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大洋彼岸的中国也开始了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内的探索，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可以说是毫无市场经济基础，那些纷纷下海的技术创业者们周围还是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各种各样的制度性限制和思想上的禁区严重地掣肘着他们创造力的发挥，他们能够做的只是在当时体制下闪转腾挪，但他们的探索无疑超越了所处的时代和当时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创业的第一个难关就是启动资金，新公司无法获得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更没有投资基金的注资，这些下海的科研技术人员和中关村地区有改革意识的机构领导人却在当时条件下，艰难地摸索出了利用“预算外资金”这一模式。“预算外资金”是指根据当时国家财政制度和财务制度的规定，不纳入国家和地方的财政计划预算，而由地方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资金。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正是这些拥有“预算外资金”的单位利用预算外资金的自主使用权，支持创办了一批民营科技企业。 例如陈庆振等人成立的科海，其启动资金是海淀区政府从农业银行以“新菜田改建基金”名义获得的10万元借款。王宏德创办京海，向中科院计算所的“知青社”借了1万元作为注册资金，虽然这钱本身也是王洪德与中科院“知青社”合作挣来的。当京海获得第一笔生意的预付款后，4天内就进行了偿还。在四通公司成立之初，海淀区四季青乡提供了两万元的“借款”和一间房、一部电话，使得四通得以运营。支持联想成立的，是中科院计算所提供的“金子招牌、全所的科技力量”和20万元预算外资金以及一间传达室。 这些“预算外投资”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不叫风险投资的“风险投资”。首先，这些资金的出资方和使用方是分离的，这些钱并不是国家按照计划由财政拨付，而是某一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从自己的计划外收入中拿出来的，一旦经营失败，投资损失完全由出资方来承担；其次，这些资金背后没有体现国家意志的投资部署，几乎完全是由科技人员根据市场需求，机动灵活使用，使得这些资金的投向本质上是市场导向的；第三，这些资金都用在创办企业上，是初创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从这三点看，这些资金像风险投资一样发挥着作用。 但是，由于计划体制的改革尚未深入进行到改变这些资金属性的层面，国有资金投向有许多限制，因此，这些钱有时是以“借款”的名义拨给企业，但在实际使用当中往往没有约定利息和还款日，借款的企业也往往没有像样的抵押物，反而更像是股权投资，只是由于当时计划经济下认识的局限，大家不可能严格区分“借款”的债权与“投资”的股权之间的差别，更不可能坐下来商定一个股权比例。由此造成这些出资本身和获得资金的企业面临巨大的政策风险，因此，中关村企业的发展比国外初创的高技术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虽然部分企业在一定时间里由于顺应市场需求取得较快发展，但由于初始资金属性上的“夹生饭”，在日后的经营过程中这种弊端逐渐显现，给企业带来了难以逾越的产权制度阻碍。以联想为代表的少数中关村早期创业企业能够艰难地杀出重围，实现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实质上仅是“个案”。 在随着白颐路电子一条街的兴起，个人电脑时代的到来，中关村的产业发展如火如荼的同时，具备敏锐嗅觉的国际风险投资机构也开始尝试登陆中关村。其中最早试水的，是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最早登陆中关村是在1980年，合资创办了至今中国IT领域最重要的出版物：《计算机世界》。但这只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来华合资，因为该项目还是在美国国际数据集团的传统业务出版部门范围内。而在1989年11月，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总裁麦戈文通过太平洋技术创业公司在中关村投资了一个叫“太平洋比特”的项目。“太平洋”是麦戈文和他太太专门在中国成立的一家私人风险投资公司，也是IDG中国的前身。比特，来自于北京理工学院(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后更名为北京理工大学)的英文缩写。“太平洋比特”的前身是当年北京理工学院的一个校办工厂，主营业务是大型的台式健身器材生产。太平洋基金向“BIT”投资了50万美元，虽然此后太平洋比特的发展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这一实验性质项目却昭告了国际风投的敲门声。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硅谷进入中关村的风投机构的内容，如新浪、美国国际数据集体、加州红杉、华登国际等相关案例，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七章第一节第三目、第七章第二节。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从硅谷进入中关村的风险投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