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曾任美国外交顾问的丹•塞诺与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专栏记者以《创业的国度—— 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为题,全面地介绍了以色列的创业现象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从这本书中可以发现,以色列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业国度”,最关键的因素来自于这个民族极其适应创新创业的文化基因。这既包括几千年传承的犹太文化,也有以色列建国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移民的鼓励和开放,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则成为新一代以色列创业精神所形成的温床。 犹太民族几千年来颠沛流离饱受磨难的经历形成了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包括对教育的重视,对权威的怀疑主义和对于契约的尊重。 1948年以色列建国是依靠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的结果,因此对移民的开放成为以色列创业文化的又一个重要来源。1990年大量俄罗斯和东欧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这些人当中有相当比例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科技工作者,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的科技实力。据统计,来自东欧的移民约占以色列人口的1/6以上。由于以色列本国的产业基础薄弱,一方面不得不通过鼓励创业来解决新移民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许多移民会再次辗转离开以色列寻找适宜的工作,美国往往是目的地的不二选择。据估计,美国约有50多万来自以色列的犹太人移民,这些移民有相当数量去了硅谷,谷歌公司创始人布林就是这样的犹太移民家庭的后代。这些硅谷的以色列移民一方面活跃于创业、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另一方面也搭建起了硅谷的犹太人群体和以色列的人脉网络桥梁。 当代以色列创新文化的最重要来源,则是出自浴血于战火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实用主义,韧性和“反等级制”文化。 几十年的战火,使得以色列人形成了只关心如何能够把事情做成的实用主义。这是因为战场上的士兵们所要处理的复杂问题,往往既不能依靠军事学院中的教条来解决,也不能依靠所谓的“战地手册”的指导,而只能靠班组甚至士兵个人在前线的随机应变。这种解决问题导向的实用主义精神既包括在战场上克服一切“不可能”,突破理论上、书本上甚至是想象力上的束缚,歼灭数倍于己的敌军,从危机当中逃生,也包括在和平时期敢冒一切风险去成立企业,因为以色列本身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这样的精神所诞生的。 而在那些戴着防毒面具、在导弹警报当中开动芯片生产线的工程师身上,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韧性:“哪怕面对全世界的反对,也要打个翻身仗,你越是攻击我们,我们越是会成功。”这种韧性是以色列在“六日战争”、“赎罪日战争”所获得的宝贵遗产。 以色列“全民皆兵”的预备役制度不仅打破了全世界最讲究“服从”的军营里的等级制度,更成为这个国家创新的催化剂。在以色列公民履行预备役义务时,当一个出租车司机能指挥百万富翁、23岁的年轻人训练自己的叔叔时,原有的等级制度消失了,同时,一种“反等级制”的文化也随之产生。这种来源于预备役的“反等级制”文化让普通士兵也能够质疑上级的决策,甚至可以集体颠覆上级的不合理命令,这不仅没有损害以色列军队的战斗力,反而激发了以色列军队的主动性和创造力。而从军队中出来的以色列工程师同样具有这样的桀骜不驯,他们会直接对上级说“你不对”,甚至接收到命令时也会先问“为什么?”这样的反等级制文化使得以色列人往往能在最想象不到的地方做出最出色的成绩,这才是创新的本意。 以色列国防军给以色列人创业带来另一大好处是帮助以色列人建立牢固的人脉网络关系。年轻人在义务兵制的军旅生活中和未来长达几十年的预备役制度中会结识各行各业的“生死兄弟”,由此形成的人脉甚至为远在硅谷的以色列移民提供了密切的联系途径和组织资源,他们甚至不需要额外的方式组织联系分散的以色列移民,因为战场和军营已经为他们打造了用鲜血凝成的人脉纽带。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以色列创业的内容,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三章第四节第五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