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个男的，就是我，从大兴插队回来的我。 那时，我爸在雪池胡同抬冰，我妈是宣武副食品公司供销科的调度员。像我这种双职工子女，每天饭点一到，见邻居家孩子，捧上热饭热菜，满院儿蹦跶着吃，那是什么滋味，我都不愿意提。妈想我踏实养伤，特意舀一碗高粱米，给隔壁曹阿姨送去，让她中午管管我。人家嘴上自然说好，添一双筷子的事，白天也真来敲我的门，屠国柱，家里贴饼子烙多了，过来帮我们吃一点儿吧。我会隔着窗户说，和同学约好的，出去吃。 为填肚子，我试过用凉水化淀粉，再拿开水冲红糖，兑好，仰脖一灌，又香又甜。后来觉得胃里还是空，就抓把盐，去街上逮蚂蚱，抓知了猴，烤着吃。好些孩子宁可不正经吃饭，也要挤在绿莹莹的桃树和杨树叶下，围着我。总之只要不挨饿，我招儿多了，逼着自己想。 那年是早立秋，稍一见凉，即便盐都顺着裤线洒没了，也难见到几只活物，馋虫倒是勾出不少。后来忘听谁说的，十七号大院里一小光头，精豆子似的，在家能炒土豆丝，会熬茄子，我就总跑过去看。他以为我是想蹭饭，每回就单盛出来一份。我摇头给他搁回到砖台上说，你吃你的。他又递了过来：“哥，你吃，脆还是不脆，熟没熟透，我放了一点白胡椒粉，提味，替我把把关。”我捏起一片浅棕色的茄条说：“那我就帮你把把关。” 我们会挨家挨户地串，看街坊怎么抻莜面，怎么蒸花卷儿，怎么把猫耳朵推撮出花纹。我从哪新学了几手，不方便动，就尽着他先在家里试。从白天到傍晚，他跟在我身后，像一块甩不掉的黏面团。 他的脑袋又宽又扁，手总在上面抠，我问过他：“你的光头怎么回事？”他说以前头发很多，还留过小辫，后来里面老是长虱子，就越剪越短，直到剃光，天天洗，还是会长。我盯着他的脑瓢又问，现在怎么没了？他说后来他爸干脆拎起暖壶，朝他头上浇开水，说这样能把虱子虮子全都烫死。我仰头直笑，你爸真下得去手，虱子不是他亲生的，难道你也不是？真这样，该烫出你满头脓疮才对，我怎么瞅不见？小光头眨着眼睛说，是真的，真的。空了一空，他又说，整天晃荡下去，也吃不出意思来。不如去专做风味菜的老馆子，尝尝手艺，我爸说，白广路的万唐居，有真东西。 我照着他的光头上一拍，等你脑袋上的毛长齐了，再说。 终于有一天，办事处的人打来电话，叫我过去参加分配。我就把绷带剪掉一小截，套了件长袖褂子，再去。那是一幢用朱红色火砖砌的苏式矮楼，外面挂着磨花了的旧黑板。多如喷漆总厂和电表三厂，哪家单位招工，就拿黄粉笔写在上面。办公室里，那个人拎着竹劈包的暖瓶，刚打完水回屋。他见我把四盒五毛八的红梅，从报纸里一亮，就故意板起脸，怪我瞎花钱。等我把烟卷好，又坐了回去。他说：“有个情况，你得先弄明白，像首钢、二机床厂那种地方，都是给退伍兵预备的，厂方直接跟武装部招人。人民食品厂这样的全民单位，少，也轮不到你们这帮知青，我这里，都是集体的。你去，就聊去的办法，不去，再说不去的。”我眼皮一闭，一睁，点了点头，说：“这些都懂。” 他说：“懂就好办，这片儿的集体单位，那是卢沟桥上的狮子，数都数不清。”他揪出软木塞，将水倒进生满茶锈的搪瓷缸里，来回吹。然后还说：“我这人实在，冲你妈跟我是发小这层关系，像东街第一塑料厂，做大脸盆的，都不跟你提。” 他由三角柜里，抽出一张表，说：“单给你留的，灰大楼拔丝厂，出盘条，这东西，紧俏。菜市口的羽绒服制品厂也行，去就当天开手续。”我问：“去那做什么？”他说：“流水线呗，工帽往头上一套，砸袖子，缝领口，出蓝棉大衣。”我说：“老坐着，干不了。”他一愣：“老坐着不行？那东风市场的售货员，总行吧。”我说：“老站着，也不行。”他把缸子一撂，横话就出来了：“躺着行，你够资格吗？有这好地方，我还要去。也不过过脑子，年前你在四平园把一崇文的孩子，吊起来打。开春，又给里仁街张家二儿子眼眶拍折了，人刚在同仁医院把假眼装上。这你妈才来求我，快把你搓出去。明告诉你，我还不管了，家待着去，仨月不分你。” 我又坐近，从两边裤兜里各掏出一盒前门，按在他跟前。再问：“您手里的单子，给我看看。”他半张着嘴，一面朝我的手上瞄，一面把表递过来：“再不济，你不是会游泳么，北海当救生员怎么样，给你条船，有想不开，跳河的，你上。冬天活轻，船都靠岸，光刷刷漆。” 我对着尽下面两个单位的名字，看了再看。 他顺着我的眼神说：“糕点二厂，远是远了点，在城外的湾子，可福利好。” 我问：“这个万唐居，就是那个万唐居吗？”他说：“废话，全北京，能有几个万唐居。”我把手从烟盒上松了回来说：“就这儿吧。”他冷笑着，拿起蓝圆珠笔，在那三个字旁边，打了一个细小的对钩。 后来我妈怎么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包，好端端的工人队伍不进，偏往五子行里钻。伺候人吃，伺候人喝，白糟践我为你打点前程的一片苦心。 万唐居里面的院子很深，西边辟出的几间耳房，建了水饺部，小吃门市和面点也是新设的。穿过去以后，要走一条由屏门和花墙围挡住的，紧凑扁长的通廊，才是主楼。我贴着墙身，勉强望见制高点的观景阁，可向东，还是看不到头。我混在刷房师傅们中间，要进楼面试。踏上钉着钉子的木头楼梯时，会听到哪里有叮叮咚咚的敲凿声。我松开领口，想晾一晾身上生出的燥汗。 这里新上任的支部书记姓齐，总说自己是从外交部刚调过来的。他手里捧着青瓷茶杯，一件卡其布的灰色中山装，立陡陡地穿在身上。他用后脑勺对着我，弯身看完字台上的笔试和体检结果后，转过来问：“你一米九？”我不好不笑，又不好多笑，只是把手上的疤缩在袖管里，想藏一藏。他举起一个荔色的铁皮暖壶，说：“店里是想按征兵的标准，紧着体力好、底子干净的招，以前我在礼宾司招人，门槛更高。你的档案我看过了，用不用你，我个人而言，是有保留的。但你以后的路还长，考虑再三，店里愿意给你这个机会。”我鞠躬谢他，齐书记单手一拦，说：“别谢错了人，不是有人点名要你，我也不好出面。先把职工登记表填了，我再领你见他。” 按现在的论法，杨越钧应该算万唐居的第三代总厨，当时叫掌灶，也就是大厨师长和热菜组组长。他很好认，那张肉蓬蓬的圆脸，一笑，总会眯缝起柔和的双眼，来看你。宽厚的身板配了件簇新的白色号衣，下面是炭黑的制服呢工裤。头上一顶带松紧的豆包帽，也戴得正正方方。齐书记在我们旁边，也没有多讲，只给了我三个字，“叫师父”。 我至今都还记得，杨越钧教给我的第一句话。他说做厨子，最要紧的是有一颗孝心。当时我根本没听明白，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天老人还特意问了我家住哪儿，我答：“就在这片儿。”他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从兜里摸出一个蓝皮小本，慢条斯理地抹平折角，铺在桌上。他迟缓的动作，像一颗黏滞中还未滴下的蜡油。 “我是问你家的住址，包括你父母的名字、年龄和单位，都帮我写上。” 其实这些材料政审时早就填过的，可是见他那么郑重，我只好再拿起笔。 后来听说，老人真的会提着水果，找到徒弟家里，告诉对方父母，你儿子在我手下学徒，店里会照顾好他，请二位放心。 既然叫掌灶，火上的事可以全听你的，但你头上，还有东家。以前万唐居的东家和掌灶都是山东福山帮的，从不传给外人。后来把手艺和账本，都留给这位保定人，论老礼儿，是破家法了。但杨越钧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八大居之首的位子，他托得住。 老年间的掌灶，活儿既要做全，还得看着徒弟，有不服管教，调处不当的，生出事，东家先把掌灶师傅请过来，甭管是不是你的错，您回家，全因你挣的那份钱。当时万唐居的厨子平均工资二十块，我师父一人就拿一百五。不论谁家婚丧嫁娶，认不认识的，他一律随十块钱份子。人肯定不会去，但是钱一定要给到，想那年月，谁肯掏出八毛来，算俩人交情不错了。 不过有位爷，工资却比杨越钧还高出五块钱，他就是烤鸭部的葛清。凭着独创的技艺和配方，这人树起了宫廷烤鸭的招牌，连着救活好几家店。杨越钧是花了大钱，从大栅栏把他挖过来的。葛清是个活儿极细的人，他在后院的鸭房，别人不能踏进半步。他说过，老杨，这摊事儿交我，钱你绝不白给，但我挣的只就这份工资，旁的事，你也别找我。以前店里有个公方经理，存心让他黑白着干，连烤带片，填鸭扫圈，一肩挑不算，还要他切墩上灶，亲自走菜。气得老头抄起手勺，站后院柿子树下，当所有人面，骂对方是杂种操的。 杨越钧担心葛清为这事被人上纲上线，便问齐书记，能否将那个经理请走。接着他叫来我，说分你头一项差事，就是把你匀到鸭房。我自然不乐意了，因为师父的烧鱼是一绝，谁不想跟着掌灶，长些本事。刚进店就被支开，那不成了晓市里扔满地的烂菜叶，有人丢，没人捡。可杨越钧不管，派我去的时候，他连一盘菜也没教过我，只扔给我八个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现在是有人说：“你屠国柱命真好，一口气就拜在两位高人门下。”可当时不是这样，去劳资科领工服时，那里的人看我，就像在看一只翻了盖的乌龟。传达室的老谢来换新锁，想跟我逗会儿闷子，他说：“你也要去鸭房了？”我听了，便把衣裤一撂，梗着脖子问他：“怎么着？”他笑着摇摇头，说：“不怎么着，对了，见过你俩师哥了么？”我眉头一张：“什么师哥？”科里的人像捡着钱一样，笑翻过去。我转过身，来回瞧了他们两遍，拿起东西就走。老谢在后面伸着头喊：“可别惹你葛师傅不高兴。” 那是一身藏蓝色的开襟布衫，抬肩宽松，里料干糙，穿起来像是披了件床单，走路兜风。 我系好裤腰后，弓身，贴着内厅的落地镜，对着自己的钟罩脸，照了又照。那两道剑眼上，眉骨外凸的凶相，加上峭立的驼峰鼻，怎么瞅，都不像是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人。我抠掉手臂上的那几粒血痂，把衣扣挨个别好，用手掌抹平褶子，冲镜子轻轻叫了一声：“屠师傅。” 一个清凉的、阴郁多风的下午，我站在烤鸭房门前，点上一根烟，想抽完再进去。这是个马蹄形的院子，两侧各栽着一棵老柿树，褐色树皮，沟纹严密，一片接着一片的，有许多殷红色的柿叶飘下来，在明暗交接的斜晖下，如同烧着的纸钱。 烟抽完后，我又在风里多站了会儿，散散烟味，然后呼一口气，把腿迈进了屋。 一股臭烘烘的苜蓿味，差点儿将我熏一跟头，我捂住鼻子，看见一团镂花般交互覆叠，朵朵丰满的白烟。用手扇了扇后，总算辨出眼前有一轮黑线。我对那道黑线说：“葛师傅，我是屠国柱，杨师父派过来的。”他继续抽着手里的卷烟，没有答话。我又重复了一句后，他把烟灰直接弹在地上，张起眼瞪我。我很自觉地向后退，直到被他瞪出屋外。 我原想在院里找个下脚的地方，坐下来，等他喊我。结果是我像尿子一样，一直被晾在院墙下面，看着前院的人，和我初来时一样，伸着脖子往我这里瞧。 我希望他们同样瞧不到这里，更不会认清我的样子。 这一晾，就是半个月。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当天刚蒙蒙亮，我便来拍店门，把老谢从被窝里喊出来，让他放我进去。我说要签考勤，老谢鼓起眼睛说：“记考勤的都还没来，签屁。”我径直走到后院，看见那个精瘦的老头正拿着镊子，拔鸭头上的细毛，就好声好语地向他打过招呼。然后和其他新徒工一样，我开始扒炉灰、添火、砸煤、拾掇灶台。我会往老头的茶壶里倒一丁点儿热水，闷上半杯高沫儿，等他一找水，再续满，那时喝起来，不凉不烫，正合适。 结果无论我怎样表现，也换不回他的一句话。 于是我的下手活一干完，就像要饭的一样，自觉地找个背阴处，歇脚。我发现街面上，总有人透过铁栅门，往院里看。我就假装找东西，在院子里转圈儿。当时万唐居的人，一提店里新来了个驴师傅，就是说我呢。那些天我总想，假如葛清真能打我，骂我，该有多好。 葛清照看鸭圈时，人手一件的蓝蚂蚁工装，被他随便地搭在肩上。耳边，还总别着一根皱巴巴的卷烟，有时摘下来，嘬一口，叼在嘴上，也不耽误给鸭子填食。 风日渐凉了，院子里那些老树上的枝枝丫丫，被吹得慌促。他却面如平湖，握着破茶壶，放腿上，往把角那么一窝，瞧着那群呆头呆脑的东西。 其实远远看上去，他自己就像一只垂老的兀鹫。 那时的万唐居，是靠自造的土冰箱，来给菜肉保鲜。每天，会有专人从德胜门的冰窖采天然冰进来。我爸在那里干了半辈子，这套活儿，我熟，不用人教的。如何上冰，同样是门手艺。一整块冰足足一米见方，半米厚，合四百斤，要靠几个人，合力用冰夹子抬下来，砍成八块，再拿刀铲平撒盐，码到水泥池里。店里给葛清配的不是水泥池，而是半人高的木桶，要垫好冰后，放进小坛子，里面盛着新切的鸭肉。肉不能碰冰，那样会脏了原料。整个过程费神费力，谁都不愿意干。以前葛清身边没人，杨越钧会叫伙计帮他上冰。现在我来了，便没人再管。就这样，耗了半个多月后，我等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活。而且，这份差事只能我做。 我拿出一把两尺长的冰镩子，去凿领到手的冰块，寒气和碎渣跃进皮肉里，又痒又麻。我小心地往坛子和桶的缝隙里塞碎冰，这让我想起儿时在羊肉胡同，刚入伏，我们只等批冰的驴车一到，就用小手拼命擖哧凉飕飕的冰。细细粒粒的冰碴和成瓣的冰疙瘩洒在地上，要抢着捡进手心，直冻到指尖像涂了红药水般一片晶亮，往嘴里一含，特别过瘾。因为心神走得远，便没在意，要对这把钢制冰镩留一些力。我紧握住上头的木柄，斜着一剌，这根前有尖刺，尾有倒钩的四方棱，直奔肘关节滑去。 昏昏默默中，浅浅的血渍渗到冰面，流向砖地。 我用手胡乱擦了擦伤处，紧闭住眼，把头仰靠在院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