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班加罗尔崛起过程中除了广大跨区域创业者、投资人和产业组织者的作用外,印度政府的政策转变和班加罗尔本地的科技资源集聚则是其腾飞的政策与环境基础。 1984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拉吉夫•甘地当选总理,上任伊始就开始对印度高科技产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一方面改变了印度科技界传统的闭关自守的战略,大力吸引外资到印度投资;另一方面,迅速制定出发展计算机产业的政策,政府进行投资并且对软件产业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包括大幅降低软件和计算机进口关税,并支持风险投资资本的引入。尽管如此,印度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两大痼疾仍然存在:极其简陋的基础设施和官僚腐败的政府系统。其后,印度政府吸引蕾坦•巴苏等跨区域创业者推动美国大公司在印度落地,而这些大公司又进一步推动印度政府改变原有模式,印度政府也在其建议和帮助下,打破了一系列官僚冗长的审批流程,完善了在班加罗尔等地的通讯、交通、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为班加罗尔的成长奠定了制度基础。 班加罗尔崛起的另一个基础是印度政府的教育和人才政策。早在1911年,当地土邦的君主就在麦索尔经济会议上提议,由政府介入推广技术和高等教育。印度独立建国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印度各地成立了7所印度理工学院(IIT),该学院培养了大量理工科,尤其是在IT领域非常优异的人才。而集中了包括印度理工学院班加罗尔分院、班加罗尔大学、印度科学研究所等一系列优秀大学的班加罗尔成为印度最优秀理工科人才的中心,被尼赫鲁称赞为印度的“未来之城”。为了强化班加罗尔作为印度国家知识之都的地位,印度政府将研究中心和一些国有企业设置于此,包括印度电信工业公司、航太有限公司、巴拉特电子等等;而科研力量则包括印度科学园、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国防研究实验室等。班加罗尔及其邻近地区4个省份目前拥有400多个理工科院校,占印度每年理工科入学人数的2/3。 回顾班加罗尔这一区域的崛起历程,生动地诠释了人脉网络、政府作用和产业机遇之间的关系。正如两千年前孟子曾经概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千年虫”这样的“天时”机遇虽然稀少,但是能抓住这样的机会依靠的还是“地利”,即本地的产业基础—— 既包括一系列制度性的改善,也包括深厚的人才基础,而“人和”则是班加罗尔与硅谷之间发达的跨区域人脉网络,最终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班加罗尔科技资源的内容,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三章第三节第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