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个故事——信

    那是十一月。尽管时间尚早，可我拐进朗爵斯路时，天已经黑了。父亲已经结束一天的营业，关掉店里的灯并拉下了卷帘门；但为了让我回家时不至于陷入一片漆黑，他没有关掉通往公寓台阶上的灯。透过门上的玻璃，灯光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投射出大页书写纸大小的一片长方形区域。当我站在那片长方形区域，正要转动钥匙开门时，我看见了那封信。另外一个白色的长方形东西躺在往上数第五级台阶上，我不可能不发现它。 我关上门，像往常一样将钥匙放在贝利的《高级几何原理》后面。可怜的贝利。三十年里，没有人想要他写的这本灰色的厚书。有时候，我会好奇，他对自己的书成为书店钥匙的守卫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认为他不会想到自己花了二十年写出的杰作将是这样的命运。 一封信。给我的。这可算是一件大事。带有四个硬角的信封中，塞着厚厚一叠，信封上的字迹一定给邮递员制造了不少麻烦。虽然那些花体大写字母和打圈的字母说明笔迹的风格是老式的，但我的第一印象却是这些字出自孩子之手。那些不平滑的笔画不是突然淡出就是重重地刻进纸里。拼出我名字的那几个字母写得一点也不流畅。字母之间分得很开——M A R G A R E T L E A——又似乎跟前面的名字毫无关系。但是我不认识什么孩子。这时，我认为，信封上的字应该是出自一个残疾人之手。 这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昨天或前天，当我在忙碌时，一个不认识的人——一个陌生人，悄悄地、偷偷地——花工夫将我的名字写在这个信封上。究竟是谁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想着我？ 不等脱掉外套和帽子，我便一屁股坐到台阶上开始读信。（在确保自己身处一个稳定的位置之前，我绝不会阅读。这样的习惯源于一次事故，七岁时，我坐在一堵高墙上读《水宝贝》，书中所描写的水下生活让我如此着迷，以至于我无意识地放松了肌肉。我没有被脑海中栩栩如生的水的浮力托起来，而是急速落到地上，摔晕过去。现在我仍能摸到自己刘海下面的疤痕。阅读也可能是危险的。） 我打开信，从里面拉出一叠纸，大概有五六张，每张纸上都是同样费劲的字迹。多亏了我的工作，我在阅读不容易辨认的字迹方面很有经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秘诀。它所需要的只是耐心和练习。还有培养内在洞察力的意愿。当你阅读一份被水、火、光照破坏或仅仅是历经岁月的损耗的手稿时，你的眼睛需要审视的不仅仅是字母的形状，还需要观察其他书写痕迹。运笔的速度。笔力。书写过程中的停顿和松懈。你必须放松。什么事情都不要想。直到你进入一种梦境，梦里你曾是一支划过上等纸张的笔，纸面上留下了你流出的点点墨迹。然后你就能读懂手稿了。你将领会作者的意图，他的思绪，他的犹豫，他的渴望和他的意思。一切都会一清二楚，仿佛当笔快速在纸上行进时，你正是照亮纸面的那束烛光。 这封信倒没有像某些手稿那样难读。信以简略的“李小姐”开头，那些象形文字迅速幻化为字符、单词和句子。 我读到的文字如下： 我曾接受《班伯里先驱报》的一次专访。这些天，我必须留意察看报上有没有登我的人物专访文章。他们给我派来了一个奇怪的家伙。实际上是一个男孩。他长得跟男人一样高，但还透着青春期的婴儿肥。他穿着一套西装，显得很笨拙。这是一套为老男人设计的丑陋的棕色西装。领子、剪裁和材质，全部都不合适。儿子从学校毕业开始第一份工作时，母亲或许会给他买一套这样的西装，因为她认为自己的孩子总会长大并适合穿这样的衣服。但是男孩子脱下校服后，并不会马上摆脱稚气。 他的行为举止中有某些特别的东西。一种张力。我的目光落到他身上的那一刻，我就想：“啊哈，他在寻找什么？” 我对热爱真相的人一点儿也不反感。只不过他们都是很无趣的共事者。他们中的一些人总爱探究“说谎”与“诚实”的问题。这自然会让我恼火。但是，倘若他们不打扰我，我也不会伤害他们。       我不讨厌热爱真相的人，但我讨厌真相本身。和一个故事相比，真相里包含着多少援助和安慰作用？在漆黑的午夜，当大风像一只狗熊那样在烟囱里咆哮，真相有什么好处？当闪电袭向卧室墙壁上的阴影，当绵延的雨水拍打窗户时，真相有什么用？没有用。当恐惧和寒冷让床上的你变成一具雕像时，不要指望没有血肉的生硬真相会给予你帮助。在那样的时刻，你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所能带来的充分慰藉。一个谎言所营造的那种抚慰人心的安全感。 当然，有些作家不喜欢被访问。采访让他们生气。“同样的老问题，”他们抱怨说。好吧，他们在指望什么？记者是受雇佣的文人。我们作家才是名副其实的文人。记者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老旧答案，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说，编故事，是我们用来谋生的手段。所以每年我都会接受许多次采访。一生接受了数百次采访。因为我从来不相信天才需要远离别人的视线才能取得成就。我的天才不是一件脆弱的物品，新闻记者的脏手指不会让它畏缩。 早年，他们常常试图挑我的错。他们做调查，口袋里装着一星半点真相来访问我，他们算好时间拿出准备好的资料，指望能吓唬住我，使我透露更多真相。我必须小心谨慎。一步步将他们引向我所期望的方向，用我的诱饵轻轻地吸引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引向一个比他们原来所关注的更美妙的故事。一个精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会两眼放光，逐渐放松手中掌握的那一点点真相，最后真相会从他们的手里掉下来，掉到一边，不被理会。我的办法从未失败过。一个好故事永远比一段破碎的真相更为引人入胜。 然后，我一经成名，采访维达·温特便成了检验记者能力的一种仪式。记者们大致清楚他们能从采访中得到什么，假如他们没有听到故事，他们离去时便会深感失望。记者们会先快速地问一遍常规问题（您从哪里获得灵感？您笔下的角色是基于真实人物创造的吗？您笔下的主角和您自己有多少相似之处？），我给出的答案越是简短，他们就越喜欢。（我心里却不是那样想的。和我的回答不一样，一点儿也不一样。）接着，就轮到他们等候的东西了，他们来采访我就是为了听到那些东西。他们的脸上会写满梦幻与期待。他们就像是临睡前等待听故事的小孩子。他们会说，那您呢，温特小姐，跟我说说您自己的故事吧。 于是我便开始讲故事。其实只是简单的小故事，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一些经过巧妙组合的小片段，散布着一个令人难忘的主旨和几个亮点。它们只是被我丢弃在破布袋底部的边角废料。这样的故事我还有几百个。它们是小说和故事里被删除的片段，是从未完成的情节，是我从未找到用处的流产的人物和美景。它们是在编辑中被删减掉的碎片。接受采访就是把原本无用的破碎情节经过整合，重新缝在一起，完成时就是一篇全新的人物专访。 记者们走时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的手心里紧紧握着笔记本，就像生日派对结束后攥着糖果的小孩子。以后他们会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告诉他们的孙子孙女：“有一天，我见到维达·温特，她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回过头来继续说《班伯里先驱报》派来的那个男孩。他说：“温特小姐，告诉我真相。”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采访我的人往往都会设计各种计谋，处心积虑地引我说出真相，我在一英里之外就能认清他们，但这个男孩的要求算什么？太好笑了。我的意思是说，他究竟指望听到什么？ 一个好问题。他期望得到什么？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的热火。他紧紧地盯着我。搜寻，探究。他在寻找某种特殊的东西，我敢肯定。他的额头上都是汗。或许他身体有点不舒服。告诉我真相，他说。 我的内心涌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昨日再现。以前的生活犹如潮水一般，在我的胸中激荡，在我的血管里升起一波潮汐，向我的太阳穴送去阵阵涟漪。他的要求异常刺激。告诉我真相。       我仔细考虑了他的要求。我在脑子里反复思量，斟酌可能的结果。他扰乱了我的情绪，这个男孩子，他那苍白的脸庞和充满激情的眼睛让我感到不安。 “好吧，”我说。 一小时后他走了。心不在焉地与我道别，再也没有回头看。 我没有告诉他真相。我怎么可能告诉他真相呢？我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乏味、营养不良的小故事。没有火花，没有亮点，只有一些黯然失色的枯燥片段，我将它们粗糙地组织在一起。这种故事听起来很像是真实的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们以为真实的生活是那样的，其实并非如此。对我这样有才能的人而言，创造一个那么无趣的故事并不容易。 我透过窗户目送他。他拖着脚走上大街，垂头丧气，每一步都走得疲惫而费劲。所有的活力、能量和热情都消失不见了。是我杀死了它们。不全是我的责任。他本该更明智，不该相信我。 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但是我的胃里、太阳穴处和指尖所感受到的感觉——却久久挥之不去。想到那个男孩子所说的话，那种感觉就一阵阵向我袭来。告诉我真相。“不，”我说。我一遍又一遍地拒绝。不。然而就是没有办法驱走它。这让我分心。更糟糕的是，这还是一种威胁。最后，我与它达成协议。“现在不行。”它叹气、坐立不安，但最终它平静下来了。那种感觉平息后，我几乎忘记了它。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三十年以前？四十年以前？或许是更久以前。时间流逝的速度远比你想象得要快。 最近那个男孩的要求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告诉我真相。最近我的内心又再度感受到了那种奇怪的悸动。我的体内有一种东西在滋生，在分裂繁殖。我能感知到它，它在我的胃里，又圆又硬，大小和一个葡萄柚差不多。它吸走我肺里的空气，消耗我骨头里的骨髓。长久的蛰伏改变了它。它从一个温顺听话的东西变成了一个暴徒。它拒绝一切谈判，不接受讨论，坚持要求享有自己的权利。它不会接受一个否定的答案。真相，它发出回声，看着男孩离去的背影，重复着他所说的话。然后它转向我，揪紧我的内心，猛地一扭。我们达成了协议，记得吗？ 时候到了。 周一过来。你四点半到达哈罗门车站时，我会派车去接你。 维达·温特读完这封信后，我在台阶上坐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仿佛被咒语镇住了。信的字里行间蕴藏着某种魔力。这些出自专家巧手的词语，俘虏了我。它们像蛛丝一样缠住你的四肢，当你迷醉其中时，你便无法移动，它们刺穿你的皮肤，进入你的血液，麻痹你的思维。它们在你体内实施巫术。当我终于清醒过来时，我只能猜想自己刚才意识不清时所发生的事情。这封信对我干了什么？ 我对维达·温特所知甚少。自然地，我想起了通常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头衔：英国最受爱戴的作家；我们时代的狄更斯；全球最著名的在世作家；诸如此类。我当然知道她很受欢迎，但我后来做调查时，有关她的数据依然让我吃惊。五十六年中出版了五十六本书；作品被翻译成四十九种语言；在英国图书馆的出借榜上，温特小姐二十七次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作家；根据她的小说拍摄的电影长片多达十九部。就统计数据而言，最受争论的问题是：她作品的销售数量是否超过了《圣经》？回答该问题的困难倒不在于算出她作品的销量（这个数字成百万地不断变化），而在于获取《圣经》的可靠销量：不管一个人对“上帝”一词持怎样的看法，他的销售数据都是不可靠的。当我坐在台阶的最底端上时，最让我感兴趣的一个数字或许是“二十二”。一共有二十二名传记作家因为资料不足，或是缺乏勇气，抑或受到来自温特小姐本人的引诱或威胁，被说服放弃尝试挖掘有关她的真相。但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个与此有关的统计数字：我，玛格丽特·李，读过几本维达·温特写的书？一本也没读过。       我哆嗦着坐在台阶上，打哈欠，伸懒腰。回过神来后，我发现，在我精神不集中的时候，思维已经被重组。在被我忽视的记忆的碎石堆中，两则细节被特别挑出来，引发了我的思考。 第一个场景发生在店里，与我的父亲有关。一家私人图书馆拍卖旧书时，我们收进一箱子图书，拆包时发现里面有若干本维达·温特的书。我们书店不经营当代小说。“我会在午餐时段把它们送给慈善商店。”我说，随后便将它们放在桌子的一边。但是上午还没过完，四本书中的三本就没有了，卖掉了。买家分别是一位牧师、一名制图师和一个军事历史学家。我们的顾客——像大部分爱书人一样，外在的苍白脸色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热情——当他们发现平装本的温特的书、看见它们色彩丰富的封面时，似乎都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午饭后，我们完成了那箱书的拆包、编目和上架工作，店里没有顾客，我们便像往常一样坐下来阅读。时值深秋，外面正在下雨，窗户蒙上了一层雨雾。店里的煤气炉嘶嘶作响；我们对此听而不觉，并排坐在一起专心致志地看书，我们之间的距离既近又远。 “要我弄茶喝吗？”我从书中抽身出来问道。 没有回答。 我还是泡了茶，并放了一杯在他身旁的桌上。 一小时后，那杯茶原封不动地冷了。我泡了一壶新茶，又挨着他放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在桌上。他对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毫无知觉。 我轻轻地抬起他手中的书，看它的封面。那是维达·温特的第四本书。我把书恢复原位，仔细端详我父亲的脸。他不能听到我，也不能看见我。他正身处另一个世界，我好像是一个鬼魂。 这是我对温特的第一个记忆。 第二则细节是一幅肖像。一幅侧面肖像，明暗对比强烈，巨大的肖像居高临下，使得在它下面等车的上下班旅客都显得很矮小。那只是一张糊在地铁站内的招贴板上的宣传照，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它所刻画的形象却携着一股子庄严和神圣，犹如被遗忘已久的女王和远古文明所雕刻的石像。凝视肖像上眼睛的优美弧度，颧骨明晰流畅的轮廓，鼻子完美无瑕的线条及比例，你会大感惊讶，人类变化的偶然结果却能创造出一件类似肖像中的形象这样完美到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样的骨骼，若被未来的考古学家发现，会被视为一件工艺品，不是自然的粗糙产物，而是代表了艺术探索的最高峰。装饰这些骨骼的皮肤像雪花石膏一样泛着一种凝脂般的光泽，与之相比，那头精心设计的金铜色卷发更为光彩夺目，它们恰到好处地散落在漂亮的太阳穴和纤直、优美的颈项上。 仿佛还嫌美得不够，上帝又为她添上了一对非凡的眼眸。在摄影师娴熟的技术下，它们呈现出一种超人类的绿，绿得犹如教堂的玻璃窗，又像是翡翠或绿色的硬糖，它们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下面上下班旅客的脑袋。我不知道那天其他行人是否对这幅图片有着和我一样的感觉；他们读过温特的书，所以他们或许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我而言，望着那双又大又绿的眼睛，我禁不住想起那句俗话：“眼睛是通向心灵的大门。”可当我凝视她那双不动声色的绿色眼睛，我记得自己认为这个女人没有灵魂。 这些就是我收到信的那个晚上对维达·温特的所有了解。我对她知道得不多。尽管仔细想一想，或许别人也只知道这些。因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维达·温特——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脸、她写的书——但是与此同时，没有人了解她。她的秘密和她的故事一样有名，她全然是一个谜。 好吧，假如这封信是可信的，那么维达·温特是想说出有关她自己的真相。这本来就够奇怪的了，但是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更为奇怪：为什么她要把真相说给我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