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描写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得以在抗战的烽火中酝酿成型。一是充满讥讽智慧的《围城》，一是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未央歌》，二者分别代表“大学叙事”的两个侧面——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钱钟书（1910—1998）笔下的三闾大学，固然是虚构；鹿桥描述的西南联大，又何尝真的是写实？无论是虚中有实，还是实中有虚，小说家所描述的三闾大学和西南联大，已经成为我们关于现代中国大学的最为鲜活的记忆。 1938—1939学年，钱钟书在西南联大外国语言文学系开设的课程，除全校性的“大一英文”和“大二英文”，还有英文系的选修课“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和“现代小说，而当年听钱先生讲王尔德的外文系学生吴讷孙（1919—2002）日后以“鹿桥”为笔名，撰写了长篇小说《未央歌》，则与师长的大作遥相呼应。 《未央歌》初稿完成于1945年初夏，作者时年26岁，大学毕业不到两年，仍沉醉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校园生活中：“我一心恋爱我们学校的情意无法排解，我便把故事建在那里。我要在这里诚敬地向我们的师长，同学，及那边一切的人致意。”（《谢辞》）这种写作姿态，注定了其笔下的西南联大，与三闾大学有天壤之别。 高唱着“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校歌，走过八年抗战的西南联大师生，对那段历史普遍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但落笔为文，难得有像《未央歌》那样充满激情与想像力的。以抗战中僻居昆明的联大师生的日常生活为描写对象，借助四个“我”的成长历程，表现战争环境下仍然——或者说更加——多姿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对于作家鹿桥来说，目的是酝酿一种“氛围”，呈现一种“情调”。作者再三强调，《未央歌》不是爱情传奇，着力渲染的是同学间“友情之可爱”；不以情节取胜，而是一部以情调风格来谈人生理想的书。就像小说第八章所说的那样：“学生们有意无意地在课室里，在游戏里，在团体生活里，在独自深思里慢慢长大。慢慢被造就起来。一棵小树苗总要在苗圃里先养一个时期的。树苗们要经过风霜。这风霜正如雨雪一样重要。他们终久成为可以令人歇荫，令人放心的大木。” 《未央歌》里，除童孝贤、余孟勤、伍宝笙、蔺燕梅这四大“主角”，还写了一群大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这些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全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这与《围城》作者之“横扫千军如卷席”，恰成鲜明的比照。最让漫步大学校园的读者倾心不已的，除了童孝贤、伍宝笙等人的命运，还有洋溢在书中的那种乐观向上、充满爱心与幻想的“少年情怀”。后者，无疑是大学生活中最让人留恋的。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生花妙笔，刻意营造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化了的、带有牧歌情调的校园生活，以供后人驰骋想像，不无好处。 跟《围城》的随写随刊不同，《未央歌》完成十几年后，才分别于1959年和1967年在香港、台北两地刊行。对于60—80年代生活在台湾的大学生来说，此书深刻影响他们对于大学生活的体验与想像。以下这段描述，虽出自作者本人之口，却得到很多过来人的证实：“多少年来，台湾的同学爱用书中的人名给同学起外号。女生被推为伍宝笙的认为是无上光荣，并要从此更加努力，以副众望。男生被称为小童，立刻一方面得了同学爱护，一方面也被人好意地逗趣，说他不洗脸，穿破鞋，经常不穿袜子，种种无伤大雅的事。”不仅仅是人物命运，更令人牵挂的，是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对于日后无数在繁重的课业中痛苦挣扎的大学生来说，早已消逝在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校园，无疑是“神仙境界”。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有俗不可耐的大学教授，也有天真无邪的大学生；作为作家，你可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可以浪漫情怀诗意人生。各有各的真实性，也各有各的读者群。谈论小说笔法，到底是喜欢鹿桥营造的充满诗意的西南联大，还是钱钟书笔下藏污纳垢的三闾大学，当视个人阅历、心境及趣味而定。至于“大学想像”，则“理想型”与“漫画型”，各有其存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