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学评论家讲过一句话：“看一本小说，不要看他写了什么，要看他没有写什么。如同你听朋友说话，不要听他讲了什么，要听他没有讲什么。” 很了不起的一句话，对不对？ 我相信人最深最深的心事，在语言里面是羞于见人的，所以它都是伪装过的，随着时间、空间、环境、角色而改变。语言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它必须放到一个情境里去解读，而所有对语言的倚赖，最后都会变成语言的障碍。 写《舌头考》这篇小说时，写到吕湘参加联合国的会议，在会议中他看到来自爱沙尼亚的乌里兹别克教授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学者的嘲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便联合退席抗议，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是退席，还是留下来？他所反映的就是当时中国的处境，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已经和苏联老大哥闹翻，进退两难。 吕湘一生总是在考虑“要站对边”这件事，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站错边的悲剧下场，被关在牛棚里，挨饿了很久。 “文化大革命”期间，吕湘坐过三年的牢。有一阵子，红卫兵搞武斗，鸡犬不宁，吕湘给关在牢里忘了，饿了好几天。他昏沉沉在牢里觉得自己已经死了。死了的时候从胃中上腾一种空乏的热气。他知道，是胃在自己消化自己。吕湘有点害怕，便开始啃牢房上的木门。像小时候看到的老鼠啮咬木箱一样。把一块一块的木屑嚼碎，嚼成一种类似米浆的稠粘液体，再慢慢吞咽下去。 大陆“文革”的主角红卫兵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当他们把吕湘斗进牛棚里，又去斗另一个人时，就把吕湘给忘了，让他待在牛棚里啃木头，活了一段期间，这时候他开始思考语言这个东西。 外面的年月也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吕湘觉得解决了“吃”的物质问题之后，应该有一点“精神”生活。 他于是开始试图和自己说话。 吕湘在很长的时间中练习着舌头和口腔相互变位下造成发声的不同。 这非得有超人的耐心和学者推理的细密心思不可。 到了“文革”后期，出狱之后的吕湘练就了一种没有人知道的绝活。他可以经由科学的对舌头以及唇齿的分析控制，发出完全准确的不同的声音。 我们小时候都曾经玩过这样的游戏，模仿老师或是父母的声音，而有些人确实模仿得很像，就像鹦鹉一样，但是他只是准确地掌控了声音，没有内容。
