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邓小平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施政的重要方面，甚至要给科学家当“后勤部长”。可以说在中国，邓小平是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的主要探索者。 改革开放后，国内掀起了新技术革命的大讨论，《大趋势》、《第三次浪潮》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自然辩证法当时是科学技术的代名词，甚至一本《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的复刊都是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亲自批示的。《自然辩证法通讯》在思想解放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贝尔纳的《科学社会功能》是科学学的代表作，也在这一时期被翻成中文广为流传。自然辩证法、科学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也在中国成为“显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开始了高新区的探索。可以说，在科学的经济功能方面，中国人的理解没有落在世界的后面。 20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起步时期，在中关村同时开始了从传统经济向新经济的转变，在向新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的深化，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从更深的角度看，科学技术经济功能的深化，是一次更加本质的范式转变。一批原本在象牙塔中攀登科技高峰的中国知识分子、科研人员敏锐的把握了这一时代契机，纷纷下海创业，中关村，正是新经济这一范式变迁的中国代表。 在此基础上，中关村通过与硅谷建立链接逐步实现研发产业国际化。中关村地区原本就是全中国实力最为雄厚的科研机构的聚集区。而从1998年开始，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世界顶尖跨国高技术公司纷纷将研发中心设立于中关村，除负责人员和资深研究人员从国外引进外，其余大部分研究人员则就地利用中关村本地科技人才资源。进入21世纪后，中国已经成为硅谷近年来合作专利增长最快的国家，成为硅谷风险投资的最大流动对象，再加上占硅谷人口相当比例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移民不断在两地跨区域创业，从而使得中关村不仅从创新规模上成为仅次于硅谷的创新区域，在创新质量、国际化方面也成为全球创新的另一个核心。 截至2011年4月，中关村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近两万家，其中在境外上市的企业达到76家，留学人员创业企业累积达5000家，每年新创企业3000家，每年新增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多达100余家。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硅谷2008、2009年都仅有一到两家公司首次公开募股上市，和中关村企业在纳斯达克、创业板等资本市场的异常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关村的企业生命力和创业精神并不落后于硅谷，中关村在探索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结合方面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与班加罗尔、新竹园区相比，中关村主在借鉴硅谷的创新模式、利用硅谷的创新要素，以及科学技术的市场化转化方面最接近硅谷。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硅谷中关村全球链接的内容，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九章第三节第二目。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硅谷—中关村的全球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