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企业试行董事会制度,发轫于2005年。是年春,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2005年是“改革年”、“攻关年”,他列举的五项改革中,第二项就是要在国企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股份制。 温家宝对公司治理的重视,在其后的两年里一直没有改变。2007年11月中旬，他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说，政府应从宏观上推进企业的发展和改革，特别是要进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造，使企业能够发展和盈利，并且能够可持续发展和盈利，这是决定股市最基础的东西。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对微观主体治理结构的长期力挺，中国的股市才在这两年发生质变，演绎了一轮气势磅礴的大牛市。 中央企业乃至国有企业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实则在不同历史时期,肩负不同的历史使命和涵义。在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央企已处于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新时期,须以新的政治和经济眼光来解读。 从2003年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国资委成立,到2004年发生的一系列节奏紧密、与公司治理有关的央企事件,都将国资委及央企推向焦点。山雨欲来,这一切的发生,将为中央企业的公司治理运动进行铺垫。 预演在2004年进行 2004年的“郎旋风”看似突如其来,实则有其必然性。在郎咸平处于风暴眼时,也把刚成立一年多的国资委推上了风口浪尖。本应作为这场争论焦点的国资委,却在争论初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缄默。最后迫于各方压力,才不得不以研究文章的形式做出回应。 这一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凸显了国资委的政策新取向,包括:在国有法人股转让与流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上采取与证监会不同的姿态,公开为央企招聘CEO并进行薪金制度革新,实行央企的主辅分离,叫停大型国企的MBO,推进中央企业整体上市。这些政策风向都与公司治理密切相关。 在2004年年末,中国网通、中国国际航空、彩虹集团等中央企业在海外的密集上市,可以测试出央企治理的加速度。 也同在这一年,中航油、中储棉以及2005年初暴露的中国诚通的公司丑闻,从另一个方向发力,使国资委加快步伐,推进央企的公司治理,以降低寻租机会、加强风险控制。 中国诚通是国资委2004年年中进行董事会试点的7大央企之一,此次出现丑闻尽管系历史问题的暴露,但无疑给国资委敲了一次警钟。 事实上,在7家央企董事会试点之前,如果向上追溯历史,也会发现中央企业公司治理的一个发展脉络和趋势。 到2003年底,180余家央企大都按《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按计划,这些企业需变更企业注册,由原来按《企业法》变更为按《公司法》,才能进行董事会试点。《企业法》制定于1988年,充满计划经济色彩,没有公司治理概念,与其相对应的“总经理负责制”也实施至今,弊端多现。于是,7家央企试点的意义,被国资委前任党委书记李毅中评价为“这是关系到国资委未来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 2003年以来,超过30家中央企业首次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石油石化、通信、运输、冶金等大型企业都在境内外上市。近年来中央企业及其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步伐加快,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重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642％。 重估央企地位 在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国有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改革成本。而其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和社会稳定付出的最大代价,就是经营上的低效率。因此,片面将目前国企的低效全部归罪于所有制因素,显然有失公平。况且,国外并不乏国有企业成功运作的范例,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 但这并非暂停国企产权改革的理由。而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的产权改革更为迫切。国企产权改革的滞后,极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拖累。 但在推动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同时,保证中央企业在关乎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的控制地位,愈显重要。我们不可能将希望寄托于通过私人经济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公平。其实,孙中山早年在其建国理想中,就提出了节制私人资本的理念。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理念从来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差距的拉大将不可避免会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保证中央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对于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央企业的地位须以新的眼光进行评估。在产业升级和重化工业趋势下,位于国民经济基础性地位的中央企业,将承担更加重要的责任。 即使在股市,截至2004年9月底,中央企业控股的境内上市公司168家,股本总额占全部境内上市公司的338％;在香港上市公司53家,流通股股本占香港流通股的181％。而香港市场的“大红筹”、国内主板的“大盘蓝筹”,中央企业在股民心目中都是中流砥柱的形象。 2004年宏观调控实施后,国有与民营相互进退,特别是“国资流失”和MBO大讨论中,对央企的责任也越辩越明。 到2007年6月底,经过短暂的逐渐减少阶段后,沪深股市中央企业辖下上市公司的数量再攀高峰,达到近240家。此前的最高纪录是2005年底的203家。那个减少的阶段是自2005年年底开始的清理风潮,最为典型的是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私有化运动,中国石油私有化了辽河油田、锦州石化、吉林化工,中国石化也回购了齐鲁石化、扬子石化、中原油气、石油大明全部发行在外的股份。这一清理,使央企辖下上市公司到2006年3月底时仅剩186家。 缩量后的扩张类似于缩回后打出的拳头,力量更大,这一表现在于,央企辖下上市公司的市值占比有所上升,达到2007年6月底的2716％。而且,这一市值占比的裂变式增长才刚刚开始。 央企的扩张冲动,实际上来自国资委的强大压力,按照李荣融的强令,做不到行业前三的央企将被别人整合。这种国资的扩张,精髓就是李荣融推崇的“淡马锡模式”,淡马锡的理念在移入中国后,几乎成了扩张的代名词。 在此逻辑下,继续收购地方原有上市公司,H股甚至红筹公司回归A?向现有上市公司注资,是中央企业未来提升市值占比的三大路径。2007年上半年,中国股市延续上一年的强势上涨,有容量来吸收更多资产进入。正是这一阶段,成了中央企业扩张的黄金年代。中国东方电气集团、中国铝业、中化集团、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等多数央企不但在资本市场展开私有化、整体上市、大肆收购同类的地方企业,国家电网甚至几乎囊收四川所有的水电类上市公司。 随着央企的扩张,以及央企资产大量进入股市,中央企业不但更加有力地控制中国经济,还将通过资本市场进一步控制中国金融业。 国资委的历史重任 再回到2005年,由郎咸平引发的这场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仍没有结束的迹象。所有人都明白,要平息这场争论只有依靠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自身的表现。而央企表现好坏,有赖于国资委的所作所为。 完善央企治理,改善央企的绩效表现,国务院国资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能在短期内使人们相信,国有制并非企业低效率的制度根源,那么,再多的为国企辩护的理由都于事无补。因此,对于国资委来说,2005年也许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 可是,央企当时的经营与治理现状,却很难说它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使命。它们掌握着国家最好的经济资源,可是大部分利润来源仍依赖于垄断,截至2004年10月,全部中央企业所得利润的66％来自中石油、中移动、中石化、中国电信、中海油、宝钢、中远。这种状况在此后数年一直未有改观。 不仅如此,中央企业的财务造假行为也令人担忧。2004年年终,国资委突击检查181家中央企业的审计报告,发现为数不少的财务审计报告存在造假,中航油、中储棉事件的爆发并不偶然。央企在公司治理上所表现出的重大缺陷,使外界对央企治理强烈质疑和关注。 2003年4月十届人大一次会议诞生的国资委是个全新的机构,相当于一个“超级股东”。它是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的重要成果,并被寄予厚望和重任。国资委的构想其实在此前2002年11月的中共十六大已有定论,当时十六大做出了一个广受各方关注的决定:“国有资产一家管到底”。时任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的李荣融,成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的掌门人。 国家经贸委是朱镕基自1991年升任副总理时就着手组建的超级大部,旨在将陈旧的管理工业的各部从政府控制下分离出去,使各部属下的国企更适应市场经济。1998年九届人大会议后,国务院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国家经贸委。 国资委的成立是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出资人不到位的问题。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曾经是多头管理:计委管立项,经贸委管日常运营,劳动部管劳资,财政部管资产登记与处置,组织人事部门和大型企业工委管经营者任免。按李荣融的说法,“原来管人的管人,管资产的管资产,管事的一大堆,就是常说五龙治水,九龙治水,但是谁也不对这个资产负责。” 新成立的国资委要将分散的权力统一起来,国务院授权它代表国家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但不得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这将使得中央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更加顺畅。国资委不是公共管理行政单位,但国资委又不是一般的事业单位,其监督、派驻董事会等都是行政命令式的,所以它是个特设机构。 2003年4月6日,在宣武门西大街26号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北门,国资委悄然挂牌。作为新机构的新掌门,李荣融不但要做好与改革后的职能衔接、维系国资委的正常运行,还要赶紧制定行政法规,探索国资监管新路。从彼时始,中央企业开始了第一个3年任期。 比如《国有资产管理法》,已有10多年的讨论,最后的定稿就是难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表示,国资改革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工程,国资委的成立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成熟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机制,还需要立法、会计制度、审计制度等多方面的完善和配合,仅靠成立国资委还远远不够”。 在国资委的推进下,到2004年6月,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全部组建,全国大多数市(地)到2007年年中也都设立了国资委。第一个任期结束时,国资委共制订发布了企业改制、产权转让、资产评估、业绩考核、财务监督等18个规章和80个规范性文件,地方国资委制定了12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董事会改革与新国企新貌 中央企业要对国资委负责,国资委要对国有资产负责,这个责任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的合理布局与保值增值,也即质量与数量问题。 结构调整和保值增值一样,是一个永久性的现在进行时。国资委成立4年,将中央企业的数量由196家减少至155家,平均每年砍掉10家。这个速度与李荣融的期望值相比,还不够快,他的目标是央企数量为80家到100家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集团。 事实上,除了央企在减少,全国的国有企业正以每年4000户至5000户的速度递减。与此同时,央企的兼并重组力度正在加大,伴随中央企业内部“合并同类项式”的整合,产业集中度也在提高,已有六成央企实现了主辅业分离,进一步明确主业,冗员安置也力求稳妥。 在很大程度上,结构调整有赖于出资人身份的国资委来组织,而保值增值则要依赖于各个企业的自身活力,这可归结为市场主体的有效性问题。要达成这个结果,李荣融要管好国有资产,就必须用好人、管好人。根据中共十六大对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理资产、人和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要求,按照出资人的职责,国资委设置了相应的架构,并分批次地进行央企高管全球选秀、央企负责人业绩考核等事宜。2007年5月,国资委连续第五年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参加的中央企业总数达到100家(次)。这项举措从一开始就遭到外界的强烈质疑,质疑国资委有越位之嫌,既当老板又充当婆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