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无知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她话中并没有恶意，但也不客气；茜尔薇是在生气。 “那我该在哪儿呢？”伊莱娜反问道。 “在你家！” “你是想说在这儿我不再是在家了？” 当然，她并不想把她逐出法兰西，也不想让她觉得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是的，我知道，可你怎么忘了我在这儿有工作？有住房？还有孩子？” “听着，我了解居斯塔夫。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你回到祖国去。你那几个女儿，别跟我开玩笑了！她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我的上帝，伊莱娜，目前在你们家乡发生的一切，是那么令人神往。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总是好办的。” “可是，茜尔薇！并不仅仅是实际问题，像就业啦，住房啦。我在这儿已经生活了二十年。我的生活在这里！” “你们家乡在闹革命！”她以无可争辩的口吻说道。然后沉默不语。她想以沉默告诉伊莱娜，大事当前，不得逃避。 “可是一旦我回国去，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伊莱娜说道，想置女友于两难的窘境。 本想以情动人，不料适得其反。茜尔薇热泪盈眶，朝她倾过身子，紧握着她的手：“你这可是大回归。”说着又重复了一遍：“大回归。” 这几个字一经重复，便充满无比的力量，伊莱娜看见在自己的心底刻下了这三个大字：大回归。她不再抗拒，因为此时，她已被眼前的景象所迷惑，突然间闪现出旧时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闪现出自己的记忆，也许也是祖先的记忆，那是与母亲重逢的游子；是被残酷的命运分离而又回到心爱的人身旁的男人；是每人心中都始终耸立的故宅；是印着儿时足迹而今重又打开的乡间小道；是多少年流离颠沛后重新见到故岛的尤里西斯。回归，回归，回归的神奇魔力。 “Le retour”（回归）一词，希腊文中为“nostos”。Algos的意思为“痛苦”。由此，“La nostalgie”一词的意思便是由不可满足的回归欲望引起的痛苦。就此基本概念而言，大多数欧洲人都可使用一个源于希腊文的词（nostalgie,nostalgia），另也可使用源于民族语言的其他词：如西班牙人说“aňoranza”，葡萄牙人则说“saudade”。在每一门语言中，这些词都有着某种细微的语义差别。它们往往只是表示因不能回到故乡而勾起的悲伤之情。“Mal du pays”（思乡病）。或“Mal du chez-soi”（思家病）。英文叫“homesic kness”，德文为“Heimweh”。荷兰文为“heimwee”。但是却将这一大的概念限于了空间。然而，欧洲最古老的语言之一爱尔兰语却明确地区分了两种说法：一个为“soknudur”，指普遍意义上的“nostalgie”，另一个为“heimfra”，意即“思乡病”。捷克人则除源于希腊文的“nostalgie”一词外，表达这一概念的还有名词“stesk”和动词；捷克最感人的爱语是：styska se mi po tobe，即法文中的“J''ai la nostalgie de toi”，意思就是：“我不能承受你不在身边的痛苦”。西班牙语中，“anoranza”一词源自动词“anorar”（相思），“anorar”又源自卡塔卢尼亚语的“enyorar”一词，而该词又由拉丁语的“ignorare”(ignorer)一词派生而来。通过这番词源学的启迪，“la nostalgie”即可视作不知造成的痛苦。你在远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了。我的家乡在远处，我不知道家乡发生了什么事。某些语言在表达“la nostalgie”这一概念时有些困难：法国人只能以源自希腊的名词来表达，没有动词形式。他们可以说：“Je m''ennuie de toi”（我由于你不在而心烦），但“s''ennuyer”一词弱而冷，总之太轻了，不能表达如此沉重的情感。德国人很少使用希腊文形式的“nostalgie”一词，喜欢说“Sehnsucht”，意为“对不在之物的欲望”，但“Sehnsucht”既可指存在过的也可指从未存在过的（一次新的冒险），因此并不一定就会有“nostos”的意思。要使Sehnsucht一词含有挥之不去的回返念头的意思，就得在该词后增加补语：Shnsucht nach der Vergangenheit,nach der verlorenen Kindheit,nach der ersten Liebe（对过去，对逝去的童年，对初恋的怀念）。 思乡之情的奠基性史诗《奥德赛》产生于古希腊文化的黎明时期。我们再强调说明一下：尤利西斯这个有世以来最伟大的冒险家也是最伟大的思乡者。他去参加（并不太乐意）了特洛伊战争，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年。后来，他迫不及待要回到故乡伊萨卡，但诸神的阴谋耽搁了他的归程，前三年里充满了神奇的遭遇，后七年里则成了女神卡吕普索的人质和情人。卡吕普索爱上了他，一直不让他离开小岛。 在《奥德赛》的第五歌中，尤利西斯对她说：“不管珀涅罗珀有多庄重，但与你相比，便谈不上什么伟大与美丽……然而，我每天都在许一个愿，那就是回到那里去，在我的家园看到回返之日！”荷马继续写道：“尤利西斯在倾诉着，太阳落沉。黄昏降临：他们俩又回到了岩洞深处，在穹顶下拥抱相爱。” 伊莱娜长期以来的可怜的流亡生涯与此毫无可比之处。尤利西斯在卡吕普索那儿过的是 真正的dolce vita，也就是安逸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可是，在异乡的安乐生活与充满冒险的回归这两者之间，他选择的是回归。他舍弃了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了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要有限（因为回归是与生命之有限性的一种妥协）。 法伊阿基亚的水手没有叫醒尤利西斯，把身上裹着床单的尤利西斯放在伊萨卡岸边的一棵橄榄树下，悄悄地走了。归程由此而结束。他精疲力竭，在沉睡着。醒来时，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雅典娜拨开了他眼前的迷雾，接踵而至的是沉醉；是伟大回归的沉醉；是已知的迷醉；是让天地间空气震颤的音乐：他看见了儿时熟悉的锚地，看到了眼前高矗的大山，他抚摸着古老的橄榄树，让自己确信自己一直像在二十年前一样。 1950年，阿诺尔德·勋伯格 [1]在美国呆了整整十七年之后，一个记者向他提了几个不善而又幼稚的问题：流亡生活是否真的会使艺术家丧失创造力？一旦故乡之根停止提供滋养，他们的灵感是否真的就会立即涸竭？ 你们想一想！大屠杀之后才五年啊！勋伯格对那片故土没有思恋之情，一个美国记者竟然不予宽恕，要知道当年天下最恐怖的事是当着勋伯格的面在那儿发起的呀！但是，没有办法，荷马以桂冠来颂扬思乡之情，由此而划定了情感的道德等级。珀涅罗珀占居了等级之巅，远远高于卡吕普索。 卡吕普索，啊，卡吕普索！我常常想起她！她爱上了尤利西斯。他们在一起整整生活了七年。不知道尤利西斯与珀涅罗珀同床共枕有多长时间，但肯定没有这么久。然而，人们却赞颂珀涅罗珀的痛苦，而不在乎卡吕普索的泪水。 就像是斧斫的一样，欧洲二十世纪的重大日子都刻下了深深的伤痕。1914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历时最长、称为冷战、最后以共产主义消亡而告结束的第三次战争。除了这些关涉整个欧洲的重大日子，还有一些次等重要的日子决定了某些民族的命运：1936年西班牙内战；1956年俄国入侵匈牙利；1948年南斯拉夫人反抗斯大林，1991年又开始自相残杀。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945年以后幸运地没有遇到任何重大日子，使他们得以生活了美妙而又虚空的半个世纪。  在这个世纪，捷克人的历史由于“20”这个数字的三次重复而具有了非凡的数学美。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岁月之后，他们于1918年获得了国家独立，而在1938年又丧失了。 1948年，由莫斯科引入的共产主义革命开启了第二个20年的恐怖，后在1968年，以俄国人气不过该国放肆的解放，兴兵50万入侵该国而告结束。 占领政权于1969年秋牢固地建立，而谁也没有料到，又于1989年秋悄悄地、有礼有节地撤除了，与当时欧洲所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模一样。这是第三个20年。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纳粹主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专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1969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促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差不多这么说： “不管有多可怕，一个法西斯专政总归会随着独裁者的灭亡而倒台，人们总算有点指望。可是，以无边的俄罗斯文明为支撑的共产主义，对于波兰，对于匈牙利（且不谈爱沙尼亚）来说，则是没有尽头的黑洞。独裁者是会灭亡的，但俄罗斯是永存的。我们逃出来的国家所遇到的灾难，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的。” 他们就这样一次次忠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伊莱娜还举当时的捷克诗人扬·斯卡塞尔的一首四行诗为证：他谈起笼罩在他心头的悲苦；这份悲苦，他多么想将它掀起，推向远处，用它为自己造一间屋，关在里边三百年，三百年里永不把门打开，对谁都不打开！ 三百年？斯卡塞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乌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群，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如击打的钟声，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斯卡塞尔说三百年莫非错了？当然错了。任何预测都会出错的，这是赋予人类的少有的确证之一。但是，如果说预言错了，但对预言者而言却是真的，不是就他们的未来而言，而 是就他们的现在而言。在我称之为第一个20年的那个时代（1918至1938年间），捷克人曾以为他们的共和国前程无限。他们想错了，但正是因为他们想错了，他们才在欢乐中度过了这些岁月，而欢乐使他们的艺术有了从未有过的繁荣。 俄国人入侵之后，他们丝毫也没想过共产主义会很快跨台，重又想像会没有个头。因而，夺去了他们的力量，遏制了他们的勇气，致使这第三个20年变得如此卑懦，如此悲苦的，不是他们真实生活的痛苦，而是未来的虚空。 阿诺尔德·勋伯格坚信以其十二音美学打开了音乐史的远大前景，于1921年宣称，多亏了他，德意志音乐（他是维也纳人，没有说“奥地利”音乐，却说“德意志”音乐）的统治地位（他没有说“荣耀”，而是说“Vorherrschaft”，即“统治”）将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我授引准确无误，他确实说过“一百年”）得到保证。但这番预言之后12年，即1933年，他由于是犹太人而被驱逐出德国（他想要保证其“Vorherrschaft”（统治）地位的正是这个国家），而随之而去的，是建立在其十二音美学（被谴责为费解的，精英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对德意志精神抱有敌意）之上的整个音乐。 勋伯格的预言不管有多大的错，但对想理解其作品意义的人来说，还是不可缺少的，其作品自以为不是摧毁性的，不是神秘的、世界主义的，也不是个人主义的、难解的、抽象的，而是深深根植于“德意志土壤”（是的，他说的是“德意志土壤”）；勋伯格认为他在书写的，不是伟大的欧洲音乐史的迷人尾声（我倾向于这样理解他的作品），而是无限的辉煌前程的序曲。 从流亡生活的最初几周起，伊莱娜就开始做一些奇怪的梦：她搭乘的飞机改变航线，降落在一个陌生的机场；一些身穿制服、全副武装的人员在舷梯下面等着她；冷汗从额头渗出，她认出那是捷克的警察。还有一次，她正漫步在法国的一个小城上，忽见一群奇怪的女人，她们每人手上端着一大杯啤酒向她奔来，用捷克语责备她，笑容里是一种透着阴险的热忱。在惊恐中伊莱娜明白了原来自己还在布拉格，她一声惊叫，醒了过来。  她丈夫马丁也在做同样的梦。每个早晨，他们都会向对方讲述自己昨晚在梦中回到故乡的恐怖经历。后来，在与一个同样也是逃亡者的波兰朋友的交谈中，伊莱娜得知，所有逃亡者都会做这样的梦，所有人，没有一个例外。刚听说此事时，伊莱娜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在黑夜中竟有这份兄弟情而感动。但后来又感到一丝不快：如此私密的梦中经历怎么能集体感受到呢？那独一无二的灵魂何在？然而思考这些根本没有答案的问题，何苦呢？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是成千上万的逃亡者，在同一个夜晚，以众多各不相同的版本演绎着一个同一的梦境。流亡者之梦：二十世纪后半叶最奇怪的现象之一。 这种可怕的梦魇越发让伊莱娜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感到自己同时还饱受不可抑制的思乡之情的煎熬，又有了一种截然相反的体验：在白天，故乡的风景常在她的脑海中闪现。不，这不是梦，不是那种长久不断，有感觉、有意识的梦，而完全是另一回事：那些景物出乎意料地突然在脑海中浮现，随即飞快地突然消失。有时，她正在和上司交谈，忽然，像一道闪电划过，她看见了田野中一条小路。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忽然，一条布拉格绿地中的小径浮现在她眼前，瞬息即逝。整个白天，这些转瞬即逝的影像纷至沓来，以缓解她对那失去的波希米亚的思念。 同一个潜意识导演在白天给她送来故土景色的幸福片断，而夜晚则给她安排了重回故土的恐怖经历。白天闪现的是被抛弃的故土美丽，夜晚则是回归故土的恐惧。白天展现的是她失去的天堂，而夜晚则是她逃离的地狱。 共产主义国家都忠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痛斥流亡行径，将之视作最可恨的背叛。所有留在国外的人都被缺席判了罪，国内的同胞谁也不敢与他们有什么联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严厉的痛斥也逐渐变得缓和起来，在1989年的前几年，那时，伊莱娜的母亲刚丧夫不久，后又退休，害不了什么人，于是获得了签证，由国家的旅行社组织去意大利玩了一个星期。 第二年，她决定来巴黎呆上五天，偷偷看望一下女儿。伊莱娜很激动，想像母亲已经很老了，心中对她充满了怜悯，为她在旅馆订了一个房间，并把自己假期的最后几天全部留出来 陪伴母亲。 “你看上去不那么糟嘛。”见面时，母亲对伊莱娜说。然后她又笑着补充道：“我也一样。边防警察在检查我的护照时说，这是假的，太太！您的出生年月不对！”伊莱娜顿时发现这还是她从前所熟悉的母亲，感到虽然将近二十年过去了，但似乎一切都未改变。她那对年迈的母亲的怜悯也烟消云散。母女俩面面相对，就好像是站在时间之外的两个人，像是两个超越时间的本质。 但是，如果一个女儿面对十七年后来看望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那岂不是很糟糕？伊莱娜调动自己的一切理智和道德感，让自己表现得像一个忠实的女儿。她带母亲去埃菲尔铁塔上的观景餐厅吃晚饭；领她到塞纳河坐船游览巴黎。母亲要看画展，伊莱娜带她去了毕加索纪念馆。在第二展厅，母亲停住脚步说：“我有个画家朋友，她送了我两幅画，你不知道有多美！”在第三展厅，母亲想去看印象派的画：“在网球场那边有一个常年展览。”“已经没有了，印象派已经不在那儿了。”伊莱娜说。“不，不”，母亲反驳道，“就在网球场那边，我知道。看不到凡高的画我是不会离开巴黎的。”伊莱娜没有带她去看凡高，而是主动领她去了罗丹纪念馆。在罗丹的一件雕塑作品前，母亲叹了口气，向往地说：“在佛罗伦萨，我看到了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当时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听着！”伊莱娜终于忍不住了，“你现在是和我在巴黎，我给你看的是罗丹，罗丹！你明白吗，是罗丹啊！是你从来没见到过的，你为什么会面对着罗丹而去想米开朗基罗呢？” 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一位母亲，阔别多年后与女儿重逢，为什么却对女儿给她看的或对她说的丝毫不感兴趣呢？为什么她和一群捷克游客一起欣赏的米开朗基罗比罗丹更吸引她呢？又为什么在这五天里，她从未问过自己女儿一个问题？关于她的生活，关于法国，法国的饮食、文学、奶酪、美酒、政治、戏剧、电影、汽车、钢琴家、大提琴手、足球明星，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问呢？ 与此相反，她不停地在讲那些在布拉格发生的事，讲伊莱娜同母异父的弟弟（是她和刚去世不久的第二任丈夫生的），讲其他人，这些人伊莱娜有的还有点印象，有的她根本连名字都没听说过。伊莱娜也试过两三次，提起自己在法国的生活，但母亲滔滔不绝，这只言片语根本就插不进。 从伊莱娜的童年起就是这个样子：母亲温柔地呵护着她的儿子，就像对待一个小姑娘； 而对自己的女儿，心肠却像男人一般硬。我是想说她不爱女儿吗？也许是因为孩子父亲的缘故？孩子的父亲是她第一任丈夫，她真的看不起他。还是把这种无聊的心理分析丢到一边吧。她的行为其实是出于最大的善意。她本人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担心女儿太柔软无力；她希望用这种粗暴的办法，使女儿摆脱那种过分的敏感，这种做法有点像一个爱好运动的父亲将胆小的孩子扔进泳池，因为他坚信这是他找到的让孩子学会游泳的最好方法。 然而，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只要她出现，女儿就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我并不想否认她内心深处有着某种隐秘的身体上的优越感。但这又怎么样？她应该怎么做呢？以母爱的名义从女儿面前消失？岁月无情，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她从伊莱娜对她的反应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使她又年轻了。只要她一天看到女儿在自己面前还显得惶恐而怯懦，她就要尽可能延长自己绝对优势的时刻。所以，带着一丝残忍，她故意把女儿的脆弱视为一种冷漠、懒惰和漫不经心，不断斥责她。 长久以来，在母亲的面前，伊莱娜总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聪明。多少次她奔到镜子前，要证明自己其实并不丑，看上去并不像个傻瓜…… 啊，这一切如今是多么遥远，几乎被遗忘了。但是母亲在巴黎的这五天里，这种自卑、弱小和从属的感觉又一次落到了她的身上。 母亲走的前一晚，伊莱娜将她的瑞典男友居斯塔夫，介绍给了母亲。他们三个一起到餐馆吃饭。一个法语词都不会讲的母亲大胆地用英语和居斯塔夫交谈起来。居斯塔夫很高兴，和情妇伊莱娜在一起，他只说法语，他已经厌倦了这门在他看来既做作又不太实用的语言。这个晚上，伊莱娜的话不太多，她惊奇地观察着母亲，母亲竟会对别人感兴趣。虽然只会三十来个英语单词，而且发音还不准，母亲仍然向居斯塔夫提了一大堆问题，问他的生活，他的工厂，他的看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母亲走了。从机场回到自己位于顶楼的公寓里，伊莱娜走到窗前，在重新获得的平静中，享受独处的自由。她久久地看着远处的屋顶和形状各异的烟囱。这道巴黎的风景长久以来在她心中已经取代了捷克花园的那片翠绿。此时，伊莱娜才明白生活在这座城市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一直以来，她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流亡是一种不幸。但此刻，她问自己，其实这是否只是想像中的不幸，一种用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想像出来的不幸呢？她难道不是用一套别人塞到她手中的标准在看待自己的生活吗？伊莱娜对自己说，虽然自己的流亡是迫于外界压力，是被逼无奈，但其实这正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只不过当时自己并不明白这一点。历史的无情力量一度剥夺了她的自由，但后来还是偿还给她了。 几星期后伊莱娜的思绪再度被打乱，因为居斯塔夫得意地向她宣布了一个好消息：他向公司建议在布拉格开设一家办事处。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吸引力并不大，所以办事处的规模会比较小，但不管怎样，他时不时能有机会去那儿呆一段时间了。 “真高兴我要开始接触你的城市了。”居斯塔夫说。 伊莱娜对此并不开心，反而感到了一种隐约的威胁。 “我的城市？不，布拉格已不再是我的城市了。”她答道。 “什么？”居斯塔夫有点不太高兴。 伊莱娜从来不向居斯塔夫隐瞒自己的想法，所以居斯塔夫应该可以充分地了解她；然而他对她的看法还是和其他所有人对她的看法一样：一个被祖国驱逐了的痛苦的年轻妇人。他本人也是从一座瑞典城市来到了巴黎，他对那座城市真的很痛恨，再也不想回去。但就他的情况而言，事情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欢迎他，把他当做一个忘了自己出生何处、四海为家、讨人喜欢的斯堪的那维亚人。他们两人都被别人归了类，并贴上了标签，而且大家都是根据他们与各自标签的符合程度来评价他们的（当然，大家却夸张地把这叫做：忠于自我）。 “那么你的城市在哪儿呢？” “巴黎啊！我是在这里遇见了你，并且和你一起生活的。” 居斯塔夫抚摸着伊莱娜的手，好像没听见她的话：“把它当做一个礼物接受吧。你不能回去，我可以成为你们联系的纽带，你和你失去的祖国。我会很高兴这么做！”  伊莱娜并不怀疑他的好意；她对他表示感谢，但又用庄重的语气补充道：“不过我求你明白，我并不需要你成为我和其他什么东西之间的纽带。我喜欢的是和你在一起，抛开其他所有人和事。” 他也变得严肃起来：“我理解你。不用担心我会对你过去的生活感兴趣。在你以前熟悉的人之中，我惟一会去见的人，就是你的母亲。” 她还能对他说什么呢？说她其实就是不想让他和自己的母亲有过多来往吗？她怎么开的了口？他是那么怀念、那么爱他自己已去世的母亲啊！ “我很欣赏你的母亲。她真有活力！” 伊莱娜对此毫不怀疑，所有人都欣赏母亲的活力。但她如何向居斯塔夫解释，在母亲力量的神奇控制下，她从未成功地掌握过自己的生活？她又如何解释要是长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就会又把她抛到过去，又变得脆弱又不成熟？天哪，居斯塔夫竟然要跟布拉格建立起联系，多么疯狂的想法呀！ 后来当她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时，她才平静了下来，安慰自己说：“感谢上帝，共产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我没必要担心居斯塔夫和布拉格的联系会给我带来什么威胁。” 什么，她刚刚对自己说了什么？“感谢上帝，公安防线还是相当牢靠的？”她真的说了“感谢上帝”吗？她，一个失去了祖国的流亡女，大家都在可怜她，可她竟然说什么“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