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跟胡迁有两面之缘。2014年他来台湾参加金马电影学院，学程结业功课是改编一篇短篇小说，因其中有我的作品，便被主办单位找去开了场两小时的短会。 匆匆来去，印象里就是一群敏思闪烁的年轻人，我昏头昏脑，瞎说一场，会后却收到胡迁认真写了 e-mail 过来讨论，态度大方，应对有古典的节度。他回北京后，彼此也偶尔通信，某日他很客气，先问能不能寄作品给我看，我答复了，才发过来。老实说我原先没有什么预设，读过却着实吃惊：他似乎太没有自信了，这是很好的小说，干净，浑然天成。他对文字这古老介质的驾驭能力可谓天造地设，每个字是似有若无的纤维，每段句子是气孔绵韧的密丝，分分寸寸，行若无事，在你意识到以前他已捻出漫长的线索，在你意识到以前嗖一下已被卷了进去。 他不像许多人克制不住以其为鞭的诱惑，也不要喧嚣抽打读者，制造浮夸的声响与迹象；他沉默地缠缚，沉默地收敛，丝线一点一点绞紧了勒深了，心仿佛都要裂了。 但写出这样小说的作者，到底是那群均貌似明朗的学员里的哪一位呢？……两年间我一直没搞清楚，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因为这未免也太少根筋。 直到2016年他以中篇《大裂》得到台湾的BenQ华文世界电影小说首奖，因领奖再来台湾，有机会请他喝个咖啡（饭则被小说家骆以军抢去），才大概算认识了，是个从整体到细节都很清爽的年轻人，言语简洁，带冷涩的幽默感，眼光明澈宛如少年手心紧攒的弹珠。人不似其文。我一下子有点懵，无法理解他的写作中为何会出现那样极致的伤害性，就忍不住问了：“为什么你会写这样的小说啊……” 真是愚蠢的问题，这甚至是我自己作为写作者最讨厌遭遇（并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的问题。但胡迁恳切回答。其实他本人的质地能够说明很多：一个心灵如精密仪器的青年，多半会因人世各种避无可避的粗暴的碰撞，而时时震动，为了不被毁损，难免必须长久出力压抑著位移，那压抑的能量终要在他的写作中，如棉花一般，雪白地爆绽了。书名“大裂”两字或者是无意识的流露，却也收束出胡迁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内在风景，他的小说中每一抹淡到几近透明的草灰蛇线都有繁复意象，语言平静，一丝滥情自溺的赘肉都没有，落在地上，望似滚珠，若去拈起，才发现是水银，凝重荒暴能让人从头裂开到脚，剥掉了一身的皮。 胡迁学的是电影，他非常擅长利用人物的对话，及对话间不可见的细微波动，如牙科探针般挑出生活的疼痛神经。然而我以为影像训练又不足够解释他短篇小说的魅力：这些作品的结构有时其实不太工整，但那当中的强烈能量让技术问题的刮痕甚至不让人感觉是瑕不掩瑜，而莫名显得那歪斜是一种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了。 许多创作者，终其一生在追求这种无言中说动的境界，他羚羊挂角地恐怕自己也没发现地轻易做到。这样想想我都觉得真是挺可恨的。 也或许可以这么说：写作一事之诡谲，虽存于文字，又不存于文字，更在如何魔术般介入现实中肉眼不可见的微妙间隙，胡迁带著他松德哨子玻璃般至薄至清透的洞察，在这本小说中一次又一次演示著吹毛断发的天分。《大裂》书如其名，彻底是本伤害之书，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我可以想像它会被什么样的读者排斥，让什么样的人不安，我可以想像会有什么样的人因在这其中求其安慰与修饰不可得，而感到不满。也可以想像它是多么地不符合某种主流的时代气氛与社会大义。 但我想好的创作者，本来也都是这样的。生命如拥挤的暗室，他坐在当中，视线炯炯，眼中没有蒙蔽，什么角落都看见，不怕痛地指出来，也不因此就佯装或者自命是谁的一道光。至于救赎或出口，那是人人各自的承担与碰撞，若主张创作者必须为此负起责任，就是一种贪小便宜。 我不敢妄言自己多么了解胡迁及其作品，但承他不弃，这两年他陆续写了什么，会发来给我看看，有时我们会在信中聊几句，有时我工作焦头烂额难以为继，他也不介意。这当中的《大裂》《一缕烟》《荒路》《漫长地闭眼》等都是我反复再读的秀异之作。然而令人比较困扰的恐怕在于，他的作品，不管放在哪一条脉络下，哪一种已知的模板里，都显得不易解释，像块在视野中任何位置都无法嵌合的拼图。要描述为格格不入，当然没什么不可以，但我以为，也有另一种说法，叫做头角峥嵘。 黄丽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