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地区虽然有着最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但同时也有着全美最高的人才薪金和生活工作成本，无论是企业家还是创业者都有强烈的动机寻找降低其企业经营和创业成本的各种手段，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和一些产业链环节的专业化分解，附加值环节面临着不得不从硅谷迁出的选择。另一方面，硅谷的技术、商业模式在硅谷以外也有着巨大的应用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硅谷的移民社群保持着同各自国家的密切联系，利用本国较低的创业成本和巨大的创业空间来进行产业转移和跨区域创业就成了这些硅谷移民的必然选择。 来自硅谷的跨区域创业者当中，既有硅谷企业的高职人员，也有成功的系列创业者，以及数量更加庞大的归国留学生。他们利用硅谷成熟的移民社群和在故乡的人脉关系，穿梭于故乡和硅谷两地之间，扮演着承接硅谷产业转移的角色。通过直接投资开办企业或者设立分公司、研发中心等各种方式，将硅谷的产业链延续到了自己的故乡。印度软件外包产业的起源，得益于惠普等硅谷公司的印度裔高管回国创建分公司。而即便是在中东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硅谷大公司里的犹太裔管理人员仍然义无反顾地将工厂和研发中心设立在以色列，对于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的留学生创业者们将硅谷的个人电脑订单带回台湾，并且创立了众多的工厂，从周边配件到核心元件，逐步通过个人电脑代工的历史机遇使台湾地区的代工产业崛起。 资金是跟着人走的，跨区域创业者带回的不仅是技术和产业链，巨大的产业机会吸引的还有硅谷的创新资金。硅谷的风险投资曾有一条不成文的金科玉律：“只投一小时车程内的公司”。而相隔一个大洋、几个时区的新竹、班加罗尔和特拉维夫等地区无疑难以符合这样的标准，因而一批风险投资人也追随跨区域创业者而来。这些风险投资人有的是从移民企业家、跨区域创业者转化而来，有些直接就是硅谷的移民投资人，他们不仅仅携带着硅谷风险资本跨洋越海，也带来了硅谷先进的初创企业的模式和现代企业制度。在新竹园区，现代企业模式取代了传统的家族企业，对创业者和技术核心人才的股权激励也成为普遍现象；在班加罗尔，传统的食用油企业摇身变成了软件高科技公司；而在特拉维夫，甚至从以色列建国开始就获得了许多在美犹太人的全力援助，在日后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过程中，更诞生了大量“看起来、听起来、感觉上都像是美国公司”的以色列公司。 在回溯创新集聚区域的形成过程中，往往能发现极少数先驱者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人有的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也有些是风险投资人、跨区域创业者。尽管这些先驱者身份不同，但在这些创新集聚区域形成的早期，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区域选择、产业选择和有意识地引入先进创新制度和模式的作用，从而奠定了该区域的产业集聚基础，我们称这些人是创业集聚区域的产业组织者。 无论是跨区域创业者、风险投资人还是产业组织者，不过是对创新产业聚集区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人物功能身份上的简单区分。实际上，这些关键人物本身就是链接硅谷与母国人脉网络上的重要而活跃的节点，对他们很难用一种身份、一个归属地来简单界定。因为，今天在硅谷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明天可能就是班加罗尔的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公司上市之后又可能成为风险投资人，布局着从硅谷到班加罗尔的产业链。而这，正是硅谷区域辐射的核心和本质。 注：《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已于2012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更多有关回到母国的跨区域创业者案例，请见《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目。
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回到母国的跨区域创业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