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往山上走，想去看城堡。山路蜿蜒，巨大的黄色石块层层铺向山顶，带一丝庄严的神秘。上山的途中路过卡夫卡博物馆。设计者把博物馆里弄得黑黑的，阴暗的空间，蓝幽幽的光照亮密密麻麻的文字。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弄，也许是想刻意表现卡夫卡的那种阴郁，或者表现“人被异化”带来的压力，总之是有种恐怖的气氛。我一直想象卡夫卡要是自己来了会是什么反应。也许会像K在小酒馆里对姑娘和她妈妈那样，瞪大了眼睛，既严肃又天真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有片刻我嫌累，几乎不想上去了。但到了山顶上我才庆幸，幸好上来了。山顶视野极好，让人见到双面布拉格。我从来没想到布拉格是这样的结构。风吹着额头，能看到极远处。山下的布拉格是恬静小城。全城的红房顶，像动画片里的世界，连绵的斜屋顶、散布的花园、偶尔耸立的教堂，随处是石板路小街、消磨时光的木头咖啡桌和摆着小盆植物的窗口。这些风景在山下走着看，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此时却有一种不真实的轻悠感。山上的布拉格却是另一副模样。冷峻的城堡、森严的石墙、巍峨至天际的教堂。我去过不少教堂，之前去过，之后也去过。但布拉格城堡的大教堂仍是我见过的最震撼的大教堂之一。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觉得震撼。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有艺术特色的，但是它的风格极为突出。它的墙壁有着最典型的哥特式阴郁和飞入云霄的雕塑，室内暗而庞然，墙壁像暴风雨的前兆压下来，气质冰冷，让人不寒而栗。 我在那一刻才有一点明白了那个土地测量员。他在山下城市目睹着悠然闲散的浅层精神，一抬头就能感受到城堡在云端的无形压力和看不见的变幻莫测。那是一种超越个人触碰范围的压抑不安。或许哪里可能都有这样上下两层，只是没有布拉格这样目力可见。 城堡的宫廷边，有一个笨拙的土黄色桶形建筑，在城堡的风格中异常扎眼。我问爸爸那是什么，爸爸说是前苏联占领时留下的掩体。我远远瞪着它，它似乎蔑视地笑着看我。你看，它仿佛在说，我就是能把一切破坏。 站了一会儿，我的心里起了一些自己也说不清的变化。我似乎终于有一点明白这么多年爸爸为什么不回去了。留在这个地方，就相当于放弃掉所有的纠结的过往，从此之后什么都不求，也什么都不失落。你只是住在这里而已，它跟你没关系，因此你可以对它什么都不求，它对你也没有任何要求。你只是看风景，不用喜，不用悲，也不用担心自己的成绩和地位。这里和家乡如此不同，以至于一切都可以映照眼睛，却不照心。只是，这样真的好吗？ 下山的路上，石级宽阔平坦得多。我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低着头。爸爸见我不说话，等了一会儿问：“怎么了？想什么呢？” “爸，”我说，“你相信吗，像我这么平庸的人，也想追求某种好生活……而且不是大家平时说的那种好吃好喝的好生活，而是……另外一种好生活。” “相信。这有什么不信的。”爸爸宽慰我，“什么样的好生活呢？” “我说不清。某种让我觉得……觉得有意义的好生活吧。”我说，“其实我知道没什么好抱怨的。我现在各方面都还挺顺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毕业之后不管读书还是工作，都能有选择。虽然估计没什么大成就，但是我本来天赋就也不算太高，也不应该奢望什么。这些我都知道。但我心里就是不好受。爸你能明白那种感觉吗？就是心里总觉得焦虑，觉得不满意，还想找更多东西，可是自己又说不清不满意的东西是什么。” “太明白了。”爸爸显得很宽容。 “我只是在想……”我有点乱，找不到合适的语言，“这个世界上有真正的自由吗？” “你觉得现在不自由吗？”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只是……感觉不到很自由。”我说，“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某一天就能找到一种自由的感觉，可是现在一直找不到。其实现在没有人强迫或者奴役我做什么，可我就是不觉得自由。” 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述。我只是从山顶上开始，就又被那种虚无的感觉包围了。那是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人站在山顶的云雾里，除了白茫茫就什么都没有，任何地方都无处踏脚。越无从借力，就越发焦灼。不仅是因为毕业选择，还因为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我不知道自己要朝什么方向走。更长的尺度，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我会坐在宿舍里想象自己一万年以后是什么样子，却无法在现实中走出哪怕一小步。 这种感觉在期末考试前半个月暂时淡下去。从早到晚在自习室泡着，没时间吃晚饭，从教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骑上车也像是做梦一般。考完试之后仍然麻木，傻呆呆坐着。太忙碌和太放松都无法思考，以至于觉不出烦恼。直到在布拉格山顶，当它重新将我包围，我才有种逃无可逃的感觉。它一直在那儿，我能让自己暂时忘了，可是如果我不能真的找到突破的方式，它总是还会回来，将我困在其中。 我只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心里那股与它对抗的力量。微弱的、执着的、气若游丝却不消失的令人紧张的感觉。我的身体在六月天里打寒战。我不知道我到底想要追求什么，还是害怕什么。 “怎么才能找对方向呢？”我问爸爸。 爸爸浅笑了一下：“这个事你是问错人了。要是我知道，也不至于误打误撞这么些年。” 那天的对话到此为止，此后的两三天，我们没有再谈起这件事。直到离开布拉格之前的一个晚上，爸爸给了我或多或少的提示。那一个晚上我们去听了音乐会。我们在布拉格听了几次音乐会，我喜欢德沃夏克和勃拉姆斯，爸爸只喜欢贝多芬。那天晚上听的是《命运》，古老的剧场里，镶金绘画的剧场天顶被命运的敲击震得共鸣，脚下的座位都发出颤动。 从剧场出来，爸爸提议去剧场外的小酒馆喝啤酒。我去了，但兴致不佳。因为即将离开，而又不知道何去何从，一直心事重重。 “你前两天问我，怎么找到方向，”爸爸忽然开口说，表情有点郑重，或者说是惆怅，“我的感觉是，你得静下来听自己的心。找个彻彻底底安静的时候，听自己心里头怎么说。就像那四个音——”他哼起《命运》开篇的调子，“邦邦邦邦。我第一次听就觉得，那不是命运在敲门，而是有东西在敲心。”他挥手，做了敲击的动作，“人实际上就是被这声音追着走。你可能不知道方向在哪儿，但至少会知道某种感觉。如果方向不对，你怎么都会难受。一时不知道，早晚也会知道。” 我抬眼看看他。他的眼睛注视在酒杯上，反射着酒杯的微光。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敲呢？”我问他。 他只摇了摇头说：“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爸爸的话让我心里起了微澜，慢慢发酵。当天夜里，我几乎彻夜无眠。我在半梦半醒间反复进入一个梦境。梦里是无穷多镜面组成的狭小的空间，我站在空间中央，左右都找不到出去的门。镜面上能看到晃动的歪曲人影、大笑的眼和嘴唇。而镜面后面是许多我看不见的眼睛。我在梦里左冲右撞。 第二天，在回程的飞机上，一丝碎裂的缝隙出现在我思绪的冰面上。那个时候我晕机，正在与头疼恶心的斗争中入睡。在飞机离地的睡眼惺忪中，我偶尔瞥见一眼地平线和玫瑰色的天光，冰冷而广阔，房屋微小，原野平整。俯瞰一切让我有一种旁观的感觉，旁观的感觉又慢慢转化为被旁观的想象。那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一秒混沌中的澄澈。我开始明白许多日子里我焦虑而恐慌的是什么。在对苍茫大地的惊鸿一瞥中，有一句话闯入我的头脑，我知道那就是我怕的东西： They are watching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