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传统——中世纪

西欧的黑暗时代几乎是未开化的。虽然不时可见伟大的人物、高贵的团体和美丽而高深的作品，但在自然和压迫者（如四处劫掠的野蛮人、流窜的罪犯和高高在上的贵族）面前，普通民众是无助的。欧洲的面貌令人生厌：这是一片废墟和荆棘的大陆，上面点缀着粗糙的堡垒和贫穷的乡村，零星的小市镇由几条坑坑洼洼的道路连接起来，除此之外就是大片的原始森林，在蛮荒程度上，那里的土地和居民堪与中非相比。与上述阴郁而几乎一成不变的蛮荒世界相比，中世纪代表了文明持续、稳定和艰难的进步。而文艺复兴则是突然的爆发式扩张，它冲破了时空和思想的界限，以令人眩晕和窒息的速度向外发展。 中世纪的许多进步体现在教育上，其首要标志之一是对古典思想、语言和文学理解的扩展和深入。 为了满足古典研究的需要，人们创立或改造了一些机构。就像天黑后接连亮起的街灯，各地纷纷建立大学：从最早的萨勒诺，到博洛尼亚、巴黎、牛津、剑桥、蒙彼利埃、萨拉曼卡、布拉格、克拉科夫、维也纳、海德堡、圣安德鲁斯，还有伊顿和温彻斯特中学。虽然教职工和大部分学生都是教士，但这些大学并非教会机构。它们是高等学校而非神学院，从创立伊始，它们的专业就不限于神学。它们致力于哲学教育，而非我们所理解的语言和文学：这里的哲学指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无论它经历了多么迂回的传播和奇特的演变。 与此同时，一些修道院僧团的学术水准也有了提高。特别是本笃会，它所树立的学习传统和美学情感一直流传到今天：许多保存最好的古典作品的中世纪抄本都是为本笃会图书馆抄写或者在那里保存的。 通信和旅行推动了这些学术活动，后者的影响尤为明显。中世纪的人是伟大的旅行者。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朝觐者，“骑士”已经去过西班牙南部、俄罗斯、非洲北部和土耳其，而“巴斯妇人”已经三赴耶路撒冷，还去过科隆和孔波斯特拉。与现在相比，当时出游求学的人要多得多。这个五方杂处的奇特群体（或者说 “流浪学者们 ”）在旅行和竞争中磨砺了自己的智慧锋芒，为古典文化常识的传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他们提升了哲学探讨的水准，通过辩论、竞争和批判，他们还为近代学术奠定了基础。当然，他们都说拉丁语， 而且经常只说拉丁语。他们用拉丁语争辩、通信、发表演讲、开玩笑和写讽刺诗。 这不是一种死语言而是活生生的话语。无论在哲学辩论还是科学、外交和礼貌的交谈中，它都是中世纪的国际语言。（在《历史研究》第五卷的第 495—496页， A.J.汤因比极其错误地认为这种拉丁语直接源自罗马贫民窟的“蹩脚拉丁语 ”。 事实上，下层民众的拉丁语演化成了各种现代罗曼语。国际拉丁语则直接传承了古典拉丁语，它是通过不曾间断的学术交流传统习得的，至多只在一定程度上受 到早期教会作品使用的俗拉丁语的影响。） 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对于 12、 13或 14世纪的智者为何要用拉丁语而非母语交流和著书立说感到难以理解。我们本能地觉得这是 “反动的 ”。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当时的人们并非在拉丁语和西班牙语或者英语这样的现代大语种之间做选择，而是在拉丁语和一些小众方言间做选择。这些方言在特性上远不如拉丁语丰富、灵活和高贵，懂得它们的人数也远逊于拉丁语。如果一位中世纪的哲学家想要写一本关于上帝的书，没有哪一种同时代的欧洲语言能够给他提供足够的词汇和句式，而且很少有哪种语言的影响力超过其所在教区。此外，方言很少以文字形式出现，于是当他要表达自己的想法时，拼写和句法就成了另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举一个现代的类似例子我们就明白了。假设荷属西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 （Cura.ao）上一个聪明的土著想要写一部关于本民族的小说，他可以选择当地的土话帕皮亚门托语（Papiamento），但他很快就会发现除了简单的对话和描写就再写不出什么来了。 而且在被翻译成荷兰语、英语或者西班牙语等 “文化语言”之前，除了库拉索岛居民之外没有人会读这本书。如果他是个用纳瓦霍语（Navaho）写作的印第安人，用罗曼什语写作的东瑞士本地人，用贡波语（ Gombo）写作的新奥尔良的克里奥尔人，或是用母语写作的巴斯克人、那不勒斯人和芬兰人，结果也是类似的。原因在于，本地语言或方言只对使用它们的群体有用，范围仅限于日常生活以及他们自己的歌谣和故事，只有大语种才适用于在整个文明世界交流思想和传播知识等更高层次的活动。 另一方面，中世纪的人们开始阅读更好的书籍。在黑暗时代，读者们把大量精力放在那些相对晚近和不重要的作者身上。中世纪纠正了这种态度。所有当时为人所知的最伟大古典作家的抄本开始被更多地传抄。寺院、修道院和大学的图书馆得到扩建和系统化。作为学术活动明白无误的标志，将拉丁语作品翻译成俗语的工作更加频繁，质量也明显提高了。 不过，希腊文仍然是一个几乎封闭的领域。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虽然某位中世纪的抄写员能够准确而美观地抄录拉丁文，但当他碰到希腊文时就卡壳了：他会写下一串不知所云的符号，或者在注释中抱怨说“因为这是希腊文，所以看不明白”。东西帝国的分裂几乎是彻底的。从古罗马一直到今天，拉丁文拥有未曾间断的学术传承：虽然遥远却未曾间断。我们的拉丁语的师承最终可以追溯到某个罗马人。但在黑暗时代，西欧对希腊文的了解几乎完全是空白，西方仅有的几块希腊口语的飞地并不属于主流文化。从古典拉丁文向古典希腊文扩展，几乎就像让我们重建印加语言那么困难。对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的了解可能也要超过希腊文。人们阅读的亚里士多德作品并非原文，而是拉丁语译本——其中一些是罗马帝国灭亡后不久由波伊提乌（Boethius）翻译的，另一些是犹太人从阿拉伯语转译而来，还有一些则是在圣托马斯·阿奎那主导下完成的，成为了对欧洲人全面再教育的组成部分。即使但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可能只认得区区几个希腊文单词。今天，当这两种语言同样成为死语言时，学生们几乎总是从拉丁语学起：这是中世纪学校课程的残余影响，也是罗马帝国分裂的遥远余波。不过，人们对拉丁语的了解是不断扩充和改善的。西欧各种语言因此得到了改进，它们大多直到黑暗时代结束之后才开始成型。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都通过引入古典拉丁语的单词扩充了自己的词汇——有时是些酸腐和愚蠢的字眼，但更多的是用于表述思想、艺术和科学理念的有价值的词汇，在此之前，这些理念一直因为语言的缺陷没能被恰当和准确地理解。英语也通过类似的方式扩展了自己。由于任何语言上的扩展必将使得人类思想更加灵活和丰富，文学也从中受益，它变得更加精巧和有力，体裁比过去丰富得多。人们研究拉丁文诗歌，试图用当时的欧洲语言超越它的美，这促成了许多近代民族文学的奠基，并极大地扩展了那些已有种类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