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70年代，印度最大财团——塔塔集团的下属子公司塔塔顾问服务公司开启了印度软件开发及顾问服务业务的先河。其总经理柯里是拥有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和滑铁卢大学学位的电气工程师，利用到纽约参加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理事会的机会，为塔塔顾问公司接下了第一份外包合约。 1985年，拉吉夫•甘地政府邀请惠普公司主管、印度南部人蕾坦•巴苏(Radha Basu)投资国内，在班加罗尔地区设立了印度惠普公司，为惠普提供外包服务。此后在公司的印度裔高管推动下，德州仪器、通用电气、IBM、甲骨文等公司先后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孟买等地设立分公司。在跨区域创业者推动所在公司在班加罗尔开设分公司或者研发中心的同时，一些留学生也回到班加罗尔进行创业，成长为新的一批跨区域创业者，以及一批从事软件服务外包的本土公司。 这些新企业最大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同硅谷等地的高科技公司的联系，将工程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逐步转向印度国内，从而使得印度外包行业从过去的到场服务，逐渐转变为在印度本地提供“离岸”(Offshore)服务。这种商业模式的转变，使得这些位于印度的企业需要积极学习美国的高科技企业的组织和运行经验，一方面通过公司内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员工持股等手段大幅提升员工的待遇和福利水平；另一方面自己通过开设培训学院为员工提供世界上最好的在职培训，同时也逐渐摒弃了印度社会传统的种姓、阶层陋习，更加平等地对待员工。而新业务的开展过程中，印度的软件外包企业逐渐累积了项目管理技巧、更有效地开发品质管控流程以及先进的企业生产组织能力，从而更加擅长管理大规模定制化的应用开发和维护，并且兼顾品质和客户工作的隐私与安全。但是还缺乏一个向世界展示能力与优势的机会。“千年虫”危机给班加罗尔的软件及服务外包产业提供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市场机遇。 所谓“千年虫”危机，是由于计算机发明的早期，储存单元昂贵，计算机上普遍采用两位数纪年，之后虽然储存单元成本大幅降低，这一习惯模式却沿袭下来。而随着公元2000年的到来，计算机的时钟会“清零”，由此造成系统时间和逻辑的混乱，将酿成严重的后果，这一情况被称作是“千年虫”问题。由于计算机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国防、海关、税务等各重要领域内深层次、大规模使用，解决这一问题意味着极其繁重的工作量、巨额的花费和对专业技术能力的巨大需求。这恰恰给了在相关领域内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优势的印度软件外包产业一个真正“千载难逢”的机会。班加罗尔的软件外包企业则抓住机会，不但替以花旗银行为代表的美国各大金融零售服务公司提供了“千年虫”解决方案，甚至很少与之有商务往来的欧洲市场也向印度公司派出了大量订单，其中包括欧洲央行。印度政府也借机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全版广告，提醒企业如何“因应千年虫”，为印度的软件企业拉抬声势。印度公司借此机会，获得了发达国家巨大的银行、金融服务和保险业的软件、服务外包市场，并从此向更多的领域扩展其外包服务业。整个印度软件产业在1999年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景气高点，软件公司首次公开募股和认购申请都狂增了数倍。 随着硅谷印度裔成功创业者的不断涌入，风险投资也进入班加罗尔。2000年7月，印度IT业三位老将在班加罗尔成立了启动创业基金(JumpStartUp Venture Fund)。基伦•纳卡尼(Kiran Nadkarni)是硅谷风投德丰杰在班加罗尔的合伙人，加纳帕西•苏拉马尼安(K. Ganapathy Subramanian)出身印度知名的创投公司—— 印度工业信贷风险投资(ICICI Venture)，阿难兰德则在班加罗尔和硅谷都工作过。启动基金的规模是4500万美金，投资标的包括IT新创公司，资金来源有硅谷机构投资人(包括硅谷银行)，以及在美国事业有成的印裔高层主管等个人。2000年，威普罗前研发主管米塔在班加罗尔开设了一个孵化中心，名为创业家企业(E4E)，在短时间内就对10多家公司进行了三亿美元投资。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印度高技术产业发展机遇的内容，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三章第三节第二目。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跨区域创业者与“千年虫”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