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唐纳德•巴塞尔姆：留胡须的孩子 ——《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译后记

唐纳德•巴塞尔姆1931年生于费城，很早就搬去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他父亲在休斯敦大学担任建筑学教授，而他后来也在同一所大学主修新闻专业，并从1951年开始为《休斯敦邮报》(Houston Post)撰稿。 1953年6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之日，巴塞尔姆被征入美军第二步兵师，在韩国和日本从事军队报刊编辑工作，不久即返回《休斯敦邮报》任职，并在休斯敦大学继续学业，同时钻研哲学，然而他从未获得任何学位，直到1957年休学为止——也许是因为他把已经很不充裕的时间又分了一部分出来，花费在了爵士乐夜总会里了吧。 离开大学之后，巴塞尔姆1961年任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当代艺术馆长。1962年迁居纽约，编纂艺术与文学期刊《位置》（Location），数年后停刊。1964年巴塞尔姆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回来吧，卡里加利博士》（Come Back, Dr. Caligari），1965年移居丹麦，1967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白雪公主》（Snow White，最早发表于著名人文杂志《纽约客》，巴塞尔姆自此开始为此刊长期供稿）。1972年巴塞尔姆又迁回纽约，1980年回到休斯敦居住。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除了在各种学刊、季刊、新闻杂志上撰稿，写作短篇与长篇小说之外，巴塞尔姆还分别在休斯敦大学、布法罗大学、纽约市立学院等学府短期任教，教授写作等课程。 巴塞尔姆在文学与艺术上所受的最早影响显然来自他的建筑师父亲。老唐纳德（Donald Barthelme Sr.，1907—1996）正如其所属的建筑派别一样，是现代主义一代人，他的儿子并未如其所愿继承他的衣钵，而是成为现代主义的否定者或反叛者，后现代主义的一员，一个解构大师。因此巴塞尔姆自开始写作起就与父亲越来越疏远，最终形同陌路。巴塞尔姆对父亲的看法与态度很大程度上被注入了197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亡父》（The Dead Father，本书中的《给儿子们的一份手册》为其中一章）之中（然而与小说相反，巴塞尔姆父亲的去世比他本人还晚了七年）。 巴塞尔姆共结过四次婚，与第三和第四任妻子各育有一女。1989年巴塞尔姆因喉癌去世。 作为小说家，巴塞尔姆最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60至70年代，即使从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回望过去，那个时期依然给人以嘈杂和纷乱的感觉，世界在大战的疮痍之后苏醒，立刻便经历了冷战、黑人民权运动、法国学生运动、越战、古巴革命、原子弹、导弹危机、巴以冲突、数次中东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布拉格之春、殖民地独立运动、肯尼迪遇刺、登月、水门事件、波普艺术、摇滚乐、甲壳虫、计算机、录音带，还有石油危机、毒品和性解放等等。也许不再像20世纪前半叶那样由宏大主题主导，但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都汇成了《在机械时代之末》中上帝驱遣而至的那场无人可以置身其外的洪水，或是一个无人可以拒绝倾听的多声部曲目。 巴塞尔姆倾听着他的时代（其中也包含有它的全部过去），并开始自己的演奏。他的方法，我猜想，在某个方面就如同令他沉迷的爵士乐和摇滚乐手一样，是用此时此地来浸透自己，跟随当下的感觉、记忆、情绪、灵感，以及自己始终具有的某种倾向的指引，去寻找一件作品，看自己在这一次发现了什么。在每一件作品中，除了主题（或无主题）和情节（或无情节）以外，巴塞尔姆都会发现一种（或几种）新的文体，我认为，这就是他作为小说家的成就所在。 当然这种方法并非始于巴塞尔姆，也不是始于后现代主义，或许跟文学的历史一样长。例如，在巴塞尔姆写下《爱德华•李尔之死》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谬语作家”与自己的某种相似性呢？然而爱德华•李尔在他的时代，据我所知，是一个文学的异数和边缘人物，而巴塞尔姆则有整整一个时代的同辈，不论他们有多少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全都被整编入后现代主义的阵营之内。 什么是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所共有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一种调性，一种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文学艺术中标志性的调性，就是戏谑，其覆盖范围是360度，包括自身在内。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已经被引用烂了，但是在这里我只想象征性地把它拿过来当作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一道分界线。在这道分界线之前，所有的推倒都是为了重建；而在这道分界线之后，世界变成了一个再一次倒塌了的巨厦——“上帝已死”不再是一个颠覆一切的命题，而是一个半世纪前的老生常谈（如《论天使》中所呈现的）。后现代主义者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的是，他们面对时间与空间的废墟，把玩破旧的雕像，排列或打乱文字，拼贴或涂抹画面，播放片断的乐曲或纯粹的噪音并砸烂乐器，并不是为了重塑什么，建构什么，他们并没有什么要建构的。如果意义代表着“文明”，他们所做的事情无疑就是“野蛮的”，因为一切并无意义，或者说，意义就是他们所做的事情本身。如果写诗是野蛮的，那也是所有野蛮的事情里最好的一件了，不是吗？ 当人类做一件事不为什么的时候，在儿童是游戏，在成人则是戏谑。戏谑可以说是人类存在的最后一种价值，在纯粹、崇高、幻想、颠覆、否定、反抗、坚持、讽喻，以及绝望都等同于空无之后。我敢于做出如此的断言：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所有文学大师中，没有一个不是精于戏谑的。巴塞尔姆的戏谑在他的每一篇，每一段，甚至每一句文字之中，有前面整本书为证。在本书中有不少对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行为或文学艺术家生活的描写或再现，几乎每一段都令人忍俊不禁而又感觉无望与荒谬，同时却又令人不安地平淡无奇。在其中我看到的是文学艺术已经成为对文学艺术自身的戏谑。 看一眼巴塞尔姆的照片，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同意，这是一张孩子的脸，一个时刻冒出鬼点子的孩子，如此古灵精怪，好像生怕别人看不到他一肚子的坏水。我怀疑这样一个孩子每天都会搞出一个恶作剧，有机关重重的，有直截了当的，有用逼真的假象掩盖起来的，有把真相放在光天化日下让你疑心有诈的，有从头到尾一本正经煞有介事仅仅对你眨了一下眼的，有起先神秘兮兮随后让你发现是一个俗套而松了口气最后却猝然一击的，有亦步亦趋毫不走样的模仿，有漫无目标无从防御的破坏，有将温厚善良和寡廉鲜耻混在一起难解难分的，有在纵情狂欢里透出无名愤怒与无限悲凉的，等等等等。这个孩子蓄起了博览群书，字斟句酌的胡须，将他匪夷所思的歪脑筋全都放到了他自己的书里，而不是把真实世界玩个底朝天，这对所有人都算是一件幸事吧。 陈东飚 2014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