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班的小伙子们并不觉得冷。今年的感恩节天寒地冻、冷风刺骨，天气预报说下午晚些时候会有雨夹雪和冻雨，但仰仗加长豪华轿车里的迷你酒吧，威士忌可乐叫B班人浑身暖洋洋的。轿车在球赛日的车流中龟速前进。四十分钟喝了五杯也许多了点，可是比利确实需要一点提神的东西。 刚才在酒店大堂里，一群万分激动的市民在他宿醉未醒的时候轮流上前表示感激，叽叽歪歪个不停，让他头疼得更厉害了。其中一个男的，黏着比利不放。男人看上去像一块松软发白的奶油夹心蛋糕被塞进浆洗过的蓝色牛仔裤和花里胡哨的牛仔靴里。 “我自己没当过兵，”男人拿着超大杯的星巴克咖啡手舞足蹈，坦率地告诉比利，“可是我爷爷参加过珍珠港战役，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我。” 接着，他便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战争、上帝和国家。比利放空自己，任凭那人的话在脑袋周围盘旋、翻滚— 比利运气不错，拿到了得克萨斯体育场靠近过道的座位，这意味着整个下午他都将第一个面对这些烦人的事。他脖子疼，昨天晚上没睡好。五杯威士忌可乐，每喝一杯都叫他更难受，可是当看到这辆加长豪华轿车—雪白的悍马，两侧分别有六个车门，黑色的车窗能最大限度地保护隐私—驶入酒店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涌起振作起来的渴望。“真不赖！”戴姆中士一拳砸在吧台上，大家为如此高规格的待遇欢呼雀跃。看来想快速恢复精神是不可能了，比利索性放弃，暗自陷入沮丧和焦虑。 “比利，”戴姆说，“不要发呆。” “没有，中士，”比利立马回答， “我只是在想达拉斯牛仔队的啦啦队。” “好你个家伙。”戴姆举起酒杯，然后毫无针对性地说了一句， “麦克少校是个同性恋。” 霍利迪惊呼道：“该死，戴姆，那人就坐在那儿呢！” 没错，麦克劳林少校此刻就坐在后座上，像冰块上的比目鱼一样面无表情地看着戴姆。 “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见。”戴姆笑着说。他转向麦克少校，故意放慢语速，一字一顿地说：“麦、克、劳、林、少、校，长官！霍、利、迪、中、士 、说、你、是、同、性、恋。” “去你妈的。”霍利迪叫道，但少校只是瞪了他一眼，然后伸出拳头，晃了晃手上的结婚戒指。大伙儿哄然大笑。 加长豪华轿车的轿厢内一共坐了十个人，八名B班的幸存队员，加上他们的公共事务陪同麦克少校和正拿着黑莓手机打电话的电影制作人艾伯特•拉特纳。算上牺牲了的可怜的施鲁姆和身负重伤的莱克，全队总共得到了两枚银星勋章和八枚铜星勋章，不过对这十枚勋章还没有明确的解释。“战斗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塔尔萨电视台漂亮的女记者问。比利想啊想，上帝知道他真的在认真思考，他从未停止过思考，然而思绪却总是溜走，飘来飘去，似有若无，难以名状。 “我不知道，”比利回答， “感觉有点像路怒症。到处都在交火，他们朝我们开枪，我就回击，我真的什么都没想。” 比利最害怕的是把开枪这事搞砸了。当兵就是这么悲惨。你搞砸了一件事，他们吼你，你搞砸了更多的事，他们继续吼你，然而在这些琐碎、愚蠢、大抵可以预见的破事背后潜藏着一件更混蛋的挥之不去的破事。这些破事压得人喘不过气，整天提心吊胆，根本看不到救赎的希望。运河战役后的两三天，比利走在砾石路上准备去吃饭的时候，突然感到如释重负，暂时得到了解放，而他付出的气力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呼吸。这种“啊—”地长舒一口气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好像还有希望，好像并非只是一个消耗品。当时福克斯新闻的录像孕育的病毒已经开始蔓延，有传言说B班要回国了。这种不切实际、异想天开的流言，哪个头脑正常的士兵都不会相信。结果，突然有一天，瞧，他们在接到通知的两个小时后悄悄抵达巴格达，越过大西洋，开始了 “凯旋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