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实现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方面,美国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在这当中,有3位美国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布什、康普顿和特曼。 布什曾经当过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华盛顿卡内基学院的校长,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担任美国科学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推动曼哈顿计划、提出互联网原始概念。布什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意义,他主张“大学不应该作为专修学问的象牙塔,它应成为开发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大本营”,他自己更是这一原则的实践者,他亲自下海从事商业咨询,并且和其他人共同创立了著名的雷神公司,从而成功地开辟了大学教授下海从事咨询和创业的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什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交了《科学—— 没有止境的前沿》这份报告,实际上为美国战后科学技术和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份报告1985年由范岱年等人翻译成中文,对于中国科技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位同样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他和多里奥特等人在1946年建立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成为风险投资的开拓者。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投资的美国数字设备公司成为风险投资的第一个成功案例。康普顿也是科技教育改革的先驱,他将麻省理工学院打造成全世界第一所创业型大学,这不但为波士顿128公路产业集聚区崛起,更为美国的新经济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三位是特曼,其本人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博士时布什是他的导师,他毕业后则进一步将布什的理念带到了加州,在他担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期间,在实践当中开创了大学科技园这一模式,从而一手创造了硅谷区域创新模式。斯坦福大学为硅谷源源不断提供创新动力的同时,也从硅谷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更从硅谷不断地吸取最前沿的市场需求和最紧迫的课题。后来的斯坦福校长约翰•轩尼斯(John Hennessy)这样总结硅谷和斯坦福的关系:“有人说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我要说没有硅谷就没有一流的斯坦福大学。” 布什、康普顿和特曼探索的重要性,在于三个人的实践代表了新经济模式的三个重要方面:科技人员创业、风险投资和区域创新模式,这三部分组成了新经济高技术产业化的创新循环。这种创新循环,实际上成为当代美国经济的发动机,推动了新经济持续深入发展,也使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越来越显著。美国战后半导体、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产业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几十年的繁荣和在全球范围内新经济的崛起,皆源于此。 硅谷模式打通了产学研之间的创新循环,使之形成了一个极具活力的高科技驱动的创新栖息地。其本质反应了科学技术的经济功能的深化,即科学技术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占主导地位。信息技术带来的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大量新技术成果,越来越快地进入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世界的面貌。对此,传统的经济运行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这一现状,取而代之的是新经济范式的崛起,从科学技术经济功能的三个阶段,可以理解这一趋势的变化。在第一阶段是以科学的国际化为主要特征,这也是科学迅速的发展成独立的建制的主要原因;第二阶段以技术的专利化为主要特征,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第三阶段就是以科学技术的市场化为主要内容,从创业、风投乃至技术本身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在这个过程中,研发创新成为独立的经济行为,知识成为产品本身,知识的传播衍生出大量的新兴产业,硅谷就是这一范式转变的产物。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硅谷新经济模式兴起的内容,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九章第三节第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