾斯在底下窥视他。虽然父母知道我是登山者，但并不知道这个名称的含义，直到有一天，他们在晚间电视新闻上看到直升机俯瞰埃尔卡皮坦山，并且在离地面600米的吊床上有些疯狂的家伙在睡觉。 资料来源：Chuck Pratt Johnson)、托尼•杰森(Tony Jesson)和丹尼斯•亨尼克(Dennis Hennek)。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锻造、抛光和初级加工。1966年，我将工厂从伯班克搬到了文图拉，这样就更靠近文图拉和圣巴巴拉的冲浪中心。我在一个废弃的食品加工厂的屠宰场里租到一间锅炉房作为车间。 1964年10月 北美墙天黑得很快……通常我们会一直爬到夜晚。这让我们很焦虑，甚至不能准确地打结。 普拉特•普鲁希克斯(Pratt Prussics)在距我数英尺的上方，爬在最前的汤姆•弗罗斯特正从一个松脆的岩角往下爬。每个人都很紧张。但汤姆很棒，他在极短的时间内就钉牢了帐篷。他用一只螺栓和几只岩钉把帐篷固定在大顶石上。 凭着感觉和锤子敲打岩钉所产生的火光，我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清理了一下吊床。但一定残留了两个钉子，我的手指立刻被刺得肿了起来，像根肥香肠一样，手腕也被扎得痛极了。但没有什么比摸黑登山更令人恐惧的。 我又给帐篷加了一个支撑点。我们所处的地方多不可思议呀——这是一个7米高的二面角，上面是一个绝壁，你不可能从这里爬出去，要想往上翻过去更不可能。到午夜时分我们已经将吊床一个接一个搭好了。罗宾斯和普拉特的吊床将这个岩角的两端给连了起来。不管怎样，筋疲力尽的我们总算睡了个好觉。 ——伊冯•乔伊纳德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想要购买我的器材，仅凭手工已不可能满足这些需求，所以我采用了更多精密的冲模和机械设备。我与汤姆•弗罗斯特和多林•弗罗斯特(Doreen Frost)建立了合伙人关系。汤姆是一名航空工程师，他对设计与审美极为敏感。多林精通会计和商务工作。我在伯班克的第二家店铺。这是一个开阔的金属棚屋，此时我已经开始了流水线生产阶段。摄于1965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 在我与他二人合伙的9年中，我们重新设计和改良了几乎所有的登山器材，并使之变得更坚硬、轻便、简洁，而且功能更全面。我们一直将质量控制摆在第一位，因为如果一件器材出了毛病，会有人因此而丧生。我们是自己产品最好的客户，因而更能改进质量。我们的设计指导原则来自法国飞行家安东尼•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 Exupery，《小王子》一书的作者)：你可曾想过，不只是飞机，还包括任何的人体构造，即使一个人的所有工作精力、所有的心思、所有的夜晚都用来赶草样和蓝图，也总会有一个极限，这种单一的指导原则愚不可及吗? 似乎有个自然法则在规定着这个极限，对家具的曲线、船的龙骨或飞机机身进行雕琢，直到它逐渐变得像人类胸部和肩部曲线那般纯粹，这需要好几代工程师的试验。不管怎样，不是在没有任何部分可以添加的情况下才算完美，而是没有任何部分可以被去除，就像一个赤裸的人体那样。 在山脚，你可以打点好攀登所需的器材，由乔伊纳德器材公司(Chouinard Equipment)生产的器材都很容易放置。我们的产品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它们有着最清晰的线条。它们还是最轻巧和坚硬的，而且有着多方面的用途。其他设计者可能会通过添加部件来改进某件工具的性能，但我和汤姆•弗罗斯特会在不影响性能和安全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减少重量和体积达到同样的目标。 我们继续雇用朋友作为员工，因为我们需要更多帮助。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在罗格•迈克戴维特(Roger McDivitt)和他的妹妹克莉丝(Kris McDivitt)居住的冲浪海滩上，以75美元每月的价格租了一间小屋。首先加入我们团队的是克莉丝，她担任包装助理;至于罗格，他年轻时在越南做过军官，后来拿到了3枚紫心勋章，返乡后开始在锻造车间工作。1966年，我的文图拉店铺的员工。汤姆、多林、托尼、丹尼斯、特里、伊冯、梅特(Mert)和戴维(Davey)。 资料来源：Tom Frost 罗格拥有经济学学位，对商业有着天生的敏感，很快他就从车间被调到批发和零售部门，并最终成为总经理。他刚开始做的工作是打平铆钉。这些是针对较宽岩缝的广角岩钉，铆钉的头部必须用锤子敲平。罗格会在阳光灿烂的院子里找个没有其他员工或小狗的地方，然后坐在地上，开始一整天的敲打工作，他干得很不错。 登山者们常常会时不时造访我们公司，顺带买些器材回去，最后由罗格负责这些零售业务。后来他的职责又拓展到了批发。我们的第一家零售店开在另一间简陋的锡棚内。罗格建议到附近一家大农场弄些木栅栏来，用板条将它们连在一起，还用旧木材把里头装修了一下。罗格成为我们的第一任总经理，他做了4年，在他卸任去管理生产后，他的妹妹克莉丝接过了总经理一职。 罗格很早就显示出过人的商业才华。在20世纪70年代，有一天他从商店后面取出10箱新品牌的岩钉，包括落箭顶、鬼山(Bugaboos)和盎格鲁(Angles)，它们都是含铬的钢铁岩钉。罗格从其中一箱中取出一大把岩钉，将它们联结成一条绳索，然后在混凝土上拖来拖去。我问他到底在干什么。在这间有趣的店铺里，我们打造出了全世界最好的登山器材。摄于1970年。 资料来源：Tom Frost 他回答说，这些是出口器材，将被运到苏格兰爱丁堡的格雷厄姆•提索(Graham Tiso)手上，提索是我们当时在英国的批发商。罗格解释道，在粗暴处置这些岩钉后，他会用一桶醋水将它们浸泡几天，然后取出晾干，使之在露天的环境下慢慢生锈。不这么做的话，它们被运抵英国后会成为废铜烂铁，这是对消费者不负责。在接收这些岩钉后，提索会对它们进行打磨和涂油处理，使之看起来像新的一样，最后以普通英国登山者能够接受的价格卖出。 我对罗格最美好的印象来自那段同甘共苦的日子，那时我们饮食艾伦•梅琳达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露营。摄于1969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起居都在一起，并且经常遭遇经销商赖账的情况。一天，一个很重要的经销商发来一笔新定单，尽管他欠我们的未偿债务早已到期。罗格知道后，跑到车间收集了一堆庞杂的废旧钢铁和铅管，然后跑到运输间，将这些废料装在一个大盒子里，最后以货到付款形式发给了那位欠债不还的经销商。几天后，怒气冲冲的经销商找我们要解释，罗格冷静地告诉他，我们相信他有着良好的信誉——但只能以货到付款的形式交易。 1968年，我从文图拉出发，开始为期6个月的南美之行，我准备一路南下到利马，沿美洲大陆西海岸冲浪，到智利的火山上滑雪，还打算攀登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菲茨罗亚尔山(Mount Fitzroy)，在此期间汤姆和多林顶替了我的职位。次年，汤姆到喜马拉雅山待了几个月，他从南面攀登了尼泊尔境内的安纳普那山(Annapurna)。他走之后，由我和多林照看公司生意。 即使年终没有盈利，我们也会以给自己多放假的方式作为补偿。我们中没有人将利润视为公司目标。公司只是一种让我们获得收入以外出旅行的方式。 在此期间，我遇见了梅琳达•彭诺耶(Malinda Pennoyer)，她是弗雷斯诺州立大学(Fresno State College)艺术系的学生，周末会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旅馆担任服务员。她的工作任务是招徕过往的铁匠或登山者。1970年，当我们结婚时，她开始在中学教艺术课，但不久就加入到公司经营中来。每年5月到10月，房东会收回我们租住的海滩小屋，这时候我们要是没有去旅行，就会住在院子里一个大篷货车后面，直到后来梅琳达在我们的零售店地下室建了一个房间才搬走。她将我们年幼的儿子弗莱彻(Fletcher)背在背上，参与这家零售店的管理。我和汤姆•弗罗斯特在文图拉工作。摄于1970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 不管怎样，我们的销售额每年都在翻番，最终我们无法仅靠雇用漂移不定的攀友来维持运营了，因为他们一旦有了足够的钱就会外出登山。于是我们雇用了一些更固定的韩籍登山者，我在军中服役时就认识他们，还有一些墨西哥工人和一名阿根廷机械师胡里奥•瓦雷拉(Julio Varela)，他刚从海军研究院(INS)离职。 尽管销量很可观，但乔伊纳德器材公司每年仅能获得1%的利润。因为我们不断在推出新设计，工具和冲模在使用一年后就得扔掉，但我们得花上3～5年才能摊还成本。好在至少当时我们没有太多竞争压力，没有其他任何人会笨到愿意进入这块市场。到1970年，乔伊纳德器材公司已经成为全美最大的登山器材供应商。 在一次重大的攀登行动前打理器材，全都是铁做的。摄于1964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 从那时起，我们就努力避免成为危害环境的罪魁祸首。参与登山运动的人群一直稳步增多，但登山地点主要局限在易于攀爬的地区，如博尔德(Boulder)附近的埃尔多拉多峡谷(El Dorado Canyon)、纽约州的沙湾汉克斯峡谷(Shawangunks)和约塞米蒂峡谷。经我们反复锻造之后得到的坚硬的钢制岩钉，不管是安插还是移动，都会对岩石造成强烈损伤。在一次对埃尔卡皮坦诺斯线的攀登之后，我回到家里，对自己沿途看到的惨不忍睹的岩体破坏感到痛心。我和弗罗斯特决定逐步淘汰我们的岩钉产业。这是我们这些年来做出的第一个重大的环保举措。岩钉是我们的支柱业务，但我们正在伤害我们心爱的岩石。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岩钉：岩楔，它用手就可以楔进去，而不必使用钉锤，岩体也不会因此到处撒溅。英国登山者们在他们的峭壁上就使用这种岩钉，但由于粗制滥造，其在欧美其他地区鲜为人知，而且并不受人信赖。我们设计出自己的岩楔版本，它们被称为登山楔(Stoppers and Hexentrics)，但直到1972年乔伊纳德器材公司的第一份产品目录出炉，才开始有小额售卖。 这份产品目录揭示了岩钉对环境的危害。在一篇长达14页的由道格•罗宾逊(Doug Robinson)操刀的有关清洁登山(Clean Climbing)的评论文章中，他以强有力的语句倡导人们使用岩楔：“有一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清洁’。为保护环境，只使用螺母和冰刀是清洁登山。之所以是清洁的，因为过往的登山者不会给岩体带来损伤;因为没有器械被钉入岩石然后又被抽出来，故而不会让岩石受损，后来的登山者也不会感到不自然;这样的话，登山者一路上只会留下极少的人为痕迹。清洁登山就是攀岩但不改变它，更贴近自然人的有机登山。”1975年，我、梅琳达还有我们的儿子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图片左侧是轮廓优美的埃尔卡皮坦诺斯线。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自然人”(natural man)和他的清洁的登山楔“Stoppers and Hexentrics”。1973年。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我们遭到老一辈登山者的抵制，他们早已习惯于用锤子将岩钉彻底钉进去;年轻一代的登山者也表示反对，指责我们之前在攀岩时使用岩钉，现在却反过来要求他们只使用那些小块的铝制螺母。为了论证我们的观点，我和一名年轻的登山者布鲁斯•卡森(Bruce Carson)在没有锤子和岩钉的情况下，只使用岩楔和少数已经固定的螺钉和岩钉，经鼻线(Nose route)翻过了埃尔卡皮坦。 在我们的产品目录寄出之后的数月内，岩钉的销量逐渐萎缩，岩楔很快就供不应求。在乔伊纳德器材公司的锡棚里，曾经高亢的锤子起落声逐渐被此起彼伏、热火朝天的钻孔声所替代。 接着，我的第一个关于服装的点子冒出来了。20世纪60年代末，在英格兰匹克区(Peak District)国家公园攀岩之后，我在一个纺织厂前停了下来，我在里面发现了世界上最后一批仍能制造厚实的灯芯绒的机器。这家工厂可追溯到工业革命时期，当时的机器由水力驱动。从那时起，一直到细帆布出现之前，工人们的裤子都是用灯芯绒制造而成的，做出来的裤子都带有簇状的条纹，这样可防止衣服被磨损和划伤。我认为这种耐穿的面料被用来登山再好不过。我用这种面料做了一些灯笼裤和短裤。它们在我那些攀友中十分畅销，于是我定购了更多面料。 在一个高楚牧人棚屋内野营。地点在阿根廷巴塔哥尼亚高原帕索德尔文托(Paso del Viento)。摄于1972年。 资料来源：Doug Tompkins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需要更多的灯芯绒，就会有7名退休老人帮忙赶工。他们提醒我，当切割灯芯绒条纹的刀锋变钝之后，再将它们磨利会很麻烦，那时也许就是这些老机器行将就木之时。的确如此，我们生产的这些灯芯绒衣，在10年中一直保持着平稳且小额的销量，一直到切割刀终于变钝，这家纺织厂也随之废弃。 我的下一个有关服装的点子才真正地成为现实。在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并不怎么穿鲜亮华美的衣服。当时，所谓的运动服指的是灰色T恤和运动裤，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标准登山服饰是棕褐色的斜纹棉布裤，而白衬衫只有在那些低档商店才能买到。接着，1970年冬，在苏格兰的一次登山途中，我给自己买了一件普通的橄榄球衫，我觉得它应该比较适合登山。这种衬衫做工精密，因为需要抵御橄榄球的重击，它还有一个衣领，这样在登山时我就不用担心工具会割破脖子。它的基础颜色是蓝色，胸口处还有两道红色条纹和一道黄色条纹。回到美国后，我穿着这件衬衫到处攀登，我所有的朋友都问我在哪里才能买到。 我们在英格兰的茵宝(Umbro)定购了一些衬衫，它们很快被销售一空。我们根本就无法保持库存。不久我们开始从新西兰和阿根廷等地定购这种衬衫。我开始将服装生意视为一种扶持利润微薄的器材业务的手段。那时，我们占领了美国登山器材市场75%的份额，却仍然无法大量盈利。1969年，一场大雨淹没了原先的霍布森-史密斯(Hobson and Smith)屠宰加工厂的地下室，我们在雨后晾晒库存的橄榄球衫和登山绳。 资料来源：Courtesy of Patagonia 巴塔哥尼亚产品目录这是我第二次去香港。我坐在旅馆的一个小酒吧间里，天气很热，我喝着一罐啤酒，这时我的电报到了。这家旅馆适合懒散的老狗憩息;没人打搅我，我很享受。 这个酒吧是旅馆里唯一有空调的地方，服务部提供的啤酒比茶还要热，所以我只好长时间地观赏锦鲤在玻璃缸里游来游去。 我们已经开始制造服装，因为伊冯有了一些利用破旧衣服的点子，让我们面对它吧，草率行事只会慢慢走进死胡同。我在一个艰辛的小厂工作，我们生产立挺(Stand Up)短裤、橄榄球衫和登山裤。在我看来，它们都是登山所需的器材。 那名女孩将电报放在酒吧里。玻璃上的水汽开始渗流下来，餐桌上也湿湿的。有关生产的一切消息都是坏消息。我像讨厌一个混蛋那样不喜欢这份电报。但我还是希望这次会是一个好消息。于是我取下这份浸了水的电报，在鱼缸上摊开了它。 电报来自文森特(Vincent)，他是我们最重要的经销商。他说，一名女士运动服买家看到了我们的衣服，他很想知道我们是否将生产颜色“不难看”的女士立挺短裤。我感到好像水里有条锦鲤扑到了身上。到底什么才是运动服，卡其色有什么难看的?我要了一杯水，我在想，只要可以抵御疟疾，就适合做运动服。 这里只有我、锦鲤和酒吧招待。我的“登山器材”似乎有些危险。我必须得穿多色菱形花纹的袜子和缚脚的鞋子吗?是不是不能留平头? 也许是啤酒，也有可能是墙上的书法。我感到眼前一亮。我们将会生产服装，有些人可能会将它们称为运动服。不管怎样，它们会是我们的装备。至于如何制造，我们所知的就这么多。 一旦突破了这个语义上的瓶颈，问题就好解决了。我用面料和线绳制造衣服，我仍然会留平头。棉布、铆钉或线绳——这些就是我所需要的。——罗格•迈克戴维特 1972年，我们接管了隔壁一家被废弃的肉类加工厂，并将它的旧办公室改装成一间零售店。我们还将来自苏格兰的聚氨酯涂层的斗篷和露宿袋，来自奥地利的经煮熟的羊毛做成的手套，以及来自博尔德的手编双面手套加入了生产线。另外，汤姆•弗罗斯特又推出了一些背包设计，这样，在老屠宰场内的阁楼上，我们很快就有了一个体系健全的缝纫间。 有一天，在缝纫间，我决定给自己做一件防护短裤，我想要两个巨大的后口袋。我画出草图，又裁剪了些面料。我们的工头孙宇(Sun Woo)的新娘杨孙(Young Sun)用精细的10号帆布将它们缝合。为此她必须使用押脚缝纫机，我们一般用这种机器来缝合背包上的皮革贴片。做好后，她将它放在桌子上，短裤是如此地直顺，杨孙笑了。在重度使用和一二十次的洗涤之后，它逐渐变得合身，而且穿起来非常舒适。它不久就成为我们销量第二的服装。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生产立挺(Stand Up)短裤，但采用的是更为柔软的面料。 在我开始在服装上花更多心思时，汤姆•弗罗斯特和一名攀友皮特•卡尔曼(Pete Carman)提出了更多有关背包的点子，包括第一款用于短途滑雪或登山旅行的内卷构造的背包。他们还提出了天涯海角旅行计划(Ultima Thule)和几种重型登山包(其中一种用很结实的面料做成，闻起来的气味很古怪，我们称之为“鱼包”)的创意。我们的背包产品遭到《背包客》(Backpacker)杂志的抨击，它声称我们的背包与时下流行的凯尔特风格构造的背包相差太远。这篇评论最后以此做结论：“你对五金商的缝纫功夫还能有什么指望?”或许我们对缝纫确实懂得不多，但我们知道如何使产品变得有用、结实而简洁——一名不赖的铁匠也能懂得这些。而且那些背包卖得前所未有的好，消费者称他们非常喜欢这种简洁的手工衣服。 随着我们生产的衣服越来越多(包括“Chamonix”毛线衫、经典的地中海船员衫和帆布裤衫，以及一种新的雨衣面料——“Gore-Tex”面料的替代物——被称为“泡沫塑料衬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服装产品找到一个名字。当然首先考虑的还是“乔伊纳德”。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为什么要轻率地另起炉灶呢?但我们有两大理由来拒斥这个命名。首先，我们不想稀释乔伊纳德作为一家登山器材公司的形象，在此标签下制造服装可能并不明智。其次，我们不希望我们的衣服仅仅与登山运动联系在一起，我们的愿景远不止如此。 “巴塔哥尼亚”这个名字很快进入我们的讨论范围。对大多数人来说，尤其在当时，巴塔哥尼亚这个名字就像廷克巴图(Timbuktu)或香格里拉那样遥远、吸引人，而且在地图上不容易找到。巴塔哥尼亚能够给人带来联想，正如我们在产品目录中曾做过的介绍：“让人浮想联翩，如冰川流入海湾，被风刮过的山尖，高楚牧人和秃鹰。”我们希望生产出适应从安第斯山脉南部到合恩岛的艰苦环境的衣服。这是我们眼中的好名字，而且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可以被读出来。 1973年，为了加强与真实的巴塔哥尼亚高原之间的联系，我们设计了一个商标：在菲茨罗亚尔山空中轮廓线和蓝色海洋的背景下，风雨狂烈，山顶残缺。这就是“巴塔哥尼亚”的灵感来源。巴塔哥尼亚高原的菲茨罗亚尔山峰。 资料来源：Barbara Rowell 第一款贴有此商标的产品几乎让我们陷入破产。在售卖登山服装的商店里，橄榄球衫逐渐成为一种前卫的风尚。这些商店盗用了我们的专利，而这些店主往往是些对商业所知甚少的登山者或背包客，他们开店也仅为糊口。从大学里穿着Vibram橡胶底登山靴的风潮到城市里各式夹克的到处流行，这些店主都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增长。如今橄榄球衫已经被引入新的消费者群体中，而我们的供给不可能满足上升的需求，于是只好放弃。1974年，我们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那就是与香港的一家服装制造厂签订合约，对方每月将为我们生产3 000件8种不同颜色的衬衫。公司在茁壮成长!1973年12月19日，全体员工合照。 资料来源：Tom Frost 但这导致了一场灾难。运输总是会延迟;由于这家工厂平时是生产流行服饰的，因此发过来的产品质量很糟糕。他们用的线太细，衬衫缩水严重，甚至连袖长都只有样本的3/4。我们不得不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处理掉这些衬衫，最终差点停止了与该公司的合作。虽然我们的增长一如既往的迅猛，但利润依然微薄，而且还有严重的流动资金问题。 我们知道如何保持耐用产品的库存。我们在地板上铺了钢筋和铝材，这样就可以观察已装箱的产品的库存状况。对于那些我们不生产的器材，我们会从一些可靠的厂家手中进货;为以防万一，我和弗罗斯特会亲自检查每件铁锁和岩楔。但服装就不同了。面料必须提前数月定购，我们的生产企业也遍布全球，我们只能做一些防止重大瑕疵的检查，但褪色与缩水问题我们就有心无力了。从此，我们体会到了经营铁匠店与服装企业之间的巨大差异。 瑕疵丛生的橄榄球衫掏空了我们的存款，与此同时，我和梅琳达受够了一次又一次地向银行经理解释我们实在不需要任何资金的纠缠，那是判定我们是否需要贷款的基本标准。有家本地的农场主银行不愿意借钱给我们，因为我们的库存分散在世界各地，他们更希望这些库存全部集中在同一个地方。那不成地窖了么!我们的会计师甚至将我们介绍给了旧金山的一个黑手党团体，那伙人开出的利率是28%!我和梅琳达从不使用信贷，弗罗斯特兄妹也是如此。公司总是按时支付薪水，如果耽误了给供应商的付款我们会更惨。这一切，使得我和妻子，还有弗罗斯特兄妹，经常为胃酸过多和失眠所困扰。我们之间的合伙人关系终于走向了终点，一直到1975年底方告结束。弗罗斯特兄妹搬到了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他们在那里开了一家摄影器材公司。我和梅琳达成为这家艰难前行的登山器材与服装制造公司的唯一所有者。 克莉丝•迈克戴维特当罗格•迈克戴维特年轻的妹妹克莉丝上中学时，她颇有些叛逆的性格让老师怒不可竭。她是一名在海边长大的女孩，经常赤脚去上学，于是老师告诉她，要是她再不穿鞋，以后就不用来了。她无时无刻不想关打破规则的束缚，有一天她竟然将皮质鞋带绑在脚上，并称之为凉鞋。毕业时，克莉丝的辅导员告诉她的父母：“我知道你们计划送克莉丝上大学。不必紧张。”在大学里，克莉丝成为一名滑降运动员，而且直到后来才搞清楚她拿的是什么学位，那时她已经去当老师了。 她担任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和首席执行官(CEO)长达13年。1994年她从公司退休，与我的朋友道格•汤普金斯(Doug Tompkins)结了婚。他们移居到了南美，掌管着智利和阿根廷面积达8 000平方公里的野生动物公园。——伊冯•乔伊纳德 弗罗斯特兄妹走后，我们任命新的总经理顶替了他们的空缺;1979年，克莉丝•迈克戴维特接管了这两个职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她，学习和适应得非常快。我们终于有了一位能够洞悉我那些奇思妙想的总经理。克莉丝更善于理财和推销，她以巧舌如簧的功夫赢得了不少供应商的排他性合同，她懂得安抚心烦意乱的员工，她在台上台下都有一套处事秘诀，公司的氛围也变得融洽起来。她密切监督设计与美工部门的工作，她使得巴塔哥尼亚的品牌形象得以确立，并积极予以保护。我们之间的合作浑然天成，不管我提出的创意多么疯狂，她都能够保持冷静——直到证明那个创意是不切实际的。她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她能劝导其他人更严肃地对待我的激进创意，至少她会以幽默的形式化解我的郁闷。 在几年前的一次访谈中，克莉丝回忆了公司的状况，并解释了为何我们对她的领导心悦诚服： “1972年，公司只有我们5个人。1977年，公司有16个人，由我的母亲担任总经理。1979年，我的母亲卸任，而伊冯也不愿意负责公司的运营——他只想着登山、冲浪这些事情。” “所以他把公司交给了我，他对我说：‘这里有巴塔哥尼亚公司，还有乔伊纳德器材公司。按你的想法经营它们。我要去登山了。’” “我没有任何从商经历，所以我开始广泛向人们征求意见。我只是打电话给银行总裁，告诉他们：‘现在由我来负责这些公司的管理，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想有人会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