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栩： 练仙和我说，她缝的是一条鲸鱼。那是中三时候的事情吧，在女生们无可逃避的家政课里，当同学们也利用衣车和针线弄出诸如Kitty猫或者Miffy兔之类的可爱少女恩物，博取女管家模样的老师的赞赏，练仙缝制的却是一大块深紫色的扁平物体。那像cushion吗？我问，一边张开双手比画着。不，那是一条鲸鱼。练仙说。她尝试向我形容那东西的模样：在一大张专门用来做毛公仔的的布料上，裁出两个大小一样的界乎椭圆形和长方形之间的图样作为鱼体，在一端当然还要加上像两撇胡子状的凸出物作为尾鳍。把两幅对称的料子互相覆盖缝合，再加上两颗作为眼睛的衫纽，缝上弯弯的嘴巴，和在背上开一个洞洞，就是一条鲸鱼了。我努力把一团模糊的毛茸茸色块想像成鲸鱼，发现好像漏掉在呼吸的洞洞加上水柱之类。身体两侧的前鳍呢？我问。噢，唔记得了，也不必罢，一看就知道是鲸鱼啦。老师有没有以为是怪物？不，那是一条鲸鱼。 练仙又说她家里有一部小型胜家电动衣车，是妈妈买给她做家政功课的，但她却用它来缝制怪鱼。她说她最憎上家政课。这一点不出奇，现在的女孩子没有哪个真心喜欢上家政，也没有哪个还懂一点点家务。可是，买了衣车却用来缝做怪鱼，却不是一种寻常的心态。那不但是技巧而还是品味问题。我后来才知道练仙对怪物有偏好。就像美术课上弄纸粘土，女同学们也照老师的教导捏出纤巧的花朵或者精美的小动物，或者更厉害的是头顶插着花朵手里抱着小动物的美少女，唯独是练仙弄出个看不出名堂的东西来。老师看见那团黑黑的怪凸物体，就皱着眉说：人人都做好看的东西，黄练仙你为什么弄出个黑碳头？练仙就满不以为然地说：系牛魔王。老师听见就摇摇头，只有把她视为淑女教育的失败例子。练仙不明白，弄牛魔王或者鲸鱼块有什么不妥当。当然她真的是做得有点马马虎虎，七拼八凑的，但就算她弄出个巧夺天工的怪物，那始终不是能获得老师嘉奖的东西吧。我和练仙说过，有一天要给她写一部怪物大全，她听了满欢喜的。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写出来，可能在心底里我还未够畸怪，又或者潜伏着的扭曲人特质早就给亦步亦趋的正常人生学习驯服，像乖学生穿的白恤衫一样整洁熨贴。我们别小看正常，它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不过，栩栩，我在这里说的正常力量，跟董富和董铣的正直人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事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你慢慢看下去就会明白。 我要说的是衣车。 我没有上过家政课，但初中的时候男生要上工科。那是和家政相反，专属男生的科目。听说后来有些学校冒着性别认同混乱的危险，让女生上工科，让男生学家政，女生舞锯锤，男生操针线。但那是晚近的事。而且用不着学校主动去破坏纲纪，扰乱秩序，性别角色已经发生了无可逆转的倒错。现在在地铁月台老是碰见被移情别恋的女孩冷酷甩掉而披泪痴缠的感性男生。许多新生代男人也盼望结婚，追求家庭安稳，擅于做菜和照顾孩子，倒是那些年轻妻子只顾追求事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还是从前的时代比较正常，那才有产生怪物的可能。就像练仙讨厌家政，我对工科提不起兴趣，手艺也强差人意。作为以精湛工技自豪的董铣的儿子，情况令人伤心。有一次我还因为没有遵照正确工作程序，不小心弄断了钻床的一枝小号钻头，但却不敢向老师自首，结果害全组同学被罚留堂。当老师严厉地质问一脸无辜的同学们，我却懦弱地低头盯着工作桌上那枝崩断的钻头，嘴巴像牢牢地缝合似的缄口不语。我甚至没有资格僭称怪物，我只是没有勇气而已。我够不上自称拥有阿嫲龙金玉的扭曲人遗传。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工科的这次自谴性经验令我连带对科学也产生抗拒，我后来就宣称自己只喜欢文科和文学。那在一间男校里是很缺乏男子气概的事情。诗词歌赋和家政相差无几，也是娘娘腔的东西。我就是在这种混合着罪疚和自我怀疑的认同危机里度过我的成长期。栩栩，这些我将来有机会再和你说。 唉，栩栩，我说过，我要说的是衣车。 工场里那些看似强猛粗壮的机器竟是那么的脆弱，像一颗小石子就足以击倒的虚有其表的力士，或者体形巨大但不堪捕杀的温驯的鲸。相反，衣车一般身躯娇小，没有强大的削切功能，针对的只是软弱无力的布料，能做的仿佛也只是小眉小眼的工夫，但它蓄积着的巨大穿透力，却是在日常的感官里不容易觉察到的。如果要我正确而简洁地形容衣车这种东西，我会说：衣车是暴力机器。不久之前在一位韩国女歌手的MTV里面，有一个有关衣车的场面，令我深感怀疑，那是不是真的曾经出现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个场景。在MTV的开首，歌曲还未正式播出之前，有一段这样的前奏。镜头里的是一个带点童话味道的别致小房间，里面有一辆衣车，衣车前面坐着一个样子清纯的女孩，背景好像还有一只体形巨大的会动的玩具大棕熊。那辆衣车在不停转动，针尖起落有致的声音配合着同样富童话味的清脆铃声前奏曲。然后突然插入衣车的特写镜头，机件轮轴和扎针的声音也随影像放大，变成一种近乎超现实的轰击。在布料上爬着一只像机械兽一样的大特写甲虫，是独角仙没错，随着布面被推送齿轮拖行前进而慢慢接近那无情的连续刺戳。我竟然看见那只独角仙的表情，对，昆虫是有表情的，牠的神情就如所有迷失方向误闯人居不知自己身陷险境的昆虫一样，懵然地安静地迎向死亡。当独角仙正要被卷进那将会把牠貌似坚硬的外壳穿透的针尖底下的一剎，我忍不住别过了脸，闪避那可怕的虫体破裂的声音，和自心脏底端直达背部的抽搐。歌曲在这里才正式开始，有强劲悦目的舞蹈和美艳的女歌手。我记起来了，那是朴志胤的〈成人礼〉。我仿佛记得那样的场面，一个纯真的未成年女孩，尖细坚冷的针，无怜悯无犹豫的杀戮机器，和脆弱的茫然的巨虫。 栩栩，你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刺痛，怎样的一种礼仪。 在我爸妈的房间里静静地蛰伏着那辆胜家衣车。那是与整座木台架相连的脚踏式古老衣车，台面有一个转动机栝，让衣车在不用的时候可以翻倒过来藏在下面。在台面铺一块桌布，就变成了一张小桌子。在那段时期妈妈不怎么去动它，所以平时很少察觉到衣车的存在。我们当时还住在塘尾道198号董富记楼上五楼。整个单位有四个房间，我们租了两个，另外两个由包租的许姑娘和她的两个女儿自住。许姑娘是上海人，常常讲一种我们听不明的语言，但两个女儿在V城长大，说本地话没有口音，很地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包租婆总是上海人，也许是因为和平后来到V城的上海人也较有钱，买下了大量物业收租。我记不起许姑娘的丈夫也即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哪里去了，总之从来就不存在这个人。我爸妈把许姑娘的大女儿叫作大铃，把小女儿叫作小铃，也不知是不是本名，不过因为简单，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我一出生不久就住在那里，直至六岁时搬到柏树街，在我有比较清晰的记忆，也即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大铃好像已经出来工作，而小铃也该是个比我大十多岁的少女。但在四五岁的我眼中，要判断十几岁的少女的年龄真象就如同说出一只猫的岁数一样困难。事实上，我没有数目的概念，我印象中只有形象，气味，和质感。只有模糊的肉体，和隐藏在角落里的金属机器。 我不知道为什么衣车总是胜家出品的。衣车本应叫做缝纫机，但在我们的方言里它叫衣车。除了因为有轮子推动前进，也可能因为早期的衣车都是脚踏的，而且在布料上裁出来的线纹也像或直或曲的路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缝纫机，把这东西叫做铁裁缝。我读到一段材料，才知道衣车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发明，后来经一个叫做胜家的美国人改良，并且大量生产，很快就垄断了全球的市场。材料里还引述了一段胜家在十九世纪未的广告，内容是这样的：“在文明社会的第一条道路上，缝纫机这个不知疲倦的伙伴，向全球的姐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管是德国那强健婀娜的主妇，还是日本那纤细文静的少女，不管是黄头发的俄罗斯村姑，还是黑眼睛的墨西哥女孩，都懂得缝纫机那欢乐的歌唱；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加拿大，还是在宽阔无垠的巴拉圭大草原，它的歌声不需要翻译就能明白；印度大娘和芝加哥女郎缝出来的是一样的针脚；白皮肤的爱尔兰淑女和黄皮肤的中国娇娘所踩的都是一样的踏板。这样，美国的机器，美国的智慧，美国的金钱，使全世界的妇女都成为亲密友爱的姐妹。”好一个世界大同的图景，全球姐妹大联盟的美梦！那么优美的形容，不就是我说过要写的机器颂歌吗？冰雪与草原，柔肤与健臂，淑女与村姑，意象不是丰富得有点满溢，奇丽得有点荒诞吗？那近乎是一首超现实诗歌。在这个超现实境遇里，立着无数统称为胜家的衣车，在每一辆相同的衣车前，坐着无数面目模糊的女子，当中包括V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整代不知名的女性。她们裁制的不是自己的形象，消磨的却是自己的青春。不过，当中有几个我希望可以看清楚，可以还她们一个样貌、名字和身分。 不过我还是由董富记说起。董富记可以说是衣车黄金时代的附属产物，因为它专门制作工业用衣车零件。那就像专门替某种大鱼提供诸如清除身体污垢的服务的寄生小鱼一样，如果大鱼因生态变化绝种，小鱼也会随之遭到灭亡。董富在战时已经生产过车针。那时候龙金玉已经去世，董富带着两个儿子从V城回到广州，去了旧友刘升基的父亲开的衣车店打工，因为零件和材料缺乏，所以就研究仿制胜家的车针。他先是用旧单车或伞骨来溶制，后来就改用铁线。别小看微不足道的一枚小针，质料硬度、耐用性和适应度也十分讲究。因为铁线质软，要先搀和牛骨灰在水里煮，然后再放在瓦盅里烧，烧红了就放进水中冷却，然后放在麻包袋里再加入牛骨灰磨光。做好了的车针就放在胜家的盒子里拿去卖，所以是明目张胆的仿冒货。十几年后，当董富在V城安定下来，由儿子打理董富记，自己整天在收音机的电波里荡漾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在工场门口大声叫出董一强的名字。那就是十几年没见的刘升基。刘升基来找董富，除了是叙旧，还有更实在的打算。他想开一间制衣厂。那是不可以错过的时机啊！刘升基和董富说。他和平后来到V城，一直在经营一家小工场，但他觉得老是守业不行。后来辗转探听到董富的消息，就决定来找这个老朋友一起闯一番事业。刘升基和董富年纪相若，但当时董富已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刘升基却依然精神焕发，说话洪亮，眼里有年青时代发明手提收发报机时的闪光。董富蹲在工场门外，垂下那厚厚的眼皮，抿着直长的似笑非笑的嘴巴，良久没有答应刘升基的提议。那是正直人董富的必然反应。他认定了一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不会冒险走岔路，抄快捷方式。就算是看见途人纷纷转向而捷足先登，正直人董富还是坚持亦步亦趋地走原来的老路。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老实地走直路的董富，还是灵活多变绕弯路的刘升基，能代表一代V城人的集体个性。有时人们说是这，有时人们说是那，视乎情形而定。总之，后来刘升基找了别的相识拍档，在慈云山开了间山寨厂，做了一段时期仿冒外国名牌牛仔裤，后来在长沙湾开了间正式的制衣厂，专门制作自己的品牌的廉价胸围和内衣裤，生意越做越大，竟然就发迹了。刘升基开业不久订了批旧美国衣车，找董富记给他改装零件，以后也一直把这类生意交给董富记，直至刘升基家族在八十年代陆续把制衣厂迁回内地。当然，刘升基和董富一样，没有亲眼目睹这样的变化。 我现在回看爸妈当年的旧照片，发现里面可以清晰无误地画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结婚前的裁缝衣服时代，另一个是结婚和生孩子之后的成衣时代。前一个是黑白时代，后一个却开始进入彩色了。但在我的想像里，黑白时代是那么的绚丽多姿，彩色时代却是那么的平板乏味。撇开前一个时代相中人较年轻和看相人的怀旧心态不说，毫无疑问裁缝制的衣服远远比成衣更贴合身体的自然美。年轻妈妈身上式样简朴的旗袍，和年轻爸爸身上整齐而不古板的西服，仿佛富有一种能超越时空的美感，不会有一刻因为肖似小丑装束而沦为笑柄。相反，成衣时代的装扮却无可避免地为穿衣者披挂上落伍的神情，令人惊异为什么地球上曾经有人类居然胆敢穿上如此不称身而且个性扁平的衣服。活在现今，我只能想像在裁缝店度身订做一件旗袍会是何等亲密而温暖的经验，尤其是少女成长后第一次订做自己的旗袍的那种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女人的骄傲和忐忑。当裁缝师拿软尺熟练地量度你还在发育中的身体曲线，你可以想像他已经对你的体态了然于胸；当他的剪刀沿着纸样的界线破开柔滑轻薄的布料，你可以想像他的手指正温柔而灵巧地顺着你的背项抚摸；当他在衣车上耐心地缝合尺寸到位的布块，你可以想像自己的腰身在那细腻的轻扎中慢慢成形。那一袭旗袍就是你最自然的身体的倒影，在繁花或素叶的覆盖中把你最光荣和羞涩的裸身展示无遗。那是每一个优秀裁缝也必然秘传的色情美学。但柔情并无永恒，也绝非博爱。可以说，是你反过来变成了被裁剪的材料，断肌削肤去适应贴合那旗袍的形壳。所以生孩子后体态变形的何亚芝无能再享受那古典的温柔。成衣的工厂衣车大合奏以无可阻挡的声势掩盖一切。照片中的妈妈从鲜嫩如樱桃的少女蜕变成预早过期的焗豆罐头。 从到裁缝店由他人替自己做衫，到自己坐在衣车前替他人缝衣，是一个少女的没落过程。何亚芝婚后不但没有再做新的旗袍，她连旧有的也很少穿了。那时候旗袍再配一个小手袋是白领女郎的标准装束，何亚芝的旧照片里就有大量这样的留影，而且每一次手袋和旗袍的搭配也不相同，可见她当时对这种时髦身分颇有刻意的追求。但结婚之后既然已经辞去西药行的文职，当了家庭主妇，旗袍就不但变成了不相称的服饰，还不合时宜地提醒着她已成过去的东西。何亚芝不是那种怀缅过去的人，她可以不哼一声把再没有用处的旧物丢弃。所以，我猜想，她往昔精美的旗袍不是送了给妹妹﹙何家在她之后还有六个女孩，头两三个适龄工作和拍拖，旗袍正好派上用场﹚，就是送了给包租的许姑娘的大女儿大铃。我还想像着这样的一个场景，某天午后何亚芝从旧行李箱底翻出一件仅余的蓝靛格子旗袍，那正是她和董铣到邻近的澳门蜜月旅行时穿的一袭。她捻着旗袍的肩头把它扬开，举在半空中端详，阳光透过薄薄的衣料，仿佛穿过透明的无重的身体，灼出看不见的霉菌的刺眼气味。那衣领边沿已经破口发黄，是不能送人的了。何亚芝把旗袍摊在桌子上，拿剪刀在料子上比画着，像解剖师在尸身上寻找下刀的有利位置。她在裙襬上料子比较完整的地方裁出了两块正方形的布片，然后打开那辆隐藏在小桌子下面的衣车，像呼唤出潜伏在神灯里的精灵，把布料的边沿缝合，变魔法似的把颓败的旧旗袍幻化成两条簇新轻盈的格子手帕。那残缺不全的旗袍给丢进了垃圾桶。当然，后来那两条格子手帕用旧了，也丢进了垃圾桶，只是比旗袍稍迟一点而已。 可是何亚芝从没有真的在工厂里车过衣服。她开始成为衣车的姐妹同盟的一员，是我们搬去柏树街之后。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经济负担增加，妈妈就不能不在照顾我们的同时兼职赚钱。那时代除了当正式的制衣厂女工，还有大量的拿工件回家制作的兼职家工。这样很多有孩子的女性就可以在家里从事生产，一边在胁下夹着鸡毛扫督促子女做功课，一边听收音机午间剧场或歌曲点播，一边脚踏衣车在布料上跟时间和金钱追赶竞逐。那绝不是胜家的宣传里那种史诗式的情景。家工缝制的多半不是要求较严格的日常衣服，而是轻巧而马虎的婴儿装，或者粗制滥造也在所不计的玩具娃娃衫裙。工件的轻质性当然也照顾到家工要亲自把货品拿取和交回的运输问题。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隔天就会看见妈妈抽回来两三大袋半完成的布料，坐在衣车前面竟日重复着那些单调而令人疲乏的加工程序。有时我们也会帮忙做些诸如捋去杂线或者点算折迭之类的简单工夫，对没有什么玩具的儿童来说，这些小杂务往往教人兴奋，媲美新鲜有趣的游戏。到后来除了缝东西之外妈妈又弄回来穿珠链的散工，那就更适合作为孩子们的玩意了。妈妈、弟弟和我三人﹙那时妹妹年纪还很小，通常只是负责捣乱，把珠子翻倒或者放进口里﹚一起坐在一篮篮色彩缤纷形状各异的珠子前，按样板串出一条条将要挂在什么俗艳女子脖子上的项链，有时还会比赛进度或者手工。那景况看来就像是个小小的家庭工厂，但记忆中却没有太艰苦的感觉。也许那是因为妈妈的适可而止。她把我们的帮工限制于学业以外的游戏。所以我和弟弟没有因此变成童工，也没有被迫提早辍学去工厂打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所有不幸都由父母全盘承受的时代。我们是第一代骄生惯养的孩子，到我们的下一代，只会变本加厉，向我们透支更多的幸福。而我们从父母那里积累下来的幸运遗产，没多久也会连本带利地亏空净尽。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城市的盛衰循环。父母建立，我们享受、挥霍和败坏，下一代则向我们追讨。盛不过三代，这也许就是城市的定律。世界上没有比胜家更长存的颂歌。 栩栩，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你的形象萌起于我和如真相识之前更早的年代。在我童年帮忙家工的日子里，已经诞生了这样的念头。不，不只是念头，是一个具体的你的雏形。那是有一段时期妈妈接回来的布娃娃制作工件。起先只是缝制小巧如成人手掌的女装衫裙，包括不同款式的迷你裙、学生裙、网球裙、牛仔裙和性感的吊带晚装长裙，还有臀部缀上花边的一件头泳衣和令人费解的比坚尼。我坐在火车头般不停前进的衣车旁，逐件给这些小衣服剪着线头的时候，对这些贴身衣物的暗示仿佛有所感知。小小年纪的我并不是联想到那些街头年轻女孩流行的衣饰。它们只是令我想起一个人的衣柜。那衣柜里挂满了那种色彩、线条和图案的衣服。有时它们又挂到一个身体上，有时又除下来。到后来我们就不只缝小衫裙，妈妈弄回来两袋浅粉红色的东西，其中一袋塞满小软枕状的扁扁的娃娃脸。头脸上的毛冷团金发、小珠子状眼睛、在两侧凸出的耳朵、软钮形鼻子和红线密绣的弯弯嘴巴，也已经由另外的工人弄妥。另一个袋里分别盛着不同大小形状的布块，缝合起来就是手脚和躯干。工序其实不算困难，只要把那些肢体布块相迭缝合，反面在外，正面在内，连接成扁平人形，在下体的地方留下开口，从开口处把原本该是正面的料子抽出，像翻转手套的样子，然后又从开口处用竹筷塞进棉花，直至充填成了一具立体的粉红色肢身。接着就是把头部缝上，然后缝合下身的洞洞，最后给它穿上预先做好了的衫裙，就大工告成。车工当然全部由妈妈独力完成，我负责的是把棉花从下体塞进，和最后的穿衣步骤。有时棉花在关节位堵塞，我就拿筷子往那洞洞里使劲地戳，也不觉得动作粗暴。我倒是害怕看见衣车车针扎进那些软软的人形料子的情景，仿佛浑身的经脉也同时胀痛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视那过程，特别是那最后的工序。那是要用人手缝合的。针尖穿进破口的一边，针眼牵着细线扯进去，挑起另一边的皮肉，刺穿，扯出来，又回到另一边去，像小时候学穿鞋带的样子，直至整个下身紧紧的闭合。几年之后，我在小姨何亚玉的肚皮上目睹这样的程序所留下来的痕迹。 后来妈妈点算过布娃娃比指定数目多了一个，她就挑了个车歪了的留下来给妹妹玩。但妹妹却喜欢模型火车，对布娃娃不感兴趣，于是它又辗转落到我的床头。那是个穿着天真的浅蓝格子连身短裙的娃娃，身躯对位不准而有点侧弯，但穿上裙子后缺憾并不显眼。我一直没怎么碰它。作为男孩，搂抱娃娃实在失礼，而且它勾起我内心努力压抑着的某些东西，但每晚入睡前我也忍不住偷偷牵起眼皮窥视倚傍在床架上的它。它那双修长柔软的完全在短裙子下暴露出来的腿，仿佛故意轻轻地在我的头顶荡来荡去。我不敢伸手去抓住它，我只是任由自己仰视。然后，在一个没人在家的午后，我忘了怎么会造就这样诱发罪恶的时机，我震颤着手把布娃娃的格子裙退去。它毫无抵抗地任由我把它脱个精光，无论我摆布着裸露的它做出怎样怪诞猥奇的动作，它也面不改容地展示着那弯弯的笑嘴，仿似是合谋的享乐，又像是邪恶的嘲谑。好像是在说：看你哪！一本正经的小子，你心里隐藏着的是多么肮脏的念头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用那淫秽的眼睛偷窥我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色情狂，是个小咸湿吗？我仿佛听见这样的声音在潮湿的春日房间里水波荡漾地回响着，但我拒绝向挑战屈服。我找来妈妈的针线盒，在针眼里穿了线，然后把娃娃的双手和双脚屈曲在背后缝起来。当第一针在它的掌心刺进去，无阻力地没入，无声地在掌背穿出来，我的脑袋核心就好像给一条早就缠在那里的玻璃细线扯紧。浑体浅粉红色的布娃娃以哀惨的姿态后翻着四肢，仰敞着扁平的腔腹，和虚无下体，景况就像谣传的鬼故事中在戏院厕所里碰见无五官的空脸鬼一样可怕。那是一种暴露的极至的惊惧感，一种看见了无的震栗。我紧紧地半闭上眼，用小剪刀把那无的地方挑开来，像它未完成之前一样。我要看看无里面是什么。破开了。抽出来的是棉花。雪白的棉花。 我匆匆把布娃娃还原，可能是害怕有人回家会撞破，也可能是害怕整件事情本身的含义。我想抹除一切痕迹。把四肢解开，把破口缝合，把格子裙穿回。这还不够保险。我矫枉过正地把针直接从格子裙上戳进去，直刺裙下的肉身，硬生生地把裙子和身体缝绣起来。我以为这就不会那么容易把衣服脱去，就可以制止自己再次做出犯罪的行为，但我只是以更大的暴力去制止暴力。那只会令恶梦无限膨胀。 栩栩，现在你知道，我是带着怎样的罪疚来创造你，又是以怎样的真诚来在你身上寻找救赎。那就仿佛，我曾经对你做出可怕的事情，而我只盼望求得你的原谅和理解。那是在如真之前已经深扎于我心内的一枝针，所以你应该明白，你不单只是如真的替身。我也希望你知道，甚至在布娃娃之前，其实还有更远早就埋下的伏线，来自那衣车，和那个把衣衫穿上又脱下的身体。 那是一段因为太久远而没法清晰对焦的记忆，夹杂着初始的惊栗和创伤，像乱针刺绣一样既牢固深刻但又纠缠不清地不断以更繁密的线条来模糊原本的图象。那是缝刺在光滑如银丝的肚皮上的图象。在图象的角落里沉寂地蛰伏着那伪装成小桌子的衣车，像那种不动一块鳞片的巨型冷血爬虫，潜在泥沼混水或者乱草堆里，等待着那突发的致命攻击。而骑着巨蜤攫夺猎物的是一个裸身的少女，那个与其以普通如小铃的名字称之，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恶梦里的妖精的女孩。但她的样子原本是那么的清纯。那至少是五岁的我根据有限的接触所得到的粗略印象。就像那几个下午，当我独个儿在客厅里看日本铁甲人片集之类的时候，她从厕所洗澡出来，一边侧着头用毛巾擦干头发一边看着电视机，身上单薄的白棉睡衣背上湿出一个半透明的印渍，毫不在意地把散发着洗发水香气的冷水点撒在我的脸上。然后她会仿似做梦地在我旁边坐下，心不在焉地把我像家里的小狗一样搂在怀里，让发尖残余的水珠直接滴在我短发间的脑门顶。我一直记得那像针刺一样的冷，反而小铃姐姐的确切样子却已经化开。 小铃姐姐，当时我是这样叫她的。她那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念书，但不知何故也没有工作，所以她大白天总是留在家里，只有到晚上才出去。我当然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大部分关于小铃姐姐的事情，也是从爸妈后来间中提起的零碎片段里拼凑出来的。例如说小铃在外面乱交男朋友，和小铃跟母亲许姑娘的关系不好。许姑娘虽然拥有三四层物业，单靠收租已经过着十分充裕的生活，但她把钱财看得很紧，也不怎么给女儿们零用，整天只顾自己去打麻将。许姑娘说是要她的女儿们自食其力，但妈妈说其实是许姑娘自己孤寒，而且觉得女儿到最终总是别人的，所以从不给她们金钱上的关照。大铃姐姐早就毕业出来，经我爸爸介绍在刘升基的制衣厂里工作，好像公余还去进修点什么的，后来又参加了什么工会组织。小铃却没有步姐姐后尘的打算。妈妈说，那时候小铃房间里贴满了什么外国歌星电影明星的海报，一天到晚不是听收音机点唱就是翻时装杂志。我倒数一下，那该是学生运动打得火热那几年吧。关于国家，关于殖民地，关于社会、贪污和语言问题。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些，小铃姐姐仿佛也不知道这些。这些宏大的事情极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小童的意识里没有意义的背景杂音。我不记得小铃姐姐的房间是不是贴了什么海报，也不知道她常常哼的是什么欧西流行曲，我只记得她衣柜里的戏服似的七彩衣裳。我不知道小铃姐姐哪来钱去花费，可能是她姐姐大铃给她的，也可能有别的不为人知的途径。也许，小铃姐姐一点也不花费。那些衣服只是假象，她根本就是个整天躲在家里的自闭少女。真的，那些衣服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时装，它们只是七彩碎布的拼拼凑凑。有一次，我惟一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平日对女儿不怎么着紧的许姑娘突然和小铃姐姐吵起来。许姑娘打开女儿的衣柜，把里面的东西统统扯出来，用不知哪里来的雄狮猛劲把那些美丽的衫裙撕成烂布絮。许姑娘骂小铃什么我却不知道，因为她用的是那种听来像大鱼吞小鱼似的上海话。我只看见小铃姐姐手里握着剪刀，给大铃姐姐按在床上。 那时我上幼儿园上午班，下午多半待在家里。可能因为弟弟年纪太小，所以小铃姐姐总只是逗我说话。她不理我听不听得明白，就像人家跟布公仔倾吐心事一样，一味单方面释放。当然，有时候心情欠佳也会拿布公仔发泄。我可以想像，她和这个五岁小男孩说，她不要做工厂妹，她要当时装设计师。她不是说笑的，她买了服装设计入门的书本，又向小男孩展示她自己画的纸样。她参考过许多外国名师的设计，又仔细研究过东方人的身形和品味。她自己就是最好的模特儿，只要一穿到自己的身上去，她就会知道一件服装的成败。于是，当没有人在家的时候，小铃就会打开她的私人珍藏，换上最时髦的裙子，在狭长的走廊上模仿专业模特儿们扭腰拧臀地行天桥的步姿。而她的观众就只有五岁小男孩一个，或者加上男孩更为懵懂的三岁弟弟。后来小铃就趁男孩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偷偷借用那辆衣车。但妈妈为什么经常不在呢？是去了买菜吗？还是在外面做什么兼职？男孩也弄不清楚。他只记得那个从走廊末端的厨房兼厕所里走出来的，朦胧移近的影子，有时是七彩的，有时是白色，有时是粉嫩的肉体。从那时候起，男孩就开始反复做一个梦，在梦里他站在走廊的一端望向另一端，那边是厨房兼厕所入口的门框，在门框内蹲着一个赤身的女孩，年纪和男孩自己相差不远，看上去除了头发较长，垂在瘦削骨凸的肩上，体形和男孩没有什么分别。但他明明知道那是个女孩。女孩弯着露出微微侧曲的脊椎骨节的背，剥着放在绿白色瓷砖地上的碗里的红鸡蛋。蛋壳剥脱的声音很清晰地在走廊两壁间反弹过来，艳红的颜色也很鲜明，和白色的蛋肉形成强烈的对比。女孩把蛋壳退干净，把蛋白放进口中咬了一半，然后就转过头来，望向男孩的方向。她好像一早就知道男孩在那里，慢慢地站起来，直面着男孩。她的嘴巴在咀嚼着，右手拿着剩下的半只鸡蛋，左手手指在平滑的小腹上轻轻揩擦，留下浅浅的红染料。她赤裸的全身和男孩无异，除了那下身双腿中间最深处的地方。梦总是随着男孩的尖叫告终。男孩总是认不出那女孩是谁。 那天小铃姐姐又在那些仿佛是谁暗中安排的无人时刻闪进男孩父母的房间，揭开桌布，打开下面的柜门，把衣车机座像殭尸出墓似的翻起来。男孩好奇地站在旁边，小铃也没有驱赶或理会，自顾自地试着踩动衣车的机件，在上方的针头和下方的绕线环上装好缝衣线。然后女孩站起来，在壁上的连身镜里自照了一下，拉了拉圆点图案的迷你裙，突然就利落地把裙子脱下来。男孩并没有太大的惊奇，反而觉得有点滑稽，好像这是喜剧里面的一个突发性逗笑动作。在矮小的男孩眼中，姐姐的腿很长，腿根的白色内裤却很紧贴，把视线无可抗拒地引向胯下弧度的消失点。女孩在衣车前坐下，拿起大剪刀往已经很短的迷你裙下襬裁下去，剪去了一大截，然后把新鲜的切口放在衣车压板下，对准了针位，踩动衣车，把裙子慢慢往前推。女孩的手法生疏，落针颇不顺畅，裙边车得歪歪斜斜。她仿佛在和难驯的兽搏斗，有时纠缠，有时进击，有时僵持，有时被反噬。终于完成后，女孩把裙子举在半空视察，突然又把它狠狠掷到地上去，冲出去，在隔壁房间的衣柜里犹如反胃呕吐似地翻了一顿，抱回来一堆衣服，抛在衣车旁边。女孩扯下上身的白背心，她里面什么也没有穿，两只小巧的乳在激烈的动作中胡乱晃摆，像给顽猴摇颤枝条催促掉落的成熟果子。她把背心按在桌面，提起剪刀就从中央破开来，又在旁边的衣服堆里任意地捡出这件那件的衫裙，毫无章法地剪下一只袖管一块衣领或者随便的一幅衣料，馈集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一堆零散碎屑，像遭粗暴的盗墓贼蹂躏之后残存的衣冠冢。女孩仿佛已经看不见身旁圆瞪着眼的男孩，也无暇顾忌到男孩的弱小心灵。她像那种终日怀疑自己没有才华的艺术家，加倍疯狂地投入创作里，把剪成垃圾的物料在衣车上联结成一件旷世的杰作。抖动的手指紧紧按着布料向压板中央的针尖推进，速度过于急躁而几次差点把脆弱的指尖送进那锋利无比的刃端下。它们及时退开，又迎上去。男孩对一切迷惑不解，唯是本能地嗅到血腥。衣车的扎动节奏令他小小的心脏抽搐，他往后慢慢退开，直至站在门坎上，只盯着女孩赤白的背，和背上骨节蠕露的扭曲脊椎。衣车突然剎停，男孩的手脚猛地哆嗦了一下，差点瘫倒在地上。时间仿佛给死死地缝住。女孩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似地缓缓站起来，转身，面向着男孩，把刚刚在出神状态下裁成的一件东西高高举起，有如奉献祭品，然后把那幅东西比拼在自己的身上。那祭幡一样的东西突然又像魔术里的障蔽物一样掉下来，揭示出后面的精彩结果。地上躺着的只是一堆没头没身没手没脚的色彩斑斓的破布。后面没有变出老虎，而是一个除了白色小内裤之外袒露全身的少女。就算是从正面望去，也可以看见她左边的胸肋比右边凸出，右侧腹却较凹入，令整个上身有隐微的倾斜。裸身少女像服装店橱窗人偶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左手手指在平坦的小腹上来回揩擦，在肚脐下面涂画出一条浅浅的血痕。男孩哇的一声跑掉了。他听见房间内传出像抽泣又像衣车踏板交替起落的吱哎吱哎的声音。 当天晚上，男孩在走廊上心神恍惚地踢小胶球的时候，不小心让球滚进父母的房间里。那辆衣车已经回复隐藏，房间中央架起了熨衫板，床上堆着刚晾干的还夹在衣架上的衣服。男孩弯身从熨衫板下面爬过去捡回小胶球，不知怎的绊到电线，正开着的电熨斗就笔直地掉下，压在他左手的手背上。男孩痛得直流泪，爸妈闻声冲进来，同屋的许姑娘和两个女儿也过来看个究竟。爸爸焦急地把男孩抱起准备送到医院去，男孩在临出门口的一剎回头，瞥见那个曾经赤身裁衣的姐姐站在那里，像无知的小孩子似地吮吸着左手手指。男孩在医院里敷了令伤口加倍灼痛的橙色药水，本无大碍但却幻觉浑身发烧。在高热里他看见白衣人员在医院的通道上推着一个赤条条的少女，她的身上就算是最柔细的部分也缝满了密密麻麻的鲜红色线纹，仿佛不是一个人体而是一个布包娃娃。她不是在手术床上躺着而是以一种犹如瑜伽的奇怪姿态肢身扭曲作一团。再细看就会发现，她的左臂和自左乳至小腹的皮肤缝合，她的右腕和左小腿后部相连，脚掌相合，头部夸张地下垂，屈曲的颈椎节节凸现，右侧脸和右肩牢牢纫贴着，在蜷缠成团的身体下方，呈露着串联成密实的一线的阴唇瓣和两股。再推远一点，手术床变成了一辆巨大的衣车，工作桌上屈曲着的女体在恰当的角度和光线下展示出她扭曲的脸容。在巨型衣车的天平杆上，松松地挂着那条白色小内裤。男孩回家之后小铃姐姐就不见了，以后也没有再出现。没有人告诉他姐姐去了哪里，他也没有勇气去问。他其实已经知道，那个晚上在医院通道上和他擦身推过的怪胎，就是她。 男孩痊愈后，左手手背留下了疙疙瘩瘩的烙印。但正如熨斗能把衣服的绉折抚平，待那小手慢慢成长，疤痕就随着表皮日渐扩大的面积而消隐，直至差不多难以觉察。不久之后，我们就搬离那个租住房子，许姑娘和她的女儿的印象也在父母的谈话里越加疏落的提及中化开成反复洗濯的劣质布料上褪色的花纹。 栩栩，对不起，我不是说过不要奇观的吗？如此这般对身体施加的暴虐连我自己也吓呆了。这是哪里跑出来的东西？怎么和我日常自觉的平和如微风轻拂的记忆相差那么巨大？我怎么会容许自己去想和去说这样狎邪的场面？栩栩，我早前的承诺多少包含了不真诚的成分。正如男人们不介意甚至享受观看不相识的女孩拍摄色情影带，但主角假若换了是自己的妻女却必然会深感耻辱。我就是这样轻忽地对待小铃这个角色吗？就是把她视为如布娃娃般无伤大雅的玩物而大肆放纵自己荒诞的幻想吗？栩栩，请不要这样质问我。这会把我驱赶到失声痛哭的边缘。因为我们当中每一个也在不自觉地参与着这个暴力同盟的角色扮演。我扮演了男孩，也扮演了女孩。在我们歪斜的身体上有着扭曲人的共同遗传。女孩体验了屈辱和自残的痛苦，也进行了怪物性的自我缝做。也许我们必须满身流血，泪下连连，头额生角，肢体变形，我们才有可能成为那最后的胜家。 栩栩，我还要说说小姨何亚玉的故事。 何亚玉诞下零，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时我该是到达了初次梦遗的年龄。这点毫无置疑。此前在我的男性器官还未发育成熟以至于能够对性刺激有所反应的年纪，我进医院做了割包皮的手术。在事前诊疗的过程中，我懵然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进医院要做什么手术。我只知道常常要脱裤子给医生检查自己的下体，还给翻开包裹着龟头的皮层裸露出里面的湿滑而附积着脏脏的黏液的粉红色柔嫩小头儿。我记得那次医院里的女医生用她戴着像假人皮似的粉白色手套的指尖把那皮层翻开的时候，不知是怎样粗笨地弄痛了我，于是我就本能地把下身往后一缩，那半露出的小滑头也受惊似地退回那藤壶状的保护物里。女医生发出小声的不好意思的呼叫，笑着说：噢！好似个怕羞的细路女！我顿时感到血液向颈颊上涌，也同时自腹腔向那软垂的被羞辱的小东西冲去。我不知道女医生指的是我还是那东西。然后我就被安排做了那个手术。手术过程需要全身麻醉，所以情况就像一场昏睡，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少了一些东西。麻药效力过后阴茎就开始剧痛，那龟头原本被皮层呵护着的地方现在完全暴露出来，像刚从湿泥里滋长出来的鲜嫩浅粉红色蘑菇，在皮层的切割口周围套住了一个沾满半干的血块的塑料环，像一只血腥的婚戒。在之后的康复期里，我要每天把那受伤的小动物﹙还是小姑娘？﹚放在令人灼痛难当的消毒药水里浸泡。后来回去给女医生覆诊，她给我把那塑料环退去，拿冰冰的洁净的棉花在动物﹙或姑娘﹚的裸身的周围拭抹了一圈，整个地方就变得干净光滑。女医生像欣赏艺术作品或什么的，指尖在那东西变得异常敏感的尖端上轻轻捏了一下，说：好啦，宜家系个男子汉喇！我不明白她的说话，难道我以前不是个男生吗？莫非我接受的是变性手术？但在那更早的初始经验里，我不是已经确认了女生与我的不同吗？分别不就是她的无和我的有吗？但现在我的有被裁去了一点点，增加了无的缺失感，那我岂不是变得更远离男子汉而更接近女儿家吗？妈妈带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那终于变成了大丈夫或者相反变成了小姑娘的东西在我的裤裆内躁动不安地辗转反侧，仿佛在幻觉着那被硬生生剪去的被视为多余的一截皮肤。小姨何亚玉就是在那之后不久住到我们家里的。 小姨何亚玉年纪只比我大那十来岁，在爸妈拍拖时期的旧照片里，小姨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女孩，依偎在大姐何亚芝的怀里。小时候我们到阿公何华在牛头角公共屋邨的家里吃饭，小姨何亚玉还穿着校服。她念完中学就出来工作，和大铃姐姐一样也是通过爸爸介绍到刘升基的胸围厂做车衣女工。有时候小姨会从工厂拿一些廉价胸围回来送给妈妈。那些一整迭的堆起来像夹着谷地的两座小山的肉色东西，既粗糙生硬但又散发着不可触摸的神秘感。女人们像在街市评论蔬菜价钱或新鲜度似的在谈论它们，把它们仔细检视或者随便抛下。我就像没钱买菜的小乞丐一样，躲在人家脚下，待她们挑选完毕才偷偷捎去剩菜残渣。那个东西有两块巨型蛋壳状物料，附加多条纠缠不清的坚固带子，令我联想到古装西片里用来捆绑囚犯的刑具。那个年纪的我怎样也无法想像那两个巨型蛋壳将要覆盖着的是怎样的身体部位。在我的初始记忆中，裸身的衣车精灵胸口前面挂着的只是两个小梨子状的凸起物，无须以巨蛋覆盖、掩藏或保护。那是自然地垂在枝头让人任意采摘的诱人果子。而小姨在我家厕所早产昏倒的那个场面里，从妈妈掩蔽我双眼的手指缝隙间，我看见的就只是那丢在地上的仿佛是新鲜从人体上割下来的皮肤的小号乳罩，空荡软垂地横陈在于小方形地瓷砖的间隙里渗漫成格子图案的血水之上。 正如许多童年时发生的事情，包括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我是后来偶尔听爸妈谈及才知道实况，就像一个盲人要靠旁人的形容才知道自己置身于绝世仙景抑或是人间地狱，从而发出相应的赞叹或者惊怖的尖叫。他们说小姨何亚玉在工厂里交了个管工男友，而且很快就有了身孕。但那个男人却突然打退堂鼓，甚至抛下小姨自己转工跑掉。小姨家里知道她和别人有了孩子但又弄得一团糟，阿公一怒之下就把她赶出家门，于是她就来到我们家暂住。后来肚子渐渐隆起，工厂竟然借故把她辞退，爸爸想去找大老板刘升基，怎料老人家已经病卧在医院里，过不久就要和旧友董富在阴间重逢。我倒记得小姨整天一副颓唐容色，窝在我们家里发呆，不吃也不喝，好像想把自己和肚里的胎儿一并饿死，但是在她的手脚日渐消瘦的同时她的肚腹却成反比地日有增益。那时妈妈早已经没有做车衣家工，转了在姑妈董珍珠家里做帮佣。董珍珠女儿和女婿因为开手袋厂而发迹，搬了大屋但又不想请外人打理家务，所以就叫我妈妈去帮手。妈妈见小姨人生漫无寄托，就拿了些缝衣小活回来给她在家里做。退隐一段日子的衣车于是又重见天日，久违了的机轮运转又隆隆响起，但这次速度总好像慢了节拍，轮轴部件间总好像发出松脱或磨损的杂音，针头常常卡住布料，棉线老是崩断，脚踏板踩下去像沉沉的泥淖。爸爸说不如买一部新型电动衣车。但在还未真的买成，小姨就在洗澡的时候昏倒了。 医生说孕妇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婴儿用剖腹出生，早产两个月，而且健康状况不稳定。孩子是女婴，取名零。因为早产，脑部发展不全，出生过程里又一度缺氧，零先天性轻度智障，长大后脑袋有点扁平，左手麻痹萎缩，走路一拐一拐，像个缝歪了的布娃娃。奇怪的是小姨醒来之后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个子小小的她在床上彷如老了十几年的中年妇，令人认不出那就是照片里坐不稳的小女孩，或者一年前还青春焕发地坐在工厂衣车队伍里摇荡着男主管的心神的少女。小姨出院后就在工厂找了新的工作，重新坐在衣车前。那个男人竟然也回头找她，两人还结了婚，再生了一个小女儿，健康正常的，大家一起过了十年，才因为男人烂赌欠债而离婚收场。小姨也没怎样激动，好像只是弄坏了一件玩具，又或者玩具其实早就坏了。零在三岁时做了一趟脑部手术，在头顶打开了一个四吋的缺口，在里面缝缝补补的弄了些什么高科技的诊疗，但效果无从确知。除了智障和行动不便，零的成长大体健康，和妈妈颇为肖似。不，应该说，何亚玉长得越来越像她的女儿，说话越来越天真，对事情越来越没所谓，看见什么都只是耸肩一笑。 那些都是后来的琐事。我想回到小姨昏倒早产之后几天的事情。那天下午妈妈带我们到医院去看小姨。其他五个阿姨也在那里，包括何亚萍、何亚娴、何亚芳、何亚美、何亚如，阿婆麦妙娟也在，独欠阿公何华一个。一队面容相似的女人围在一起，在病房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奇景。而在同一个楼层的育婴室里，还躺着另一个新生的。我挤在这个女人堆里，听着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问答，然后她们当中不知谁说看看伤口。该是阿婆说的吧？因为我做完割包皮手术之后，阿婆来探我，也叫过迷糊虚弱的我在病床上拉起病人袍让她看看我那可怜鸡巴的惨况。看看伤口。阿婆说。是某个阿姨小心地把被单揭开，把袍子掀起，把包扎着腰腹的纱布翻开。在那皱如萎缩的气球的肚皮上，我看见衣车针头上下扎动的成果。那个晚上我梦见了衣车精灵，她精光的身子，在变成了衣车的手术床上，扭曲成一团怪胎。她以纫合在两腿间的右手从后方向我递出剪刀，她在歪斜的头脸下向我露出哀求的眼神，缝合的嘴巴徒劳地尝试撑开那强韧的丝线。我拿过剪刀，把它的锋口插进她下身的线隙间，卡察一声地把她的阴部剪开。然后我剪开她的嘴巴，她的臂，她的腿，她的脸，她的乳，她的股，她的腹，她的指，她的眼帘，她的鼻和耳。我要把她还原为那光洁的女身。无缝补无改造无扭曲无折迭的本然的肉躯。但我满怀好意的解救却弄巧反拙，释放的刀尖无心地刺进她的皮肉，把她加倍地弄得伤痕累累。她像一个烂絮娃娃，在我的手中迎刃而解，支离破碎，不复人形。我急出眼泪来，掷下剪刀，四处张望，想去找一辆衣车回来。我妄想用衣车把她的残躯愈合。但衣车呢？那辆脚踏衣车呢？ 我醒来的时候，内裤湿了一摊粘粘的液体。我不敢动，不敢起来把它更换。我再也睡不着，忍受着那脏湿直至天亮。然后我听见妈妈大清早开动洗衣机的声音。那是部刚买的新洗衣机，之前妈妈洗衣服一直用刷子和洗衫板。我捂着裤裆起床，像切腹的家伙害怕肠子掉满一地。妈妈以为我尿急或者肚子痛，让出了厕所。洗衣机就在厕所后面的厨房里。我关上门，脱下裤子，内裤里那东西浓稠腥臭。我把它像毒物一样用指尖捻着，打开运行中的洗衣机上盖，把它丢进去，看着它给卷进浊水的漩涡里。我站在那里，在洗衣机跟前，赤裸着下身，感到悬垂着的海绵体奇妙地慢慢充血，昂起。 那天爸爸就把旧衣车推到附近的垃圾站。但家里却没有再买新衣车。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方式。 栩栩： 练仙和我说，她缝的是一条鲸鱼。那是中三时候的事情吧，在女生们无可逃避的家政课里，当同学们也利用衣车和针线弄出诸如Kitty猫或者Miffy兔之类的可爱少女恩物，博取女管家模样的老师的赞赏，练仙缝制的却是一大块深紫色的扁平物体。那像cushion吗？我问，一边张开双手比画着。不，那是一条鲸鱼。练仙说。她尝试向我形容那东西的模样：在一大张专门用来做毛公仔的的布料上，裁出两个大小一样的界乎椭圆形和长方形之间的图样作为鱼体，在一端当然还要加上像两撇胡子状的凸出物作为尾鳍。把两幅对称的料子互相覆盖缝合，再加上两颗作为眼睛的衫纽，缝上弯弯的嘴巴，和在背上开一个洞洞，就是一条鲸鱼了。我努力把一团模糊的毛茸茸色块想像成鲸鱼，发现好像漏掉在呼吸的洞洞加上水柱之类。身体两侧的前鳍呢？我问。噢，唔记得了，也不必罢，一看就知道是鲸鱼啦。老师有没有以为是怪物？不，那是一条鲸鱼。 练仙又说她家里有一部小型胜家电动衣车，是妈妈买给她做家政功课的，但她却用它来缝制怪鱼。她说她最憎上家政课。这一点不出奇，现在的女孩子没有哪个真心喜欢上家政，也没有哪个还懂一点点家务。可是，买了衣车却用来缝做怪鱼，却不是一种寻常的心态。那不但是技巧而还是品味问题。我后来才知道练仙对怪物有偏好。就像美术课上弄纸粘土，女同学们也照老师的教导捏出纤巧的花朵或者精美的小动物，或者更厉害的是头顶插着花朵手里抱着小动物的美少女，唯独是练仙弄出个看不出名堂的东西来。老师看见那团黑黑的怪凸物体，就皱着眉说：人人都做好看的东西，黄练仙你为什么弄出个黑碳头？练仙就满不以为然地说：系牛魔王。老师听见就摇摇头，只有把她视为淑女教育的失败例子。练仙不明白，弄牛魔王或者鲸鱼块有什么不妥当。当然她真的是做得有点马马虎虎，七拼八凑的，但就算她弄出个巧夺天工的怪物，那始终不是能获得老师嘉奖的东西吧。我和练仙说过，有一天要给她写一部怪物大全，她听了满欢喜的。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写出来，可能在心底里我还未够畸怪，又或者潜伏着的扭曲人特质早就给亦步亦趋的正常人生学习驯服，像乖学生穿的白恤衫一样整洁熨贴。我们别小看正常，它是一股异常强大的力量。不过，栩栩，我在这里说的正常力量，跟董富和董铣的正直人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事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关于这一点，你慢慢看下去就会明白。 我要说的是衣车。 我没有上过家政课，但初中的时候男生要上工科。那是和家政相反，专属男生的科目。听说后来有些学校冒着性别认同混乱的危险，让女生上工科，让男生学家政，女生舞锯锤，男生操针线。但那是晚近的事。而且用不着学校主动去破坏纲纪，扰乱秩序，性别角色已经发生了无可逆转的倒错。现在在地铁月台老是碰见被移情别恋的女孩冷酷甩掉而披泪痴缠的感性男生。许多新生代男人也盼望结婚，追求家庭安稳，擅于做菜和照顾孩子，倒是那些年轻妻子只顾追求事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还是从前的时代比较正常，那才有产生怪物的可能。就像练仙讨厌家政，我对工科提不起兴趣，手艺也强差人意。作为以精湛工技自豪的董铣的儿子，情况令人伤心。有一次我还因为没有遵照正确工作程序，不小心弄断了钻床的一枝小号钻头，但却不敢向老师自首，结果害全组同学被罚留堂。当老师严厉地质问一脸无辜的同学们，我却懦弱地低头盯着工作桌上那枝崩断的钻头，嘴巴像牢牢地缝合似的缄口不语。我甚至没有资格僭称怪物，我只是没有勇气而已。我够不上自称拥有阿嫲龙金玉的扭曲人遗传。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工科的这次自谴性经验令我连带对科学也产生抗拒，我后来就宣称自己只喜欢文科和文学。那在一间男校里是很缺乏男子气概的事情。诗词歌赋和家政相差无几，也是娘娘腔的东西。我就是在这种混合着罪疚和自我怀疑的认同危机里度过我的成长期。栩栩，这些我将来有机会再和你说。 唉，栩栩，我说过，我要说的是衣车。 工场里那些看似强猛粗壮的机器竟是那么的脆弱，像一颗小石子就足以击倒的虚有其表的力士，或者体形巨大但不堪捕杀的温驯的鲸。相反，衣车一般身躯娇小，没有强大的削切功能，针对的只是软弱无力的布料，能做的仿佛也只是小眉小眼的工夫，但它蓄积着的巨大穿透力，却是在日常的感官里不容易觉察到的。如果要我正确而简洁地形容衣车这种东西，我会说：衣车是暴力机器。不久之前在一位韩国女歌手的MTV里面，有一个有关衣车的场面，令我深感怀疑，那是不是真的曾经出现在我记忆深处的一个场景。在MTV的开首，歌曲还未正式播出之前，有一段这样的前奏。镜头里的是一个带点童话味道的别致小房间，里面有一辆衣车，衣车前面坐着一个样子清纯的女孩，背景好像还有一只体形巨大的会动的玩具大棕熊。那辆衣车在不停转动，针尖起落有致的声音配合着同样富童话味的清脆铃声前奏曲。然后突然插入衣车的特写镜头，机件轮轴和扎针的声音也随影像放大，变成一种近乎超现实的轰击。在布料上爬着一只像机械兽一样的大特写甲虫，是独角仙没错，随着布面被推送齿轮拖行前进而慢慢接近那无情的连续刺戳。我竟然看见那只独角仙的表情，对，昆虫是有表情的，牠的神情就如所有迷失方向误闯人居不知自己身陷险境的昆虫一样，懵然地安静地迎向死亡。当独角仙正要被卷进那将会把牠貌似坚硬的外壳穿透的针尖底下的一剎，我忍不住别过了脸，闪避那可怕的虫体破裂的声音，和自心脏底端直达背部的抽搐。歌曲在这里才正式开始，有强劲悦目的舞蹈和美艳的女歌手。我记起来了，那是朴志胤的〈成人礼〉。我仿佛记得那样的场面，一个纯真的未成年女孩，尖细坚冷的针，无怜悯无犹豫的杀戮机器，和脆弱的茫然的巨虫。 栩栩，你该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刺痛，怎样的一种礼仪。 在我爸妈的房间里静静地蛰伏着那辆胜家衣车。那是与整座木台架相连的脚踏式古老衣车，台面有一个转动机栝，让衣车在不用的时候可以翻倒过来藏在下面。在台面铺一块桌布，就变成了一张小桌子。在那段时期妈妈不怎么去动它，所以平时很少察觉到衣车的存在。我们当时还住在塘尾道198号董富记楼上五楼。整个单位有四个房间，我们租了两个，另外两个由包租的许姑娘和她的两个女儿自住。许姑娘是上海人，常常讲一种我们听不明的语言，但两个女儿在V城长大，说本地话没有口音，很地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包租婆总是上海人，也许是因为和平后来到V城的上海人也较有钱，买下了大量物业收租。我记不起许姑娘的丈夫也即是两个女儿的父亲哪里去了，总之从来就不存在这个人。我爸妈把许姑娘的大女儿叫作大铃，把小女儿叫作小铃，也不知是不是本名，不过因为简单，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我一出生不久就住在那里，直至六岁时搬到柏树街，在我有比较清晰的记忆，也即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大铃好像已经出来工作，而小铃也该是个比我大十多岁的少女。但在四五岁的我眼中，要判断十几岁的少女的年龄真象就如同说出一只猫的岁数一样困难。事实上，我没有数目的概念，我印象中只有形象，气味，和质感。只有模糊的肉体，和隐藏在角落里的金属机器。 我不知道为什么衣车总是胜家出品的。衣车本应叫做缝纫机，但在我们的方言里它叫衣车。除了因为有轮子推动前进，也可能因为早期的衣车都是脚踏的，而且在布料上裁出来的线纹也像或直或曲的路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缝纫机，把这东西叫做铁裁缝。我读到一段材料，才知道衣车是十九世纪中叶的发明，后来经一个叫做胜家的美国人改良，并且大量生产，很快就垄断了全球的市场。材料里还引述了一段胜家在十九世纪未的广告，内容是这样的：“在文明社会的第一条道路上，缝纫机这个不知疲倦的伙伴，向全球的姐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不管是德国那强健婀娜的主妇，还是日本那纤细文静的少女，不管是黄头发的俄罗斯村姑，还是黑眼睛的墨西哥女孩，都懂得缝纫机那欢乐的歌唱；无论是冰封雪飘的加拿大，还是在宽阔无垠的巴拉圭大草原，它的歌声不需要翻译就能明白；印度大娘和芝加哥女郎缝出来的是一样的针脚；白皮肤的爱尔兰淑女和黄皮肤的中国娇娘所踩的都是一样的踏板。这样，美国的机器，美国的智慧，美国的金钱，使全世界的妇女都成为亲密友爱的姐妹。”好一个世界大同的图景，全球姐妹大联盟的美梦！那么优美的形容，不就是我说过要写的机器颂歌吗？冰雪与草原，柔肤与健臂，淑女与村姑，意象不是丰富得有点满溢，奇丽得有点荒诞吗？那近乎是一首超现实诗歌。在这个超现实境遇里，立着无数统称为胜家的衣车，在每一辆相同的衣车前，坐着无数面目模糊的女子，当中包括V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整代不知名的女性。她们裁制的不是自己的形象，消磨的却是自己的青春。不过，当中有几个我希望可以看清楚，可以还她们一个样貌、名字和身分。 不过我还是由董富记说起。董富记可以说是衣车黄金时代的附属产物，因为它专门制作工业用衣车零件。那就像专门替某种大鱼提供诸如清除身体污垢的服务的寄生小鱼一样，如果大鱼因生态变化绝种，小鱼也会随之遭到灭亡。董富在战时已经生产过车针。那时候龙金玉已经去世，董富带着两个儿子从V城回到广州，去了旧友刘升基的父亲开的衣车店打工，因为零件和材料缺乏，所以就研究仿制胜家的车针。他先是用旧单车或伞骨来溶制，后来就改用铁线。别小看微不足道的一枚小针，质料硬度、耐用性和适应度也十分讲究。因为铁线质软，要先搀和牛骨灰在水里煮，然后再放在瓦盅里烧，烧红了就放进水中冷却，然后放在麻包袋里再加入牛骨灰磨光。做好了的车针就放在胜家的盒子里拿去卖，所以是明目张胆的仿冒货。十几年后，当董富在V城安定下来，由儿子打理董富记，自己整天在收音机的电波里荡漾的时候，有一天有人在工场门口大声叫出董一强的名字。那就是十几年没见的刘升基。刘升基来找董富，除了是叙旧，还有更实在的打算。他想开一间制衣厂。那是不可以错过的时机啊！刘升基和董富说。他和平后来到V城，一直在经营一家小工场，但他觉得老是守业不行。后来辗转探听到董富的消息，就决定来找这个老朋友一起闯一番事业。刘升基和董富年纪相若，但当时董富已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刘升基却依然精神焕发，说话洪亮，眼里有年青时代发明手提收发报机时的闪光。董富蹲在工场门外，垂下那厚厚的眼皮，抿着直长的似笑非笑的嘴巴，良久没有答应刘升基的提议。那是正直人董富的必然反应。他认定了一条路，就会一直走下去，不会冒险走岔路，抄快捷方式。就算是看见途人纷纷转向而捷足先登，正直人董富还是坚持亦步亦趋地走原来的老路。所以很难说，究竟是老实地走直路的董富，还是灵活多变绕弯路的刘升基，能代表一代V城人的集体个性。有时人们说是这，有时人们说是那，视乎情形而定。总之，后来刘升基找了别的相识拍档，在慈云山开了间山寨厂，做了一段时期仿冒外国名牌牛仔裤，后来在长沙湾开了间正式的制衣厂，专门制作自己的品牌的廉价胸围和内衣裤，生意越做越大，竟然就发迹了。刘升基开业不久订了批旧美国衣车，找董富记给他改装零件，以后也一直把这类生意交给董富记，直至刘升基家族在八十年代陆续把制衣厂迁回内地。当然，刘升基和董富一样，没有亲眼目睹这样的变化。 我现在回看爸妈当年的旧照片，发现里面可以清晰无误地画分成两个时代。一个是结婚前的裁缝衣服时代，另一个是结婚和生孩子之后的成衣时代。前一个是黑白时代，后一个却开始进入彩色了。但在我的想像里，黑白时代是那么的绚丽多姿，彩色时代却是那么的平板乏味。撇开前一个时代相中人较年轻和看相人的怀旧心态不说，毫无疑问裁缝制的衣服远远比成衣更贴合身体的自然美。年轻妈妈身上式样简朴的旗袍，和年轻爸爸身上整齐而不古板的西服，仿佛富有一种能超越时空的美感，不会有一刻因为肖似小丑装束而沦为笑柄。相反，成衣时代的装扮却无可避免地为穿衣者披挂上落伍的神情，令人惊异为什么地球上曾经有人类居然胆敢穿上如此不称身而且个性扁平的衣服。活在现今，我只能想像在裁缝店度身订做一件旗袍会是何等亲密而温暖的经验，尤其是少女成长后第一次订做自己的旗袍的那种自己终于成为一个女人的骄傲和忐忑。当裁缝师拿软尺熟练地量度你还在发育中的身体曲线，你可以想像他已经对你的体态了然于胸；当他的剪刀沿着纸样的界线破开柔滑轻薄的布料，你可以想像他的手指正温柔而灵巧地顺着你的背项抚摸；当他在衣车上耐心地缝合尺寸到位的布块，你可以想像自己的腰身在那细腻的轻扎中慢慢成形。那一袭旗袍就是你最自然的身体的倒影，在繁花或素叶的覆盖中把你最光荣和羞涩的裸身展示无遗。那是每一个优秀裁缝也必然秘传的色情美学。但柔情并无永恒，也绝非博爱。可以说，是你反过来变成了被裁剪的材料，断肌削肤去适应贴合那旗袍的形壳。所以生孩子后体态变形的何亚芝无能再享受那古典的温柔。成衣的工厂衣车大合奏以无可阻挡的声势掩盖一切。照片中的妈妈从鲜嫩如樱桃的少女蜕变成预早过期的焗豆罐头。 从到裁缝店由他人替自己做衫，到自己坐在衣车前替他人缝衣，是一个少女的没落过程。何亚芝婚后不但没有再做新的旗袍，她连旧有的也很少穿了。那时候旗袍再配一个小手袋是白领女郎的标准装束，何亚芝的旧照片里就有大量这样的留影，而且每一次手袋和旗袍的搭配也不相同，可见她当时对这种时髦身分颇有刻意的追求。但结婚之后既然已经辞去西药行的文职，当了家庭主妇，旗袍就不但变成了不相称的服饰，还不合时宜地提醒着她已成过去的东西。何亚芝不是那种怀缅过去的人，她可以不哼一声把再没有用处的旧物丢弃。所以，我猜想，她往昔精美的旗袍不是送了给妹妹﹙何家在她之后还有六个女孩，头两三个适龄工作和拍拖，旗袍正好派上用场﹚，就是送了给包租的许姑娘的大女儿大铃。我还想像着这样的一个场景，某天午后何亚芝从旧行李箱底翻出一件仅余的蓝靛格子旗袍，那正是她和董铣到邻近的澳门蜜月旅行时穿的一袭。她捻着旗袍的肩头把它扬开，举在半空中端详，阳光透过薄薄的衣料，仿佛穿过透明的无重的身体，灼出看不见的霉菌的刺眼气味。那衣领边沿已经破口发黄，是不能送人的了。何亚芝把旗袍摊在桌子上，拿剪刀在料子上比画着，像解剖师在尸身上寻找下刀的有利位置。她在裙襬上料子比较完整的地方裁出了两块正方形的布片，然后打开那辆隐藏在小桌子下面的衣车，像呼唤出潜伏在神灯里的精灵，把布料的边沿缝合，变魔法似的把颓败的旧旗袍幻化成两条簇新轻盈的格子手帕。那残缺不全的旗袍给丢进了垃圾桶。当然，后来那两条格子手帕用旧了，也丢进了垃圾桶，只是比旗袍稍迟一点而已。 可是何亚芝从没有真的在工厂里车过衣服。她开始成为衣车的姐妹同盟的一员，是我们搬去柏树街之后。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三个孩子，经济负担增加，妈妈就不能不在照顾我们的同时兼职赚钱。那时代除了当正式的制衣厂女工，还有大量的拿工件回家制作的兼职家工。这样很多有孩子的女性就可以在家里从事生产，一边在胁下夹着鸡毛扫督促子女做功课，一边听收音机午间剧场或歌曲点播，一边脚踏衣车在布料上跟时间和金钱追赶竞逐。那绝不是胜家的宣传里那种史诗式的情景。家工缝制的多半不是要求较严格的日常衣服，而是轻巧而马虎的婴儿装，或者粗制滥造也在所不计的玩具娃娃衫裙。工件的轻质性当然也照顾到家工要亲自把货品拿取和交回的运输问题。就是这样，那时候我们隔天就会看见妈妈抽回来两三大袋半完成的布料，坐在衣车前面竟日重复着那些单调而令人疲乏的加工程序。有时我们也会帮忙做些诸如捋去杂线或者点算折迭之类的简单工夫，对没有什么玩具的儿童来说，这些小杂务往往教人兴奋，媲美新鲜有趣的游戏。到后来除了缝东西之外妈妈又弄回来穿珠链的散工，那就更适合作为孩子们的玩意了。妈妈、弟弟和我三人﹙那时妹妹年纪还很小，通常只是负责捣乱，把珠子翻倒或者放进口里﹚一起坐在一篮篮色彩缤纷形状各异的珠子前，按样板串出一条条将要挂在什么俗艳女子脖子上的项链，有时还会比赛进度或者手工。那景况看来就像是个小小的家庭工厂，但记忆中却没有太艰苦的感觉。也许那是因为妈妈的适可而止。她把我们的帮工限制于学业以外的游戏。所以我和弟弟没有因此变成童工，也没有被迫提早辍学去工厂打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所有不幸都由父母全盘承受的时代。我们是第一代骄生惯养的孩子，到我们的下一代，只会变本加厉，向我们透支更多的幸福。而我们从父母那里积累下来的幸运遗产，没多久也会连本带利地亏空净尽。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城市的盛衰循环。父母建立，我们享受、挥霍和败坏，下一代则向我们追讨。盛不过三代，这也许就是城市的定律。世界上没有比胜家更长存的颂歌。 栩栩，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你的形象萌起于我和如真相识之前更早的年代。在我童年帮忙家工的日子里，已经诞生了这样的念头。不，不只是念头，是一个具体的你的雏形。那是有一段时期妈妈接回来的布娃娃制作工件。起先只是缝制小巧如成人手掌的女装衫裙，包括不同款式的迷你裙、学生裙、网球裙、牛仔裙和性感的吊带晚装长裙，还有臀部缀上花边的一件头泳衣和令人费解的比坚尼。我坐在火车头般不停前进的衣车旁，逐件给这些小衣服剪着线头的时候，对这些贴身衣物的暗示仿佛有所感知。小小年纪的我并不是联想到那些街头年轻女孩流行的衣饰。它们只是令我想起一个人的衣柜。那衣柜里挂满了那种色彩、线条和图案的衣服。有时它们又挂到一个身体上，有时又除下来。到后来我们就不只缝小衫裙，妈妈弄回来两袋浅粉红色的东西，其中一袋塞满小软枕状的扁扁的娃娃脸。头脸上的毛冷团金发、小珠子状眼睛、在两侧凸出的耳朵、软钮形鼻子和红线密绣的弯弯嘴巴，也已经由另外的工人弄妥。另一个袋里分别盛着不同大小形状的布块，缝合起来就是手脚和躯干。工序其实不算困难，只要把那些肢体布块相迭缝合，反面在外，正面在内，连接成扁平人形，在下体的地方留下开口，从开口处把原本该是正面的料子抽出，像翻转手套的样子，然后又从开口处用竹筷塞进棉花，直至充填成了一具立体的粉红色肢身。接着就是把头部缝上，然后缝合下身的洞洞，最后给它穿上预先做好了的衫裙，就大工告成。车工当然全部由妈妈独力完成，我负责的是把棉花从下体塞进，和最后的穿衣步骤。有时棉花在关节位堵塞，我就拿筷子往那洞洞里使劲地戳，也不觉得动作粗暴。我倒是害怕看见衣车车针扎进那些软软的人形料子的情景，仿佛浑身的经脉也同时胀痛起来。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视那过程，特别是那最后的工序。那是要用人手缝合的。针尖穿进破口的一边，针眼牵着细线扯进去，挑起另一边的皮肉，刺穿，扯出来，又回到另一边去，像小时候学穿鞋带的样子，直至整个下身紧紧的闭合。几年之后，我在小姨何亚玉的肚皮上目睹这样的程序所留下来的痕迹。 后来妈妈点算过布娃娃比指定数目多了一个，她就挑了个车歪了的留下来给妹妹玩。但妹妹却喜欢模型火车，对布娃娃不感兴趣，于是它又辗转落到我的床头。那是个穿着天真的浅蓝格子连身短裙的娃娃，身躯对位不准而有点侧弯，但穿上裙子后缺憾并不显眼。我一直没怎么碰它。作为男孩，搂抱娃娃实在失礼，而且它勾起我内心努力压抑着的某些东西，但每晚入睡前我也忍不住偷偷牵起眼皮窥视倚傍在床架上的它。它那双修长柔软的完全在短裙子下暴露出来的腿，仿佛故意轻轻地在我的头顶荡来荡去。我不敢伸手去抓住它，我只是任由自己仰视。然后，在一个没人在家的午后，我忘了怎么会造就这样诱发罪恶的时机，我震颤着手把布娃娃的格子裙退去。它毫无抵抗地任由我把它脱个精光，无论我摆布着裸露的它做出怎样怪诞猥奇的动作，它也面不改容地展示着那弯弯的笑嘴，仿似是合谋的享乐，又像是邪恶的嘲谑。好像是在说：看你哪！一本正经的小子，你心里隐藏着的是多么肮脏的念头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用那淫秽的眼睛偷窥我吗？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小小年纪就已经是个色情狂，是个小咸湿吗？我仿佛听见这样的声音在潮湿的春日房间里水波荡漾地回响着，但我拒绝向挑战屈服。我找来妈妈的针线盒，在针眼里穿了线，然后把娃娃的双手和双脚屈曲在背后缝起来。当第一针在它的掌心刺进去，无阻力地没入，无声地在掌背穿出来，我的脑袋核心就好像给一条早就缠在那里的玻璃细线扯紧。浑体浅粉红色的布娃娃以哀惨的姿态后翻着四肢，仰敞着扁平的腔腹，和虚无下体，景况就像谣传的鬼故事中在戏院厕所里碰见无五官的空脸鬼一样可怕。那是一种暴露的极至的惊惧感，一种看见了无的震栗。我紧紧地半闭上眼，用小剪刀把那无的地方挑开来，像它未完成之前一样。我要看看无里面是什么。破开了。抽出来的是棉花。雪白的棉花。 我匆匆把布娃娃还原，可能是害怕有人回家会撞破，也可能是害怕整件事情本身的含义。我想抹除一切痕迹。把四肢解开，把破口缝合，把格子裙穿回。这还不够保险。我矫枉过正地把针直接从格子裙上戳进去，直刺裙下的肉身，硬生生地把裙子和身体缝绣起来。我以为这就不会那么容易把衣服脱去，就可以制止自己再次做出犯罪的行为，但我只是以更大的暴力去制止暴力。那只会令恶梦无限膨胀。 栩栩，现在你知道，我是带着怎样的罪疚来创造你，又是以怎样的真诚来在你身上寻找救赎。那就仿佛，我曾经对你做出可怕的事情，而我只盼望求得你的原谅和理解。那是在如真之前已经深扎于我心内的一枝针，所以你应该明白，你不单只是如真的替身。我也希望你知道，甚至在布娃娃之前，其实还有更远早就埋下的伏线，来自那衣车，和那个把衣衫穿上又脱下的身体。 那是一段因为太久远而没法清晰对焦的记忆，夹杂着初始的惊栗和创伤，像乱针刺绣一样既牢固深刻但又纠缠不清地不断以更繁密的线条来模糊原本的图象。那是缝刺在光滑如银丝的肚皮上的图象。在图象的角落里沉寂地蛰伏着那伪装成小桌子的衣车，像那种不动一块鳞片的巨型冷血爬虫，潜在泥沼混水或者乱草堆里，等待着那突发的致命攻击。而骑着巨蜤攫夺猎物的是一个裸身的少女，那个与其以普通如小铃的名字称之，不如更确切地说是恶梦里的妖精的女孩。但她的样子原本是那么的清纯。那至少是五岁的我根据有限的接触所得到的粗略印象。就像那几个下午，当我独个儿在客厅里看日本铁甲人片集之类的时候，她从厕所洗澡出来，一边侧着头用毛巾擦干头发一边看着电视机，身上单薄的白棉睡衣背上湿出一个半透明的印渍，毫不在意地把散发着洗发水香气的冷水点撒在我的脸上。然后她会仿似做梦地在我旁边坐下，心不在焉地把我像家里的小狗一样搂在怀里，让发尖残余的水珠直接滴在我短发间的脑门顶。我一直记得那像针刺一样的冷，反而小铃姐姐的确切样子却已经化开。 小铃姐姐，当时我是这样叫她的。她那时候好像已经没有念书，但不知何故也没有工作，所以她大白天总是留在家里，只有到晚上才出去。我当然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回来。大部分关于小铃姐姐的事情，也是从爸妈后来间中提起的零碎片段里拼凑出来的。例如说小铃在外面乱交男朋友，和小铃跟母亲许姑娘的关系不好。许姑娘虽然拥有三四层物业，单靠收租已经过着十分充裕的生活，但她把钱财看得很紧，也不怎么给女儿们零用，整天只顾自己去打麻将。许姑娘说是要她的女儿们自食其力，但妈妈说其实是许姑娘自己孤寒，而且觉得女儿到最终总是别人的，所以从不给她们金钱上的关照。大铃姐姐早就毕业出来，经我爸爸介绍在刘升基的制衣厂里工作，好像公余还去进修点什么的，后来又参加了什么工会组织。小铃却没有步姐姐后尘的打算。妈妈说，那时候小铃房间里贴满了什么外国歌星电影明星的海报，一天到晚不是听收音机点唱就是翻时装杂志。我倒数一下，那该是学生运动打得火热那几年吧。关于国家，关于殖民地，关于社会、贪污和语言问题。但我当时不知道这些，小铃姐姐仿佛也不知道这些。这些宏大的事情极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小童的意识里没有意义的背景杂音。我不记得小铃姐姐的房间是不是贴了什么海报，也不知道她常常哼的是什么欧西流行曲，我只记得她衣柜里的戏服似的七彩衣裳。我不知道小铃姐姐哪来钱去花费，可能是她姐姐大铃给她的，也可能有别的不为人知的途径。也许，小铃姐姐一点也不花费。那些衣服只是假象，她根本就是个整天躲在家里的自闭少女。真的，那些衣服可能根本不是什么时装，它们只是七彩碎布的拼拼凑凑。有一次，我惟一记得比较清楚的一次，平日对女儿不怎么着紧的许姑娘突然和小铃姐姐吵起来。许姑娘打开女儿的衣柜，把里面的东西统统扯出来，用不知哪里来的雄狮猛劲把那些美丽的衫裙撕成烂布絮。许姑娘骂小铃什么我却不知道，因为她用的是那种听来像大鱼吞小鱼似的上海话。我只看见小铃姐姐手里握着剪刀，给大铃姐姐按在床上。 那时我上幼儿园上午班，下午多半待在家里。可能因为弟弟年纪太小，所以小铃姐姐总只是逗我说话。她不理我听不听得明白，就像人家跟布公仔倾吐心事一样，一味单方面释放。当然，有时候心情欠佳也会拿布公仔发泄。我可以想像，她和这个五岁小男孩说，她不要做工厂妹，她要当时装设计师。她不是说笑的，她买了服装设计入门的书本，又向小男孩展示她自己画的纸样。她参考过许多外国名师的设计，又仔细研究过东方人的身形和品味。她自己就是最好的模特儿，只要一穿到自己的身上去，她就会知道一件服装的成败。于是，当没有人在家的时候，小铃就会打开她的私人珍藏，换上最时髦的裙子，在狭长的走廊上模仿专业模特儿们扭腰拧臀地行天桥的步姿。而她的观众就只有五岁小男孩一个，或者加上男孩更为懵懂的三岁弟弟。后来小铃就趁男孩的妈妈不在的时候偷偷借用那辆衣车。但妈妈为什么经常不在呢？是去了买菜吗？还是在外面做什么兼职？男孩也弄不清楚。他只记得那个从走廊末端的厨房兼厕所里走出来的，朦胧移近的影子，有时是七彩的，有时是白色，有时是粉嫩的肉体。从那时候起，男孩就开始反复做一个梦，在梦里他站在走廊的一端望向另一端，那边是厨房兼厕所入口的门框，在门框内蹲着一个赤身的女孩，年纪和男孩自己相差不远，看上去除了头发较长，垂在瘦削骨凸的肩上，体形和男孩没有什么分别。但他明明知道那是个女孩。女孩弯着露出微微侧曲的脊椎骨节的背，剥着放在绿白色瓷砖地上的碗里的红鸡蛋。蛋壳剥脱的声音很清晰地在走廊两壁间反弹过来，艳红的颜色也很鲜明，和白色的蛋肉形成强烈的对比。女孩把蛋壳退干净，把蛋白放进口中咬了一半，然后就转过头来，望向男孩的方向。她好像一早就知道男孩在那里，慢慢地站起来，直面着男孩。她的嘴巴在咀嚼着，右手拿着剩下的半只鸡蛋，左手手指在平滑的小腹上轻轻揩擦，留下浅浅的红染料。她赤裸的全身和男孩无异，除了那下身双腿中间最深处的地方。梦总是随着男孩的尖叫告终。男孩总是认不出那女孩是谁。 那天小铃姐姐又在那些仿佛是谁暗中安排的无人时刻闪进男孩父母的房间，揭开桌布，打开下面的柜门，把衣车机座像殭尸出墓似的翻起来。男孩好奇地站在旁边，小铃也没有驱赶或理会，自顾自地试着踩动衣车的机件，在上方的针头和下方的绕线环上装好缝衣线。然后女孩站起来，在壁上的连身镜里自照了一下，拉了拉圆点图案的迷你裙，突然就利落地把裙子脱下来。男孩并没有太大的惊奇，反而觉得有点滑稽，好像这是喜剧里面的一个突发性逗笑动作。在矮小的男孩眼中，姐姐的腿很长，腿根的白色内裤却很紧贴，把视线无可抗拒地引向胯下弧度的消失点。女孩在衣车前坐下，拿起大剪刀往已经很短的迷你裙下襬裁下去，剪去了一大截，然后把新鲜的切口放在衣车压板下，对准了针位，踩动衣车，把裙子慢慢往前推。女孩的手法生疏，落针颇不顺畅，裙边车得歪歪斜斜。她仿佛在和难驯的兽搏斗，有时纠缠，有时进击，有时僵持，有时被反噬。终于完成后，女孩把裙子举在半空视察，突然又把它狠狠掷到地上去，冲出去，在隔壁房间的衣柜里犹如反胃呕吐似地翻了一顿，抱回来一堆衣服，抛在衣车旁边。女孩扯下上身的白背心，她里面什么也没有穿，两只小巧的乳在激烈的动作中胡乱晃摆，像给顽猴摇颤枝条催促掉落的成熟果子。她把背心按在桌面，提起剪刀就从中央破开来，又在旁边的衣服堆里任意地捡出这件那件的衫裙，毫无章法地剪下一只袖管一块衣领或者随便的一幅衣料，馈集成五颜六色奇形怪状的一堆零散碎屑，像遭粗暴的盗墓贼蹂躏之后残存的衣冠冢。女孩仿佛已经看不见身旁圆瞪着眼的男孩，也无暇顾忌到男孩的弱小心灵。她像那种终日怀疑自己没有才华的艺术家，加倍疯狂地投入创作里，把剪成垃圾的物料在衣车上联结成一件旷世的杰作。抖动的手指紧紧按着布料向压板中央的针尖推进，速度过于急躁而几次差点把脆弱的指尖送进那锋利无比的刃端下。它们及时退开，又迎上去。男孩对一切迷惑不解，唯是本能地嗅到血腥。衣车的扎动节奏令他小小的心脏抽搐，他往后慢慢退开，直至站在门坎上，只盯着女孩赤白的背，和背上骨节蠕露的扭曲脊椎。衣车突然剎停，男孩的手脚猛地哆嗦了一下，差点瘫倒在地上。时间仿佛给死死地缝住。女孩像在进行某种仪式似地缓缓站起来，转身，面向着男孩，把刚刚在出神状态下裁成的一件东西高高举起，有如奉献祭品，然后把那幅东西比拼在自己的身上。那祭幡一样的东西突然又像魔术里的障蔽物一样掉下来，揭示出后面的精彩结果。地上躺着的只是一堆没头没身没手没脚的色彩斑斓的破布。后面没有变出老虎，而是一个除了白色小内裤之外袒露全身的少女。就算是从正面望去，也可以看见她左边的胸肋比右边凸出，右侧腹却较凹入，令整个上身有隐微的倾斜。裸身少女像服装店橱窗人偶般一动不动地站着，只有左手手指在平坦的小腹上来回揩擦，在肚脐下面涂画出一条浅浅的血痕。男孩哇的一声跑掉了。他听见房间内传出像抽泣又像衣车踏板交替起落的吱哎吱哎的声音。 当天晚上，男孩在走廊上心神恍惚地踢小胶球的时候，不小心让球滚进父母的房间里。那辆衣车已经回复隐藏，房间中央架起了熨衫板，床上堆着刚晾干的还夹在衣架上的衣服。男孩弯身从熨衫板下面爬过去捡回小胶球，不知怎的绊到电线，正开着的电熨斗就笔直地掉下，压在他左手的手背上。男孩痛得直流泪，爸妈闻声冲进来，同屋的许姑娘和两个女儿也过来看个究竟。爸爸焦急地把男孩抱起准备送到医院去，男孩在临出门口的一剎回头，瞥见那个曾经赤身裁衣的姐姐站在那里，像无知的小孩子似地吮吸着左手手指。男孩在医院里敷了令伤口加倍灼痛的橙色药水，本无大碍但却幻觉浑身发烧。在高热里他看见白衣人员在医院的通道上推着一个赤条条的少女，她的身上就算是最柔细的部分也缝满了密密麻麻的鲜红色线纹，仿佛不是一个人体而是一个布包娃娃。她不是在手术床上躺着而是以一种犹如瑜伽的奇怪姿态肢身扭曲作一团。再细看就会发现，她的左臂和自左乳至小腹的皮肤缝合，她的右腕和左小腿后部相连，脚掌相合，头部夸张地下垂，屈曲的颈椎节节凸现，右侧脸和右肩牢牢纫贴着，在蜷缠成团的身体下方，呈露着串联成密实的一线的阴唇瓣和两股。再推远一点，手术床变成了一辆巨大的衣车，工作桌上屈曲着的女体在恰当的角度和光线下展示出她扭曲的脸容。在巨型衣车的天平杆上，松松地挂着那条白色小内裤。男孩回家之后小铃姐姐就不见了，以后也没有再出现。没有人告诉他姐姐去了哪里，他也没有勇气去问。他其实已经知道，那个晚上在医院通道上和他擦身推过的怪胎，就是她。 男孩痊愈后，左手手背留下了疙疙瘩瘩的烙印。但正如熨斗能把衣服的绉折抚平，待那小手慢慢成长，疤痕就随着表皮日渐扩大的面积而消隐，直至差不多难以觉察。不久之后，我们就搬离那个租住房子，许姑娘和她的女儿的印象也在父母的谈话里越加疏落的提及中化开成反复洗濯的劣质布料上褪色的花纹。 栩栩，对不起，我不是说过不要奇观的吗？如此这般对身体施加的暴虐连我自己也吓呆了。这是哪里跑出来的东西？怎么和我日常自觉的平和如微风轻拂的记忆相差那么巨大？我怎么会容许自己去想和去说这样狎邪的场面？栩栩，我早前的承诺多少包含了不真诚的成分。正如男人们不介意甚至享受观看不相识的女孩拍摄色情影带，但主角假若换了是自己的妻女却必然会深感耻辱。我就是这样轻忽地对待小铃这个角色吗？就是把她视为如布娃娃般无伤大雅的玩物而大肆放纵自己荒诞的幻想吗？栩栩，请不要这样质问我。这会把我驱赶到失声痛哭的边缘。因为我们当中每一个也在不自觉地参与着这个暴力同盟的角色扮演。我扮演了男孩，也扮演了女孩。在我们歪斜的身体上有着扭曲人的共同遗传。女孩体验了屈辱和自残的痛苦，也进行了怪物性的自我缝做。也许我们必须满身流血，泪下连连，头额生角，肢体变形，我们才有可能成为那最后的胜家。 栩栩，我还要说说小姨何亚玉的故事。 何亚玉诞下零，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那时我该是到达了初次梦遗的年龄。这点毫无置疑。此前在我的男性器官还未发育成熟以至于能够对性刺激有所反应的年纪，我进医院做了割包皮的手术。在事前诊疗的过程中，我懵然不知发生什么事情，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也不知道进医院要做什么手术。我只知道常常要脱裤子给医生检查自己的下体，还给翻开包裹着龟头的皮层裸露出里面的湿滑而附积着脏脏的黏液的粉红色柔嫩小头儿。我记得那次医院里的女医生用她戴着像假人皮似的粉白色手套的指尖把那皮层翻开的时候，不知是怎样粗笨地弄痛了我，于是我就本能地把下身往后一缩，那半露出的小滑头也受惊似地退回那藤壶状的保护物里。女医生发出小声的不好意思的呼叫，笑着说：噢！好似个怕羞的细路女！我顿时感到血液向颈颊上涌，也同时自腹腔向那软垂的被羞辱的小东西冲去。我不知道女医生指的是我还是那东西。然后我就被安排做了那个手术。手术过程需要全身麻醉，所以情况就像一场昏睡，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少了一些东西。麻药效力过后阴茎就开始剧痛，那龟头原本被皮层呵护着的地方现在完全暴露出来，像刚从湿泥里滋长出来的鲜嫩浅粉红色蘑菇，在皮层的切割口周围套住了一个沾满半干的血块的塑料环，像一只血腥的婚戒。在之后的康复期里，我要每天把那受伤的小动物﹙还是小姑娘？﹚放在令人灼痛难当的消毒药水里浸泡。后来回去给女医生覆诊，她给我把那塑料环退去，拿冰冰的洁净的棉花在动物﹙或姑娘﹚的裸身的周围拭抹了一圈，整个地方就变得干净光滑。女医生像欣赏艺术作品或什么的，指尖在那东西变得异常敏感的尖端上轻轻捏了一下，说：好啦，宜家系个男子汉喇！我不明白她的说话，难道我以前不是个男生吗？莫非我接受的是变性手术？但在那更早的初始经验里，我不是已经确认了女生与我的不同吗？分别不就是她的无和我的有吗？但现在我的有被裁去了一点点，增加了无的缺失感，那我岂不是变得更远离男子汉而更接近女儿家吗？妈妈带我离开医院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到那终于变成了大丈夫或者相反变成了小姑娘的东西在我的裤裆内躁动不安地辗转反侧，仿佛在幻觉着那被硬生生剪去的被视为多余的一截皮肤。小姨何亚玉就是在那之后不久住到我们家里的。 小姨何亚玉年纪只比我大那十来岁，在爸妈拍拖时期的旧照片里，小姨还是个几岁大的小女孩，依偎在大姐何亚芝的怀里。小时候我们到阿公何华在牛头角公共屋邨的家里吃饭，小姨何亚玉还穿着校服。她念完中学就出来工作，和大铃姐姐一样也是通过爸爸介绍到刘升基的胸围厂做车衣女工。有时候小姨会从工厂拿一些廉价胸围回来送给妈妈。那些一整迭的堆起来像夹着谷地的两座小山的肉色东西，既粗糙生硬但又散发着不可触摸的神秘感。女人们像在街市评论蔬菜价钱或新鲜度似的在谈论它们，把它们仔细检视或者随便抛下。我就像没钱买菜的小乞丐一样，躲在人家脚下，待她们挑选完毕才偷偷捎去剩菜残渣。那个东西有两块巨型蛋壳状物料，附加多条纠缠不清的坚固带子，令我联想到古装西片里用来捆绑囚犯的刑具。那个年纪的我怎样也无法想像那两个巨型蛋壳将要覆盖着的是怎样的身体部位。在我的初始记忆中，裸身的衣车精灵胸口前面挂着的只是两个小梨子状的凸起物，无须以巨蛋覆盖、掩藏或保护。那是自然地垂在枝头让人任意采摘的诱人果子。而小姨在我家厕所早产昏倒的那个场面里，从妈妈掩蔽我双眼的手指缝隙间，我看见的就只是那丢在地上的仿佛是新鲜从人体上割下来的皮肤的小号乳罩，空荡软垂地横陈在于小方形地瓷砖的间隙里渗漫成格子图案的血水之上。 正如许多童年时发生的事情，包括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我是后来偶尔听爸妈谈及才知道实况，就像一个盲人要靠旁人的形容才知道自己置身于绝世仙景抑或是人间地狱，从而发出相应的赞叹或者惊怖的尖叫。他们说小姨何亚玉在工厂里交了个管工男友，而且很快就有了身孕。但那个男人却突然打退堂鼓，甚至抛下小姨自己转工跑掉。小姨家里知道她和别人有了孩子但又弄得一团糟，阿公一怒之下就把她赶出家门，于是她就来到我们家暂住。后来肚子渐渐隆起，工厂竟然借故把她辞退，爸爸想去找大老板刘升基，怎料老人家已经病卧在医院里，过不久就要和旧友董富在阴间重逢。我倒记得小姨整天一副颓唐容色，窝在我们家里发呆，不吃也不喝，好像想把自己和肚里的胎儿一并饿死，但是在她的手脚日渐消瘦的同时她的肚腹却成反比地日有增益。那时妈妈早已经没有做车衣家工，转了在姑妈董珍珠家里做帮佣。董珍珠女儿和女婿因为开手袋厂而发迹，搬了大屋但又不想请外人打理家务，所以就叫我妈妈去帮手。妈妈见小姨人生漫无寄托，就拿了些缝衣小活回来给她在家里做。退隐一段日子的衣车于是又重见天日，久违了的机轮运转又隆隆响起，但这次速度总好像慢了节拍，轮轴部件间总好像发出松脱或磨损的杂音，针头常常卡住布料，棉线老是崩断，脚踏板踩下去像沉沉的泥淖。爸爸说不如买一部新型电动衣车。但在还未真的买成，小姨就在洗澡的时候昏倒了。 医生说孕妇失血过多，昏迷不醒，婴儿用剖腹出生，早产两个月，而且健康状况不稳定。孩子是女婴，取名零。因为早产，脑部发展不全，出生过程里又一度缺氧，零先天性轻度智障，长大后脑袋有点扁平，左手麻痹萎缩，走路一拐一拐，像个缝歪了的布娃娃。奇怪的是小姨醒来之后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个子小小的她在床上彷如老了十几年的中年妇，令人认不出那就是照片里坐不稳的小女孩，或者一年前还青春焕发地坐在工厂衣车队伍里摇荡着男主管的心神的少女。小姨出院后就在工厂找了新的工作，重新坐在衣车前。那个男人竟然也回头找她，两人还结了婚，再生了一个小女儿，健康正常的，大家一起过了十年，才因为男人烂赌欠债而离婚收场。小姨也没怎样激动，好像只是弄坏了一件玩具，又或者玩具其实早就坏了。零在三岁时做了一趟脑部手术，在头顶打开了一个四吋的缺口，在里面缝缝补补的弄了些什么高科技的诊疗，但效果无从确知。除了智障和行动不便，零的成长大体健康，和妈妈颇为肖似。不，应该说，何亚玉长得越来越像她的女儿，说话越来越天真，对事情越来越没所谓，看见什么都只是耸肩一笑。 那些都是后来的琐事。我想回到小姨昏倒早产之后几天的事情。那天下午妈妈带我们到医院去看小姨。其他五个阿姨也在那里，包括何亚萍、何亚娴、何亚芳、何亚美、何亚如，阿婆麦妙娟也在，独欠阿公何华一个。一队面容相似的女人围在一起，在病房里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奇景。而在同一个楼层的育婴室里，还躺着另一个新生的。我挤在这个女人堆里，听着她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问答，然后她们当中不知谁说看看伤口。该是阿婆说的吧？因为我做完割包皮手术之后，阿婆来探我，也叫过迷糊虚弱的我在病床上拉起病人袍让她看看我那可怜鸡巴的惨况。看看伤口。阿婆说。是某个阿姨小心地把被单揭开，把袍子掀起，把包扎着腰腹的纱布翻开。在那皱如萎缩的气球的肚皮上，我看见衣车针头上下扎动的成果。那个晚上我梦见了衣车精灵，她精光的身子，在变成了衣车的手术床上，扭曲成一团怪胎。她以纫合在两腿间的右手从后方向我递出剪刀，她在歪斜的头脸下向我露出哀求的眼神，缝合的嘴巴徒劳地尝试撑开那强韧的丝线。我拿过剪刀，把它的锋口插进她下身的线隙间，卡察一声地把她的阴部剪开。然后我剪开她的嘴巴，她的臂，她的腿，她的脸，她的乳，她的股，她的腹，她的指，她的眼帘，她的鼻和耳。我要把她还原为那光洁的女身。无缝补无改造无扭曲无折迭的本然的肉躯。但我满怀好意的解救却弄巧反拙，释放的刀尖无心地刺进她的皮肉，把她加倍地弄得伤痕累累。她像一个烂絮娃娃，在我的手中迎刃而解，支离破碎，不复人形。我急出眼泪来，掷下剪刀，四处张望，想去找一辆衣车回来。我妄想用衣车把她的残躯愈合。但衣车呢？那辆脚踏衣车呢？ 我醒来的时候，内裤湿了一摊粘粘的液体。我不敢动，不敢起来把它更换。我再也睡不着，忍受着那脏湿直至天亮。然后我听见妈妈大清早开动洗衣机的声音。那是部刚买的新洗衣机，之前妈妈洗衣服一直用刷子和洗衫板。我捂着裤裆起床，像切腹的家伙害怕肠子掉满一地。妈妈以为我尿急或者肚子痛，让出了厕所。洗衣机就在厕所后面的厨房里。我关上门，脱下裤子，内裤里那东西浓稠腥臭。我把它像毒物一样用指尖捻着，打开运行中的洗衣机上盖，把它丢进去，看着它给卷进浊水的漩涡里。我站在那里，在洗衣机跟前，赤裸着下身，感到悬垂着的海绵体奇妙地慢慢充血，昂起。 那天爸爸就把旧衣车推到附近的垃圾站。但家里却没有再买新衣车。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