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对于在20世纪中期时已经长大成人的男女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他们一生当中无法抹去的经历与回忆。多里奥特也是如此。但是多里奥特在战争期间的遭遇有一点很与众不同: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积极地让几百万美国士兵退伍,帮助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但是美国军方非常急切地想把多里奥特准将这个人才留为己用。 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战争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多里奥特是军中为数不多提出这一观点的高级将领之一,他也拥有领导才能,可以把这个想法转变成现实。所以,在战争结束后,多里奥特接到了战争部长罗伯特•帕特森的电话,帕特森让他到战争部的总参谋部下属的一个专门管理研发工作的新部门当头儿。为了打消多里奥特的疑虑,战争部长帕特森又说,艾森豪威尔将军自己也相信多里奥特是这个位子的合适人选。 与多里奥特一样,艾森豪威尔将军也早就意识到了将科技与工业技术对军队的重要意义。1946年4月30日,刚刚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艾森豪威尔给高级军事指挥员下发了一份极具远见的4页纸的备忘录。在这封备忘录中,他列出了五点政策,以确保在新成立的研究开发部领导下,国家的各种资源能够被充分利用。“单靠武装部队是无法赢得战争的,”艾森豪威尔写道,“有了科学家和商人提供的技术和武器,我们才能智取敌人……这种结合的模式也要引入和平时期,这并不是单纯地让军队了解现在科学和工业的发展情况,而是要在我们的国防计划中把所有有助于保护国家的民间资源全部考虑进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工作。但是多里奥特告诉帕特森部长他已经在军中工作五年了,现在他必须回哈佛去赚点钱。帕特森部长没有放弃。他问多里奥特是否愿意在筹备新研发部门期间为新来的主管做副手。多里奥特同意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了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他不喜欢他的上司,战争期间随处可见的团队合作精神早就消失不见了。“根本没法做任何有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每个人都无所事事,只靠军队养着。”多里奥特回忆道。 就在这时,多里奥特接到了一位内阁官员约翰•斯奈德(John W. Snyder)的紧急电话,他刚刚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斯奈德部长告诉多里奥特他遇到了一个大难题:陆军、海军和空军剩下的各种战争物资应当怎样处理。为了处理总价值为270亿美元的多余设备、齿轮和供给品,斯奈德部长说政府打算把所有处理多余物资的任务交给战争物资管理署(War Assets Administration)负责,他相信多里奥特应当接手这个新机构。 这个请求很特别,不过多里奥特礼貌地拒绝了。斯奈德部长让多里奥特挑选其他人来担任该机构的主管,多里奥特推荐了他的老上司,陆军上将格雷戈里。这一次,军方又请求多里奥特在过渡期间担任部门的副手,但是多里奥特拒绝了,他告诉斯奈德部长他已经同意在战争部总参谋部下属的研发部门做副职。但是斯奈德部长的回答是,多里奥特回忆到,他咆哮着说:“陆军可以等。但战争物资不能等。”他一手安排了两个职位之间的平稳交接,直到多里奥特走马上任,成为主要负责政策协调工作的战争物资管理署副主管为止。这项工作很有趣,但也比较混乱,多里奥特知道自己不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朋友太多,我都应付不过来,”多里奥特回忆道,“公司的理事和总裁们经常过来看看是否可以低价买到些好东西。” 尽管多里奥特真的想返回哈佛,继续享受当教授的舒适生活,但是他的注意力越来越被一种全新的事业所吸引,这项崭新的事业与教书或服务军队这两种贯穿其一生的职业追求毫无关系。多里奥特打算进行一次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新探险:创立风险投资行业和发起企业化行动,以促进战后美国经济的复苏与繁荣。除了对法西斯作战,多里奥特在接下来的25年时间里,一直在与国内各种各样的保守势力做斗争,其中包括无能的政府监管者、目光短浅的立法机构和极端保守的投资管理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风险资本这个新理念马上就再次复活了。在日本投降以后,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康普顿决定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创造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为技术和工程公司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现在是时候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实践了。于是,康普顿召集了原先曾加入新英格兰委员会下属的新产品委员会的老部下,这些人当中包括拉尔夫•弗兰德斯、梅里尔•格里斯沃尔德和哈佛商学院院长唐纳德•大卫(Donald K. David),说服他们建立了一家风险资本公司。 1946年6月6日,遵照马萨诸塞州的法律,美国研究开发公司(America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ARD)正式成立了,创始人包括弗兰德斯,Taft-Pierce Manufacturing 公司总裁小弗雷德里克•布莱克索尔(Frederick S. Blacksall Jr.),美国橡胶公司的前任董事布拉德利•杜威(Bradley Dewe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财务总管贺瑞斯•福特(Horace S. Ford)。多里奥特在公司的第一份年报上写道:“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成立的宗旨是帮助新建企业和现有企业成长为成熟而有价值的公司。”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战后几家新建立的风险资本企业之一。1946年初,两个富有的东海岸家族建立了两个风险投资机构,名字分别叫做惠特尼公司(J.H. Whitney & Company)和洛克菲勒兄弟公司(Rockefeller Brothers Company)。但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是第一个专业化的风险投资公司,它的资金来源并不依赖于家庭或富有的个人,而主要来源于机构投资者,例如保险公司、教育机构和投资信托公司。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进步,因为它极大地扩展了有助于增加风险资本总额的潜在资金金额。作为第一个风险投资公众企业,美国研究开发公司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寻求使企业家的管理变得更加民主化,它关注技术性的风险企业,为新建立的小企业提供管理支持。 事后看起来,波士顿成为风险投资活动的发源地是顺理成章的事。自从17世纪建市以来,波士顿人一直坚信科学技术的启迪教化作用和人类对尽善尽美的追求。波士顿诞生了美国第一家公立学校——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 1635年),和第一家大学——哈佛大学(163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波士顿成为重要的海运港口城市,同时在新型机械与科学设备制造业处于领先地位。这个城市的改革步伐始终没有停歇,妇女争取选举权和废除奴隶制的斗争,甚至连美国独立战争都是发端于波士顿铺满鹅卵石的小巷和街道。 多里奥特身上也有着与波士顿这个城市一样的精神——创新、敢冒风险和坚定不移地相信人类拥有无穷的潜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创新爆炸式发展的时代就要到来,而多里奥特就是点燃导火线的最佳人选。作为一流商学院的教授和几十家公司的董事,多里奥特已经成为金融和技术制造业领域的专家。而且拜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赐,多里奥特还尝试了如何在高压环境下组织和管理新建企业,从中收获的经验让其一生受益。 因此,这位新英格兰委员会风险资本子委员会的前任主席肯定是美国研究开发公司总裁的最佳选择,这毫不令人惊奇。但是多里奥特不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当时他还在军中服务。因此在过渡期间,公司董事推选他担任董事会主席。当时正在谋求竞选参议员的弗兰德斯被选为代理总裁,直到多里奥特结束在军中的任职为止。哈佛商学院毕业生约瑟夫•鲍威尔(Joseph W. Powell Jr.),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推销员,曾在时代公司担任广告部副经理,他被任命为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副总裁。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决定通过由三名成员组成的顾问委员会向公司提供技术支持,这三名顾问是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康普顿、化学工程教授埃德温•吉利兰特(Edwin R. Gilliland)和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主任杰罗姆•亨撒克(Jerome C. Hunsaker)。 美国研究开发公司的创始人们相信公司能够解决美国的“低风险经济”难题。战争已经结束了,是时候做点事情了。他们认为,新政繁重的税收负担和投资信托公司日益凸显的极端保守主义使得新建企业的资金变得越来越紧张。投资信托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在美国储蓄市场上占有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但是他们不愿意投资于风险较高的新企业。习惯与谨慎的心理让这些信托企业只把钱投资在高等级债券和蓝筹股上。弗兰德斯在担任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期间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1945年11月,他在芝加哥面向美国证券协会的委员们演讲时简要地提到了这个问题。
完美的竞赛——风投创始人
书名: 完美的竞赛
作者: 斯宾塞·安特
出版社: 湛庐文化策划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风险投资之父”多里奥特传奇
译者: 汪涛 | 郭宁
出版年: 2009-9
页数: 250
定价: 49.8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湛庐文化· 商业智慧
ISBN: 9787300109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